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五号屠场》在主题、人物形象、语言和情节等方面都充分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写作原则。本文从模糊性、多重性和零散性三个方面对《五号屠场》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进行文本分析。
关键词： 小说《五号屠场》 不确定性 模糊性 多重性 零散性
《五号屠场》是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冯内古特的代表作，也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品之一。《五号屠场》在主题、人物形象、语言和情节等方面都充分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写作原则。笔者拟从模糊性、多重性和零散性三个方面对《五号屠场》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进行文本分析。
一、模糊性
作者在小说中明确表示：“这本故事中几乎没有真正的人物，也几乎没有戏剧性的冲突，因为书中的大多数人病弱无助，成了被难以抗拒的势力抛上抛下的玩物。毕竟，战争的一个主要后果是人们不想成为真正的人物。”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扁平性的，具有很大的模糊性，读者很难辨认他们的实际身份。
比利是小说的主人公，作者对他的外表描述着墨不多，只有寥寥数语。“他是个长相滑稽的孩子，长大了变成了长相滑稽的青年——高挑羸弱，身材像可口可乐的瓶子”。“比利的样子愚蠢滑稽——六英尺三英寸高的个子，肩和胸就像一盒厨房用的火柴”。读者只知道比利又高又瘦，而他究竟长什么样子却不得而知，因为作者自始至终没有对比利的五官进行描述。像比利这种瘦弱不堪的人怎么能去参加战争，又如何能在战争中得以幸存等，作者在文中没有交代。战后，比利与相貌丑陋的瓦伦西亚结了婚，最后在岳父的帮助下做验光配镜生意发了财，但是作者对他的婚姻生活和工作的具体情况却较少提及。因此，比利的形象貌似清晰，实际上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影子，作者留下的大量的文本空白给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对作品进行再创造，创造出自己心目中的人物形象。
除了比利，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形象也是模糊不清的。十八岁的韦利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孩子，这是因为他又笨又胖，而且身上总有一股咸肉的臭味。他包裹严实，浑身发热，他从家中带来的五层厚的围巾从鼻梁向下遮住了他的整张脸。就连比利也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孔，当比利曾经想象这张脸长得怎么样时，想到的竟然是鱼缸里的一只蛤蟆。处在童年末端的韦利是如何参军入伍的，为什么他身上总是有一股咸肉味，他浑身发热，却又为何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所有的这一切不仅仅使读者，更使故事中人物对其充满了遐想。
流浪汉的形象更为模糊，他在小说的第三章里以美军战俘的身份出现在德军运送战俘的火车车厢里，在第四章里就默默无闻地死了。人们始终不知道四十岁的流浪汉姓什名谁，何等模样，来自何方，为什么流浪，又是怎样参军入伍而成为战俘的。他在这节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的污秽不堪的车厢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九天。面对这种恶劣至极的生存状况他却一直说着“情况还不算太坏”。流浪汉的话语让人对他过去的悲惨经历产生种种猜想，他从前究竟过着怎样的非人生活而使得他在如此境况下泰然自若。除此之外，四十四岁的中学教师德比、偷车贼拉扎罗、比利的妻子瓦伦西亚、二十岁的电影明星蒙塔娜等人物的形象也都十分模糊，笔者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二、多重性
小说主人公比利作为随军牧师助理在战争中得以幸存，被俘后送至战俘营，后又被送到德累斯顿的屠宰场当劳工，见证了德累斯顿大轰炸。这场“欧洲历史上最大的杀戮”给他造成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创伤——他患了精神分裂症，幻想着自己被飞碟绑架，被送到特拉法玛多星球的动物园中进行展出。比利常常在断裂的时空环境中幽灵般地穿梭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层面和地球及特拉法玛多星球之间的空间层面。比利的形象具有明显的多重性，这种多重性使得他的形象充满了不确定性：时而滑稽可笑、呆呆傻傻，时而以德报怨、济世救人，时而又唯利是图、金钱至上。
1.滑稽可笑、呆呆傻傻。
比利作为一名战士，没有传统作品中的英雄形象，给读者的印象却是反英雄形象。战争中的比利是一名随军牧师助理。他既没有打击敌人的实力，又没有帮助朋友的能量，只是一个受人欺凌的无能之辈。在战争中得以幸存之后，他成了一名被打散的游兵，与另外三个游兵一同行进在敌人的后方。“拖在最后面的是比利·皮尔格林，空着两手，沮丧地做好了送死的准备。比利的样子愚蠢滑稽……他没有头盔，没有大衣，没有武器，没有靴子。他脚上穿的是参加父亲葬礼时买的便宜的低帮便鞋，丢失了一只鞋跟，走起路来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地颠簸”。“他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当兵的。他看上去像一只脏兮兮的火烈鸟”。在行进过程中，他不会做出任何反应来拯救自己的性命，必须在韦利的拳打脚踢之下才能勉强前进。被俘之后，他又是受人欺凌和嘲弄的对象，在战俘车厢里，比利成了倒粪人，可当他想躺下睡觉的时候，每个人都叫他滚远点，好像他对所有人都犯下了滔天罪行。于是可怜巴巴的比利不得不站着睡觉，要么根本不睡。在俘虏营分发衣服时，比利是唯一拿到死去平民衣服的人。衣服太小，根本不适合他穿。因此，当他穿上它时，衣服后背和肩部撕裂开来，两只袖子完全脱落，外衣变成了一件毛领子的马夹。“德国人在他身上看到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可笑滑稽的一幕。他们笑了又笑”。“他现在穿着银靴子，裹着皮手筒，像宽大的长袍一样披着一块天蓝色的帘子”。路上的很多人发现比利特别搞笑，一名外科医生甚至以为他在故意扮小丑搞笑，而比利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想极力地表现得友好。战后，由于德累斯顿惨绝人寰的大轰炸给比利留下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他仍然处处显得傻里傻气。比利呆呆傻傻、滑稽可笑、任人欺凌的形象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引人捧腹之余，也使读者对他寄予了更为深切的同情，同时充分地暴露了战争的荒谬性和残酷性。
2.以德报怨、济世救人。
处处显得滑稽可笑、呆呆傻傻的比利有时候却又像是宽恕一切、挽救苍生的救世主。在小说中，作者曾多次把比利与耶稣联系在一起。没有头盔、没有武器、根本不像一个兵的比利是伴随着挂在他墙上的耶稣受难的十字架长大的，他对耶稣抱着驯顺的信仰。作者在小说的篇首题词引用了一首著名圣诞歌的四行诗：“牛群哞哞叫，/圣婴惊醒了。/小主啊耶稣，/不哭也不闹。”在第九章，当比利看到他的交通工具——马的惨状时，眼里冒出了泪水。而在战争中，他从来没有为别的任何事物哭泣过。而且后来人到中年，有时他也会独自静静地哭泣，但从来不会号啕大哭。此时作者再次提到了这首诗，很显然作者有意把比利的形象和济世救人的耶稣联系在一起。比利像耶稣一样，对一切人类的苦难都淡然处之。被俘前的比利被韦利拳打脚踢而毫无反抗之意。被俘之后的他受尽欺凌，却对欺凌他的人毫无仇恨和怨言，这一点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有相似之处。但是同时，比利也非常关注人类的生存，试图像耶稣一样在地球上传播拯救人类的新福音，他借助时间旅行到特拉法玛多星球去寻求世界和平的秘诀：“我来的星球上，有史以来一直纠缠在疯狂的屠杀中。……所以把和平秘诀告诉我，让我带回地球，拯救我们所有人：一个星球上怎样才能和平相处？”由此，我们看到了比利想要挽救苍生的救世主形象。这也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控诉和对和平的渴望。 3.唯利是图、金钱至上。
尽管比利饱受战争的戕害，但他从战场归来时却还不忘带回一颗硕大的钻石作为战利品。可见，比利是庸俗的，他和大多数人一样，摆脱不了对金钱的狂热。战后的比利与因不停地吃东西而身体庞大得像一座房子的瓦伦西亚结了婚。他之所以跟相貌丑陋、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娶的瓦伦西亚结婚是因为她是一位有钱人的女儿。他婚后得到了报偿：他的岳父送给他一辆新的别克，一套全电器的住所，让他当生意最兴隆的伊利昂分店的经理，这使得他每年至少可挣得三万美元的收入。而比利的父亲曾经只不过是个理发的。正如他母亲所言：皮尔格林家的社会地位提高了。由此可见，比利的婚姻跟爱情毫无关系，是完全建立在金钱之上的。这不仅折射出了比利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一面，而且表达了作者对拜金主义盛行、精神道德荒芜的美国社会的嘲讽。
三、零散性
在后现代派小说中，作为主体的人丧失了中心地位，已经零散化，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五号屠场》中人物的形象呈现出强烈的零散化特点，主要表现为主体之死和情感的消失。
小说主人公比利被俘前被韦利踢打而丝毫不反抗，被俘后的他饱受欺凌和嘲弄而毫无怨言，战后的他为了金钱而跟丑陋的瓦伦西亚结了婚。他和妻子之间没有爱情可言，就连妻子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时，他也没有作出强烈的反应。对儿女他也表现得漠不关心，作者在小说中多次提到比利的儿子罗伯特曾经是个问题少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不是一位尽职的父亲。他也不是一位孝顺的儿子，当他的父亲在狩猎意外身亡时，他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悲哀。比利对母亲的感情很奇特，当他的母亲来精神病房看他时，他一直用毯子蒙住自己的脸，不愿直面自己的母亲，他觉得她让他感到愧疚，感到自己忘恩负义，软弱无能，因为她千辛万苦给了他生命，让这个生命活在世上，而他却在见证了德累斯顿大屠杀之后，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根本就不喜欢活在世上。可见，比利的自我早已经被战争消耗殆尽，到了和平年代依然没有恢复过来，并且日益严重。为了逃避现实，他不断地在时空旅行中穿梭，情感的表达越来越少，与现实世界的隔阂越来越大。因此，毕利的形象非常突出地体现了主体之死和情感消失的零散化特点。
十八岁的韦利也强烈地呈现出主体之死和情感消失的零散化特征。他由于呆笨、肥胖，而且身上总有一股咸肉的臭味而不讨人喜欢。在家乡，他总是被不喜欢与之为伍的人撂在一边。“每当韦利被人撂在一边时，他就去找一个比他自己更不讨人喜欢的人，与那个人一起胡闹一阵子，假装两人是朋友。然后他就找一个借口，把那人狠狠揍一顿”。被排斥的孤独感使韦锐的心理产生了严重的畸变，正是出于这种畸形的报复心理，他由想要挽救比利的性命而转为疯狂地要置其于死地。“韦利将他的右脚战靴向后收，瞄准脊椎，准备一脚踢向这条裹藏着比利无数重要线路的管道。他要砸碎这条管道”。
除此之外，七十岁高龄的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朗福德身上也体现出明显的零散化特点。他娶了她的第五任妻子、二十三岁的莉莉不是出于爱情，因为他对她根本不怎么了解，他只是想在公众面前证明他是个超人。住院期间，他常常用各种方式对医务员工说，那些体弱多病的人就应该去死。因此，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充满仇恨、自负而又心狠的老人。可见，朗福德的情感也已经消失，他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另外，拉扎罗、瓦伦西亚、莉莉等人物形象也具有明显的零散化特点，而且主要表现为主体之死或情感的消失。在后现代世界里，主体已经丧失了中心地位，自我没有立身之地，剩下的只是身心肢解式的零散化。
参考文献：
［1］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详解［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1.
［2］冯内古特著.虞建华译.五号屠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8.
［3］郭红.《五号屠场》中荒诞的人物形象［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6）.
［4］杨仁敬等.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项目（2011GWX029）“《五号屠场》：走向不确定的后现代世界”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小说《五号屠场》 不确定性 模糊性 多重性 零散性
《五号屠场》是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冯内古特的代表作，也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品之一。《五号屠场》在主题、人物形象、语言和情节等方面都充分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写作原则。笔者拟从模糊性、多重性和零散性三个方面对《五号屠场》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进行文本分析。
一、模糊性
作者在小说中明确表示：“这本故事中几乎没有真正的人物，也几乎没有戏剧性的冲突，因为书中的大多数人病弱无助，成了被难以抗拒的势力抛上抛下的玩物。毕竟，战争的一个主要后果是人们不想成为真正的人物。”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扁平性的，具有很大的模糊性，读者很难辨认他们的实际身份。
比利是小说的主人公，作者对他的外表描述着墨不多，只有寥寥数语。“他是个长相滑稽的孩子，长大了变成了长相滑稽的青年——高挑羸弱，身材像可口可乐的瓶子”。“比利的样子愚蠢滑稽——六英尺三英寸高的个子，肩和胸就像一盒厨房用的火柴”。读者只知道比利又高又瘦，而他究竟长什么样子却不得而知，因为作者自始至终没有对比利的五官进行描述。像比利这种瘦弱不堪的人怎么能去参加战争，又如何能在战争中得以幸存等，作者在文中没有交代。战后，比利与相貌丑陋的瓦伦西亚结了婚，最后在岳父的帮助下做验光配镜生意发了财，但是作者对他的婚姻生活和工作的具体情况却较少提及。因此，比利的形象貌似清晰，实际上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影子，作者留下的大量的文本空白给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对作品进行再创造，创造出自己心目中的人物形象。
除了比利，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形象也是模糊不清的。十八岁的韦利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孩子，这是因为他又笨又胖，而且身上总有一股咸肉的臭味。他包裹严实，浑身发热，他从家中带来的五层厚的围巾从鼻梁向下遮住了他的整张脸。就连比利也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孔，当比利曾经想象这张脸长得怎么样时，想到的竟然是鱼缸里的一只蛤蟆。处在童年末端的韦利是如何参军入伍的，为什么他身上总是有一股咸肉味，他浑身发热，却又为何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所有的这一切不仅仅使读者，更使故事中人物对其充满了遐想。
流浪汉的形象更为模糊，他在小说的第三章里以美军战俘的身份出现在德军运送战俘的火车车厢里，在第四章里就默默无闻地死了。人们始终不知道四十岁的流浪汉姓什名谁，何等模样，来自何方，为什么流浪，又是怎样参军入伍而成为战俘的。他在这节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的污秽不堪的车厢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九天。面对这种恶劣至极的生存状况他却一直说着“情况还不算太坏”。流浪汉的话语让人对他过去的悲惨经历产生种种猜想，他从前究竟过着怎样的非人生活而使得他在如此境况下泰然自若。除此之外，四十四岁的中学教师德比、偷车贼拉扎罗、比利的妻子瓦伦西亚、二十岁的电影明星蒙塔娜等人物的形象也都十分模糊，笔者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二、多重性
小说主人公比利作为随军牧师助理在战争中得以幸存，被俘后送至战俘营，后又被送到德累斯顿的屠宰场当劳工，见证了德累斯顿大轰炸。这场“欧洲历史上最大的杀戮”给他造成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创伤——他患了精神分裂症，幻想着自己被飞碟绑架，被送到特拉法玛多星球的动物园中进行展出。比利常常在断裂的时空环境中幽灵般地穿梭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层面和地球及特拉法玛多星球之间的空间层面。比利的形象具有明显的多重性，这种多重性使得他的形象充满了不确定性：时而滑稽可笑、呆呆傻傻，时而以德报怨、济世救人，时而又唯利是图、金钱至上。
1.滑稽可笑、呆呆傻傻。
比利作为一名战士，没有传统作品中的英雄形象，给读者的印象却是反英雄形象。战争中的比利是一名随军牧师助理。他既没有打击敌人的实力，又没有帮助朋友的能量，只是一个受人欺凌的无能之辈。在战争中得以幸存之后，他成了一名被打散的游兵，与另外三个游兵一同行进在敌人的后方。“拖在最后面的是比利·皮尔格林，空着两手，沮丧地做好了送死的准备。比利的样子愚蠢滑稽……他没有头盔，没有大衣，没有武器，没有靴子。他脚上穿的是参加父亲葬礼时买的便宜的低帮便鞋，丢失了一只鞋跟，走起路来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地颠簸”。“他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当兵的。他看上去像一只脏兮兮的火烈鸟”。在行进过程中，他不会做出任何反应来拯救自己的性命，必须在韦利的拳打脚踢之下才能勉强前进。被俘之后，他又是受人欺凌和嘲弄的对象，在战俘车厢里，比利成了倒粪人，可当他想躺下睡觉的时候，每个人都叫他滚远点，好像他对所有人都犯下了滔天罪行。于是可怜巴巴的比利不得不站着睡觉，要么根本不睡。在俘虏营分发衣服时，比利是唯一拿到死去平民衣服的人。衣服太小，根本不适合他穿。因此，当他穿上它时，衣服后背和肩部撕裂开来，两只袖子完全脱落，外衣变成了一件毛领子的马夹。“德国人在他身上看到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可笑滑稽的一幕。他们笑了又笑”。“他现在穿着银靴子，裹着皮手筒，像宽大的长袍一样披着一块天蓝色的帘子”。路上的很多人发现比利特别搞笑，一名外科医生甚至以为他在故意扮小丑搞笑，而比利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想极力地表现得友好。战后，由于德累斯顿惨绝人寰的大轰炸给比利留下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他仍然处处显得傻里傻气。比利呆呆傻傻、滑稽可笑、任人欺凌的形象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引人捧腹之余，也使读者对他寄予了更为深切的同情，同时充分地暴露了战争的荒谬性和残酷性。
2.以德报怨、济世救人。
处处显得滑稽可笑、呆呆傻傻的比利有时候却又像是宽恕一切、挽救苍生的救世主。在小说中，作者曾多次把比利与耶稣联系在一起。没有头盔、没有武器、根本不像一个兵的比利是伴随着挂在他墙上的耶稣受难的十字架长大的，他对耶稣抱着驯顺的信仰。作者在小说的篇首题词引用了一首著名圣诞歌的四行诗：“牛群哞哞叫，/圣婴惊醒了。/小主啊耶稣，/不哭也不闹。”在第九章，当比利看到他的交通工具——马的惨状时，眼里冒出了泪水。而在战争中，他从来没有为别的任何事物哭泣过。而且后来人到中年，有时他也会独自静静地哭泣，但从来不会号啕大哭。此时作者再次提到了这首诗，很显然作者有意把比利的形象和济世救人的耶稣联系在一起。比利像耶稣一样，对一切人类的苦难都淡然处之。被俘前的比利被韦利拳打脚踢而毫无反抗之意。被俘之后的他受尽欺凌，却对欺凌他的人毫无仇恨和怨言，这一点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有相似之处。但是同时，比利也非常关注人类的生存，试图像耶稣一样在地球上传播拯救人类的新福音，他借助时间旅行到特拉法玛多星球去寻求世界和平的秘诀：“我来的星球上，有史以来一直纠缠在疯狂的屠杀中。……所以把和平秘诀告诉我，让我带回地球，拯救我们所有人：一个星球上怎样才能和平相处？”由此，我们看到了比利想要挽救苍生的救世主形象。这也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控诉和对和平的渴望。 3.唯利是图、金钱至上。
尽管比利饱受战争的戕害，但他从战场归来时却还不忘带回一颗硕大的钻石作为战利品。可见，比利是庸俗的，他和大多数人一样，摆脱不了对金钱的狂热。战后的比利与因不停地吃东西而身体庞大得像一座房子的瓦伦西亚结了婚。他之所以跟相貌丑陋、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娶的瓦伦西亚结婚是因为她是一位有钱人的女儿。他婚后得到了报偿：他的岳父送给他一辆新的别克，一套全电器的住所，让他当生意最兴隆的伊利昂分店的经理，这使得他每年至少可挣得三万美元的收入。而比利的父亲曾经只不过是个理发的。正如他母亲所言：皮尔格林家的社会地位提高了。由此可见，比利的婚姻跟爱情毫无关系，是完全建立在金钱之上的。这不仅折射出了比利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一面，而且表达了作者对拜金主义盛行、精神道德荒芜的美国社会的嘲讽。
三、零散性
在后现代派小说中，作为主体的人丧失了中心地位，已经零散化，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五号屠场》中人物的形象呈现出强烈的零散化特点，主要表现为主体之死和情感的消失。
小说主人公比利被俘前被韦利踢打而丝毫不反抗，被俘后的他饱受欺凌和嘲弄而毫无怨言，战后的他为了金钱而跟丑陋的瓦伦西亚结了婚。他和妻子之间没有爱情可言，就连妻子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时，他也没有作出强烈的反应。对儿女他也表现得漠不关心，作者在小说中多次提到比利的儿子罗伯特曾经是个问题少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不是一位尽职的父亲。他也不是一位孝顺的儿子，当他的父亲在狩猎意外身亡时，他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悲哀。比利对母亲的感情很奇特，当他的母亲来精神病房看他时，他一直用毯子蒙住自己的脸，不愿直面自己的母亲，他觉得她让他感到愧疚，感到自己忘恩负义，软弱无能，因为她千辛万苦给了他生命，让这个生命活在世上，而他却在见证了德累斯顿大屠杀之后，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根本就不喜欢活在世上。可见，比利的自我早已经被战争消耗殆尽，到了和平年代依然没有恢复过来，并且日益严重。为了逃避现实，他不断地在时空旅行中穿梭，情感的表达越来越少，与现实世界的隔阂越来越大。因此，毕利的形象非常突出地体现了主体之死和情感消失的零散化特点。
十八岁的韦利也强烈地呈现出主体之死和情感消失的零散化特征。他由于呆笨、肥胖，而且身上总有一股咸肉的臭味而不讨人喜欢。在家乡，他总是被不喜欢与之为伍的人撂在一边。“每当韦利被人撂在一边时，他就去找一个比他自己更不讨人喜欢的人，与那个人一起胡闹一阵子，假装两人是朋友。然后他就找一个借口，把那人狠狠揍一顿”。被排斥的孤独感使韦锐的心理产生了严重的畸变，正是出于这种畸形的报复心理，他由想要挽救比利的性命而转为疯狂地要置其于死地。“韦利将他的右脚战靴向后收，瞄准脊椎，准备一脚踢向这条裹藏着比利无数重要线路的管道。他要砸碎这条管道”。
除此之外，七十岁高龄的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朗福德身上也体现出明显的零散化特点。他娶了她的第五任妻子、二十三岁的莉莉不是出于爱情，因为他对她根本不怎么了解，他只是想在公众面前证明他是个超人。住院期间，他常常用各种方式对医务员工说，那些体弱多病的人就应该去死。因此，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充满仇恨、自负而又心狠的老人。可见，朗福德的情感也已经消失，他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另外，拉扎罗、瓦伦西亚、莉莉等人物形象也具有明显的零散化特点，而且主要表现为主体之死或情感的消失。在后现代世界里，主体已经丧失了中心地位，自我没有立身之地，剩下的只是身心肢解式的零散化。
参考文献：
［1］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详解［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1.
［2］冯内古特著.虞建华译.五号屠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8.
［3］郭红.《五号屠场》中荒诞的人物形象［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6）.
［4］杨仁敬等.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项目（2011GWX029）“《五号屠场》：走向不确定的后现代世界”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