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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郑珍是清道光、咸丰年间著名的学者、诗人,其在经学与诗歌方面的重要成就自古受到学术界与文学界的嘉许推重。其精深的经学根基为他的诗歌夯实深厚的文化底蕴,表现出明显的学问化特点。
关键词:郑珍 诗歌 经学
郑珍字子尹,贵州遵义人,清道光、咸丰年间著名的学者、诗人,在经学与诗歌方面的成就很大,历来受到文学界与学术界的嘉许推重。现存诗集《巢经巢诗集》九百来首,现存经学著作《巢经巢经说》《仪礼私笺》《轮舆私笺》《凫氏为钟圗说》等。由于其在经学方面的精密贯串,精深造诣,为他的诗歌夯实深厚的文化底蕴,表现出明显的学问化特点,以学问入诗,加之与当时特殊的时运环境相感召激荡、同频共振,他的诗歌呈现出迥异于他人的别样特点。
一.苦研经学,诗本余事
郑珍生平著述虽不多却甚精深,“子尹承乾嘉诸老余绪,服膺许、郑,尤精三《礼》、《说文》。其生平学术著作,则黎庶昌于《墓表》中概略述之云:‘盖经莫难于《仪礼》,婚丧尤人道之至重,则为《仪礼私笺》;古制莫晦于《考工》,则为《轮舆私笺》、《凫氏图说》;小学莫尊于《说文》,以段玉裁、严可均二家之说綦备,则为《说文逸字 》、《说文新附考》;奇字莫详于郭忠恕《汗简》,而谬俗实多,则为《汗简笺证》;汉学莫盛于康成,则为《郑学录》。每勘一疑,献一义,刊漏裁诬,卓然俟圣而不惑。”①子尹在经学、小学方面的成就,自古受到学术界推重。但是至今大家一想起郑珍,首先想到的却是他的独具特色的诗歌,对他的经学甚少提及。其实郑珍生平著述以“经训第一,文笔第二,诗歌第三”,意即郑珍经学造诣很深,诗歌乃是其次,但是“而惟诗为易见才,将恐他日流传,转压两端耳。”郑珍一生中有两个人对他苦研经学有着直接的影响,一是莫与俦,道光三年(1823)十八岁的郑珍入府学从莫氏受业,莫与俦乃汉学大师阮元的门生,极重经术文章。另外就是程恩泽,道光五年(1825),二十岁的郑珍被程恩泽招入幕,程恩泽是嘉、道间极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程恩泽坚决主张学术乃文学创作之基础,曾提出“凡欲通义理者,必自训诂始”,并认为诗自性情出,而“性情又自学问中出”、“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1]他的汉学根底极为深厚,对郑珍说:“为学不识字,何以续三代秦汉之书?”郑珍受到他的启发,便肆力于古学,开始从文字训诂入手,潜心研治三《礼》,诗文创作亦受其濡染。[2]因此他的学术与文学主张对郑珍无疑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于是郑珍就在自己思考摸索甚至在前人宿儒学者的濡染影响下开始钻研苦读经学,发奋读书,为文学创作奠定深厚基础,他在《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中说:“我诚不能诗,而颇知诗意。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又看蜂酿蜜,万蕊同一味。文质诚彬彬,作诗固余事。”强调多读书、贵养气,学问富足才可有利于养气,二者又相互促成调济。他又在《跋自书杜诗》说:“要书好根本总在读书做人。多读几卷书,做得几分人,即不学帖,亦必有暗合古人处,何况加以学力。”这里虽然说的是书法之理,同样表达的是读书研经的重要性,夯实文化底蕴,注重学力,把读书做人作为写诗作文的前提和基础,读书养才作为文学创作的先决条件。他在《跋内弟黎鲁新
关键词:郑珍 诗歌 经学
郑珍字子尹,贵州遵义人,清道光、咸丰年间著名的学者、诗人,在经学与诗歌方面的成就很大,历来受到文学界与学术界的嘉许推重。现存诗集《巢经巢诗集》九百来首,现存经学著作《巢经巢经说》《仪礼私笺》《轮舆私笺》《凫氏为钟圗说》等。由于其在经学方面的精密贯串,精深造诣,为他的诗歌夯实深厚的文化底蕴,表现出明显的学问化特点,以学问入诗,加之与当时特殊的时运环境相感召激荡、同频共振,他的诗歌呈现出迥异于他人的别样特点。
一.苦研经学,诗本余事
郑珍生平著述虽不多却甚精深,“子尹承乾嘉诸老余绪,服膺许、郑,尤精三《礼》、《说文》。其生平学术著作,则黎庶昌于《墓表》中概略述之云:‘盖经莫难于《仪礼》,婚丧尤人道之至重,则为《仪礼私笺》;古制莫晦于《考工》,则为《轮舆私笺》、《凫氏图说》;小学莫尊于《说文》,以段玉裁、严可均二家之说綦备,则为《说文逸字 》、《说文新附考》;奇字莫详于郭忠恕《汗简》,而谬俗实多,则为《汗简笺证》;汉学莫盛于康成,则为《郑学录》。每勘一疑,献一义,刊漏裁诬,卓然俟圣而不惑。”①子尹在经学、小学方面的成就,自古受到学术界推重。但是至今大家一想起郑珍,首先想到的却是他的独具特色的诗歌,对他的经学甚少提及。其实郑珍生平著述以“经训第一,文笔第二,诗歌第三”,意即郑珍经学造诣很深,诗歌乃是其次,但是“而惟诗为易见才,将恐他日流传,转压两端耳。”郑珍一生中有两个人对他苦研经学有着直接的影响,一是莫与俦,道光三年(1823)十八岁的郑珍入府学从莫氏受业,莫与俦乃汉学大师阮元的门生,极重经术文章。另外就是程恩泽,道光五年(1825),二十岁的郑珍被程恩泽招入幕,程恩泽是嘉、道间极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程恩泽坚决主张学术乃文学创作之基础,曾提出“凡欲通义理者,必自训诂始”,并认为诗自性情出,而“性情又自学问中出”、“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1]他的汉学根底极为深厚,对郑珍说:“为学不识字,何以续三代秦汉之书?”郑珍受到他的启发,便肆力于古学,开始从文字训诂入手,潜心研治三《礼》,诗文创作亦受其濡染。[2]因此他的学术与文学主张对郑珍无疑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于是郑珍就在自己思考摸索甚至在前人宿儒学者的濡染影响下开始钻研苦读经学,发奋读书,为文学创作奠定深厚基础,他在《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中说:“我诚不能诗,而颇知诗意。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又看蜂酿蜜,万蕊同一味。文质诚彬彬,作诗固余事。”强调多读书、贵养气,学问富足才可有利于养气,二者又相互促成调济。他又在《跋自书杜诗》说:“要书好根本总在读书做人。多读几卷书,做得几分人,即不学帖,亦必有暗合古人处,何况加以学力。”这里虽然说的是书法之理,同样表达的是读书研经的重要性,夯实文化底蕴,注重学力,把读书做人作为写诗作文的前提和基础,读书养才作为文学创作的先决条件。他在《跋内弟黎鲁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