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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被称作“民国第一写手”的报人、作家张恨水先生，在其从事新闻业的三十年中，不论是主编副刊还是在报纸上连载小说，业绩都被业界视为典范。站在今天的角度，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重新审视张的工作，会发现张在那个时代试图通过报纸的副刊来建构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空间，其小说里也处处体现着公共空间的特性。
【关键词】张恨水 公共空间 副刊 小说
用狄更斯的话说，著名报人、作家张恨水先生是处在一个既是最好的又是最坏的年代。张恨水生于清末的1895年，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第二年，既是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又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转型期。他的幼年和少年是生活在典型的封建社会，而他的青、壮年又经历了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和北洋军阀的内战及北伐战争，他的中年则是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锤炼，他的老年又是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他的晚年，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用其子张伍的话来说“他跨越了两个世纪，经历了数次的改朝换代，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一部传奇。”①也许正是这样的传奇人生经历，才造就了他的辉煌成就。
批判社会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张恨水当然也不例外。自古至今，中国文学都不乏批判精神，自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学说、儒家 “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即可见一斑，但中国缺的是进行理性社会批判的土壤，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基础和专制制度的影响下，在理想遭遇现实摧残时，文人们关注“一人或一家”之事就不足为奇了。而只有在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建构起公共领域的前提下，才能够“挥毫抨击不平世事”。
公共领域的理论是德国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于1962年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的，哈氏所谓的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②媒介的独立性使得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公共舆论空间有了实现的基本条件。在中国，自晚清以来，形成了以租借为依托的都市，加之民办报刊大量出现，知识分子似乎渐渐获得了哈氏所谓的这种公共领域。
对于张恨水而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职业是记者、编辑，写小说是因为职业关系，是为了报纸的需要”。张恨水从事报刊工作三十余年，先后主编或参与编辑了《皖江报》、《益世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南京人报》、《新民报》等报刊，在他的新闻生涯中，做过外勤记者、做过校对、编辑、主笔、总编辑，还曾经自己办过报纸《南京人报》，被业界人称为中国报刊史上少有的采、写、编、管都很在行的“全能报人”。作为“民国第一写手”，众人第一反应是写小说的张恨水，和公共空间几乎是扯不上任何关系的，可是作为报人，作家的张恨水身上体现着那个时代新闻人的自由、独立、批判精神，同时他为报纸而创作的小说，紧跟时代步伐，在虚拟的小说故事中写实社会。因而他身上体现着公共空间的影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积极将副刊营造成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空间
张恨水的职业生涯真正起飞是在遇见成舍我之后，1924年，成舍我在北京创立《世界晚报》，张恨水成为其重要帮手，一手包办副刊《夜光》，令人耳目一新的《夜光》出现在众人眼前，受到了读者的欢迎。随后成舍我又创办了《世界日报》，张恨水也就再次包揽了副刊《明珠》的工作。成舍我一生效仿美国新闻大王赫斯特想当中国的新闻大王，办自家民营的报纸。他的愿望是“第一是要说自己想说的话；第二是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成的这种报刊独立性思想实质上是在探索对知识分子公共话语空间的一种架构，在这种新闻理念的指导下，张恨水办的副刊也具有鲜明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另外，当时社会的动荡局面，各派力量的较量，外加政府的压制，报纸常常迫于政治压力只能象征性的刊登些时政要闻，新闻渐渐丧失其监督政府、监测环境的作用，反而副刊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以及散漫自由的特点，开始成为文人论政的一个重要场地和空间。副刊是张恨水政治思想繁衍的“后花园”，他喜欢在谈天说地的文字中抨击政治，在他看来只有针对当前社会问题写出的文史小品、杂文随笔才算是有意义的。因此当“济南惨案”发生时，为了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他在《世界日报》副刊《明珠》上接连发表《耻于日人共事》、《亡国的经验》、《中国不会亡国》等一系列短评，并号召众多的同行者和广大的读者，认清事实。1938年1月15日的发刊词《这一关》中他这样说道“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我们只有绝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举，所以副刊的命名有充分的呐喊意义包含在内。”因而，他把重庆《新民报》副刊命名为《最后关头》。在张的努力下，《明珠》和《夜光》开始渐渐接近哈氏的公共领域，为广大知识分子建构了一个公共话语空间。
然而要想把副刊建设成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空间，单靠一个人唱“独角戏”是不可能的，不仅需要读者的声音，更需要更多知识分子的声音与文字。张恨水为了让副刊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进入这样一个公共话语的世界，也为了保证《明珠》、《夜光》的稿件质量，他做了一件当时在北京报界破天荒的事，在报上公开招聘特约撰稿人，由他自己亲自出题考试，他自拟了几个条件：一、须是学生；二、对新闻事业有兴趣；三、勤苦耐劳，当然文字一定要佳是必备的了。在众多的报考者中，最终选中张友渔、马彦祥（凡鸟）、朱贻荪（虚白）、吴秋尘（凖）4人，这四个人都有一枝健笔，后来在新闻界、文艺界享有盛名，吴秋尘去天津主编《北洋画报》后，张又补选了胡春冰。这些人的加入，使《明珠》、《夜光》珠联璧合，更加灿烂，被当时的新闻界及读者戏称为“明珠党”，可见读者对《明珠》、《夜光》喜爱之深了。
另外由于张恨水的倾心尽力，副刊得到了很多名家的支持，如茅盾、老舍、沈伊默、章士钊等人皆有文章发表其上。几十年后，铮洵先生回忆到：“恨水为北平《世界日报》主编副刊《明珠》。予日读之，暇偶投数稿，皆承采录，且函约晤谈，一见即如平生欢。”
二、作品中的公共空间
在张恨水的报人生涯中，除了编辑、主编副刊之外，另一主要工作就是写小说，正如前文引用的张的原话，他写小说是为了报纸的需要。在清末民初这样一个转型社会期，动荡不安的政局，逼迫得文人不能直截了当通过报刊批判社会以及当局，借助小说是一种很好的选择。通过小说来承载知识，传播文化和思想，尤其是政治小说的发现，使得在被迫退出政坛后的维新人士找到了话语表达的另一种途径，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特别能够说明这一点。因而，以梁启超为始发者，晚清办报活动的盛行以及小说的兴起，使得知识分子有了可以“言”的一席之地，批判的精神得以复苏。 法国当代传播学家、批评家罗伯特·达恩顿在论及18世纪的法国公共空间时就指出“1789年之前，你若想知道‘权力走廊’中发生些什么，就要迈开你的双腿，伸长你的耳朵，到某些咖啡馆，到卢森堡公园的长凳上去坐坐，到杜伊勒力花园或克科拉夫之树的平台上去看看，你可以听到不少口头传闻或聚焦在流言中心的‘小广播’消息。”③商店、饭店、公园、会馆、旅店、茶馆、妓院，尤其是戏院，是张恨水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些场所，可见在张的小说中都市公共空间占有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城市的公共空间哪怕是最原始、粗放的公共空间都是各种信息、趣闻甚至是流言蜚语的集散地。张在小说里对公共空间的挖掘与拓展，有利于小说故事的衍生与发展，有利于叙事的开启与推进，也有利于创造一种特定的环境与氛围。且他的小说大都是连载在报刊上，并且小说的目光始终聚焦在纷繁复杂的都市社会生活上，公共空间就是其叙事的一种策略，在此笔者以娱乐性公共空间为例进行说明。娱乐是城市人生计外的一种趣味化生活，兴趣使然，在大多数人由于经济条件不能亲身去感受实际娱乐空间现场的时候，报纸成为可以接近的一种方便途径，通过小说的场景来感受也是不错的选择，因此不论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受众心理，还是为了方便叙事营造氛围，娱乐性公共空间在张的小说中频繁出现。据黑龙江大学的刘少文统计，张小说中的很大一部分故事都发生在公共空间里，如《现代青年》36回以公共空间为背景的地方为23处，《似水流年》24回公共场所的出现更是多达30处，《满江红》40回，在6-10回的五回中，仅写唱歌的茶楼这种公共空间就达4次，至于《春明外史》、《京城幻影录》等作品中，娱乐性公共空间则几乎无处不有，无处不在。④
张恨水在小说中有意的使用公共空间，一是体现了他注意到了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在那里，任何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也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同时每个人的行为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穷人有穷人的作风，富人有富人的讲究。因此，人世百态、百家言说都堆积在一块，任你去挑选与辨别。另一点就是与他自己对于公共话语空间的向往与探索有关，作为一个身处乱世，心怀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张有着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对于社会的阴暗面，无法挥毫抨击时，就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和场景时间变相反映出来。
综上所述，在伟大杰出的报人、作家张恨水先生的一生里，无论是对副刊的经营还是社会小说的写实都是他对于公共空间拓展和运用的一种体现和探索。□
参考文献
①张伍，《中国传奇作家：我的父亲张恨水》[J].《三联生活周刊》，2007（9）
②于尔根·哈贝马斯 著，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 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学林出版社，1999
③[法]罗伯特·达恩顿：《18世纪法国的畅销书和流言蜚语传播者》，《媒介的变迁》，2002
④刘少文，《都市生活·趣味化·公共空间》，《北方论丛》，2006（3）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张恨水 公共空间 副刊 小说
用狄更斯的话说，著名报人、作家张恨水先生是处在一个既是最好的又是最坏的年代。张恨水生于清末的1895年，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第二年，既是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又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转型期。他的幼年和少年是生活在典型的封建社会，而他的青、壮年又经历了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和北洋军阀的内战及北伐战争，他的中年则是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锤炼，他的老年又是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他的晚年，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用其子张伍的话来说“他跨越了两个世纪，经历了数次的改朝换代，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一部传奇。”①也许正是这样的传奇人生经历，才造就了他的辉煌成就。
批判社会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张恨水当然也不例外。自古至今，中国文学都不乏批判精神，自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学说、儒家 “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即可见一斑，但中国缺的是进行理性社会批判的土壤，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基础和专制制度的影响下，在理想遭遇现实摧残时，文人们关注“一人或一家”之事就不足为奇了。而只有在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建构起公共领域的前提下，才能够“挥毫抨击不平世事”。
公共领域的理论是德国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于1962年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的，哈氏所谓的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②媒介的独立性使得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公共舆论空间有了实现的基本条件。在中国，自晚清以来，形成了以租借为依托的都市，加之民办报刊大量出现，知识分子似乎渐渐获得了哈氏所谓的这种公共领域。
对于张恨水而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职业是记者、编辑，写小说是因为职业关系，是为了报纸的需要”。张恨水从事报刊工作三十余年，先后主编或参与编辑了《皖江报》、《益世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南京人报》、《新民报》等报刊，在他的新闻生涯中，做过外勤记者、做过校对、编辑、主笔、总编辑，还曾经自己办过报纸《南京人报》，被业界人称为中国报刊史上少有的采、写、编、管都很在行的“全能报人”。作为“民国第一写手”，众人第一反应是写小说的张恨水，和公共空间几乎是扯不上任何关系的，可是作为报人，作家的张恨水身上体现着那个时代新闻人的自由、独立、批判精神，同时他为报纸而创作的小说，紧跟时代步伐，在虚拟的小说故事中写实社会。因而他身上体现着公共空间的影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积极将副刊营造成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空间
张恨水的职业生涯真正起飞是在遇见成舍我之后，1924年，成舍我在北京创立《世界晚报》，张恨水成为其重要帮手，一手包办副刊《夜光》，令人耳目一新的《夜光》出现在众人眼前，受到了读者的欢迎。随后成舍我又创办了《世界日报》，张恨水也就再次包揽了副刊《明珠》的工作。成舍我一生效仿美国新闻大王赫斯特想当中国的新闻大王，办自家民营的报纸。他的愿望是“第一是要说自己想说的话；第二是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成的这种报刊独立性思想实质上是在探索对知识分子公共话语空间的一种架构，在这种新闻理念的指导下，张恨水办的副刊也具有鲜明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另外，当时社会的动荡局面，各派力量的较量，外加政府的压制，报纸常常迫于政治压力只能象征性的刊登些时政要闻，新闻渐渐丧失其监督政府、监测环境的作用，反而副刊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以及散漫自由的特点，开始成为文人论政的一个重要场地和空间。副刊是张恨水政治思想繁衍的“后花园”，他喜欢在谈天说地的文字中抨击政治，在他看来只有针对当前社会问题写出的文史小品、杂文随笔才算是有意义的。因此当“济南惨案”发生时，为了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他在《世界日报》副刊《明珠》上接连发表《耻于日人共事》、《亡国的经验》、《中国不会亡国》等一系列短评，并号召众多的同行者和广大的读者，认清事实。1938年1月15日的发刊词《这一关》中他这样说道“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我们只有绝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举，所以副刊的命名有充分的呐喊意义包含在内。”因而，他把重庆《新民报》副刊命名为《最后关头》。在张的努力下，《明珠》和《夜光》开始渐渐接近哈氏的公共领域，为广大知识分子建构了一个公共话语空间。
然而要想把副刊建设成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空间，单靠一个人唱“独角戏”是不可能的，不仅需要读者的声音，更需要更多知识分子的声音与文字。张恨水为了让副刊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进入这样一个公共话语的世界，也为了保证《明珠》、《夜光》的稿件质量，他做了一件当时在北京报界破天荒的事，在报上公开招聘特约撰稿人，由他自己亲自出题考试，他自拟了几个条件：一、须是学生；二、对新闻事业有兴趣；三、勤苦耐劳，当然文字一定要佳是必备的了。在众多的报考者中，最终选中张友渔、马彦祥（凡鸟）、朱贻荪（虚白）、吴秋尘（凖）4人，这四个人都有一枝健笔，后来在新闻界、文艺界享有盛名，吴秋尘去天津主编《北洋画报》后，张又补选了胡春冰。这些人的加入，使《明珠》、《夜光》珠联璧合，更加灿烂，被当时的新闻界及读者戏称为“明珠党”，可见读者对《明珠》、《夜光》喜爱之深了。
另外由于张恨水的倾心尽力，副刊得到了很多名家的支持，如茅盾、老舍、沈伊默、章士钊等人皆有文章发表其上。几十年后，铮洵先生回忆到：“恨水为北平《世界日报》主编副刊《明珠》。予日读之，暇偶投数稿，皆承采录，且函约晤谈，一见即如平生欢。”
二、作品中的公共空间
在张恨水的报人生涯中，除了编辑、主编副刊之外，另一主要工作就是写小说，正如前文引用的张的原话，他写小说是为了报纸的需要。在清末民初这样一个转型社会期，动荡不安的政局，逼迫得文人不能直截了当通过报刊批判社会以及当局，借助小说是一种很好的选择。通过小说来承载知识，传播文化和思想，尤其是政治小说的发现，使得在被迫退出政坛后的维新人士找到了话语表达的另一种途径，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特别能够说明这一点。因而，以梁启超为始发者，晚清办报活动的盛行以及小说的兴起，使得知识分子有了可以“言”的一席之地，批判的精神得以复苏。 法国当代传播学家、批评家罗伯特·达恩顿在论及18世纪的法国公共空间时就指出“1789年之前，你若想知道‘权力走廊’中发生些什么，就要迈开你的双腿，伸长你的耳朵，到某些咖啡馆，到卢森堡公园的长凳上去坐坐，到杜伊勒力花园或克科拉夫之树的平台上去看看，你可以听到不少口头传闻或聚焦在流言中心的‘小广播’消息。”③商店、饭店、公园、会馆、旅店、茶馆、妓院，尤其是戏院，是张恨水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些场所，可见在张的小说中都市公共空间占有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城市的公共空间哪怕是最原始、粗放的公共空间都是各种信息、趣闻甚至是流言蜚语的集散地。张在小说里对公共空间的挖掘与拓展，有利于小说故事的衍生与发展，有利于叙事的开启与推进，也有利于创造一种特定的环境与氛围。且他的小说大都是连载在报刊上，并且小说的目光始终聚焦在纷繁复杂的都市社会生活上，公共空间就是其叙事的一种策略，在此笔者以娱乐性公共空间为例进行说明。娱乐是城市人生计外的一种趣味化生活，兴趣使然，在大多数人由于经济条件不能亲身去感受实际娱乐空间现场的时候，报纸成为可以接近的一种方便途径，通过小说的场景来感受也是不错的选择，因此不论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受众心理，还是为了方便叙事营造氛围，娱乐性公共空间在张的小说中频繁出现。据黑龙江大学的刘少文统计，张小说中的很大一部分故事都发生在公共空间里，如《现代青年》36回以公共空间为背景的地方为23处，《似水流年》24回公共场所的出现更是多达30处，《满江红》40回，在6-10回的五回中，仅写唱歌的茶楼这种公共空间就达4次，至于《春明外史》、《京城幻影录》等作品中，娱乐性公共空间则几乎无处不有，无处不在。④
张恨水在小说中有意的使用公共空间，一是体现了他注意到了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在那里，任何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也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同时每个人的行为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穷人有穷人的作风，富人有富人的讲究。因此，人世百态、百家言说都堆积在一块，任你去挑选与辨别。另一点就是与他自己对于公共话语空间的向往与探索有关，作为一个身处乱世，心怀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张有着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对于社会的阴暗面，无法挥毫抨击时，就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和场景时间变相反映出来。
综上所述，在伟大杰出的报人、作家张恨水先生的一生里，无论是对副刊的经营还是社会小说的写实都是他对于公共空间拓展和运用的一种体现和探索。□
参考文献
①张伍，《中国传奇作家：我的父亲张恨水》[J].《三联生活周刊》，2007（9）
②于尔根·哈贝马斯 著，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 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学林出版社，1999
③[法]罗伯特·达恩顿：《18世纪法国的畅销书和流言蜚语传播者》，《媒介的变迁》，2002
④刘少文，《都市生活·趣味化·公共空间》，《北方论丛》，2006（3）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