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卷的编辑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和同时代青年黑格尔派论战即意识形态批判的结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基础是费尔巴哈哲学。本文主张,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可以说在理论层面具备了以下四个前提性条件:第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构建,在此基础上对费尔巴哈等人的宗教批判进行的再批判,以及对整个启蒙主义理论结构的批判;第二,对现实即市民社会的批判性分析,即异化论、劳动与所有制形式理论;第三,现实即市民社会的变革理论,即共产主义理论;第四,历史理论的形成。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MEGA视域下的东亚《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传播史研究”[项目编号:17CZX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卷的编辑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和同时代青年黑格尔派论战即意识形态批判的结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基础是费尔巴哈哲学。本文主张,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可以说在理论层面具备了以下四个前提性条件:第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构建,在此基础上对费尔巴哈等人的宗教批判进行的再批判,以及对整个启蒙主义理论结构的批判;第二,对现实即市民社会的批判性分析,即异化论、劳动与所有制形式理论;第三,现实即市民社会的变革理论,即共产主义理论;第四,历史理论的形成。上述四个前提条件形成于《德法年鉴》时期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被总结性地提了出来。另外,本文依据网络版《德意志意识形态》H5a的基底稿,考察了唯物史观的三大要素,认为唯物史观的形成是马克思得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其结果。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批判并非先于唯物史观的构建,唯物史观的构建是马克思得以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先决条件。
其他文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昭示着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和新阶段的开始。中国现代化所追求的是不同于西方、建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现代性。从中国现代性的发端和演化进程来看,只有在实现民族独立并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后,中国才真正开始了自觉的、充分发挥主体性的现代性建构。从1978年到2020年,我们通过小康社会建设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其具体实践与经验为未来的中国现代性建构在原则、路向和途径等方面提供了诸多借鉴与启示。
突然暴发并迅速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众多生态灾难的频繁发生,进一步突出了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生态健康与人民健康相互依存和协调并进的重大地位,彰显了着力推进生态健康与人民健康同构关系的重大价值。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将人民健康作为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人民健康作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主体内容和核心价值目标,必须以人与自然达到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状态的生态健康作为重要前提条件和坚实基础。把握全面小康视野下生态健康与人民健康的同构关系,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中国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这一旨在实现全球包容、发展与和平的崭新方案,标志着一种新的世界精神,即多边主义、共同发展等理念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保持着连续性与创新性两大特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工程中不断解决变化着的社会矛盾,并在自由主义单极世界中宣传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支持反映出世界人民对和平的普遍诉求,这是21世纪积极探寻资本主义替代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我们党在近百年的伟大实践中确立的思想原则和实践遵循,须臾不可松懈和动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制度化,体现着党在新时代高度上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文化发展永续前行的重大制度创举。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坚持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根本制度的战略定位,体悟这一根本制度在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中全域性、全过程、全方位的引领功能,总体布局、全面思考、科学谋划,积极探寻将这一根本制度贯彻落实到现实工作的着力点,推动新时
摆脱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重大里程碑,为人类的贫困治理探索了新路。中国脱贫的历史进程包括以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的收入脱贫,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综合脱贫以及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三个依序递进且互不否定的层次。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突破了持续减贫的瓶颈束缚,坚持精准方略,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具有鲜明的特点。中国脱贫是对世界减贫事业的重大贡献,也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经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时代性、规律性的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整体性继承和系统性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这些贡献主要包括: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始终如一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关系的理论;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深化了人们在新时代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
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深层批判,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共享的结构性限制,确证了打破"共享的神话"的历史必然性。与一般的规范性政治哲学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共享的诠释并不以某种价值理念或抽象原则为根据,而是植入了鲜明的"社会—历史"维度以及"对象性—实践"维度,从而科学论述了共享的社会经济基础、制度性条件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观念结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享建立在扬弃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超越神话的抽象的自由人意识以及原子化个人的经济人意识,将共享主体引导到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个人,以及社会历史
作为对阶级利益的普遍性表达,意识形态是发挥着极强实践功能的观念形态,就此而言,应当从实践功能论的视域重新审视意识形态的真假性标准。从实践功能论视域观之,意识形态的真假性标准分为低阶标准和高阶标准。以拜物教问题为例,按照低阶标准,拜物教的物化形式既促进也阻碍广大特殊利益主体之真实普遍利益的实现,因此拜物教具有最低限度的真实性和一定程度的虚假性;按照高阶标准,拜物教在直接意义上阻碍着众多特殊利益的实现,因此具有虚假性,但是在辩证扬弃的意义上,拜物教又因资本矛盾而成为未来普遍利益实现的不自觉工具,因此具有潜在的
内格里等一批当代西方左翼学者一致将社会革命理论视作马克思在一般智力概念上的论述重心,认为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能够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为开展自治主义的社会革命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但近年来西方左翼社会运动屡屡受挫,右翼政治力量却逐渐崛起。此时检视内格里等人是否误判了马克思的论述重心、忽视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批判上的重要提示,显得十分必要。本文认为,马克思在一般智力概念上的论述重心是对资本主义的时代诊断,即一般智力被资产阶级占有,并作为合理化形式嵌入剩余价值生产机制,因此具有两重社会性的劳动仅仅实现为抽
马克思与19世纪人类学都受到启蒙时代高扬人性的影响,从而在思想进程中关注作为社会存在主体的人类,并将其归入哲学的统一话语或科学的具体门类之下展开研究。具体而言,马克思与19世纪人类学主要在三个领域集中实现了属人世界的历史性展开:法学研究中从历史主义视角对自然法的批判编织了马克思与文化人类学的多重交叉;哲学研究中从人本主义视角对神学观的批判锚定了马克思与哲学人类学的基本方向;宗教研究中从进化主义视角对创世论的批判预示了马克思与体质人类学的关注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