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鲁迅在钱玄同的邀约下，“终于答应他也可以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时，鲁迅为什么首先是选择了小说，而不是其他文体?更重要的是，鲁迅真正拿出《狂人日记》是在“铁屋子”理论形成的七八个月后，这期间又发生了些什么?
钱玄同不断催约鲁迅却没有马上投入创作
众所周知，鲁迅的文学出山与钱玄同的不断催约有直接关系。时间大约始自1917年8月。鲁迅真正创作《狂人日记》是1918年4月，离钱玄同始访去了七八个月。也就是说，鲁迅并不是答应后就很快投入了创作。据钱玄同事后记述：
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在国内是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第四卷第五号里了。
那么，这期间他在想什么呢?鲁迅的解释是：“我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这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问题。假如说“铁屋子”理论是鲁迅思想有所转变的起点与契机，那么参与和写作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他首先从小说入手，而不是其他文体?须知，鲁迅对《新青年》早就有所了解。周作人说他初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他说，“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话是这么说，其实鲁迅一直阅看《新青年》，在日记书信中经常提及，还给外地朋友邮寄，足见他密切关注《新青年》的动向。从写作的条件看，对于藏书丰厚、兄弟文化资源共享的鲁迅来说，做论文没有参考书、做翻译没有底本应该不是实际情况。所以，鲁迅为什么真正写小说的原因依然是个问题。鲁迅的文学梦似乎早就幻灭，对世道也显得悲观颓唐，“铁屋子”理论固然有道理，小说也不是想写就写的。要弄清楚事情的一些原委，还是要回到钱玄同身上。
钱玄同为抬升小说的地位立下汗马功劳
钱玄同作为《新青年》的一员骁将，认为“小说戏剧，皆文学之正宗”，这与当时《新青年》重视与抬升小说历史地位与价值的观念是一致的。
译介外国小说是《新青年》推进小说改革的策略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与周氏兄弟合作的想法逐步成为了钱玄同的计划之一。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他就推荐了“我的朋友周豫才、起孟两先生译的《域外小说集》《炭画》”。其实，他对周氏小说才能的钦佩由来已久，在对鲁迅盖棺定论时依然认为：“《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驯，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不久他造访了周家。那段时间，小说的话题成为他们热衷的话题之一。不过，无论钱玄同如何鼓噪促动，鲁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其实并没有真正把写作一事付诸行动，虽然也帮周作人打打下手，和钱玄同高谈阔论，同时交流思想，出出主意，总体上依然只是一个“看”与“想”的状态，写作的时机还在孕育等待之中。
在这段时间里，钱玄同显然和周氏兄弟就小说问题做过讨论。新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激发着他们各自的想象力，但是走出“旧小说”模式是首先必须面对的，而在这个问题上，以林纾为代表的守旧人物成为了拟定的“现实对手”。在对待林纾上，《新青年》同仁的态度与观点同样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林纾似乎始终构成他们挥之不去又必须试图超越的主要对手，尤其是钱玄同从一开始就态度鲜明，连讽带骂，可以说做足了文章。
不过，情况并非预料那样热闹，“那时仿佛不但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这种情形得到郑振铎的印证：“从他们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以来，始终不曾遇到过一个有力的敌人们。他们视‘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而所谓的‘桐城选学’也者却置之不理。因之，有许多见解他们便不能发挥尽致。旧文人们的反抗言论既然是寂寂无闻，他们便好像是尽在空中挥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不过郑振铎说他们“不曾遇到有力的敌人”并不确切，相反，自身的寂寞使他们将林纾作为必须惊动并且接受挑战的现实对手。这种设计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只是对手一直不予理睬。情急之下，钱玄同、刘半农才有些不光彩地联手演出了一曲“双簧戏”，据说周氏兄弟也参与了策划。在这个值得玩味的行动中，林纾自然备受奚落与批评。
鲁迅试图超越林纾
钱玄同与周氏兄弟都是章门弟子，钱玄同联手周氏自有门户之缘，在对林纾的态度上，同样有一致的见识。且不论民国初年，章太炎与林纾在北京大学互相攻击，势同水火。就文化立场而言，章太炎不承认林纾“古文大家”的身份，始终归类为“小说家流”为快，“与蒲松龄相次”。及至林纾去世，章太炎还慨叹：“呜呼畏庐，今之蒲留仙也!”，依然以“小说家”视之。钱玄同称林纾小说“得唐代小说之神韵”、“《聊斋志异》文笔”，实际是章太炎观点的重申。
其实，更早试图超越林纾的并不是章太炎，而是鲁迅。早在1909年1月15日，鲁迅就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写道：“《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这里所说的“近世名人”，指的就是林纾。1932年1月16日，鲁迅在致增田涉信中明确表示：“《域外小说集》发行于1907年或1908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纾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客观上说，鲁迅是深受林纾影响的。不过，超越前辈似乎一直是鲁迅潜行的目标。
进一步值得探究的是，在演出“双簧戏”、“骂倒王敬轩”的过程中，他们故作多情又别有用意地推出了周氏兄弟。不仅推举“贵报四卷一号中周君所译托思之小说”，还要请林纾“把周先生十年前抱复古主义时代所译的《域外小说集》看看”。且不说周氏兄弟是否真的参与了这次策划，但是，很显然他们不仅默认了钱玄同的想法与做法，同时也做好了把自己推向风口浪尖的准备。如果说“铁屋子理论”激发鲁迅终于“开了口”，那么，对鲁迅来说，1818年春天，《新青年》对新小说的提倡、对林纾小说的关注以及试图超越都是鲁迅写小说的现实情境。在这些活动中，不难发现章门弟子对旧事的追忆，对章太炎学术思想与文化精神承接及新的探索，对林纾小说范式与影响真正挑战与超越的渴望，以及真正摆脱因袭思想、在模仿中创新的欲动态势。
鲁迅写小说势在必行
方向与选择已经摆在那里，鲁迅写小 说似乎势在必行。在小说观念上，林纾小说的“闲书”品质以及“老路子”的写作方式没有“与时俱进”，新小说应该与新文化的提倡、“为人生”相呼应，要“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这应该成为一种新的自觉的小说功能观念。从“写什么”的角度看，平民意识的兴起、生命的人道关怀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已经涌动着汹汹的思潮，“呐喊”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1918年，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问世，也是这股思潮在文学改革上的思想体现与实践推进。这一切，都在不时给予鲁迅小说创作的发生以动力与启示。鲁迅终于明白：第一要说话，第二要说新思想的话，第三，要用小说的方式说话。所以，他承认，“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这是事实，也是鲁迅明确的立场与思路。故不讳《狂人日记》甚至与果戈理的小说同名。及至30年代，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依然批评本国创作对于欧洲大陆文学接受的“怠慢”。他甚至坦言：“在《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在他看来，即便出现了较多小说家的《新潮》杂志，虽然“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但“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
鲁迅小说创作灵感的产生比较可信的还是鲁迅发现了“吃人”的意象后，他才真正找到了“写什么”同时“怎么写”的切入点。1918年8月20日鲁迅在给挚友许寿裳的信中说道：“《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读《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可以想象，当“吃人”的意象形成并与鲁迅的情思强烈碰撞的时候，这个“知者寥寥”的独特发现使鲁迅一下子走出了近8个月的观望、思考、沉寂的混沌状态，内心世界一下子变得通彻澄明，同时又是那么的不平静。
“吃人”意象作为一个理性判断的符码，包含着鲁迅对传统伦理价值的终极怀疑与本质裁决，这与钱玄同文化激进的选择殊途同归。鲁迅所说的“听将令”，自然不只体现在“救救孩子”这句多少有些空洞而强作乐观的话语上，更重要的是以“吃人”的关键词保持与钱玄同文化思想上的一致性。在这一点上，他实际比钱玄同甚至要“废汉文”的“偏激”想法一点也不逊色。鲁迅对当时哂笑白话的所谓高雅的人，就直称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后来，依然有点惊世骇俗的提出，中国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不过，从年少以文艺疗救人的精神之追求、到“立人”思想的前期思考，再到“吃人”立场与价值观的确立，虽然依然保持着某种思想与精神的一致性，但是，多年沉潜积淀的思考以及以“现代性”为理性之光的历史洞悉与现实照耀使鲁迅不仅超越了过去，也站在了同时代难以企及或者不敢企及的高度。
尤为重要的是，“吃人”意象还是一个包含着深切、痛切甚至愤切情感特征的符码，它不仅打开了作者话语狂欢与情绪宣泄的闸门，同时像核裂变一样推动了情理的运动与想象的跃动。换句说，当鲁迅发现了“吃人”的本质存在，与之相伴随的情感运动实际上意味着已经为自己找到了相匹配的话语形式。既要不断强化“吃人”的事实与立场，还要揭示心理的运动与独异的感受，“日记体”似乎成为了鲁迅最为熟悉与顺手拿来的选择。
不过，当鲁迅真正抒写狂人的生命历程与心路历程时，这个“独异的个体”除了作为“先觉者”实施对历史现实文化的决然批判与怀疑之外，他自身也处在孤独不安的境地，甚至陷入了对自身的深度怀疑之中。从这个角度看，《狂人日记》不仅超越了林纾等貌新实旧的小说观念与范式，鲁迅自身也走出了自己前期两极徘徊的矛盾状态，同时在“遵命”的旨意下，裹挟着丰富的审美信息与精神信息，使《狂人日记》作为“表现深切，格式特别”的文本，突兀于现代小说的起点，并成为了一个界碑。
也就难怪，作为催生婆的钱玄同也只能用“居然”来表示自己的惊喜诧异了。
(本文编辑 谢宁)
钱玄同不断催约鲁迅却没有马上投入创作
众所周知，鲁迅的文学出山与钱玄同的不断催约有直接关系。时间大约始自1917年8月。鲁迅真正创作《狂人日记》是1918年4月，离钱玄同始访去了七八个月。也就是说，鲁迅并不是答应后就很快投入了创作。据钱玄同事后记述：
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在国内是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第四卷第五号里了。
那么，这期间他在想什么呢?鲁迅的解释是：“我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这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问题。假如说“铁屋子”理论是鲁迅思想有所转变的起点与契机，那么参与和写作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他首先从小说入手，而不是其他文体?须知，鲁迅对《新青年》早就有所了解。周作人说他初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他说，“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话是这么说，其实鲁迅一直阅看《新青年》，在日记书信中经常提及，还给外地朋友邮寄，足见他密切关注《新青年》的动向。从写作的条件看，对于藏书丰厚、兄弟文化资源共享的鲁迅来说，做论文没有参考书、做翻译没有底本应该不是实际情况。所以，鲁迅为什么真正写小说的原因依然是个问题。鲁迅的文学梦似乎早就幻灭，对世道也显得悲观颓唐，“铁屋子”理论固然有道理，小说也不是想写就写的。要弄清楚事情的一些原委，还是要回到钱玄同身上。
钱玄同为抬升小说的地位立下汗马功劳
钱玄同作为《新青年》的一员骁将，认为“小说戏剧，皆文学之正宗”，这与当时《新青年》重视与抬升小说历史地位与价值的观念是一致的。
译介外国小说是《新青年》推进小说改革的策略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与周氏兄弟合作的想法逐步成为了钱玄同的计划之一。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他就推荐了“我的朋友周豫才、起孟两先生译的《域外小说集》《炭画》”。其实，他对周氏小说才能的钦佩由来已久，在对鲁迅盖棺定论时依然认为：“《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驯，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不久他造访了周家。那段时间，小说的话题成为他们热衷的话题之一。不过，无论钱玄同如何鼓噪促动，鲁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其实并没有真正把写作一事付诸行动，虽然也帮周作人打打下手，和钱玄同高谈阔论，同时交流思想，出出主意，总体上依然只是一个“看”与“想”的状态，写作的时机还在孕育等待之中。
在这段时间里，钱玄同显然和周氏兄弟就小说问题做过讨论。新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激发着他们各自的想象力，但是走出“旧小说”模式是首先必须面对的，而在这个问题上，以林纾为代表的守旧人物成为了拟定的“现实对手”。在对待林纾上，《新青年》同仁的态度与观点同样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林纾似乎始终构成他们挥之不去又必须试图超越的主要对手，尤其是钱玄同从一开始就态度鲜明，连讽带骂，可以说做足了文章。
不过，情况并非预料那样热闹，“那时仿佛不但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这种情形得到郑振铎的印证：“从他们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以来，始终不曾遇到过一个有力的敌人们。他们视‘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而所谓的‘桐城选学’也者却置之不理。因之，有许多见解他们便不能发挥尽致。旧文人们的反抗言论既然是寂寂无闻，他们便好像是尽在空中挥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不过郑振铎说他们“不曾遇到有力的敌人”并不确切，相反，自身的寂寞使他们将林纾作为必须惊动并且接受挑战的现实对手。这种设计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只是对手一直不予理睬。情急之下，钱玄同、刘半农才有些不光彩地联手演出了一曲“双簧戏”，据说周氏兄弟也参与了策划。在这个值得玩味的行动中，林纾自然备受奚落与批评。
鲁迅试图超越林纾
钱玄同与周氏兄弟都是章门弟子，钱玄同联手周氏自有门户之缘，在对林纾的态度上，同样有一致的见识。且不论民国初年，章太炎与林纾在北京大学互相攻击，势同水火。就文化立场而言，章太炎不承认林纾“古文大家”的身份，始终归类为“小说家流”为快，“与蒲松龄相次”。及至林纾去世，章太炎还慨叹：“呜呼畏庐，今之蒲留仙也!”，依然以“小说家”视之。钱玄同称林纾小说“得唐代小说之神韵”、“《聊斋志异》文笔”，实际是章太炎观点的重申。
其实，更早试图超越林纾的并不是章太炎，而是鲁迅。早在1909年1月15日，鲁迅就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写道：“《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这里所说的“近世名人”，指的就是林纾。1932年1月16日，鲁迅在致增田涉信中明确表示：“《域外小说集》发行于1907年或1908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纾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客观上说，鲁迅是深受林纾影响的。不过，超越前辈似乎一直是鲁迅潜行的目标。
进一步值得探究的是，在演出“双簧戏”、“骂倒王敬轩”的过程中，他们故作多情又别有用意地推出了周氏兄弟。不仅推举“贵报四卷一号中周君所译托思之小说”，还要请林纾“把周先生十年前抱复古主义时代所译的《域外小说集》看看”。且不说周氏兄弟是否真的参与了这次策划，但是，很显然他们不仅默认了钱玄同的想法与做法，同时也做好了把自己推向风口浪尖的准备。如果说“铁屋子理论”激发鲁迅终于“开了口”，那么，对鲁迅来说，1818年春天，《新青年》对新小说的提倡、对林纾小说的关注以及试图超越都是鲁迅写小说的现实情境。在这些活动中，不难发现章门弟子对旧事的追忆，对章太炎学术思想与文化精神承接及新的探索，对林纾小说范式与影响真正挑战与超越的渴望，以及真正摆脱因袭思想、在模仿中创新的欲动态势。
鲁迅写小说势在必行
方向与选择已经摆在那里，鲁迅写小 说似乎势在必行。在小说观念上，林纾小说的“闲书”品质以及“老路子”的写作方式没有“与时俱进”，新小说应该与新文化的提倡、“为人生”相呼应，要“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这应该成为一种新的自觉的小说功能观念。从“写什么”的角度看，平民意识的兴起、生命的人道关怀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已经涌动着汹汹的思潮，“呐喊”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1918年，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问世，也是这股思潮在文学改革上的思想体现与实践推进。这一切，都在不时给予鲁迅小说创作的发生以动力与启示。鲁迅终于明白：第一要说话，第二要说新思想的话，第三，要用小说的方式说话。所以，他承认，“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这是事实，也是鲁迅明确的立场与思路。故不讳《狂人日记》甚至与果戈理的小说同名。及至30年代，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依然批评本国创作对于欧洲大陆文学接受的“怠慢”。他甚至坦言：“在《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在他看来，即便出现了较多小说家的《新潮》杂志，虽然“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但“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
鲁迅小说创作灵感的产生比较可信的还是鲁迅发现了“吃人”的意象后，他才真正找到了“写什么”同时“怎么写”的切入点。1918年8月20日鲁迅在给挚友许寿裳的信中说道：“《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读《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可以想象，当“吃人”的意象形成并与鲁迅的情思强烈碰撞的时候，这个“知者寥寥”的独特发现使鲁迅一下子走出了近8个月的观望、思考、沉寂的混沌状态，内心世界一下子变得通彻澄明，同时又是那么的不平静。
“吃人”意象作为一个理性判断的符码，包含着鲁迅对传统伦理价值的终极怀疑与本质裁决，这与钱玄同文化激进的选择殊途同归。鲁迅所说的“听将令”，自然不只体现在“救救孩子”这句多少有些空洞而强作乐观的话语上，更重要的是以“吃人”的关键词保持与钱玄同文化思想上的一致性。在这一点上，他实际比钱玄同甚至要“废汉文”的“偏激”想法一点也不逊色。鲁迅对当时哂笑白话的所谓高雅的人，就直称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后来，依然有点惊世骇俗的提出，中国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不过，从年少以文艺疗救人的精神之追求、到“立人”思想的前期思考，再到“吃人”立场与价值观的确立，虽然依然保持着某种思想与精神的一致性，但是，多年沉潜积淀的思考以及以“现代性”为理性之光的历史洞悉与现实照耀使鲁迅不仅超越了过去，也站在了同时代难以企及或者不敢企及的高度。
尤为重要的是，“吃人”意象还是一个包含着深切、痛切甚至愤切情感特征的符码，它不仅打开了作者话语狂欢与情绪宣泄的闸门，同时像核裂变一样推动了情理的运动与想象的跃动。换句说，当鲁迅发现了“吃人”的本质存在，与之相伴随的情感运动实际上意味着已经为自己找到了相匹配的话语形式。既要不断强化“吃人”的事实与立场，还要揭示心理的运动与独异的感受，“日记体”似乎成为了鲁迅最为熟悉与顺手拿来的选择。
不过，当鲁迅真正抒写狂人的生命历程与心路历程时，这个“独异的个体”除了作为“先觉者”实施对历史现实文化的决然批判与怀疑之外，他自身也处在孤独不安的境地，甚至陷入了对自身的深度怀疑之中。从这个角度看，《狂人日记》不仅超越了林纾等貌新实旧的小说观念与范式，鲁迅自身也走出了自己前期两极徘徊的矛盾状态，同时在“遵命”的旨意下，裹挟着丰富的审美信息与精神信息，使《狂人日记》作为“表现深切，格式特别”的文本，突兀于现代小说的起点，并成为了一个界碑。
也就难怪，作为催生婆的钱玄同也只能用“居然”来表示自己的惊喜诧异了。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