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一书时王汎森先生对于清末民初着三百年间个史学家们对于中国史学革命所作出的贡献，他们的学术思想可能各不相同，在史学问题上他们不断争论、探讨，在生活中他们可能是朋友，而在学术上他们各执己见硝烟弥漫，这也构成了中国史学欣欣向荣、不断发展的景象。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史学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而是几代史学家的不断努力下的成果。
　　对于史学革命的了解我一直停留在梁启超的《新史学》这一层面，对于史学革命的过程，新、旧史学的转变我则知之甚少，但在这本《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中国史学转变的过程和发展的脉络，王汎森先生对于史家们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战进行了具体的说明分析，如改革过程中对于“有史”与“无史”的论战，在史料问题上对于“经学”和“史学”的论战，在史料的采集过程中傅斯年在保护“无文字的史料”所作出的贡献等等，正因为这些史学思想的不断撞击，才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进步。
　　书中具体撰写了在清末民初三百年間所发生的史学革命的时事，我们可以了解到在那个政权更替，剧烈变动的年代，引发了学者们对于古代史学与新史学的讨论，传统的史学观在这种年代背景之下，发生着质的改变，书中以短文的形式，分别叙述了在清末民初三十年间中国史学的变化，在旧史学还没有完全被淹没替代之前，史家们是如何对旧史学进行研究讨论的？又是如何改革旧史学的？新的史学是在何种条件下诞生的？全书以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史学思想为例，以每位史家的个人视角，和王汎森先生本人的分析，将新、旧史学的交替过程进行了充分的诠释。王汎森先生在书中提出了近代中国史学的三次革命：第一次史学革命是以梁启超为首的，对“什么是历史”进行的讨论 第二次史学革命是以胡适、傅斯年为主的“如何研究历史”的讨论 第三次史学革命是在出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后对于“怎样解释历史”的讨论。而在这三次史学革命的行进下，中国新、旧史学不断碰撞着、变化着，不断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王汎森指出每一次剧烈的社会活动，都会引发其他各门类社会学科的动荡，以至于改变。也许当人们开始提出“什么是历史？”的问题时，也就说明着人们已经对旧的史学产生了质疑。“国家”“国民”“群”三个词语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在这之前人们并不知“国家”为何物。
　　王汎森将”有史“与”无史“的论战称为史学的第一场革命，“国家”一词本就诞生于西方，在此之前中国是不知有“国家”的，所以在当时史学界提出了“无国家则无史”的观点，但“无国”观点有所不同。其中一方，书中用国粹学派黄节史学名著《黄史》中所写的这样一句话来概括的：“黄史氏受四千年中国史而读之，则喟然叹曰：’久矣乎，中国之不国也，而何史之足云！’”在这一革命派眼中，清朝是满族人的统治，因为是外族统治所以是无国的，而无国自然也就无史。这种言论滑稽而可笑，也可以看做是对晚清政府的抱怨和不满，我国本来就是多个民族的集合体，怎么可以以民族来定论国家历史呢？
　　王汎森在文中将梁启超的国民思想用大量的笔墨进行论述分析，提出梁启超国民思想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国民”意识的觉醒 一方面是在梁启超留学日本后受到德富氏的国民思想影响，而后者影响最为巨大。梁启超的国民思想是基于国家之上的国之根本，国民当是自由、平等的，但同样需要履行自己的职责，除了必要的纳税之外还要有主人翁意识，要时刻保有爱国之心，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国民”、“群”的广泛影响是受到梁启超的《新史学》的推动，而着三个词也成为了史学改革的关键点，使人们对与中国传统史学进行重新的评估与反省。
　　史学革命是众多史家努力的成果，除了“有史”与“无史”的论战之外，还引发了对“君学”与“国学”、“民史”与“公史”的讨论。所有争论的中心都在于朝廷与国家，君王与民众，而当时那个正处于封建帝制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替时期，人们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君主集权和民主制二者之上，关于史学的争论也是改革中无法绕开的关键点。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政局的动荡是引发史学革命的关键因素，越来越多的西方理论引入中国，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不小的推动。“线性历史观”同样也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史学概念，其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线性的、单一的、不可循环倒退的，这一理论最先通过进化论所引发，而严复的《天演论》则是将这一理论推向了高潮。因为渴求成为西方国家那般的强大，所以在当时的局面下，革命派极力推崇西方的学说，在史学上，他们将中国历史发展也套入到西方的线性历史结构当中，在当时“线性历史观”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史学思想，进化论被史学家们广泛加以运用，在很多史学著作当中都有着进化之说，从梁启超：“吾中国所以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可以看出中国史家对于历史的进化之说及其信服。王汎森指出之所以严复的《天演论》如此震荡人心，主要在于他将其与社会、国家联系到了一起，并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口号，这是当时社会背景下人们所需要的精神食粮，所以才会如此的轰动，进化论才会如此的广为流传。
　　史学改革是一个长久的过程，欲速则不达，不是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可以套用到历史学研究当中，在清末民初这个西方思潮大量涌入国门的时期，就如同海水载舟，既可渡之，亦可覆之。从清末到近现代，西方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各个领域，如何将它们合理的完善的运用到我们的社会个门类之中，也当是现如今的我们所需要深思的。
　　从众多史学工具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史料问题一直是中国史学问题上的重中之重，史料的运用关系到史学研究的发展，对于史料问题的讨论从古至今都未停歇，其他学科可以根据运算、推演、规律等其他方式进行研究，而史学不同，史学的一切研究都是基于事实之上的，何为事实？口口相传的、书中所写的、前任所撰的等等一切事实存在的事物才能作为证据，变为史学上的研究对象，史学不可凭空创造，所以对于史学来说史料是极其珍贵的存在，想要改革史学，则史料学的改革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