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周有光，中国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聋人手指字母方案》等。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离休后，依然不断推出新作。
　　拜访周有光先生，就像是在目睹一场生命的奇迹。
　　早上9点的晨光穿窗而过，在这位110岁老人的脸上打下一圈光泽，越发映衬出他的鹤发童颜。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和同行者进门向他拜寿，他一边伸出双手作揖，一边对众人连声说：“谢谢。”
　　1月13日是周有光的生日，他却为世人奉献了好几份生日礼物——两本书《超越百年的人生智慧：周有光自述》和《对话周有光》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14年年底出版，《从世界看中国》于2015年1月出版，还有一本书即将在2月出版。
　　百岁以后，老人出版过《拾贝集》《朝闻道集》等多部著作，给社会带来新的思想，用学者秦晖的话说：“他比我们很多人都年轻。现在的社会非常吊诡的是，一些年轻人身上有一种木乃伊的味道，我们面对最可悲的现实是年轻人年龄还是壮龄，但思想已经行将就木。但周有光先生的语言越来越让人感到他是一个热血青年。”
　　我们糊里糊涂的事情多得很
　　这两年，周有光过得艰难而顽强。2013年12月到2014年2月，他一直在住院，情况一度很危险。当他又一次从疾病中恢复过来时，医生都大感惊讶。
　　“出院之后，他的身体就大不如前，交流也比较困难，带着助听器也要人大喊才能听见。”周有光的儿子周晓平说。
　　周晓平今年也已82岁了，不久前刚动过手术。他挨着父亲坐下，在身边充当“翻译”。父子俩都是白发苍苍，甚至分不清谁年纪更大，像足了当年周有光妻子张允和对他们的描述：“多年父子表兄弟。”
　　虽然耳朵不如以前灵光，周有光的记忆力依旧很好。同行的人民日报出版社陈志明提起两个月前的一次拜访，老人立刻想起来：“哦，上次来拍过张照片。”
　　因为身体原因，周有光已不大能伏案写作， “现在喜欢看外国杂志，随便翻翻。”周晓平在一旁解释：“不能多看书，我们和保姆都不敢给他书。”但老人对新书很关注。有人送了他一套关于胡适的新书《舍我其谁》，他立马批评这本书的书名起得不好，“胡适当年是很低调的，这个名字太张扬了，他不会讲这些话的。”
　　周有光对胡适很崇拜，称他为“知识分子中唯一清醒的人”。“胡适好，有真正的创造。有的人搞虚构的东西，没有意思。”
　　虚构和非虚构，是当天老人谈得最多的话题。“外国书店分类很清楚，虚构类、非虚构类，我们糊里糊涂，虚构的当真的，真的当假的，糊涂的事情多得很。”
　　周有光不主张多看虚构类的东西，他提倡学习健全的常识，认为这样才能养成健全的人格。“外国的老师们告诉学生，你要花80%以上的时间看非虚构类，如果是虚构类的，顶多20%。”
　　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个零
　　回首百岁人生，周有光也把时光都沉浸在追求非虚构的知识上。
　　1906年，他出生在江苏常州青果巷。那条现在看起来有些败落的古巷里，国士竞风流，赵元任、瞿秋白、史良、周有光、吴祖光……其中，赵、瞿、周都搞文字改革。
　　当年的常州，随沪宁铁路而兴，是中国最早电气化的城市，乡下都有电灯。但在周有光眼中，依然落后。“常州离苏州、上海很近。常州人说：中学毕业就好了;苏州人说：一定要大学毕业;上海人说：一定要留学。”周有光在常州读了小学、中学，在上海读了大学，后来又去国外留学。
　　大学时，他学经济，“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学问。”毕业后，他在大学教书，同时在银行工作。
　　但从大一开始，周有光就表现出对语言文字的兴趣。求学过程中，他收集了许多字母学方面的书，想不到后来有用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和汉字较劲。胡适等人支持白话文运动、推广国语;瞿秋白、吴玉章等受苏联影响很深的中共代表，提倡方言拉丁化（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更激烈的钱玄同、鲁迅等主张废除汉字，鲁迅甚至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说法。周有光也写了文章，提出方言拉丁化方案要相互沟通。
　　抗日战争胜利后，银行等行业恢复，周有光被派去美国培训，坐了14天轮船，“快到子午线，我生日，过了子午线，要重复一天，我又过生日。”
　　尽管是去工作，但周有光不肯浪费这么好的机会，一下班就去纽约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看书。新中国成立前，国外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周有光学经济多年，想著中国当时最急需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在复旦大学教书，同时在银行工作，还跟几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上海办一个刊物，真想为国家做点事情。”
　　历史后来的发展令人始料未及。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召开，因为早年发表过相关文章，周有光被推荐参会。“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周有光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周有光于是留在了北京，意外逃过了上海的“反右”运动。若干年后，回想起他离开后，上海银行界成了“反右”的重灾区，接受西方教育的经济学者几乎全部遭殃，他感慨“我算是逃过一劫。”
　　周有光在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起草拼音改革方案。研究起来很复杂，最后出来的结果很简单，别人跟他开玩笑：“几个字母，搞了3年。”
　　实际上远不止3年。“花3年搞出中国标准，再花3年变成国际标准。”各国图书馆、航空地名，都使用新的拼音方案……后来周有光写了《汉字改革概论》，主张在中国建立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成功了。不过我孙女笑话我：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言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个0。她说得也对。” 　　文字改革之外，周有光还有一件事令人称道，那就是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初就因为周有光从美国回来，带回一套百科全书，连襟沈从文戏称他“周百科”，后来这个绰号被大家叫得更起劲了。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差，一套二三十本，一般人买不起，就压缩成《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周有光知道，这本书出来，赚不了钱，但“这部书是一个大国必须有的”。
　　他經历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算是“四朝元老”，亲身感受过民族衰亡、政权迭起，国家如何从战乱走向富强，一生的情怀都放在家国大事上，从不苟且而活，而是立志要成为“国之重器”。
　　从世界看中国
　　命运给过周有光很多机会与磨难，他越来越乐观，也越来越清醒。
　　1933年，周有光和妻子张允和结婚。张家是名门大户，张父给了张允和一笔巨款，2000元钱。小俩口商量：这笔钱不要花，要出去留学。但去美国不够，于是去了日本。俩人的婚礼，倒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抗日战争时，一家人避难重庆。有一次周有光在路上，日本飞机来了。一个炸弹在他旁边爆炸，他掉到沟里，起来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受伤，而周围的人全死了。后来搬家到成都，一个流弹打进花园，儿子周晓平的肚子上被穿了5个洞，还好离美军医院近，抢了一条命回来。女儿周小禾却因盲肠炎得不到合理治疗，早早夭折，成了老人永远的一个伤痛。
　　“文革”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和文字学家林汉达一边看守高粱地，一边讨论大众语文问题，越谈越兴起。他问林汉达：“你的乐观主义是从哪儿来的？”林汉达反问：“你不也是乐观的吗？”
　　周有光与陈毅、周恩来私交甚密，但他不触碰政治，只研究学术。早年大学里的同学，很多从事外交。毕业之后，好多人请他去外交界做事，妻子张允和断然反对，周有光也深以为然：“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85岁之后，周有光退休，其实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工作。“我生活在专业的井底里大半个世纪，我发现井外还有一个知识的海洋，在这个海洋里面，我是文盲。”所以，晚年他看了很多专业外的书，但依然不看虚构文学。“不是不喜欢，而是我精力有限。”
　　老来读书，周有光想了解3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考古不易，考今更难。” 90岁到100岁之间，他还写了《苏联历史札记》《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后资本主义的曙光》等文章。他说：“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跑得很慢，有的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达到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
　　2002年，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她在世时，老两口上午下午都会喝茶，“举杯齐眉”的小动作做了多年，相视一笑，有敬也有爱。她去世后，周有光把书房的两张座椅换成了一条长沙发，一度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回卧室睡觉。妻子的照片则在对面书柜上，依旧两两相望。
　　周有光自嘲是“两头真”的知识分子，年轻时“天真幼稚”，年老后“敢说真话”。“国学热”兴起之后，有国学大家曾论断，文化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周有光觉得不对，他认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事，他提出双文化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10岁生日临近前，有后辈为他举办生日座谈会，他没法亲自出席，还专门录了一段视频，叮嘱大家“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
　　以前，周有光曾说“上帝把我忘记了”。感谢上帝，让今天的中国还拥有一个在这样年纪，依然有着清晰的头脑和思考力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