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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宏非离开上海后，在暨南大学另立诗社，但不久后也不写诗了。“写诗是为追女孩，追到之后就不写了。”
多年以后，在生活的诗意一点一点被现实挤压的日子里，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编导舒曼总会想起当年王小龙对他们说的那句话：“你们以后可能成不了诗人，也不写诗，但只要你们还爱着诗。”
那是1980年，在上海市青年宫举办的上海中学生诗歌讲习班上，王小龙所说。
当年在青年宫跟着王小龙写诗的另一个诗歌少年沈宏非也没有成为诗人，而成了美食专栏作家，新近在《舌尖上的中国》中担任了总顾问。
但他也时而会想起当年：“在那些夜晚，每当理想与现实冲突，也就是‘世界很大还是心很小’的纠结到难分难解之际，王老师便会愤世嫉俗地拍案而起，挥手往虚空中一指，大喝一声：“你们以为这里是啥地方?搞清楚，此地是‘大世界’(上海青年宫所在地)!”
2012年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上海话剧中心对面的马里昂巴咖啡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王小龙。50多岁的他挎一单肩包推门进来，表情有点严肃，似乎一天下来脑子里沉积的各种信息还在消化之中。简单寒暄后，他隨口问道：“非非”(沈宏非)还没来?
这个80年代上海诗歌圈里的传奇人物，现在是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也是国内多年来坚持纪录片创作的少数人之一。
疯狂补课的年代
将自己亲近的西方现代派大师的诗歌传递给年轻、有才华的中学生，是王小龙想办中学生诗歌讲习班的重要原因。
王小龙自文革后期开始写诗，后来中学毕业，进了上海造纸机械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写文革式的“革命”诗歌在厂里写出了名，因而他戏称自己是“从假嗓子开始唱歌”。
他最早接触到西方现代派文学，是在文学杂志上，如《外国文艺》刊登的王道乾翻译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琴声如诉》，《世界文学》介绍的希腊诺贝尔文学奖诗人埃利蒂斯，《外国文艺》推介的川端康成、马尔克斯、艾略特和法国现代诗人的作品。
在王小龙看来，从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疯狂补课的年代。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跑到你面前说他是80年代就写作的，你一定不能小看他。因为80年代，西方的书每出来一本，大家都看的。比如说，我刚说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真他妈好’，过两天刘醒龙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过早地抛弃了苏联小说，其中有一篇《鱼王》。”王小龙说，“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某一天突然诗风大变，或者下一篇小说‘咦，不太一样’，我们通常就知道，哦，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沈宏非接过王小龙的话头说：“80年代，大家的知识谱系是一样的。”
姗姗来迟的沈宏非穿黑色中式大褂，留着一小撮山羊须，眼里有精亮的光。他淡定地坐下，将台灯灯罩放下来，让光线变得柔和。
1978年，王小龙调到了团市委所属的上海青年宫，任文艺干事。“好为人师”的他，得以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他很清楚，诗歌班的大部分人这辈子都不会去写诗，但是，他们至少接触过，这就会不一样。遇到好诗，他们会拿起来读读。
1979年，他向领导建议，组建青年宫诗歌小组，很快获得同意。
1980年11月，他又提出，以青年宫的名义，与上海市作协所属的文学杂志《萌芽》合作，举办一个上海市中学生诗歌讲习班。
《萌芽》创刊于1956年，文革时停刊，1980年正筹备复刊。主编哈华自50年代起，就长期跟上海团市委合作，开展各种青年文学创作活动。
王小龙与复刊后的《萌芽》杂志的党支部书记、编辑郑成义相熟，双方一拍即合，并且很快获得了双方领导的支持。
“原来文字也可以这样表达”
“选秀”进行了大约一个月。
王小龙瞄准重点中学，时常骑着自行车，一家一家去拜访校长，请他们各推荐10来个作文好的学生，他再从中挑出两三个。王小龙不大看他们的作文，翻翻他们的周记，就能推测出哪些孩子有文学天赋。
16岁的默默(原名朱维国)当时是零陵中学的高三学生，在学校调皮捣蛋，但语文好。因此，校长张家治推荐了他。
“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天放学后我在校园的橱窗看报纸时，张校长递给我一张报名单，让我去青年宫报到。”近日，在云南香格里拉逍遥的默默悠然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光明中学的初三学生舒曼也被选中了。她当时已经在《文汇月刊》和中学生报纸上发表过文章了。著名作家茹志娟的小说《新来的班主任》发表时，舒曼作为中学生代表，被作协请去“发表意见”。她也是学校破例可以不用上语文课的学生，逃课去看美术展、听音乐会是她最热衷的事情。
市北中学高一学生曹秉也入选了，同时入选的，还有他暗恋的女同学王艳青和另一位同学杨斌华。
1980年12月一个周末的下午，这些文学少年们拿着报名单，来到了位于西藏南路和延安东路交叉口的上海市青年宫所在地——上海大世界。这里1910年代曾是远东第一俱乐部，1980年起开始举行一些曲艺、戏剧演出，有点精英场所的味道。
在上海地铁旁一处露天咖啡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现为上海《新闻晚报》国内部主任的曹秉。曹秉不停地吞云吐雾，他笑着告诉记者，他正在写一部中篇小说，一个月前开始进入灵感进发状态，每天进食少，抽烟多，迷恋电影和音乐。
曹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王小龙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盖了章的青年宫出入证，每次进门时朝门房老头晃晃，觉得自己牛×得不得了。
在他的记忆里，诗歌讲习班在青年宫上课的教室是欧式风格，彩色玻璃，很高的屋顶，看着敞阔。
讲习班的第一节课，王小龙给他们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天鹅与小丑》，是关于张志新事件的。这首诗曾发表在1979年8月3日的上海《青年报》上。
英雄／被割断喉头／一声枪响／血洒土丘／小丑／却乘着那片白纸／青云直上／翻着筋斗／就这样／蛤蟆被捧上九重天／天鹅／被卡死在臭水沟
曹秉觉得，王小龙的诗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意趣，“原来文字也可以这样表达”。 舒曼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留在她记忆里的王小龙老师，肤黑齿白，眼睛明亮，嗓音低沉，有磁性，念起诗来非常有味道。
课间休息时，默默掏出一支烟抽起来，还递了一支给王小龙。
16岁的默默高瘦，长眼细眉，用王小龙的话，一看就是个“坏孩子”。王小龙很惊讶，说中学生是不能抽烟的呀。“他一看是‘牡丹’，也就抽了。”默默回忆。
“默默的活动量大，在外面有自己的团伙，写诗。”王小龙说。
王小龙说的写诗团伙，是默默在班上搞的一本诗刊《红云》，蜡纸手刻，滚筒印，小32开，32页，每期印数80册。默默只“低调”地挂了个“副主编”的头衔。
默默在日记本里填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七律五言，大多是指责老师，或抒发其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西方的现代派诗歌在他看来都是“不知所云”。那进了讲习班后呢?“那就‘知所云’啦!”默默笑道。
北岛、顾城来讲课
王小龙除了自己讲课，也请复旦、华东师大等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来讲课，陆续介绍了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郭小川、庞德、艾略特等诗人的作品。上课氛围很松散，也很活跃。课间时，王小龙会抽着烟和学生们闲聊。
教室隔壁是一间乐队排练室，《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曲子常常透过墙壁和门缝飘进来。在这个有高高的屋顶、乐声回荡的教室里，曹秉第一次知道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庞德。
他仍记得《在地铁车站》一诗里的奇妙意象：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數点。
但王小龙并不希望前辈的诗意束缚学生的天赋。舒曼记得，王小龙对大家说：“不要刻意学那些诗人，你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天安门诗抄”的诗人景晓东、“今天派”诗人北岛、顾城也受王小龙之邀，来给学生们讲诗。
1978年，北岛、顾城创刊《今天》时，王小龙曾去北京找他们，自我介绍说：我是上海诗人王小龙——诗歌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接头暗号。
而王小龙位于上海铁路新村宿舍二楼东北角的家，也曾是南来北往的诗人们的集散地。王小龙戏称，这里堪称1980年代上海的一个文化地标。
王小龙记得顾城讲了两个小时，关于梦游和他自己的诗，讲得“非常漂亮”。
舒曼怀着景仰的心情，听老师们讲自己的诗。她喜欢顾城写于1980年的这首诗：
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讲习班的学员之间也会私下交流诗歌。
曹秉有时候去默默位于东安新村的家里。默默的房间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很破的沙发。墙上贴满了文学作品的封面和拙劣的海报，“搞得像格瓦拉一样”。
那时的默默，每天写“乱七八糟”的诗，“像发情的小野狗”。从晚饭到凌晨三四点，他不断地激情朗诵自己的诗，还间歇性拍曹秉的大腿、肩膀，让他根本没办法睡着。“这是很多朋友的噩梦。”曹秉夹着烟笑道。
曹秉向《中国新闻周刊》坦承，默默在才情上远胜于自己。他评论道，默默那些奇怪的意象组合，有“巨蟹座偏狮子座的语言暴力”，这是一种在语言的世界里无遮拦的暴力。“他可能不懂你的诗。但他愿意理解你”
有时候，沈宏非和王小龙的弟弟王依群也来参加讲习班的活动。
那时候，沈宏非还叫沈宏菲。他是王小龙1979年组织的青年宫诗歌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的成员来源分散，各种职业、各个年龄的都有，大部分是诗作发表后被王小龙看上，收到邀请函来参加的。
沈宏非和王依群都是高三学生，一个在浦光中学，一个在继光中学。他们在1979年上海市中学生暑期作文比赛中，同时获得了一等奖，文章刊发在1979年lO月12日的上海《青年报》上。
两人的作文主题都是张志新。1979年，在张志新被平反昭雪之后，《青年报》曾多次整版刊发纪念张志新的诗文。
王依群的作文《不满，才有变革》，像是一篇情绪饱满、旗帜鲜明的政论文：
不要再把不满当作是一种可怕的、危险的情绪了。不满固然是一种背叛，但它背叛的是一切陈旧、落后的东西。
而沈宏非的作文《星下的梦》，写的是他在灵魂不灭的遐想中，与张志新的一次“对话”：
说到死，她指星球；说到生，她指宇宙。噢，我终于明白了：星球的生命是暂存的，而正是由这些暂存的、光明的、坚实的星球所汇成的浩瀚壮丽的宇宙，却是永存的!
沈宏非后来凭着这篇文章，被暨南大学破格录取。
当时，胖胖的文学少年沈宏非的才气很招前辈们喜欢。《上海文学》的诗歌编辑孙小兰见了他，就想挠挠他的头。
有一次，沈宏非受邀参加上海市作协的诗歌研讨会。会上都是发牢骚倒苦水的，孙小兰点了高中还没毕业的沈宏非：“菲菲你说。”沈宏非说：“我越听越沮丧，写诗这么痛苦，还写什么?我因为愉快才写……”弄得一众老师都很尴尬，孙小兰却当众表示认同。
在王小龙看来，正是有了像《上海文学》编辑孙小兰、肖岗、《萌芽》编辑郑成义、七月派诗人辛笛等老前辈的帮扶，80年代的上海才会有一个文学繁荣的时期。
“他可能并不懂你的诗，但他愿意理解你。”王小龙充满感念地说。
“实验诗社”
1981年春，持续了三个月左右的第一期中学生诗歌讲习班结业。紧接着，又举办了第二期。
讲习班学员的习作，被王小龙不定期地收入诗作汇编里，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与这些汇编同时油印的，是青年宫诗歌小组的《实验诗刊》。以“实验”命名，是对诗歌形式、风格的一种莫衷一是的探索。
《实验诗刊》为16开本，每期20多页，印50册。王小龙利用工作之便，在青年宫打印印刷。散发对象为全国的诗友，包括北京的北岛、顾城、杨炼、欧阳江河(原名江河)，福建的舒婷、崔晟，山东的谢颐城、梁青生等。
以《实验诗刊》为号召，一个松散的诗歌团体自发形成，被称为“实验诗社”，成员包括：王小龙、白夜、蓝色、卓松盛、沈宏非、默默、王依群、华慰等。
诗社没有固定的地点，不定期活动。“有时候是北京的北岛、顾城来了，有时候是江河来了，我们就聚在一起读诗。”默默说。
相比朦胧诗的晦涩，实验诗社的诗加入了日常生活的元素，有着生动活泼的意趣。王小龙写于1982的《纪念》，被认为是中国口语诗歌的标志性作品：
假如我要从第二天起成为好学生／闹钟准会在半夜停止跳动／我老老实实地去当挣钱的IA，／谁知有一天又被叫去指挥唱歌／我想做一个好丈夫／可是红肠总是卖完
学者徐江认为，王小龙在80年代朦胧诗最盛、“苦难”“受难”“英雄主义”这类大词盛行的时候，写出了中国最具现代思维和城市感、最前卫的诗歌，并以此影响了日后被称为“第三代”的诸多上海青年诗人。
实验诗社一直持续到1983年。这一年王小龙29岁，有女儿了，并受命为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策划在上海的活动，没什么时间再组织诗社活动了。
沈宏非在暨南大学“另立中央”，成立“红土诗社”，但不久之后也不写诗了。“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写诗了，他说我蓝色的纸用完了。”王小龙笑道。
“写诗是为追女孩，追到之后就不写了。”沈宏非则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个被追到的女孩就是他现在的妻子。
曹秉在讲习班中，并没有近水楼台追到暗恋的女孩。直到上大学后，才给正攻读双学位的佼佼者王艳青写了20多封信，谈理想，谈人生，却一直避谈爱情。
在实验诗社结束之前，大概是1981年初夏，第二期诗歌讲习班结束。
“《今天》1980年停刊，1981年又批《苦恋》。领导紧张了。”另外，讲习班介绍了很多外国诗人，也有人告状。
青年宫的上海市中学生诗歌讲习班就此停办。
默默后来办过一些诗社，如“牺牲”“大陆”“撒娇”。
曹秉与舒曼都没有成为诗人，但他们仍旧在写诗，那是生活方式的一种。
多年以后，在生活的诗意一点一点被现实挤压的日子里，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编导舒曼总会想起当年王小龙对他们说的那句话：“你们以后可能成不了诗人，也不写诗，但只要你们还爱着诗。”
那是1980年，在上海市青年宫举办的上海中学生诗歌讲习班上，王小龙所说。
当年在青年宫跟着王小龙写诗的另一个诗歌少年沈宏非也没有成为诗人，而成了美食专栏作家，新近在《舌尖上的中国》中担任了总顾问。
但他也时而会想起当年：“在那些夜晚，每当理想与现实冲突，也就是‘世界很大还是心很小’的纠结到难分难解之际，王老师便会愤世嫉俗地拍案而起，挥手往虚空中一指，大喝一声：“你们以为这里是啥地方?搞清楚，此地是‘大世界’(上海青年宫所在地)!”
2012年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上海话剧中心对面的马里昂巴咖啡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王小龙。50多岁的他挎一单肩包推门进来，表情有点严肃，似乎一天下来脑子里沉积的各种信息还在消化之中。简单寒暄后，他隨口问道：“非非”(沈宏非)还没来?
这个80年代上海诗歌圈里的传奇人物，现在是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也是国内多年来坚持纪录片创作的少数人之一。
疯狂补课的年代
将自己亲近的西方现代派大师的诗歌传递给年轻、有才华的中学生，是王小龙想办中学生诗歌讲习班的重要原因。
王小龙自文革后期开始写诗，后来中学毕业，进了上海造纸机械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写文革式的“革命”诗歌在厂里写出了名，因而他戏称自己是“从假嗓子开始唱歌”。
他最早接触到西方现代派文学，是在文学杂志上，如《外国文艺》刊登的王道乾翻译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琴声如诉》，《世界文学》介绍的希腊诺贝尔文学奖诗人埃利蒂斯，《外国文艺》推介的川端康成、马尔克斯、艾略特和法国现代诗人的作品。
在王小龙看来，从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疯狂补课的年代。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跑到你面前说他是80年代就写作的，你一定不能小看他。因为80年代，西方的书每出来一本，大家都看的。比如说，我刚说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真他妈好’，过两天刘醒龙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过早地抛弃了苏联小说，其中有一篇《鱼王》。”王小龙说，“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某一天突然诗风大变，或者下一篇小说‘咦，不太一样’，我们通常就知道，哦，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沈宏非接过王小龙的话头说：“80年代，大家的知识谱系是一样的。”
姗姗来迟的沈宏非穿黑色中式大褂，留着一小撮山羊须，眼里有精亮的光。他淡定地坐下，将台灯灯罩放下来，让光线变得柔和。
1978年，王小龙调到了团市委所属的上海青年宫，任文艺干事。“好为人师”的他，得以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他很清楚，诗歌班的大部分人这辈子都不会去写诗，但是，他们至少接触过，这就会不一样。遇到好诗，他们会拿起来读读。
1979年，他向领导建议，组建青年宫诗歌小组，很快获得同意。
1980年11月，他又提出，以青年宫的名义，与上海市作协所属的文学杂志《萌芽》合作，举办一个上海市中学生诗歌讲习班。
《萌芽》创刊于1956年，文革时停刊，1980年正筹备复刊。主编哈华自50年代起，就长期跟上海团市委合作，开展各种青年文学创作活动。
王小龙与复刊后的《萌芽》杂志的党支部书记、编辑郑成义相熟，双方一拍即合，并且很快获得了双方领导的支持。
“原来文字也可以这样表达”
“选秀”进行了大约一个月。
王小龙瞄准重点中学，时常骑着自行车，一家一家去拜访校长，请他们各推荐10来个作文好的学生，他再从中挑出两三个。王小龙不大看他们的作文，翻翻他们的周记，就能推测出哪些孩子有文学天赋。
16岁的默默(原名朱维国)当时是零陵中学的高三学生，在学校调皮捣蛋，但语文好。因此，校长张家治推荐了他。
“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天放学后我在校园的橱窗看报纸时，张校长递给我一张报名单，让我去青年宫报到。”近日，在云南香格里拉逍遥的默默悠然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光明中学的初三学生舒曼也被选中了。她当时已经在《文汇月刊》和中学生报纸上发表过文章了。著名作家茹志娟的小说《新来的班主任》发表时，舒曼作为中学生代表，被作协请去“发表意见”。她也是学校破例可以不用上语文课的学生，逃课去看美术展、听音乐会是她最热衷的事情。
市北中学高一学生曹秉也入选了，同时入选的，还有他暗恋的女同学王艳青和另一位同学杨斌华。
1980年12月一个周末的下午，这些文学少年们拿着报名单，来到了位于西藏南路和延安东路交叉口的上海市青年宫所在地——上海大世界。这里1910年代曾是远东第一俱乐部，1980年起开始举行一些曲艺、戏剧演出，有点精英场所的味道。
在上海地铁旁一处露天咖啡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现为上海《新闻晚报》国内部主任的曹秉。曹秉不停地吞云吐雾，他笑着告诉记者，他正在写一部中篇小说，一个月前开始进入灵感进发状态，每天进食少，抽烟多，迷恋电影和音乐。
曹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王小龙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盖了章的青年宫出入证，每次进门时朝门房老头晃晃，觉得自己牛×得不得了。
在他的记忆里，诗歌讲习班在青年宫上课的教室是欧式风格，彩色玻璃，很高的屋顶，看着敞阔。
讲习班的第一节课，王小龙给他们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天鹅与小丑》，是关于张志新事件的。这首诗曾发表在1979年8月3日的上海《青年报》上。
英雄／被割断喉头／一声枪响／血洒土丘／小丑／却乘着那片白纸／青云直上／翻着筋斗／就这样／蛤蟆被捧上九重天／天鹅／被卡死在臭水沟
曹秉觉得，王小龙的诗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意趣，“原来文字也可以这样表达”。 舒曼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留在她记忆里的王小龙老师，肤黑齿白，眼睛明亮，嗓音低沉，有磁性，念起诗来非常有味道。
课间休息时，默默掏出一支烟抽起来，还递了一支给王小龙。
16岁的默默高瘦，长眼细眉，用王小龙的话，一看就是个“坏孩子”。王小龙很惊讶，说中学生是不能抽烟的呀。“他一看是‘牡丹’，也就抽了。”默默回忆。
“默默的活动量大，在外面有自己的团伙，写诗。”王小龙说。
王小龙说的写诗团伙，是默默在班上搞的一本诗刊《红云》，蜡纸手刻，滚筒印，小32开，32页，每期印数80册。默默只“低调”地挂了个“副主编”的头衔。
默默在日记本里填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七律五言，大多是指责老师，或抒发其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西方的现代派诗歌在他看来都是“不知所云”。那进了讲习班后呢?“那就‘知所云’啦!”默默笑道。
北岛、顾城来讲课
王小龙除了自己讲课，也请复旦、华东师大等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来讲课，陆续介绍了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郭小川、庞德、艾略特等诗人的作品。上课氛围很松散，也很活跃。课间时，王小龙会抽着烟和学生们闲聊。
教室隔壁是一间乐队排练室，《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曲子常常透过墙壁和门缝飘进来。在这个有高高的屋顶、乐声回荡的教室里，曹秉第一次知道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庞德。
他仍记得《在地铁车站》一诗里的奇妙意象：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數点。
但王小龙并不希望前辈的诗意束缚学生的天赋。舒曼记得，王小龙对大家说：“不要刻意学那些诗人，你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天安门诗抄”的诗人景晓东、“今天派”诗人北岛、顾城也受王小龙之邀，来给学生们讲诗。
1978年，北岛、顾城创刊《今天》时，王小龙曾去北京找他们，自我介绍说：我是上海诗人王小龙——诗歌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接头暗号。
而王小龙位于上海铁路新村宿舍二楼东北角的家，也曾是南来北往的诗人们的集散地。王小龙戏称，这里堪称1980年代上海的一个文化地标。
王小龙记得顾城讲了两个小时，关于梦游和他自己的诗，讲得“非常漂亮”。
舒曼怀着景仰的心情，听老师们讲自己的诗。她喜欢顾城写于1980年的这首诗：
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讲习班的学员之间也会私下交流诗歌。
曹秉有时候去默默位于东安新村的家里。默默的房间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很破的沙发。墙上贴满了文学作品的封面和拙劣的海报，“搞得像格瓦拉一样”。
那时的默默，每天写“乱七八糟”的诗，“像发情的小野狗”。从晚饭到凌晨三四点，他不断地激情朗诵自己的诗，还间歇性拍曹秉的大腿、肩膀，让他根本没办法睡着。“这是很多朋友的噩梦。”曹秉夹着烟笑道。
曹秉向《中国新闻周刊》坦承，默默在才情上远胜于自己。他评论道，默默那些奇怪的意象组合，有“巨蟹座偏狮子座的语言暴力”，这是一种在语言的世界里无遮拦的暴力。“他可能不懂你的诗。但他愿意理解你”
有时候，沈宏非和王小龙的弟弟王依群也来参加讲习班的活动。
那时候，沈宏非还叫沈宏菲。他是王小龙1979年组织的青年宫诗歌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的成员来源分散，各种职业、各个年龄的都有，大部分是诗作发表后被王小龙看上，收到邀请函来参加的。
沈宏非和王依群都是高三学生，一个在浦光中学，一个在继光中学。他们在1979年上海市中学生暑期作文比赛中，同时获得了一等奖，文章刊发在1979年lO月12日的上海《青年报》上。
两人的作文主题都是张志新。1979年，在张志新被平反昭雪之后，《青年报》曾多次整版刊发纪念张志新的诗文。
王依群的作文《不满，才有变革》，像是一篇情绪饱满、旗帜鲜明的政论文：
不要再把不满当作是一种可怕的、危险的情绪了。不满固然是一种背叛，但它背叛的是一切陈旧、落后的东西。
而沈宏非的作文《星下的梦》，写的是他在灵魂不灭的遐想中，与张志新的一次“对话”：
说到死，她指星球；说到生，她指宇宙。噢，我终于明白了：星球的生命是暂存的，而正是由这些暂存的、光明的、坚实的星球所汇成的浩瀚壮丽的宇宙，却是永存的!
沈宏非后来凭着这篇文章，被暨南大学破格录取。
当时，胖胖的文学少年沈宏非的才气很招前辈们喜欢。《上海文学》的诗歌编辑孙小兰见了他，就想挠挠他的头。
有一次，沈宏非受邀参加上海市作协的诗歌研讨会。会上都是发牢骚倒苦水的，孙小兰点了高中还没毕业的沈宏非：“菲菲你说。”沈宏非说：“我越听越沮丧，写诗这么痛苦，还写什么?我因为愉快才写……”弄得一众老师都很尴尬，孙小兰却当众表示认同。
在王小龙看来，正是有了像《上海文学》编辑孙小兰、肖岗、《萌芽》编辑郑成义、七月派诗人辛笛等老前辈的帮扶，80年代的上海才会有一个文学繁荣的时期。
“他可能并不懂你的诗，但他愿意理解你。”王小龙充满感念地说。
“实验诗社”
1981年春，持续了三个月左右的第一期中学生诗歌讲习班结业。紧接着，又举办了第二期。
讲习班学员的习作，被王小龙不定期地收入诗作汇编里，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与这些汇编同时油印的，是青年宫诗歌小组的《实验诗刊》。以“实验”命名，是对诗歌形式、风格的一种莫衷一是的探索。
《实验诗刊》为16开本，每期20多页，印50册。王小龙利用工作之便，在青年宫打印印刷。散发对象为全国的诗友，包括北京的北岛、顾城、杨炼、欧阳江河(原名江河)，福建的舒婷、崔晟，山东的谢颐城、梁青生等。
以《实验诗刊》为号召，一个松散的诗歌团体自发形成，被称为“实验诗社”，成员包括：王小龙、白夜、蓝色、卓松盛、沈宏非、默默、王依群、华慰等。
诗社没有固定的地点，不定期活动。“有时候是北京的北岛、顾城来了，有时候是江河来了，我们就聚在一起读诗。”默默说。
相比朦胧诗的晦涩，实验诗社的诗加入了日常生活的元素，有着生动活泼的意趣。王小龙写于1982的《纪念》，被认为是中国口语诗歌的标志性作品：
假如我要从第二天起成为好学生／闹钟准会在半夜停止跳动／我老老实实地去当挣钱的IA，／谁知有一天又被叫去指挥唱歌／我想做一个好丈夫／可是红肠总是卖完
学者徐江认为，王小龙在80年代朦胧诗最盛、“苦难”“受难”“英雄主义”这类大词盛行的时候，写出了中国最具现代思维和城市感、最前卫的诗歌，并以此影响了日后被称为“第三代”的诸多上海青年诗人。
实验诗社一直持续到1983年。这一年王小龙29岁，有女儿了，并受命为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策划在上海的活动，没什么时间再组织诗社活动了。
沈宏非在暨南大学“另立中央”，成立“红土诗社”，但不久之后也不写诗了。“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写诗了，他说我蓝色的纸用完了。”王小龙笑道。
“写诗是为追女孩，追到之后就不写了。”沈宏非则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个被追到的女孩就是他现在的妻子。
曹秉在讲习班中，并没有近水楼台追到暗恋的女孩。直到上大学后，才给正攻读双学位的佼佼者王艳青写了20多封信，谈理想，谈人生，却一直避谈爱情。
在实验诗社结束之前，大概是1981年初夏，第二期诗歌讲习班结束。
“《今天》1980年停刊，1981年又批《苦恋》。领导紧张了。”另外，讲习班介绍了很多外国诗人，也有人告状。
青年宫的上海市中学生诗歌讲习班就此停办。
默默后来办过一些诗社，如“牺牲”“大陆”“撒娇”。
曹秉与舒曼都没有成为诗人，但他们仍旧在写诗，那是生活方式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