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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对他人缺乏信任感，信任危机也日益突出。这种危机带来的社会心理恐慌也成为当代国人最深刻的“中国体验”之一。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敢“相信”了？这种信任的缺失又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信任危机的“中国体验”
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当下中国社会所遭遇的信任危机不仅仅是现代性的危机，更是由独特的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治理危机，在社會心理层面产生的无依无靠、不能掌控、人人自危的心理危机。信任危机带来的社会心理恐慌是中国人幸福感与安全感丧失的根源之一，也是当代国人最深刻的“中国体验”之一。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域，形成以血缘、地缘为主要特征的“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以当面的、在场的熟悉和了解为依据，以熟人社会所共有的行为规范、风俗习惯为制约，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和保证，从而形成了一种“亲而信”的信任模式。在中国人的眼里，亲近自然就产生信任，自己人最可靠，而陌生人都是可疑的。建立在人际关系规范下的信任不但是熟人社会的秩序基础，也是人们本体安全感的所在。
熟人社会一直延续到毛泽东时代，唯一不同的是：在传统农耕时代，熟人社会是通过土地及建立在土地之上的“安土重迁”的习俗形成的；而在毛泽东时代，熟人社会则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户口、单位”等社会控制机制得以建立和巩固的。熟人社会结构的松弛与瓦解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高考、“返城”、下海经商、进城打工、下岗再就业等频繁的社会流动与“孔雀东南飞”式的地理迁徙，迅速改变了静态化的社会结构，人们的社会活动从封闭性的地域中抽离，传统的、稳定的、长久的、可预见的人际关系渐渐被易变的、短暂的、匿名的交往模式所取代。于是，以关系规范为约束力量的人际信任模式受到巨大的冲击，中国人开始体验到社会信任方面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邻里关系的冷漠、“杀熟”现象的出现，动摇了相互信任、守望相助的社区共同体，那么对家庭成员信任关系的质疑则让中国人彻底丧失了本体安全感。婚姻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家庭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最倚重的生活共同体，家人最可信不但是一种社会态度，简直就是一种人生信仰；“养儿防老”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传统角色规范，是不容质疑的信任关系。但是今天，父母已经不能指望养儿防老，于是出现了新的养老模式“养房防老”；面对婚姻关系的脆弱，“婚前财产公证”很快成为规避婚姻风险的一把利器，这于保护个人财产的同时，却在婚姻关系缔结之初就刺伤了彼此的信任与情感，让婚姻关系变得更加脆弱不堪。广而言之，父子、夫妻、朋友、同事、熟人邻里间似乎都需要设防，陌生人之间更是人人自危。一项调查证实：大多数中国人不敢搀扶在街头摔倒的老人。“愿不愿意搀扶”测量的是社会冷漠程度，而“敢不敢搀扶”反映的则是人际信任水平。
人际信任危机重创了中国人以“关系”、“人伦”为行为规范的日常生活秩序，人们陷入了不知如何与人交往的困境之中。拿商品消费来说，中国人对购买之物充满狐疑。从汽车、房地产等大宗耐用家庭消费品，到药品、食品、衣物等日常用品无一能让人放心，尤其是苏丹红、三聚氰胺、塑化剂、黑心棉、地沟油等一系列假冒伪劣食品所带来的生命安全问题，已成为今天中国人无法摆脱的梦魇。失范的中国市场引发了全面的消费信任危机：商品价格虚高混乱侵犯了消费者的利益；虚假的广告信息扰乱人们的消费认知与消费决策；低劣的产品质量，尤其是食品安全构成了健康威胁，凡此种种，导致普遍的社会恐慌，引发了危机情绪的蔓延。
今天，人们早已告别了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社会，消费活动已成为现代人最频繁发生、最日常参与的社会活动，消费信任已成为人们切身体验和观察社会信任的窗口。在这样的背景下，消费者对商家和厂家的不信任会传导为对整个社会管理与运行机制的不信任，最终成为指向对政府的不信任。
信任危机如此严重的背后
实际上，中国的信任危机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有分析总结出了以下四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意识形态原因。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有段名言：“我毫不怀疑，如果‘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正方形的两直角之和’这一说法和任何人的统治权或具有统治权的一些人的利益相冲突的话，这一说法即使不受到争议，也会由于有关的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把所有几何学书籍通通烧掉的办法，而受到镇压。”
目前，全国每年发生几万起群聚事件，很多都是因为权力部门（政府、警方调查结果）缺乏公信力。一个事件发生之后，如果政府的调查结果有公信力，就不会酿成暴乱事件。正如德裔哲学家阿伦特所说：“人们常常发现，长期洗脑造成的最确定结果，是一种特殊的玩世不恭：对任何真理都绝对拒绝相信，不管这个真理有多么可靠的依据。”
正因为我们的社会经历过一个人们不能了解基本事实的时期，人们对公权力就丧失了基本的信任，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明确的。
其次是法律机制问题。社会对于人们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外部规范力量，对于造假欺骗行为惩罚不力，惩罚机制不完善，使得造假行为的成本比较低，由此导致毒牛奶、地沟油、盗版书泛滥成灾。在法律机制健全的社会，人们的造假行为会带来倾家荡产的结果，诚信与造假两相比较，人们才会选择诚信。反之，在蝇头小利的利益驱动之下，人们也会去造假，从而彻底丧失了职业操守，也毁掉了社会的信任。
第三是文化习俗问题。由于中国盛行熟人社会与生人社会的区别对待，对于欺骗外人、生人的行为就缺乏内在的规范力量。这个习俗就是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就像在水中投入一颗石子，水面上泛开一圈一圈的水纹。在中国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为核心，血亲，姻亲，朋友，熟人，一圈一圈延伸开去，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信任只在熟人圈里，对陌生人世界是完全不信任的，并且由此也认为，对陌生人的欺骗行为并不违反行为规范。差序格局揭示的是一种典型的熟人社会价值观：只是在熟人圈子里才有信任，对于陌生人是完全没有信任的。 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还有一个著名理论：西方是个人本位的社会，中国是家庭本位的社会（家族本位的社会），跟差序格局的意思差不多。个人本位的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家族本位社会是熟人社会。前者人的交往运作一定要靠法制，而后者就要靠关系，是人治。法制就要求信任，就会产生相应的制度来保障信任；人治就不会有信任，也没有制度能够有效地保障信任。
第四是宗教信仰问题。这也是中国人在信任问题上缺乏内在规范力量的一个原因。因为中国是一个无神论（或泛神论）的社会。当中国人撒谎或造假时是没有内心痛苦的，因为他知道除了被抓到之外，不会有惩罚，不会下地狱，所以什么都可以做。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句名言：“如果没有了上帝，豈不什么事都可以做了？”社会上诈骗事件大量发生，新的诈骗形式层出不穷。当很多人做坏事欺骗人时，当受骗上当大量发生时，社会就彻底丧失了信任。
不信任了，生活困扰多了
多方面的原因让我们除了自己谁也不敢轻易相信，然而这种信任的缺失却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多困扰。
换个零钱不容易。“能不能帮我换一下零钱？”在延吉市西市场附近的公交车站点，有二三十位等候乘车的市民，记者拿出一张50元的人民币来，分别向他们换零钱，但均被告知没有零钱可换。记者只好走进一家超市，询问是否可以换零钱，店主告诉记者，零钱都是要做生意的，没有零钱可换。当记者提出购买一瓶饮料时，店员不再说什么，找给记者47元。在店主找零钱时，记者观察到，店主并非真的没有足够的零钱，而是不愿意白白兑换出去。
想给钱又怕被骗。近日，记者在延吉街头，看到一个穿着破烂的乞丐，年龄将近60岁。他瘫坐在地上，面前摆着一个铁腕，碗中放了几枚硬币和几张一元钱。记者观察半小时，发现经过的40人中，仅有10人给他钱，都是一元、五角的。其中一位路人对记者说：“每天走到街上，都能看到很多乞丐，有的是老人，有的是小孩，却不知道该不该给钱，如果给，我怕他们是利用人们的爱心来行骗，如果不给，又怕他们是真正需要帮助的可怜人。”
陌生电话不敢回。陌生的电话号码，响一声就挂断，你肯定不会打过去。久经考验的机主们太清楚这种伎俩了，不是敲诈电话，就是骗电话费的。“那些骗子太厉害了，我告诉我妈，不熟悉的号码不要接！要是对方真有急事，肯定会再打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他给父母买了手机以方便联系，可是用手机推销、诈骗的电话数不胜数，烦不胜烦，父母经常接到“您中大奖”的短信通知，或者有人打一下就挂了，老人怕有人找，一回拨就上了对方的当。
结婚、借钱也得立字据。对爱情的不信任使得一些人开始进行婚前财产公证，“万一离婚了，对我以后的生活还是有个保证的。”市民刘女士说。
“不仅结婚需要公证，现在连亲戚、朋友借钱也得立个字据。”和龙市民王先生说，现在人与人彼此的信任度越来越低，有时连亲戚朋友也不太信任，“互相借个钱怕不还是常有的事”，王先生坦言，这样立字据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信任危机的“中国体验”
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当下中国社会所遭遇的信任危机不仅仅是现代性的危机，更是由独特的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治理危机，在社會心理层面产生的无依无靠、不能掌控、人人自危的心理危机。信任危机带来的社会心理恐慌是中国人幸福感与安全感丧失的根源之一，也是当代国人最深刻的“中国体验”之一。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域，形成以血缘、地缘为主要特征的“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以当面的、在场的熟悉和了解为依据，以熟人社会所共有的行为规范、风俗习惯为制约，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和保证，从而形成了一种“亲而信”的信任模式。在中国人的眼里，亲近自然就产生信任，自己人最可靠，而陌生人都是可疑的。建立在人际关系规范下的信任不但是熟人社会的秩序基础，也是人们本体安全感的所在。
熟人社会一直延续到毛泽东时代，唯一不同的是：在传统农耕时代，熟人社会是通过土地及建立在土地之上的“安土重迁”的习俗形成的；而在毛泽东时代，熟人社会则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户口、单位”等社会控制机制得以建立和巩固的。熟人社会结构的松弛与瓦解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高考、“返城”、下海经商、进城打工、下岗再就业等频繁的社会流动与“孔雀东南飞”式的地理迁徙，迅速改变了静态化的社会结构，人们的社会活动从封闭性的地域中抽离，传统的、稳定的、长久的、可预见的人际关系渐渐被易变的、短暂的、匿名的交往模式所取代。于是，以关系规范为约束力量的人际信任模式受到巨大的冲击，中国人开始体验到社会信任方面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邻里关系的冷漠、“杀熟”现象的出现，动摇了相互信任、守望相助的社区共同体，那么对家庭成员信任关系的质疑则让中国人彻底丧失了本体安全感。婚姻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家庭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最倚重的生活共同体，家人最可信不但是一种社会态度，简直就是一种人生信仰；“养儿防老”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传统角色规范，是不容质疑的信任关系。但是今天，父母已经不能指望养儿防老，于是出现了新的养老模式“养房防老”；面对婚姻关系的脆弱，“婚前财产公证”很快成为规避婚姻风险的一把利器，这于保护个人财产的同时，却在婚姻关系缔结之初就刺伤了彼此的信任与情感，让婚姻关系变得更加脆弱不堪。广而言之，父子、夫妻、朋友、同事、熟人邻里间似乎都需要设防，陌生人之间更是人人自危。一项调查证实：大多数中国人不敢搀扶在街头摔倒的老人。“愿不愿意搀扶”测量的是社会冷漠程度，而“敢不敢搀扶”反映的则是人际信任水平。
人际信任危机重创了中国人以“关系”、“人伦”为行为规范的日常生活秩序，人们陷入了不知如何与人交往的困境之中。拿商品消费来说，中国人对购买之物充满狐疑。从汽车、房地产等大宗耐用家庭消费品，到药品、食品、衣物等日常用品无一能让人放心，尤其是苏丹红、三聚氰胺、塑化剂、黑心棉、地沟油等一系列假冒伪劣食品所带来的生命安全问题，已成为今天中国人无法摆脱的梦魇。失范的中国市场引发了全面的消费信任危机：商品价格虚高混乱侵犯了消费者的利益；虚假的广告信息扰乱人们的消费认知与消费决策；低劣的产品质量，尤其是食品安全构成了健康威胁，凡此种种，导致普遍的社会恐慌，引发了危机情绪的蔓延。
今天，人们早已告别了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社会，消费活动已成为现代人最频繁发生、最日常参与的社会活动，消费信任已成为人们切身体验和观察社会信任的窗口。在这样的背景下，消费者对商家和厂家的不信任会传导为对整个社会管理与运行机制的不信任，最终成为指向对政府的不信任。
信任危机如此严重的背后
实际上，中国的信任危机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有分析总结出了以下四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意识形态原因。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有段名言：“我毫不怀疑，如果‘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正方形的两直角之和’这一说法和任何人的统治权或具有统治权的一些人的利益相冲突的话，这一说法即使不受到争议，也会由于有关的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把所有几何学书籍通通烧掉的办法，而受到镇压。”
目前，全国每年发生几万起群聚事件，很多都是因为权力部门（政府、警方调查结果）缺乏公信力。一个事件发生之后，如果政府的调查结果有公信力，就不会酿成暴乱事件。正如德裔哲学家阿伦特所说：“人们常常发现，长期洗脑造成的最确定结果，是一种特殊的玩世不恭：对任何真理都绝对拒绝相信，不管这个真理有多么可靠的依据。”
正因为我们的社会经历过一个人们不能了解基本事实的时期，人们对公权力就丧失了基本的信任，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明确的。
其次是法律机制问题。社会对于人们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外部规范力量，对于造假欺骗行为惩罚不力，惩罚机制不完善，使得造假行为的成本比较低，由此导致毒牛奶、地沟油、盗版书泛滥成灾。在法律机制健全的社会，人们的造假行为会带来倾家荡产的结果，诚信与造假两相比较，人们才会选择诚信。反之，在蝇头小利的利益驱动之下，人们也会去造假，从而彻底丧失了职业操守，也毁掉了社会的信任。
第三是文化习俗问题。由于中国盛行熟人社会与生人社会的区别对待，对于欺骗外人、生人的行为就缺乏内在的规范力量。这个习俗就是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就像在水中投入一颗石子，水面上泛开一圈一圈的水纹。在中国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为核心，血亲，姻亲，朋友，熟人，一圈一圈延伸开去，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信任只在熟人圈里，对陌生人世界是完全不信任的，并且由此也认为，对陌生人的欺骗行为并不违反行为规范。差序格局揭示的是一种典型的熟人社会价值观：只是在熟人圈子里才有信任，对于陌生人是完全没有信任的。 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还有一个著名理论：西方是个人本位的社会，中国是家庭本位的社会（家族本位的社会），跟差序格局的意思差不多。个人本位的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家族本位社会是熟人社会。前者人的交往运作一定要靠法制，而后者就要靠关系，是人治。法制就要求信任，就会产生相应的制度来保障信任；人治就不会有信任，也没有制度能够有效地保障信任。
第四是宗教信仰问题。这也是中国人在信任问题上缺乏内在规范力量的一个原因。因为中国是一个无神论（或泛神论）的社会。当中国人撒谎或造假时是没有内心痛苦的，因为他知道除了被抓到之外，不会有惩罚，不会下地狱，所以什么都可以做。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句名言：“如果没有了上帝，豈不什么事都可以做了？”社会上诈骗事件大量发生，新的诈骗形式层出不穷。当很多人做坏事欺骗人时，当受骗上当大量发生时，社会就彻底丧失了信任。
不信任了，生活困扰多了
多方面的原因让我们除了自己谁也不敢轻易相信，然而这种信任的缺失却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多困扰。
换个零钱不容易。“能不能帮我换一下零钱？”在延吉市西市场附近的公交车站点，有二三十位等候乘车的市民，记者拿出一张50元的人民币来，分别向他们换零钱，但均被告知没有零钱可换。记者只好走进一家超市，询问是否可以换零钱，店主告诉记者，零钱都是要做生意的，没有零钱可换。当记者提出购买一瓶饮料时，店员不再说什么，找给记者47元。在店主找零钱时，记者观察到，店主并非真的没有足够的零钱，而是不愿意白白兑换出去。
想给钱又怕被骗。近日，记者在延吉街头，看到一个穿着破烂的乞丐，年龄将近60岁。他瘫坐在地上，面前摆着一个铁腕，碗中放了几枚硬币和几张一元钱。记者观察半小时，发现经过的40人中，仅有10人给他钱，都是一元、五角的。其中一位路人对记者说：“每天走到街上，都能看到很多乞丐，有的是老人，有的是小孩，却不知道该不该给钱，如果给，我怕他们是利用人们的爱心来行骗，如果不给，又怕他们是真正需要帮助的可怜人。”
陌生电话不敢回。陌生的电话号码，响一声就挂断，你肯定不会打过去。久经考验的机主们太清楚这种伎俩了，不是敲诈电话，就是骗电话费的。“那些骗子太厉害了，我告诉我妈，不熟悉的号码不要接！要是对方真有急事，肯定会再打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他给父母买了手机以方便联系，可是用手机推销、诈骗的电话数不胜数，烦不胜烦，父母经常接到“您中大奖”的短信通知，或者有人打一下就挂了，老人怕有人找，一回拨就上了对方的当。
结婚、借钱也得立字据。对爱情的不信任使得一些人开始进行婚前财产公证，“万一离婚了，对我以后的生活还是有个保证的。”市民刘女士说。
“不仅结婚需要公证，现在连亲戚、朋友借钱也得立个字据。”和龙市民王先生说，现在人与人彼此的信任度越来越低，有时连亲戚朋友也不太信任，“互相借个钱怕不还是常有的事”，王先生坦言，这样立字据也是一种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