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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幼童班是近代中国史上中外交流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不少留美幼童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比如詹天佑、唐绍仪等，还有一些人虽然可能不为当下一般大众所熟知，但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有着深远的“迟滞效应”，比如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温秉忠，他是宋美龄的姨夫，带领宋氏三姐妹到美国接受教育。培养了大部分留美幼童的耶鲁大学，更是将这些为中国进步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莘莘学子看作自己宝贵的中国财富。
1872年8月11日，清政府送出了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班，而为这一刻的到来，容闳和其他有识之士已经努力和等待了数十年。清政府的留美幼童班计划分为四年，每年派出30名，共计120名。与容闳的教育兴国观念不同，说服政府实行留美幼童计划的清廷大员曾国藩和李鸿章更多是出于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考虑。当时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急需懂得西方军事技术的人才。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协议里可以看出，当时曾国藩迫切希望这些留美幼童能进入西点军校和美国海军学院等军事院校，而不是像耶鲁这样的综合性大学。
清政府在美国设立了出洋肄业局，设两名委员，容闳是其中之一，另一名是翰林出身的陈兰彬。陈兰彬虽然不懂英语，但让他来主持肄业局，是考虑到他的科举出身可以减少保守士大夫对留学计划的非议和阻挠，因为这些士大夫认为留美幼童计划与中国的民族教育理论是相违背的。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有22人后来进入了耶鲁大学，八人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三人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一人进入哈佛大学。
但是，留美幼童班并没有按照最初预定的计划执行15年，就提前被清政府强制终止了。总结其原因大致有四点：第一，清政府内部顽固派对洋务运动极端仇视，他们盲目排斥任何外国事物，将出国留洋计划视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清政府的巨大威胁，因而千方百计阻挠；第二，留美幼童班的学生迅速融入美国社会，接受西方的服饰、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给清朝统治者造成极大恐慌。留美幼童由于年纪都较小，最小10岁，最大不过16岁，对环境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开始后，他们迅速脱下长袍，剪掉辫子，换上了西服，可是这些行为在当时是大逆不道之举。此外，留美幼童们笃信基督教更是极大地激怒了清廷；第三，清廷原本希望幼童能进入美国军事院校的愿望落空，导致清政府认为美国背信弃义，违反当年签署的协议；第四，由于苦力贸易兴起，美国的排华运动高涨，清廷借此机会，斥责美国缺乏教化，排华环境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不过，清政府强制撤回所有留学生的命令并没有让全部幼童屈服，容揆和谭耀勋抗拒召回，留在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李恩富和陆永泉则是暂时屈服被召回国，于两年之后寻求非官方的帮助，重新回到美国，读完耶鲁课程拿到了学位。耶鲁的几十名中国幼童用他们自己优异的表现赢得了美国社会的尊重。
李恩富：争取华人权利奉献一生
李恩富（1861-1938）是容闳促成的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一员。曾国藩、李鸿章刚开始选拔幼童时，虽然对幼童家庭状况并未设定严格要求，但是最终选拔出的幼童都来自像李恩富这样的沿海省份普通家庭，尤其是广东那些较早接触外洋事物的家庭。相比之下，这120名幼童之中，竟无一人来自官员或者满洲贵族家庭，主要是因为统治阶级不愿意放弃步入仕途的八股科举制度，固守着将西洋视为野蛮之地的落后观念。在李恩富前往上海参加幼童班的三年前，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李恩富的母亲一个人辛苦地拉扯着三个孩子，懂事的李恩富知道留美幼童班能免除学费，他能继续学习，又能为家里减轻负担，于是他说服了母亲，开始了前往新大陆的求学之旅。
李恩富出众的语言天赋，很早就被容闳发现。在第一批留美幼童抵达美国后，容闳特意把李恩富送到有外语学习特色的霍普金斯学校。李恩富仅仅用了一年时间，成绩就名列前茅。尤其是他的拉丁文成绩曾经多次获得全校最高分，耶鲁录取李恩富后，他的成绩稳定在全校第一的位置。可是就在耶鲁学习一年之后，由于留学幼童计划被清政府终止，李恩富被召回国，但是他的求学梦想并没有因此中断。两年后，他在教会和耶鲁大学的帮助下，重返耶鲁校园继续学习。在耶鲁校园，李恩富出色的语言天赋进一步被发掘，他在英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并且在演讲、辩论等各种活动中崭露头角。
李恩富是第一位在美国出书的华裔人士。1887年，26岁的他从耶鲁毕业之后，选择了从事出版行业。同年，《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在美国波士顿出版，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当年他如何从中国南方小镇踏上赴美留学之路。该书的出版在当时对美国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成为后来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
李恩富工作后很快结识了伊丽莎白小姐并与她结婚。正当李恩富迅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之时，美国的反华浪潮再次高涨。李恩富深感他不能袖手旁观如此公然进行的、大范围的歧视华人行为，便迅速开始在美国东北新英格兰地区各处发表演讲，向美国大众讲述华人的悲惨生活和不公处境，强烈谴责排华法案，受到了美国民众的广泛关注。李恩富还充分利用自身从事出版的优势，发表了《中国人必须留下》（The Chinese Must Stay）一文，对当时甚嚣尘上的“中国人必须滚开”这一广泛流传的美国社会排华口号予以反击。该文章从美国立国的“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观念切入，抨击美国的种族主义政策违反了美国国父良好的初衷，是“背弃原则”；李恩富最后通过驳斥美国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对华人的八个偏见，有力地反击了排华法案通过的各项主要理由。
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期，已经有两个孩子的李恩富决心携子前往排华运动的前线加州，进一步号召人们抵制排华运动。可是，也正因为李恩富将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争取华人权利的事业，他的婚姻受到影响，最终与伊丽莎白离婚。李恩富自身对争取华人权利事业的投入也没有换来广大华人的广泛响应。由于大多数华人受教育程度低，加之来美之前长期受到愚民政策的荼毒，绝大部分人都选择忍让，当受到白人欺压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中国城里，不与外界社会接触。由于散沙一片的华人根本不能团结一致产生大的影响，李恩富领导的争取华人权利事业也就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此后，李恩富再婚并又有了两个孩子。他在66岁的时候只身一人前往香港，最终在香港去世。在现存的李恩富最后的书信中，我们看到他最关心的是日益艰苦的抗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痛苦。李恩富将他的毕生都贡献给了争取华人权利的事业，直到李恩富过世后，美国才废除排华法案。 詹天佑：铺设中国人自己的铁路
詹天佑（1861-1919）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今广东佛山），字达朝，号眷诚。祖籍为安徽。1872年，当清政府招募第一批幼童留学美国的消息传到南海县时，其父亲詹兴洪为使天佑受到良好教育，开拓眼界，决定送子报考。不足12岁的詹天佑，果然不负众望，被选中第一批赴美留学。到达美国后，詹天佑在容闳的安排下，先后就读于康涅狄格州西港（West Haven）由诺斯若普（Mr. Northrop）先生创办的住宿学校海滨男校（Seaside Boy School）。1873年进入纽黑文市的黑尔哈斯高中（Hillhouse School）。光绪四年（1878年），詹天佑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其恩师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就读于该校的谢菲尔德理工学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土木工程系，主修铁路工程专业。
19世纪的耶鲁校园，中国人寥寥无几，然而却个个出人头地。詹天佑学业优秀，曾两度获得数学头等奖。光绪七年（188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理工学院学士学位，成了继容闳之后又一位获得美国本科学位的中国人。这无形中增加了耶鲁的中国缘。
同年，詹天佑即告别了生活九年之久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回到了祖国。他立志要用自己的聪明博学，造福于祖国和祖国人民。
詹天佑回国时，正值清政府采纳保守派主张，撤回幼童之际。留学生回国后，不但没有受到重用，反而受到冷遇。他先被派到福州船政局学习，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获五品军功，及清廷五品顶戴。同年秋，回广州任广东黄埔实学馆（后改为水陆师学堂）教习。他曾参与修建炮台，绘制了中国第一幅广东沿海图。光绪十四年（1888年），詹天佑在参与修建津榆铁路时，发挥创造才能，采用“压气沉箱法”打木桩，成功地解决了西方工程师未能解决的建筑难题，顺利完成滦河大铁桥桥梁的基础工程。从此西方建筑界人士开始对中国工程师刮目相看。1894年，他被选入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成为该会的第一名中国成员。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詹天佑向商部建议统一标准轨道（采用1.435米标准型），统一工程标准，推广使用自动车钩，为中国自建京张铁路打下良好的基础。他的才干和成就引起了清政府注意，詹天佑遂被任命为商部、邮传部路务议员及顾问，并被选为上海、欧洲皇家工程师、建筑师学会会员。同年，为发展商业，清政府决定修筑京张铁路，并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总办。当时，外国人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完成这一工程。面对西方的轻蔑与讥讽，詹天佑以自尊和大无畏的气概作出回应：“我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在国内外强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下，詹天佑知难而进，率领中国铁路工程人员，坚持自行设计并修建长达200公里、且工程异常艰巨的京张铁路。他根据地形，聪明地将铁路在山腰之处铺成“人”字形，使路线比原计划缩短一半。与此同时，詹天佑采用爆破法，开通了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八达岭隧道为1091米。京张铁路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建成，于1909年8月正式通车。京张铁路被西方工程师认为是一项“绝技”，是中国铁路乃至近代科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继此之后，詹天佑还主持修建了张绥、津浦、川汉、粤汉、汉粤川等铁路。他为中国铁路网的规划、干线勘测、设计，桥梁、隧道的设计和施工都有开创性的重大贡献。他还为铁路管理制定了周密可行的规章制度，无愧于“中国铁路之父”的尊称。与此同时，詹天佑为中国铁路事业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他在1918年2月发表的《敬告青年工学家》一文中写道：“默察社会之情形，细观工学界之状况，有不能已于言，而为我青年工学家告者，厥有数端。爰简陈之，以为针砭。”他还在文中以“崇尚道德而高人格”、及“循序以进，毋越范围”、“筹画须详，临事以慎”等告诫青年工程师们，并强调：“凡各科工学专家，无论其留学东西各国，与夫国内卒业，及以经验成名者，既属工程学子，固皆以发扬国人技术，增进国家利益为目的，各宜同心协力，不容有所歧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此圣人所以为圣也。望群君其共勉之，不佞有厚望焉。”严谨的科学态度，宽阔的人道胸怀，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跃然于字里行间。1910年5月，清政府以“国有”为名，将粤汉铁路权卖给外国。詹天佑闻讯后，立即发起成立了保路机关所，并领导全体铁路从业人员一道反对政府“卖路求荣”。1919年，詹天佑带病前往东北参加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会议，为维护中国的铁路主权及尊严，他大义凛然，义正辞严，态度坚决。
由于日夜工作，过度疲劳，詹天佑于1919年4月24日患心力衰竭去世，终年59岁。他用自己有限的生命，为祖国的铁路工程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使全体中国人受惠至今。
蔡绍基：憎恨鸦片的北洋大学校长
蔡绍基（1859-1933），字述堂，珠海拱北北岭人。他是1872年留美幼童第一批中的一员。抵达美国后，蔡绍基进入哈特福德小学，随后入哈特福德高中，并以优异的成绩进入耶鲁，就读耶鲁的王牌专业法律系。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蔡绍基在高中毕业时，参加了哈特福德高中毕业生的演讲比赛，他和其他几个中国留学幼童在比赛中大放异彩，表现尤为出色，当地报纸对他们进行了专门报道。蔡绍基演讲的题目是“鸦片贸易”。他在演讲中一开始就提到，他是“最有资格演说鸦片”的人，因为他从小耳濡目染了鸦片对他周围社会的巨大影响。他提及鸦片在中国的泛滥达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尤为让美国听众震惊的是关于一个抽鸦片的父亲将妻子儿女卖给人贩子换取烟钱的故事。
他最终还总结说，中国贪污腐败的官员的确非常可恶，他们纵容鸦片横行，只管自己获利，但是作为鸦片来源的大英帝国同样应当受到谴责。蔡绍基最后激昂陈词说：“中国并没有死去，只是睡着了，她在未来必将屹立于世界。”博得了现场观众热烈的喝彩。
进入耶鲁后的蔡绍基迅速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可是仅仅几个月后清政府就强制召回了所有留美幼童，蔡绍基也被迫放弃了他努力数年而得到的进入耶鲁学习的机会。后来蔡绍基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大北电报局的翻译员、上海海关翻译员等职务。 1883年，唐绍仪被选为清朝政府派往朝鲜筹办海关的随员，他极力举荐自己的同乡兼留美同学蔡绍基和梁如浩，于是这三人一同前往朝鲜，并结识了袁世凯。他们三人不仅在知识上给予了袁世凯巨大的帮助，还在朝鲜帮助袁世凯逃脱日本特务的追杀，因而得到袁世凯重用。在袁的力举下，蔡绍基还参与了清朝政府向日本要回辽东半岛的外交斡旋等重大历史事件。
北洋大学建立之初，蔡绍基、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等四名留美幼童先后出任学校主要职务，而这四人当中当数蔡绍基与北洋大学缘分最深。他在北洋学院建立之初就担任二等学堂总办，充分发挥了自己在美国数年的学习经历，积极引进美国现代教育理念，尤其在校园设计、基础设施建设、师资招聘、教学行政管理、招生计划等方面，力求做到与世界先进教育机构接轨。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后，北洋大学所在地遭到破坏和强占，校长带领其他人离开天津。蔡绍基在这危难关头，临危受命，担负起再建北洋大学的使命。他利用自己在清政府担任外交官的身份同侵略者斗智斗勇，争取早日重建学校。到1903年北洋大学重新成立时，他又一次出任总办（类似于副校长），管理学校。后来唐绍仪、梁如浩先后接替了蔡绍基的职位。1908年，蔡绍基再次出任北洋大学的督办，直到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发生后，接受过美国民主思想的蔡绍基坚定地支持孙中山，从此他与袁世凯结成宿怨，袁世凯以各种方式威逼利诱蔡绍基，甚至开出了自己当皇帝后让蔡绍基出任工业部长的条件。蔡绍基面对诱惑不为所动，他专心继续建设已经改名为国立北洋大学的学校。袁世凯为此扬言他登基后第一个就要杀蔡绍基。不久蔡绍基辞去所有职务，隐居在天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洋大学更名为天津大学。在建校110周年的庆典上，蔡绍基的照片被高高悬挂在校内的北洋广场，接受新时代学子的瞻仰与缅怀。
梁敦彦：提倡西式教育的外交部尚书
梁敦彦（1856-1924），广东顺德人，出生于1856年。梁敦彦的父亲是当时在南洋做生意的商人。在参加留美幼童班进入耶鲁大学读书之前，梁敦彦在香港中央书院读书。进入耶鲁大学后，梁敦彦选择了法律专业，主攻国际法。跟其他的留美幼童一样，梁敦彦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酷爱运动。他最擅长的就是棒球，在耶鲁读书期间多次参加校级棒球比赛，表现出色。在美国读书期间，梁敦彦寄宿的巴拉特家还住着另外一个日本贵族留学生。有一天，梁敦彦发现这个日本贵族留学生在他的《圣经》上写着“夷狄之书不可读也”，梁敦彦感到非常恼怒，并当面质问日本人：如果美国是你所歧视的蛮夷之地，那么你到这里来做什么？梁敦彦清楚这是日本人嘲讽当时的中国政府仍然自诩为“天朝上国”，他决心用自己更加优异的学习成绩反击这个日本同学。遗憾的是，由于清政府提前终止留美幼童计划，梁敦彦在耶鲁大学毕业的前一年被召回国，并没有取得耶鲁的学位。不过他在耶鲁学到的知识以及受到的熏陶在他今后的人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梁敦彦回国以后，在李鸿章的安排下在北洋电报学堂教英文。不久，父亲去世，梁敦彦回到广东家乡，后事办完，没有积蓄、一贫如洗的他，连回天津的船票都买不起，而李鸿章则因其逾期不归而到处通缉他。可是张之洞念梁敦彦有才，把他收到自己门下，负责中国电报事业的筹建。此后梁敦彦历任外交部尚书、外交部大臣等清廷职务，并获得了袁世凯的赏识，成为袁世凯政府中的重要幕僚，出任中华民国的交通总长。袁世凯去世后，张勋复辟，他被清废帝溥仪任命为外务部尚书、议政大臣。在复辟失败后，被迫隐居在东交民巷，成了通缉犯，七年之后在天津病逝。
历史上有不少人认为梁敦彦是冥顽不化的保皇派。可是，梁敦彦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他在美国十年，不可能不知道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只是中国近代教育并未普及，应该首先发展西式教育。梁敦彦在他进入政府、具有一定权力时，从来没有忘记继续推行容闳当年所倡导的留学计划，他甚至向民国政府提出了每个县都要派出一个留学生的计划。
摘编自《耶鲁中国缘》 新星出版社
1872年8月11日，清政府送出了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班，而为这一刻的到来，容闳和其他有识之士已经努力和等待了数十年。清政府的留美幼童班计划分为四年，每年派出30名，共计120名。与容闳的教育兴国观念不同，说服政府实行留美幼童计划的清廷大员曾国藩和李鸿章更多是出于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考虑。当时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急需懂得西方军事技术的人才。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协议里可以看出，当时曾国藩迫切希望这些留美幼童能进入西点军校和美国海军学院等军事院校，而不是像耶鲁这样的综合性大学。
清政府在美国设立了出洋肄业局，设两名委员，容闳是其中之一，另一名是翰林出身的陈兰彬。陈兰彬虽然不懂英语，但让他来主持肄业局，是考虑到他的科举出身可以减少保守士大夫对留学计划的非议和阻挠，因为这些士大夫认为留美幼童计划与中国的民族教育理论是相违背的。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有22人后来进入了耶鲁大学，八人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三人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一人进入哈佛大学。
但是，留美幼童班并没有按照最初预定的计划执行15年，就提前被清政府强制终止了。总结其原因大致有四点：第一，清政府内部顽固派对洋务运动极端仇视，他们盲目排斥任何外国事物，将出国留洋计划视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清政府的巨大威胁，因而千方百计阻挠；第二，留美幼童班的学生迅速融入美国社会，接受西方的服饰、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给清朝统治者造成极大恐慌。留美幼童由于年纪都较小，最小10岁，最大不过16岁，对环境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开始后，他们迅速脱下长袍，剪掉辫子，换上了西服，可是这些行为在当时是大逆不道之举。此外，留美幼童们笃信基督教更是极大地激怒了清廷；第三，清廷原本希望幼童能进入美国军事院校的愿望落空，导致清政府认为美国背信弃义，违反当年签署的协议；第四，由于苦力贸易兴起，美国的排华运动高涨，清廷借此机会，斥责美国缺乏教化，排华环境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不过，清政府强制撤回所有留学生的命令并没有让全部幼童屈服，容揆和谭耀勋抗拒召回，留在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李恩富和陆永泉则是暂时屈服被召回国，于两年之后寻求非官方的帮助，重新回到美国，读完耶鲁课程拿到了学位。耶鲁的几十名中国幼童用他们自己优异的表现赢得了美国社会的尊重。
李恩富：争取华人权利奉献一生
李恩富（1861-1938）是容闳促成的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一员。曾国藩、李鸿章刚开始选拔幼童时，虽然对幼童家庭状况并未设定严格要求，但是最终选拔出的幼童都来自像李恩富这样的沿海省份普通家庭，尤其是广东那些较早接触外洋事物的家庭。相比之下，这120名幼童之中，竟无一人来自官员或者满洲贵族家庭，主要是因为统治阶级不愿意放弃步入仕途的八股科举制度，固守着将西洋视为野蛮之地的落后观念。在李恩富前往上海参加幼童班的三年前，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李恩富的母亲一个人辛苦地拉扯着三个孩子，懂事的李恩富知道留美幼童班能免除学费，他能继续学习，又能为家里减轻负担，于是他说服了母亲，开始了前往新大陆的求学之旅。
李恩富出众的语言天赋，很早就被容闳发现。在第一批留美幼童抵达美国后，容闳特意把李恩富送到有外语学习特色的霍普金斯学校。李恩富仅仅用了一年时间，成绩就名列前茅。尤其是他的拉丁文成绩曾经多次获得全校最高分，耶鲁录取李恩富后，他的成绩稳定在全校第一的位置。可是就在耶鲁学习一年之后，由于留学幼童计划被清政府终止，李恩富被召回国，但是他的求学梦想并没有因此中断。两年后，他在教会和耶鲁大学的帮助下，重返耶鲁校园继续学习。在耶鲁校园，李恩富出色的语言天赋进一步被发掘，他在英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并且在演讲、辩论等各种活动中崭露头角。
李恩富是第一位在美国出书的华裔人士。1887年，26岁的他从耶鲁毕业之后，选择了从事出版行业。同年，《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在美国波士顿出版，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当年他如何从中国南方小镇踏上赴美留学之路。该书的出版在当时对美国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成为后来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
李恩富工作后很快结识了伊丽莎白小姐并与她结婚。正当李恩富迅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之时，美国的反华浪潮再次高涨。李恩富深感他不能袖手旁观如此公然进行的、大范围的歧视华人行为，便迅速开始在美国东北新英格兰地区各处发表演讲，向美国大众讲述华人的悲惨生活和不公处境，强烈谴责排华法案，受到了美国民众的广泛关注。李恩富还充分利用自身从事出版的优势，发表了《中国人必须留下》（The Chinese Must Stay）一文，对当时甚嚣尘上的“中国人必须滚开”这一广泛流传的美国社会排华口号予以反击。该文章从美国立国的“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观念切入，抨击美国的种族主义政策违反了美国国父良好的初衷，是“背弃原则”；李恩富最后通过驳斥美国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对华人的八个偏见，有力地反击了排华法案通过的各项主要理由。
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期，已经有两个孩子的李恩富决心携子前往排华运动的前线加州，进一步号召人们抵制排华运动。可是，也正因为李恩富将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争取华人权利的事业，他的婚姻受到影响，最终与伊丽莎白离婚。李恩富自身对争取华人权利事业的投入也没有换来广大华人的广泛响应。由于大多数华人受教育程度低，加之来美之前长期受到愚民政策的荼毒，绝大部分人都选择忍让，当受到白人欺压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中国城里，不与外界社会接触。由于散沙一片的华人根本不能团结一致产生大的影响，李恩富领导的争取华人权利事业也就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此后，李恩富再婚并又有了两个孩子。他在66岁的时候只身一人前往香港，最终在香港去世。在现存的李恩富最后的书信中，我们看到他最关心的是日益艰苦的抗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痛苦。李恩富将他的毕生都贡献给了争取华人权利的事业，直到李恩富过世后，美国才废除排华法案。 詹天佑：铺设中国人自己的铁路
詹天佑（1861-1919）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今广东佛山），字达朝，号眷诚。祖籍为安徽。1872年，当清政府招募第一批幼童留学美国的消息传到南海县时，其父亲詹兴洪为使天佑受到良好教育，开拓眼界，决定送子报考。不足12岁的詹天佑，果然不负众望，被选中第一批赴美留学。到达美国后，詹天佑在容闳的安排下，先后就读于康涅狄格州西港（West Haven）由诺斯若普（Mr. Northrop）先生创办的住宿学校海滨男校（Seaside Boy School）。1873年进入纽黑文市的黑尔哈斯高中（Hillhouse School）。光绪四年（1878年），詹天佑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其恩师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就读于该校的谢菲尔德理工学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土木工程系，主修铁路工程专业。
19世纪的耶鲁校园，中国人寥寥无几，然而却个个出人头地。詹天佑学业优秀，曾两度获得数学头等奖。光绪七年（188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理工学院学士学位，成了继容闳之后又一位获得美国本科学位的中国人。这无形中增加了耶鲁的中国缘。
同年，詹天佑即告别了生活九年之久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回到了祖国。他立志要用自己的聪明博学，造福于祖国和祖国人民。
詹天佑回国时，正值清政府采纳保守派主张，撤回幼童之际。留学生回国后，不但没有受到重用，反而受到冷遇。他先被派到福州船政局学习，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获五品军功，及清廷五品顶戴。同年秋，回广州任广东黄埔实学馆（后改为水陆师学堂）教习。他曾参与修建炮台，绘制了中国第一幅广东沿海图。光绪十四年（1888年），詹天佑在参与修建津榆铁路时，发挥创造才能，采用“压气沉箱法”打木桩，成功地解决了西方工程师未能解决的建筑难题，顺利完成滦河大铁桥桥梁的基础工程。从此西方建筑界人士开始对中国工程师刮目相看。1894年，他被选入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成为该会的第一名中国成员。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詹天佑向商部建议统一标准轨道（采用1.435米标准型），统一工程标准，推广使用自动车钩，为中国自建京张铁路打下良好的基础。他的才干和成就引起了清政府注意，詹天佑遂被任命为商部、邮传部路务议员及顾问，并被选为上海、欧洲皇家工程师、建筑师学会会员。同年，为发展商业，清政府决定修筑京张铁路，并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总办。当时，外国人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完成这一工程。面对西方的轻蔑与讥讽，詹天佑以自尊和大无畏的气概作出回应：“我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在国内外强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下，詹天佑知难而进，率领中国铁路工程人员，坚持自行设计并修建长达200公里、且工程异常艰巨的京张铁路。他根据地形，聪明地将铁路在山腰之处铺成“人”字形，使路线比原计划缩短一半。与此同时，詹天佑采用爆破法，开通了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八达岭隧道为1091米。京张铁路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建成，于1909年8月正式通车。京张铁路被西方工程师认为是一项“绝技”，是中国铁路乃至近代科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继此之后，詹天佑还主持修建了张绥、津浦、川汉、粤汉、汉粤川等铁路。他为中国铁路网的规划、干线勘测、设计，桥梁、隧道的设计和施工都有开创性的重大贡献。他还为铁路管理制定了周密可行的规章制度，无愧于“中国铁路之父”的尊称。与此同时，詹天佑为中国铁路事业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他在1918年2月发表的《敬告青年工学家》一文中写道：“默察社会之情形，细观工学界之状况，有不能已于言，而为我青年工学家告者，厥有数端。爰简陈之，以为针砭。”他还在文中以“崇尚道德而高人格”、及“循序以进，毋越范围”、“筹画须详，临事以慎”等告诫青年工程师们，并强调：“凡各科工学专家，无论其留学东西各国，与夫国内卒业，及以经验成名者，既属工程学子，固皆以发扬国人技术，增进国家利益为目的，各宜同心协力，不容有所歧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此圣人所以为圣也。望群君其共勉之，不佞有厚望焉。”严谨的科学态度，宽阔的人道胸怀，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跃然于字里行间。1910年5月，清政府以“国有”为名，将粤汉铁路权卖给外国。詹天佑闻讯后，立即发起成立了保路机关所，并领导全体铁路从业人员一道反对政府“卖路求荣”。1919年，詹天佑带病前往东北参加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会议，为维护中国的铁路主权及尊严，他大义凛然，义正辞严，态度坚决。
由于日夜工作，过度疲劳，詹天佑于1919年4月24日患心力衰竭去世，终年59岁。他用自己有限的生命，为祖国的铁路工程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使全体中国人受惠至今。
蔡绍基：憎恨鸦片的北洋大学校长
蔡绍基（1859-1933），字述堂，珠海拱北北岭人。他是1872年留美幼童第一批中的一员。抵达美国后，蔡绍基进入哈特福德小学，随后入哈特福德高中，并以优异的成绩进入耶鲁，就读耶鲁的王牌专业法律系。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蔡绍基在高中毕业时，参加了哈特福德高中毕业生的演讲比赛，他和其他几个中国留学幼童在比赛中大放异彩，表现尤为出色，当地报纸对他们进行了专门报道。蔡绍基演讲的题目是“鸦片贸易”。他在演讲中一开始就提到，他是“最有资格演说鸦片”的人，因为他从小耳濡目染了鸦片对他周围社会的巨大影响。他提及鸦片在中国的泛滥达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尤为让美国听众震惊的是关于一个抽鸦片的父亲将妻子儿女卖给人贩子换取烟钱的故事。
他最终还总结说，中国贪污腐败的官员的确非常可恶，他们纵容鸦片横行，只管自己获利，但是作为鸦片来源的大英帝国同样应当受到谴责。蔡绍基最后激昂陈词说：“中国并没有死去，只是睡着了，她在未来必将屹立于世界。”博得了现场观众热烈的喝彩。
进入耶鲁后的蔡绍基迅速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可是仅仅几个月后清政府就强制召回了所有留美幼童，蔡绍基也被迫放弃了他努力数年而得到的进入耶鲁学习的机会。后来蔡绍基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大北电报局的翻译员、上海海关翻译员等职务。 1883年，唐绍仪被选为清朝政府派往朝鲜筹办海关的随员，他极力举荐自己的同乡兼留美同学蔡绍基和梁如浩，于是这三人一同前往朝鲜，并结识了袁世凯。他们三人不仅在知识上给予了袁世凯巨大的帮助，还在朝鲜帮助袁世凯逃脱日本特务的追杀，因而得到袁世凯重用。在袁的力举下，蔡绍基还参与了清朝政府向日本要回辽东半岛的外交斡旋等重大历史事件。
北洋大学建立之初，蔡绍基、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等四名留美幼童先后出任学校主要职务，而这四人当中当数蔡绍基与北洋大学缘分最深。他在北洋学院建立之初就担任二等学堂总办，充分发挥了自己在美国数年的学习经历，积极引进美国现代教育理念，尤其在校园设计、基础设施建设、师资招聘、教学行政管理、招生计划等方面，力求做到与世界先进教育机构接轨。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后，北洋大学所在地遭到破坏和强占，校长带领其他人离开天津。蔡绍基在这危难关头，临危受命，担负起再建北洋大学的使命。他利用自己在清政府担任外交官的身份同侵略者斗智斗勇，争取早日重建学校。到1903年北洋大学重新成立时，他又一次出任总办（类似于副校长），管理学校。后来唐绍仪、梁如浩先后接替了蔡绍基的职位。1908年，蔡绍基再次出任北洋大学的督办，直到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发生后，接受过美国民主思想的蔡绍基坚定地支持孙中山，从此他与袁世凯结成宿怨，袁世凯以各种方式威逼利诱蔡绍基，甚至开出了自己当皇帝后让蔡绍基出任工业部长的条件。蔡绍基面对诱惑不为所动，他专心继续建设已经改名为国立北洋大学的学校。袁世凯为此扬言他登基后第一个就要杀蔡绍基。不久蔡绍基辞去所有职务，隐居在天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洋大学更名为天津大学。在建校110周年的庆典上，蔡绍基的照片被高高悬挂在校内的北洋广场，接受新时代学子的瞻仰与缅怀。
梁敦彦：提倡西式教育的外交部尚书
梁敦彦（1856-1924），广东顺德人，出生于1856年。梁敦彦的父亲是当时在南洋做生意的商人。在参加留美幼童班进入耶鲁大学读书之前，梁敦彦在香港中央书院读书。进入耶鲁大学后，梁敦彦选择了法律专业，主攻国际法。跟其他的留美幼童一样，梁敦彦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酷爱运动。他最擅长的就是棒球，在耶鲁读书期间多次参加校级棒球比赛，表现出色。在美国读书期间，梁敦彦寄宿的巴拉特家还住着另外一个日本贵族留学生。有一天，梁敦彦发现这个日本贵族留学生在他的《圣经》上写着“夷狄之书不可读也”，梁敦彦感到非常恼怒，并当面质问日本人：如果美国是你所歧视的蛮夷之地，那么你到这里来做什么？梁敦彦清楚这是日本人嘲讽当时的中国政府仍然自诩为“天朝上国”，他决心用自己更加优异的学习成绩反击这个日本同学。遗憾的是，由于清政府提前终止留美幼童计划，梁敦彦在耶鲁大学毕业的前一年被召回国，并没有取得耶鲁的学位。不过他在耶鲁学到的知识以及受到的熏陶在他今后的人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梁敦彦回国以后，在李鸿章的安排下在北洋电报学堂教英文。不久，父亲去世，梁敦彦回到广东家乡，后事办完，没有积蓄、一贫如洗的他，连回天津的船票都买不起，而李鸿章则因其逾期不归而到处通缉他。可是张之洞念梁敦彦有才，把他收到自己门下，负责中国电报事业的筹建。此后梁敦彦历任外交部尚书、外交部大臣等清廷职务，并获得了袁世凯的赏识，成为袁世凯政府中的重要幕僚，出任中华民国的交通总长。袁世凯去世后，张勋复辟，他被清废帝溥仪任命为外务部尚书、议政大臣。在复辟失败后，被迫隐居在东交民巷，成了通缉犯，七年之后在天津病逝。
历史上有不少人认为梁敦彦是冥顽不化的保皇派。可是，梁敦彦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他在美国十年，不可能不知道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只是中国近代教育并未普及，应该首先发展西式教育。梁敦彦在他进入政府、具有一定权力时，从来没有忘记继续推行容闳当年所倡导的留学计划，他甚至向民国政府提出了每个县都要派出一个留学生的计划。
摘编自《耶鲁中国缘》 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