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平等与自由是紧密相连的，不平等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正如卢梭所说，“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没有自由，平等亦没有意义。奴隶们争取的既有平等，也有自由。“自由不仅在于实现自己的意志，而尤其在于不屈服于别人的意志。自由还在于不使别人的意志屈服于我们的意志；如果屈服了，那就不是服从公约的法律了。做了主人的人，就不可能自由”（卢梭）。当一个人在法律上位于另一个人之上或之下，他们之间就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使他们双方都失去了自由。作为政府，“必须同等地关心和尊重人民。它决不应该认为某些公民因为值得更多地关心，就可以拥有更多的权利，从而不平等地分配利益或者机会。它决不应该因为某个公民对于美好生活的看法……比另一个公民的看法更加优越或者尊贵，就限制自由”（杰克·唐纳利）。
　　有平等不一定有自由，有时候可能存在一种不自由的平等，如文革中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分子可能是平等的，监狱里的囚犯也是平等的，但他们都没有自由，在不自由这一点上，他们是平等的，即平等地享有不自由。孟德斯鸠说过：“在共和政体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在专制政体之下，人人也都是平等的。在共和国，人人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什么都是’；在专制国家，人人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什么都不是’。”例如，在旧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可以享有一定的利益，如就业、福利、受教育等等，但这并不一定是自由，而是国家统一分配、统一安排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人们拥有物质利益，也不意味着人们就拥有自由。人不应当被比作机器或机器上的螺丝钉。机器不需要尊重，机器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感情、没有对自由的渴望，而人有。如果人没有自由，即便是有丰富的物质财富，他也不是一个健全的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如果人们对这种平等但不自由的生活没有异议，尤其是当大家的利益被分配得较为平等、供应得较为充分的时候，人们还可能非常满足于这种没有自由的平等。但这是一种畸形的平等，人们如果接受它，将可能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于是人们才发现，没有自由，平等是很难长久维持的，平等与自由情同手足，缺一不可。
　　有时候，也可能有一种不平等的自由，人们之间是不平等的，但都有一定的自由，区别是有的人自由多一些，有的人自由少一些。这种不平等的自由或许是一种不完美的自由，但它比完全没有自由要好，比不自由的平等要好——只要这种自由没有太多地脱离平等。对于人类来说，自由或许比平等更有价值，如果我们宁可选择不自由的平等，也不愿选择不平等的自由，那将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过于看重平等，尤其是以牺牲自由作代价去换取平等，最终可能导致平等地被奴役。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曾告戒说，人们“追求平等的激情可能达到狂热的地步。……人们就会像获得战利品似地去争取平等，像怕被人抢走的宝物似地抱着平等不放。追求平等的激情完全控制了人心，并在人心中扩展和弥漫。这时，你不能警告他们如此盲目地专门追求平等将会失去最宝贵的利益，因为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你也不能向他们指明如此只顾平等而会使自由从手中丢掉，因为他们的眼中只有平等，或者说他们看到天地间最值得羡慕的东西只有平等”。“他们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
　　当然，过于看重自由而牺牲平等也可能带来弊端，如使贫富过于悬殊。法国学者德萨米说：“社会法律的设立，决不是为了使弱者更弱，强者更强，恰恰相反，而是为了保护弱者以抵御强者，保障他们获得全部权利。”一个人过于自由往往会侵犯别人的自由，托克维尔评论道：“当代的所有人，如欲使自己的同类得到和保持独立和尊严，就得表明自己是平等的友人，而能够证明自己是平等的友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平等待人。”任何健全的人、健全的社会追求的都是自由与平等的结合，既有自由又有平等。但平等与自由又往往不可能完全同步，当二者出现矛盾时，自由一般应该成为更优先考虑的价值（在不超过平等的基本界限之内），完全不平等的自由是任何正常人都难以接受的，但完全平等的自由也往往很难实现。
　　平等与自由的价值追求不完全相同，平等追求一种人与人的大致相同，强调的是人的共性，而自由则追求一种人与人的不同，强调的是每一个人的特性，平等体现的是步调一致，自由展现的是色彩斑斓。托克维尔说，“自由偶尔造成的灾难”，“是直接的，谁都一目了然，而且人人都可能或多或少身受其害。极端的平等造成的灾难，只有慢慢地显示出来，逐渐地侵害社会肌体。人们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发现它，而在它将要危害十分严重的时候，由于习惯成自然，人们还会不以为然了”。过度的自由所带来的危害是即便肤浅的人也能发现的，而“对于平等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则只有头脑清晰和观察力强的人才能发现”。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在自由与平等的问题上，一方面我们现有的自由还不太平等，如特权的存在，不仅在权力人与普通百姓之间，而且在同是百姓的本地人与外地人、城里人与农村人之间，都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有些人无疑有更多的自由，有些人无疑更不自由，且二者间的差别过于悬殊。如果说这种区别对待在过去的某个历史时期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现在这种合理性正在消失，其不合理性却日益凸现。另一方面，我们也还有一些平等的不自由。
　　宪法上列举了种种自由，同时强调这些自由是人人享有的，在这些自由面前每个人是平等的，因此，宪法关注的主要是平等的自由，而不是有差别的自由。宪法将平等附加在每一个自由的身上，渗透在每一份自由的细胞里，不论什么自由——只要它是宪法所确认的自由，就都应该具有平等的特点。因为宪法上的自由是人的“基本”自由：越是基本的自由，越应当具有平等性；越是特别的自由，越可能具有专门性。但是宪法确认的这种平等又是以自由为前提的，平等主要是针对自由而存在的，如果没有自由，平等将失去其依托。虽然公民义务也具有平等性，国家权力也应该平等地对待公民，但公民义务的平等性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平等性的基础之上的，国家权力的平等待人也主要是指国家平等地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因此，作为一项宪法原则，保障人权的原则是比平等原则更重要、更基本的原则。宪法首先确认的是保障权利与自由的原则，然后在此基础上才进一步确认平等地保障这些权利与自由的子原则，保障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而平等原则是这一原则的派生性原则，宪法认为自由比平等具有更重要、更基础性的价值。
　　农民起义中“均贫富”的口号表明农民们将平等作为理想社会的最重要基石，但这种平等主要是指财富的平等，而不是权利与自由的平等；而宪政社会将自由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目标，强调在自由的基础上实现平等，平等依附于自由而存在，而不是自由依附于平等而存在。缺乏自由内涵的平等不仅可能失去自由，而且最终亦难以实现平等，相反极易转向专制和独裁；而以自由为基础的平等最终不仅实现了自由，也实现了平等。
　　宪法的目标是在自由与平等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宪法保障的自由不是脱离平等的自由，宪法保障的平等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平等。如果我们的社会过于追求平等，那么将可能失去自由——最初是在某些方面、后来则是在一切方面都丧失自由；如果我们过于强调自由，又可能导致不平等——起初是部分人不平等、最后是所有人不平等。但自由与平等在宪法中并非居于同等地位，自由永远是宪法最高和最终的追求，而平等只是规范自由的一个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