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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3）的调研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医疗保险（主要包括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两方面）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医疗保险在和商业医疗保险分别在1%和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感，同时从二者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来看，与商业医疗保险相比，社会医疗保险更能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13） ，using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medical insurance （mainly including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and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ese residents.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and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residents' happiness in the confidence level of 1% and 5% resp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d with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can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more obviously.
【关键词】幸福感；医疗保险；ordered probit模型
【Keywords】subjective well-being； medical insurance； ordered probit model
【中图分类号】F840.6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18）02-0118-04
1 引言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 SWB）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正面情感与负面情感体验几方面，它基于个人对自身生活的总体评价，是人类活动最高利益和终极动力。20世纪50年代起，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逐渐在西方社会盛行起来，其中在关于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经济因素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和热点，早期的一些研究表明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存在呈正相关关系，认为增加收入是提高幸福感的最有效方式。但是，在1974年学者 Easterlin研究得出，在一国之内，平均来说，高收入者要比低收入者更幸福，但是在特定时间的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高收入不一定会带来更强烈的幸福感，[1]这就是著名的“Easterlin ”悖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强劲的增长态势，但是居民的总体幸福感却没有保持同步的提升，造成人们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双重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一悖论。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数据表明，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平均水平在 1990 年为 7.3，但在 2000 年却下降为 6.5，虽然在 2007年稍微上升到了 6.8，但依然比 1990 年的水平低。2017年上半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显示，在世界最幸福国家排名中，中国在155个国家中仅排名第79位，这一排名虽然较去年有所提升，但是该报告还专门分析了过去25年里（1990-2015年）中国人的幸福感和物质变化，结果是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人的物质水平、生活质量和人均寿命都有了显著提高，但就主观幸福感而言，如今的中国人还不如25年前的中国人那么幸福①。关注民生幸福、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已成为当下党和政府工作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关于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各个领域的学者都给不出了不同视角的解释，但是从已有研究文献的回顾和梳理来看，关于保险因素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防范风险，在人们遭受疾病时给予物质上的支持，减轻人们的经济和精神压力，从而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受。那么医疗保险能否提高居民的幸福感？这是本文接下来将要研究的问题。
2 文献回顾
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复杂多样，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研究结论，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将较为主要的因素从四个大的方面进行分类。
第一，人口学统计变量。威尔逊Wanner Wilson（1976）首次在《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中提出幸福的人口学特征的概念，使西方对幸福感的研究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根据以往的研究结论，性别、年龄、职业、家庭、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人口学变量会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例如Ferrer-i-Carbonell，A.，& Gowdy，J.M.（2007）研究得出结论主观幸福感年龄呈负相关关系，和年龄的平方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也有很多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和年龄存在“U型”的关系，即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幸福感最高，而32～50岁之间的人幸福感最低②；在婚恋方面，Helliwell（2003）表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已婚的幸福感最高，而分居状态下的幸福感甚至比离婚或丧偶还要低③；国外学者对人口学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基本上取得了比较稳定一致的结论，而且这些研究结论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进一步证实。
第二，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经济因素一直是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的热点，其影响主要表现在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两个方面。Philip Oreopoulos（2007）表示，高收入者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社会保障服务、更好的医疗保障等，从而使得高收入者有更高的幸福感④；Ferrer-i-Carbonel（2005）研究發现，对个人幸福来说，参照群体的收入和自己的收入一样重要，他们的收入越是高于参照群体，就越幸福⑤；国内学者罗楚亮（2009）研究得出，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相对收入水平对于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收入增长仍然是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⑥。 第三，社会因素。社会因素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有自然环境（空气、绿化、卫生）、民生因素（住房、社会治安、医疗教育条件、就业机会、社会保障）、政治因素（民主参与、公共政策、政府绩效等）、社会关系等。国内学者对这类影响因素的关注也比较多，例如丘海雄等（2012）认为，居民幸福状况的改善与提升一般是诉诸政府公共政策层次，可以经由追加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公共开支加以实现，如资源的公正配置、职业发展、民意表达与善治的达致，教育、健康与安全的保障等⑦；毛小平和罗建文（2012）对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经济收入、住房产权、人际交往、贫富分化、民主参与、政府服务、社会保障、矛盾纠纷等对居民幸福感水平有显著的影响⑧。
目前关于医疗保险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而且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不同的学者甚至得出的相互矛盾的结论，存在的争议声比较多。现有的主要研究结论有：Veenhoven（2000）福利支出与平均幸福度以及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关系⑨；国内学者目前的研究则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叶鹏飞（2011）基于七省区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状况发现，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具有显著的增进作用⑩；亓寿伟、周少甫（2010）研究得出，公费医疗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合作医疗分别对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幸福感具有积极的作用。从以上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虽然国内外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文献已经比较丰富，但是关于医疗保险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则很少，而且基本上是对某一特定群体的研究。所以，笔者将通过本研究来验证医疗保险和主观幸福感可能存在的联系。 3 数据来源和指标设定
3.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全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项目，该调查始于2003年，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8次，调查包含了关于收入、教育、生活方式、社会态度、社会保障等居民个人及家庭方面以及社会各方面的信息，本文使用的是2013年的数据，样本总量是11438，剔除主要指标缺失样本和回答异常的样本，最后得到有效样本10482个。
3.2 指标设定
第一，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幸福感指标，是一个定序变量。根据问卷A36.“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分别对“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一般）、比较幸福、非常幸福”五个选项赋值1、2、3、4、5。Ruut Veenhoven&Joop Ehrhardt（1995）指出，虽然这种主观测量方法比较简单，但是这种方法具有心理测量学的充分性，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被调查者的真实幸福感[2]。从总体上看，被调查居民的幸福程度较高，主观幸福感平均分数为3.75分，其中，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均值是3.76，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均值是3.75。认为“非常不幸福”和“比较不幸福”的居民共占样本总量的8.9%，“一般”的占18.6%，“比较幸福”和“非常不幸福”的共占72.5%。
第二，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用来作为居民医疗保险变量是根据居民对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四个选项包括“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社会保障项目”，从而得到社会保险变量，“参加了”赋值为1，“没参加”赋值为0；根据选项“商业性医疗保险”得到商业医疗保险变量，“参加了”赋值为1，“没参加”赋值为0。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量为9392，占比89.6%，没参加的样本量为1090，占比10.4%；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样本量为9600，占比91.6%，没参加的样本量为882 ，占比8.4%。
第三，控制变量。为了准确地评估医疗保险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已有的研究基础，本文选择了以下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①居民的个人特征：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户籍类型。年龄为连续变量，文中将其转化成定序变量、年龄的平方。婚姻，婚居（再婚或同居）=1，其他=0。将问卷中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定序变量转化成定量变量。②经济因素：收入水平，包括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一直被视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性因素，本文选取个人年总收入的自然对数以及家庭经济水平在当地的档次（相对收入）来反映样本的经济状况。③社会因素：工作，有工作=1，没有工作=0。社会信任度、社会公平感、社会等级（觉得自己在社会中处于的等级）均为定序变量，这里将其转化成连续变量。
4 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
4.1 模型的构建
在下式中，Happiness代表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变量，medic1表示社会医疗保险，β1是社会医疗保险的影响系数，medic2表示商业医疗保险，β2是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系数，X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控制变量矩阵，包括宗教、性别、民族、户籍、年龄等等，Z是相应控制变量的系数矩阵，下标i代表第i个样本，u是随机扰动项。
Happinessi=β1medic1+β2medic2+ZXi+ui
4.2 实证分析
由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取值是5个有序的选择变量，本文建立ordered probit 模型，并使用stata统计软件来进行统计分析，评估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及通过对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边际效应估计来比较它们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强弱。
我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主要包括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考察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及其差异，现将这两个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模型中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到，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都与主观幸福感均存在正向促进的关系。在模型中，社会医疗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0.223，且在1%的水平上影响显著，说明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从边际效应估计结果来看，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能使我国居民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提高了1.4%和2.4%。商业医疗保险的偏回归系數为0.188，且在5%的水平上影响显著，说明参加商业性医疗保险能够显著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高，从边际效应估计结果来看，参加商业医疗保险，能使我国居民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提高了1.1%和2%。综上分析，与商业医疗保险相比，社会医疗保险对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加显著，更能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笔者认为，当前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不同水平的影响程度的原因可能有：第一，社会医疗保险的参保率远远高于商业医疗保险，从问卷的总体样本中可以看出，被调查居民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概率是89.6%，而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概率只有8.4%，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社会医疗保险保障的人数要多于得到商业保险保障的人数，所以在整个社会层面上造成社会医疗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商业保险。第二，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性质和基本作用不同，社会医疗保险属于非营利的福利性事业，当人们患病时，由社会保险机构对其所需要的医疗费用给予适当补贴或报销，这是对人们基本医疗需求的保障，能够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维护社会公平的安定和平。而商业医保是一种追求利润的企业行为，保费全部由个人负担，当经济承保人遭受意外或疾病时，能得到保险公司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仅能减轻承保人的一定损失，而无法给予其基本生活的保障，没有维护社会公正的功能。所以，与商业医疗保险相比，社会医疗保险能为更广泛的群体提供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因而更能促进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提高。
至于其他控制变量，个人特征变量，除了教育水平和户籍类型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之外，其余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每个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已有的研究基本一致。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一一赘述。
5 结论
第一，医疗保险能显著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样本数据，对医疗保险因素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社会医疗保险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为正数，说明社会医疗保险确实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并且是正向的促进作用。商业医疗保险的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数，说明商业医疗保险同样能够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笔者认为，医疗保险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首先，人们在遇到疾病和经济困难时，医疗保险可以提供直接的物质支持来减轻人们的经济负担以提升主观幸福感水平。其次，医疗保险，特别是社会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能够促進了社会公平，这种功能往往能使其演化成为一种能化解公众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正式的社会制度，控制社会风险，从而增加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最后，社会医疗保险是一项福利事业，可以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使人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从而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和幸福水平。基于这一结论，在当下要把实现医疗保险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优化我国医疗保险结构，使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在医疗保障方面协调发展、互促共进，实现全民医保，为国民医疗提供充分保障，最终构建起让民众幸福的医疗保障体系。
第二，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显示，社会医疗保险的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能使我国居民感到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加总）的概率分别提高3.8%。商业医疗保险在5%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参加商业医疗保险，能使我国居民感到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加总）的概率分别提高3.2%。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商业医疗保险。笔者认为可能的解释为，结合上文所分析的，社会医疗保在参与度、保障性上要优于商业医疗保险，因此进一步着力社会医疗保险的发展将会更有利于提高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这就要求我国医疗保险体系建设要突出重点，把社会医疗保险作为医疗保险体系中的重点项目，适当地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第三，由于对研究内容的把握、数据资料搜集情况和本人的研究能力的局限性等原因，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研究结论的得出主要基于2013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若是使用连续若干年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也会更加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从而对研究问题更加具有说明性。另外，为了使模型估计更加准确，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本文选取了一定数量的重要控制变量，但即使如此也很难做到全面，可能会有所遗漏。虽然这对最后的研究结果不会造成很大影响，但也应加以改进。
【注释】
①中国青年网.http：//d.youth.cn/sk/201703/t20170322_9334006_1.html.
②Ferrer-i-Carbonell， A.， & Gowdy， J. M.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happiness. Ecological Economics，2007，p.03.
③ Helliwell，J.F.How’s life？ Combining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variables to explain subjective well-being.Economic Modelling，2003，p.20.
④Philip Oreopoulos.Do Dropouts Drop Out Too Soon？ Wealth，Health and Happiness from Compulsory School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7，p.91.
⑤Ferrer-i-Carbonell， A. Income and well-be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p.06.
⑥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载《财经研究》，2009年版，第79-91页.
⑦丘海雄、李敢：《国外多元视野“幸福”观研析》.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版，第2页.
⑧毛小平、罗建文：《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研究——基于 CGSS2005 数据的分析》，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版，第3页.
⑨Veenhoven，R.Well -being in the welfarestate： Level not higher，distribution not more equitable.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Research and Practice，p.02.
⑩叶鹏飞：《农民工城市生活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实证研究》，载《青年研究》，2011年版，第3页.
亓寿伟、周少甫：《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载《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版，第100-107+127-128页.
【参考文献】
【1】王慧慧.近十年来国内居民幸福感研究要论[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版），2014，17（06）：80-85.
【2】崔红志.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8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5（04）：72-80.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13） ，using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medical insurance （mainly including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and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ese residents.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and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residents' happiness in the confidence level of 1% and 5% resp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d with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can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more obviously.
【关键词】幸福感；医疗保险；ordered probit模型
【Keywords】subjective well-being； medical insurance； ordered probit model
【中图分类号】F840.6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18）02-0118-04
1 引言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 SWB）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正面情感与负面情感体验几方面，它基于个人对自身生活的总体评价，是人类活动最高利益和终极动力。20世纪50年代起，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逐渐在西方社会盛行起来，其中在关于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经济因素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和热点，早期的一些研究表明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存在呈正相关关系，认为增加收入是提高幸福感的最有效方式。但是，在1974年学者 Easterlin研究得出，在一国之内，平均来说，高收入者要比低收入者更幸福，但是在特定时间的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高收入不一定会带来更强烈的幸福感，[1]这就是著名的“Easterlin ”悖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强劲的增长态势，但是居民的总体幸福感却没有保持同步的提升，造成人们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双重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一悖论。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数据表明，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平均水平在 1990 年为 7.3，但在 2000 年却下降为 6.5，虽然在 2007年稍微上升到了 6.8，但依然比 1990 年的水平低。2017年上半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显示，在世界最幸福国家排名中，中国在155个国家中仅排名第79位，这一排名虽然较去年有所提升，但是该报告还专门分析了过去25年里（1990-2015年）中国人的幸福感和物质变化，结果是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人的物质水平、生活质量和人均寿命都有了显著提高，但就主观幸福感而言，如今的中国人还不如25年前的中国人那么幸福①。关注民生幸福、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已成为当下党和政府工作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关于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各个领域的学者都给不出了不同视角的解释，但是从已有研究文献的回顾和梳理来看，关于保险因素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防范风险，在人们遭受疾病时给予物质上的支持，减轻人们的经济和精神压力，从而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受。那么医疗保险能否提高居民的幸福感？这是本文接下来将要研究的问题。
2 文献回顾
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复杂多样，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研究结论，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将较为主要的因素从四个大的方面进行分类。
第一，人口学统计变量。威尔逊Wanner Wilson（1976）首次在《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中提出幸福的人口学特征的概念，使西方对幸福感的研究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根据以往的研究结论，性别、年龄、职业、家庭、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人口学变量会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例如Ferrer-i-Carbonell，A.，& Gowdy，J.M.（2007）研究得出结论主观幸福感年龄呈负相关关系，和年龄的平方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也有很多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和年龄存在“U型”的关系，即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幸福感最高，而32～50岁之间的人幸福感最低②；在婚恋方面，Helliwell（2003）表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已婚的幸福感最高，而分居状态下的幸福感甚至比离婚或丧偶还要低③；国外学者对人口学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基本上取得了比较稳定一致的结论，而且这些研究结论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进一步证实。
第二，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经济因素一直是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的热点，其影响主要表现在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两个方面。Philip Oreopoulos（2007）表示，高收入者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社会保障服务、更好的医疗保障等，从而使得高收入者有更高的幸福感④；Ferrer-i-Carbonel（2005）研究發现，对个人幸福来说，参照群体的收入和自己的收入一样重要，他们的收入越是高于参照群体，就越幸福⑤；国内学者罗楚亮（2009）研究得出，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相对收入水平对于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收入增长仍然是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⑥。 第三，社会因素。社会因素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有自然环境（空气、绿化、卫生）、民生因素（住房、社会治安、医疗教育条件、就业机会、社会保障）、政治因素（民主参与、公共政策、政府绩效等）、社会关系等。国内学者对这类影响因素的关注也比较多，例如丘海雄等（2012）认为，居民幸福状况的改善与提升一般是诉诸政府公共政策层次，可以经由追加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公共开支加以实现，如资源的公正配置、职业发展、民意表达与善治的达致，教育、健康与安全的保障等⑦；毛小平和罗建文（2012）对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经济收入、住房产权、人际交往、贫富分化、民主参与、政府服务、社会保障、矛盾纠纷等对居民幸福感水平有显著的影响⑧。
目前关于医疗保险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而且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不同的学者甚至得出的相互矛盾的结论，存在的争议声比较多。现有的主要研究结论有：Veenhoven（2000）福利支出与平均幸福度以及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关系⑨；国内学者目前的研究则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叶鹏飞（2011）基于七省区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状况发现，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具有显著的增进作用⑩；亓寿伟、周少甫（2010）研究得出，公费医疗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合作医疗分别对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幸福感具有积极的作用。从以上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虽然国内外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文献已经比较丰富，但是关于医疗保险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则很少，而且基本上是对某一特定群体的研究。所以，笔者将通过本研究来验证医疗保险和主观幸福感可能存在的联系。 3 数据来源和指标设定
3.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全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项目，该调查始于2003年，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8次，调查包含了关于收入、教育、生活方式、社会态度、社会保障等居民个人及家庭方面以及社会各方面的信息，本文使用的是2013年的数据，样本总量是11438，剔除主要指标缺失样本和回答异常的样本，最后得到有效样本10482个。
3.2 指标设定
第一，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幸福感指标，是一个定序变量。根据问卷A36.“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分别对“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一般）、比较幸福、非常幸福”五个选项赋值1、2、3、4、5。Ruut Veenhoven&Joop Ehrhardt（1995）指出，虽然这种主观测量方法比较简单，但是这种方法具有心理测量学的充分性，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被调查者的真实幸福感[2]。从总体上看，被调查居民的幸福程度较高，主观幸福感平均分数为3.75分，其中，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均值是3.76，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均值是3.75。认为“非常不幸福”和“比较不幸福”的居民共占样本总量的8.9%，“一般”的占18.6%，“比较幸福”和“非常不幸福”的共占72.5%。
第二，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用来作为居民医疗保险变量是根据居民对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四个选项包括“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社会保障项目”，从而得到社会保险变量，“参加了”赋值为1，“没参加”赋值为0；根据选项“商业性医疗保险”得到商业医疗保险变量，“参加了”赋值为1，“没参加”赋值为0。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量为9392，占比89.6%，没参加的样本量为1090，占比10.4%；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样本量为9600，占比91.6%，没参加的样本量为882 ，占比8.4%。
第三，控制变量。为了准确地评估医疗保险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已有的研究基础，本文选择了以下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①居民的个人特征：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户籍类型。年龄为连续变量，文中将其转化成定序变量、年龄的平方。婚姻，婚居（再婚或同居）=1，其他=0。将问卷中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定序变量转化成定量变量。②经济因素：收入水平，包括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一直被视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性因素，本文选取个人年总收入的自然对数以及家庭经济水平在当地的档次（相对收入）来反映样本的经济状况。③社会因素：工作，有工作=1，没有工作=0。社会信任度、社会公平感、社会等级（觉得自己在社会中处于的等级）均为定序变量，这里将其转化成连续变量。
4 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
4.1 模型的构建
在下式中，Happiness代表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变量，medic1表示社会医疗保险，β1是社会医疗保险的影响系数，medic2表示商业医疗保险，β2是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系数，X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控制变量矩阵，包括宗教、性别、民族、户籍、年龄等等，Z是相应控制变量的系数矩阵，下标i代表第i个样本，u是随机扰动项。
Happinessi=β1medic1+β2medic2+ZXi+ui
4.2 实证分析
由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取值是5个有序的选择变量，本文建立ordered probit 模型，并使用stata统计软件来进行统计分析，评估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及通过对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边际效应估计来比较它们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强弱。
我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主要包括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考察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及其差异，现将这两个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模型中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到，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都与主观幸福感均存在正向促进的关系。在模型中，社会医疗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0.223，且在1%的水平上影响显著，说明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从边际效应估计结果来看，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能使我国居民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提高了1.4%和2.4%。商业医疗保险的偏回归系數为0.188，且在5%的水平上影响显著，说明参加商业性医疗保险能够显著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高，从边际效应估计结果来看，参加商业医疗保险，能使我国居民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提高了1.1%和2%。综上分析，与商业医疗保险相比，社会医疗保险对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加显著，更能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笔者认为，当前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不同水平的影响程度的原因可能有：第一，社会医疗保险的参保率远远高于商业医疗保险，从问卷的总体样本中可以看出，被调查居民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概率是89.6%，而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概率只有8.4%，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社会医疗保险保障的人数要多于得到商业保险保障的人数，所以在整个社会层面上造成社会医疗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商业保险。第二，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性质和基本作用不同，社会医疗保险属于非营利的福利性事业，当人们患病时，由社会保险机构对其所需要的医疗费用给予适当补贴或报销，这是对人们基本医疗需求的保障，能够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维护社会公平的安定和平。而商业医保是一种追求利润的企业行为，保费全部由个人负担，当经济承保人遭受意外或疾病时，能得到保险公司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仅能减轻承保人的一定损失，而无法给予其基本生活的保障，没有维护社会公正的功能。所以，与商业医疗保险相比，社会医疗保险能为更广泛的群体提供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因而更能促进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提高。
至于其他控制变量，个人特征变量，除了教育水平和户籍类型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之外，其余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每个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已有的研究基本一致。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一一赘述。
5 结论
第一，医疗保险能显著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样本数据，对医疗保险因素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社会医疗保险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为正数，说明社会医疗保险确实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并且是正向的促进作用。商业医疗保险的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数，说明商业医疗保险同样能够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笔者认为，医疗保险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首先，人们在遇到疾病和经济困难时，医疗保险可以提供直接的物质支持来减轻人们的经济负担以提升主观幸福感水平。其次，医疗保险，特别是社会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能够促進了社会公平，这种功能往往能使其演化成为一种能化解公众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正式的社会制度，控制社会风险，从而增加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最后，社会医疗保险是一项福利事业，可以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使人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从而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和幸福水平。基于这一结论，在当下要把实现医疗保险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优化我国医疗保险结构，使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在医疗保障方面协调发展、互促共进，实现全民医保，为国民医疗提供充分保障，最终构建起让民众幸福的医疗保障体系。
第二，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显示，社会医疗保险的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能使我国居民感到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加总）的概率分别提高3.8%。商业医疗保险在5%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参加商业医疗保险，能使我国居民感到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加总）的概率分别提高3.2%。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商业医疗保险。笔者认为可能的解释为，结合上文所分析的，社会医疗保在参与度、保障性上要优于商业医疗保险，因此进一步着力社会医疗保险的发展将会更有利于提高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这就要求我国医疗保险体系建设要突出重点，把社会医疗保险作为医疗保险体系中的重点项目，适当地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第三，由于对研究内容的把握、数据资料搜集情况和本人的研究能力的局限性等原因，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研究结论的得出主要基于2013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若是使用连续若干年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也会更加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从而对研究问题更加具有说明性。另外，为了使模型估计更加准确，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本文选取了一定数量的重要控制变量，但即使如此也很难做到全面，可能会有所遗漏。虽然这对最后的研究结果不会造成很大影响，但也应加以改进。
【注释】
①中国青年网.http：//d.youth.cn/sk/201703/t20170322_9334006_1.html.
②Ferrer-i-Carbonell， A.， & Gowdy， J. M.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happiness. Ecological Economics，2007，p.03.
③ Helliwell，J.F.How’s life？ Combining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variables to explain subjective well-being.Economic Modelling，2003，p.20.
④Philip Oreopoulos.Do Dropouts Drop Out Too Soon？ Wealth，Health and Happiness from Compulsory School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7，p.91.
⑤Ferrer-i-Carbonell， A. Income and well-be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p.06.
⑥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载《财经研究》，2009年版，第79-91页.
⑦丘海雄、李敢：《国外多元视野“幸福”观研析》.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版，第2页.
⑧毛小平、罗建文：《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研究——基于 CGSS2005 数据的分析》，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版，第3页.
⑨Veenhoven，R.Well -being in the welfarestate： Level not higher，distribution not more equitable.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Research and Practice，p.02.
⑩叶鹏飞：《农民工城市生活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实证研究》，载《青年研究》，2011年版，第3页.
亓寿伟、周少甫：《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载《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版，第100-107+127-128页.
【参考文献】
【1】王慧慧.近十年来国内居民幸福感研究要论[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版），2014，17（06）：80-85.
【2】崔红志.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8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5（04）：7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