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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军王背后的利益困局
康熙末年西北军事告急，康熙欲在诸皇子中挑选一人出任大将军王，以平西北之乱。由于大将军王的任用被认为是选太子的风向标，众皇子无不严阵以待。其中一大势力派别是十四爷党，另一势力是以雍正为首的四爷党。
其中，卫戍部队西山锐健营和丰台大营，担当保护京城安危的重任，一旦夺嫡之争祸起萧墙，拥有了距离最近的兵权，便可以先发制人；而这股力量的控制权属于兵部管辖，而兵部属于十四爷控制的势力范围。
并且，十四爷原先就任兵部，兵马娴熟，能征善战，单独就出任大将军一职而言，是最理想不过的人选。同时支持十四爷争夺太子位的力量聚集了八爷、九爷、十爷，其中八爷善于谋略，并且自己也有心争夺太子的位子。
相比之下，雍正的力量则弱小许多。一则雍正没有带过兵，二来在众位皇子中拥护自己的只有十三爷。虽然十三爷勇猛善战，西山锐健营和丰台大营都是他的旧部，在军中威信很高，但是因为个性张扬被康熙圈禁起来失去自由。这样从一定意义上失去了与兵权的联系。
很明显，双方势力竞争的焦点集中在兵权的控制上，并且从实力对比，大将军王的位子更具有诱惑性。谁抢得了大将军王，那么将拥有统帅几十万兵马的权力，卫戍部队的数字与之相比，简直就是蚂蚁与大象的距离。
双方的势力犬牙交错，难辨虚实胜负（形势对比见图１）。
怎么办，雍正该不该争夺这个大将军王的位子？不争，兵权旁落，自然与帝位擦肩而过；要争，又应该优先争取哪一个控制权最为有效？同时又可以预防危机？
其实，这恰恰是一个从复杂关系网络中判断厉害关系，进行判断取舍的一个选择问题。
邬先生的智慧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很多人在一个复杂的关系利益网络中，都会为眼前的利益所迷惑，而忽视了左右这些利益力量的关键环节；临末了，才发现自己的咽喉被别人牢牢地控制着，空有一身武功而无扬威之地。
此时就需要在决策和行动之前对整体全局有高度的洞悉能力，把握整体才能判明方向。
在夺嫡之争的较量中，雍正对此犹豫不决。他的幕僚邬先生则建议不要争取这个大将军王，相反应当保举十四爷出任大将军王，并争取到陕甘总督的职位以控制大军粮草的供应。
对此，邬先生这样判断：
争夺大将军王，双方心知肚明都是一场兵权的争夺战。而兵权分为远近两种，西山锐健营和丰台大营距离京城非常近，在夺嫡的关键时刻能立即发挥效用，但当时则由十四爷控制，应当视为重点争夺的力量；大将军王可以统辖其余的兵权，总体力量强大，万一在雍正取得帝位之后起兵争夺，实力也不容小窥。但是，由于兵力集中在西北，距离京城遥远，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策略上应该以控制和防备为主。即应当积极争取户部陕甘总督的位置，控制西北兵力的粮草，这样万一有变动，因为粮草被人所控，几十万的大军仍毫无用武之地。
并且在看待十四爷党的内部构成方面，邬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十四爷党的成员由八爷、九爷、十爷组成，其中八爷是其中态度最为强硬的反对派，相比其他成员，大多数仅凭感觉和义气行事，有勇而无谋，不足为虑。但是十四爷与雍正虽然在帝位之争上成为了竞争对手，但是却有血肉兄弟之情，在态度上多少有怀柔的一面，因此这是可以利用来争取卫戍部队控制权的有利条件。
雍正采取了邬先生的建议，在其额娘大寿之际保举十四弟出任大将军王，一来博取十四弟的好感，另一方面分化八爷党，使十四爷对自己控制的卫戍权力失去警觉。同时以强调大军出征后援的粮草保证为由推举自己家奴年羹尧出任陕甘总督，坐镇十四爷后方掌握了西北粮草，实则等于控制了十四爷兵权的咽喉，让大军失去夺嫡的可能；因为西山锐健营和丰台大营是十三爷的旧部，而十三爷与雍正私交甚好，关键时刻可利用十三爷的权威进而控制这个战略中的制高点。
这样的布局，控制了关键资源，一举创造了有利的竞争位置，为后来的夺嫡之争布下了更为稳健的基础。
邬先生之所以能够做出精准的判断，其根源就在于他对于整个网络的明确判断（见图２）。通过这种系统性思考，将户部——粮草——陕甘总督、卫戍武装——兵部——十四爷这相互孤立的节点建立了一个总体框架，然后通过关键人物来控制整个网络的关键结构点。
这正是关系学所强调的根本。即能够综观整体形势，审时度势，找到适当的关键点，以改变局势的变化与发展。
中国人的悲剧
关系管理学并不是我们惯常所说的重视私人关系，搞小团体，形成利益复合的人际网络，而是系统地了解关系网络的结构，进而加以运用和管理，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益。而单单以人际关系的出发点来看待问题，是难以窥得全豹的。
社会学研究的结果表明，人与人之间有两种不同的连接关系，一种是弱连带，另一种则是强连带。比如张三和李四互动频繁，张三的每一动向李四几乎都知晓，这就是强连带关系。与之对比，李四同王二麻子仅仅有几面之交，淡淡如水，这就属于弱连带。
上世纪60年代，很多社会学家做过一些“小小世界”的研究，通过试验来测试人际关系在知识扩散上的效果。结果发现，强连带关系成员之间彼此往往形成小圈子，而弱连带成员却会连接而成一张大网络。
这个试验充分说明了弱连带多的人可以在建立情报网络、经营知识创新、求职找人、口碑行情、建立客户关系上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另外，据社会学大师Mark Granovetter的研究，强连带和强连带之间更容易形成新的强连带，而弱连带之间则需要通过“桥”来实现信息的传播（见图３），从侧面证明了两种连接的不同特点。强连带提供了人们彼此相互信任的基础，它在传递权威感和信任感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在雍正和十四爷的嫡位之争，邬先生就巧妙地利用了雍正同十四爷之间的弱连带关系（虽是一母同胞，但实为最大的竞争者），先麻痹对方，进而争取控制关键资源。在康熙询问几个皇子对大将军王的意见时，雍正一句“我支持十四弟出任大将军王”，并没有借西北军事，保举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十三爷占取这个位子，给康熙和十四爷都留下一个出乎意料的好印象。
相比十四爷党内，九爷毫不犹豫举荐八爷担当大将军王，十爷同声支持，难怪十四爷夺得大将军王的位子之后，深有感触地对雍正说，“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自家兄弟啊！”
可悲的是，中国人的关系管理往往将什么都通过利益等种种手段固化为一种强连带，这种方式一来没有看到弱连带在传播中的独特地位，另外容易形成一个小圈子；更可怕的是，由于强连带具有浓重的利益色彩，很容易引起竞争者的警觉，从而导致事物向自己希望相反的方向发展。
管理关系是企业家的第一能力
环境是由人构成的，人的变动、人的策略与人的互动构成了人际网络的变化。我们需要的资源在网络中流通，虽然取决于人际关系，但更取决于能够对网络结构的全面把握和有效利用，掌握住这种变化就掌握住了“环境”的大部分。
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他所处的环境包括了两种不同的网络，人际关系网络与企业组织网络，各种重要的企业资源（物流、资金流、人力流、资讯流等）在网络中流通，运用有效的社交时间，策略地建立管理关系网络，使之通向有价值的资源，这就是关系管理的智慧范畴。如何有效地建立、管理这两种网络，让各种资源畅所其流，流于其必须之地，止于其当止之地，这在今天咨询和信息爆炸的时代已经是考验一个企业家经营不可或缺的第一能力。
康熙末年西北军事告急，康熙欲在诸皇子中挑选一人出任大将军王，以平西北之乱。由于大将军王的任用被认为是选太子的风向标，众皇子无不严阵以待。其中一大势力派别是十四爷党，另一势力是以雍正为首的四爷党。
其中，卫戍部队西山锐健营和丰台大营，担当保护京城安危的重任，一旦夺嫡之争祸起萧墙，拥有了距离最近的兵权，便可以先发制人；而这股力量的控制权属于兵部管辖，而兵部属于十四爷控制的势力范围。
并且，十四爷原先就任兵部，兵马娴熟，能征善战，单独就出任大将军一职而言，是最理想不过的人选。同时支持十四爷争夺太子位的力量聚集了八爷、九爷、十爷，其中八爷善于谋略，并且自己也有心争夺太子的位子。
相比之下，雍正的力量则弱小许多。一则雍正没有带过兵，二来在众位皇子中拥护自己的只有十三爷。虽然十三爷勇猛善战，西山锐健营和丰台大营都是他的旧部，在军中威信很高，但是因为个性张扬被康熙圈禁起来失去自由。这样从一定意义上失去了与兵权的联系。
很明显，双方势力竞争的焦点集中在兵权的控制上，并且从实力对比，大将军王的位子更具有诱惑性。谁抢得了大将军王，那么将拥有统帅几十万兵马的权力，卫戍部队的数字与之相比，简直就是蚂蚁与大象的距离。
双方的势力犬牙交错，难辨虚实胜负（形势对比见图１）。
怎么办，雍正该不该争夺这个大将军王的位子？不争，兵权旁落，自然与帝位擦肩而过；要争，又应该优先争取哪一个控制权最为有效？同时又可以预防危机？
其实，这恰恰是一个从复杂关系网络中判断厉害关系，进行判断取舍的一个选择问题。
邬先生的智慧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很多人在一个复杂的关系利益网络中，都会为眼前的利益所迷惑，而忽视了左右这些利益力量的关键环节；临末了，才发现自己的咽喉被别人牢牢地控制着，空有一身武功而无扬威之地。
此时就需要在决策和行动之前对整体全局有高度的洞悉能力，把握整体才能判明方向。
在夺嫡之争的较量中，雍正对此犹豫不决。他的幕僚邬先生则建议不要争取这个大将军王，相反应当保举十四爷出任大将军王，并争取到陕甘总督的职位以控制大军粮草的供应。
对此，邬先生这样判断：
争夺大将军王，双方心知肚明都是一场兵权的争夺战。而兵权分为远近两种，西山锐健营和丰台大营距离京城非常近，在夺嫡的关键时刻能立即发挥效用，但当时则由十四爷控制，应当视为重点争夺的力量；大将军王可以统辖其余的兵权，总体力量强大，万一在雍正取得帝位之后起兵争夺，实力也不容小窥。但是，由于兵力集中在西北，距离京城遥远，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策略上应该以控制和防备为主。即应当积极争取户部陕甘总督的位置，控制西北兵力的粮草，这样万一有变动，因为粮草被人所控，几十万的大军仍毫无用武之地。
并且在看待十四爷党的内部构成方面，邬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十四爷党的成员由八爷、九爷、十爷组成，其中八爷是其中态度最为强硬的反对派，相比其他成员，大多数仅凭感觉和义气行事，有勇而无谋，不足为虑。但是十四爷与雍正虽然在帝位之争上成为了竞争对手，但是却有血肉兄弟之情，在态度上多少有怀柔的一面，因此这是可以利用来争取卫戍部队控制权的有利条件。
雍正采取了邬先生的建议，在其额娘大寿之际保举十四弟出任大将军王，一来博取十四弟的好感，另一方面分化八爷党，使十四爷对自己控制的卫戍权力失去警觉。同时以强调大军出征后援的粮草保证为由推举自己家奴年羹尧出任陕甘总督，坐镇十四爷后方掌握了西北粮草，实则等于控制了十四爷兵权的咽喉，让大军失去夺嫡的可能；因为西山锐健营和丰台大营是十三爷的旧部，而十三爷与雍正私交甚好，关键时刻可利用十三爷的权威进而控制这个战略中的制高点。
这样的布局，控制了关键资源，一举创造了有利的竞争位置，为后来的夺嫡之争布下了更为稳健的基础。
邬先生之所以能够做出精准的判断，其根源就在于他对于整个网络的明确判断（见图２）。通过这种系统性思考，将户部——粮草——陕甘总督、卫戍武装——兵部——十四爷这相互孤立的节点建立了一个总体框架，然后通过关键人物来控制整个网络的关键结构点。
这正是关系学所强调的根本。即能够综观整体形势，审时度势，找到适当的关键点，以改变局势的变化与发展。
中国人的悲剧
关系管理学并不是我们惯常所说的重视私人关系，搞小团体，形成利益复合的人际网络，而是系统地了解关系网络的结构，进而加以运用和管理，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益。而单单以人际关系的出发点来看待问题，是难以窥得全豹的。
社会学研究的结果表明，人与人之间有两种不同的连接关系，一种是弱连带，另一种则是强连带。比如张三和李四互动频繁，张三的每一动向李四几乎都知晓，这就是强连带关系。与之对比，李四同王二麻子仅仅有几面之交，淡淡如水，这就属于弱连带。
上世纪60年代，很多社会学家做过一些“小小世界”的研究，通过试验来测试人际关系在知识扩散上的效果。结果发现，强连带关系成员之间彼此往往形成小圈子，而弱连带成员却会连接而成一张大网络。
这个试验充分说明了弱连带多的人可以在建立情报网络、经营知识创新、求职找人、口碑行情、建立客户关系上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另外，据社会学大师Mark Granovetter的研究，强连带和强连带之间更容易形成新的强连带，而弱连带之间则需要通过“桥”来实现信息的传播（见图３），从侧面证明了两种连接的不同特点。强连带提供了人们彼此相互信任的基础，它在传递权威感和信任感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在雍正和十四爷的嫡位之争，邬先生就巧妙地利用了雍正同十四爷之间的弱连带关系（虽是一母同胞，但实为最大的竞争者），先麻痹对方，进而争取控制关键资源。在康熙询问几个皇子对大将军王的意见时，雍正一句“我支持十四弟出任大将军王”，并没有借西北军事，保举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十三爷占取这个位子，给康熙和十四爷都留下一个出乎意料的好印象。
相比十四爷党内，九爷毫不犹豫举荐八爷担当大将军王，十爷同声支持，难怪十四爷夺得大将军王的位子之后，深有感触地对雍正说，“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自家兄弟啊！”
可悲的是，中国人的关系管理往往将什么都通过利益等种种手段固化为一种强连带，这种方式一来没有看到弱连带在传播中的独特地位，另外容易形成一个小圈子；更可怕的是，由于强连带具有浓重的利益色彩，很容易引起竞争者的警觉，从而导致事物向自己希望相反的方向发展。
管理关系是企业家的第一能力
环境是由人构成的，人的变动、人的策略与人的互动构成了人际网络的变化。我们需要的资源在网络中流通，虽然取决于人际关系，但更取决于能够对网络结构的全面把握和有效利用，掌握住这种变化就掌握住了“环境”的大部分。
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他所处的环境包括了两种不同的网络，人际关系网络与企业组织网络，各种重要的企业资源（物流、资金流、人力流、资讯流等）在网络中流通，运用有效的社交时间，策略地建立管理关系网络，使之通向有价值的资源，这就是关系管理的智慧范畴。如何有效地建立、管理这两种网络，让各种资源畅所其流，流于其必须之地，止于其当止之地，这在今天咨询和信息爆炸的时代已经是考验一个企业家经营不可或缺的第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