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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歌属于大众还是小众，一直以来是一个备受争议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可以窥见当代诗坛的发展现状，是挖掘出新世纪现代诗歌边缘化的症结所在。本文疏理在不同文化语境下“大众诗歌”的发展脉络，探析不同时期“大众”与“小众”之争的因由、过程与后果，分析新世纪诗坛无序、诗歌标准丧失等诗歌衰落的原因，提出合理的建议，以期对改善当代诗坛现状，重塑诗歌价值与形象，推动诗歌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现代诗 大众 小众 后现代 文化语境
一、引言
诗歌“大众”与“小众”的对立并非古已有之，而是近现代社会文学论争的产物。古代并没有大众诗与小众诗的说法，也不像今天这样，一说到大众诗歌，圈内人大都持否定态度。在今天，“大众”似乎就是需要教化的民众，是低俗的代名词，诗歌一旦符合大众口味，成为大众流行的东西，就是水平不高的。事实上，这种看法是偏激而又狭隘的，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我们对“大众”的理解也会不同。
二、我国古典诗歌大众化程度很高，许多经典名句都来自民间的大众诗
早在先秦时就有很多大众诗人，他们普通得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却在《诗经》中留下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千古名句。在汉代，大众诗歌也特别盛行，汉武帝还开设了“乐府”行政机构，专门负责搜集编撰民间诗歌和音乐，进行演唱演奏，我们所熟知的《孔雀东南飞》《木兰辞》《陌上桑》等著名诗歌都是来自民间的大众诗歌。北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收录了5000多首乐府诗歌，集汉朝、魏晋、南北朝民歌精华之所在，大众化程度和诗学价值都很高。
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诗歌大众化程度最高的时代。那时，无论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黎民百姓，村叟樵夫，都能作诗。白居易一生都在追求和践行写大众易于接受的诗，所以他的诗歌传播得最广，也最有影响力。他每创作完一首诗之后，就念给老年妇女听，不懂就改，力求做到她们都能懂，故而有“老妪能解”的成语典故。白居易的诗广布民间，传入深宫，当时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到处题有白诗，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从妻妾到儿童无人不会诵白诗。另一位大众化的代表当属宋代婉约派词人柳永。宋人叶梦得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家，意思是柳永的词通俗易懂，盛行于市井巷陌，传播甚广。古典诗歌大众化的例子不胜枚举，今天我们说大众诗水平不高，可是古典诗歌时代并没有这种说法，相反，古代流行的大众诗创作水平都非常高，至今还具有很高的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
三、詩歌“大众”与“小众”之争的出现与和解
“大众”与“小众”的矛盾始于文学革命时期，第一次论争的焦点是“平民化”与“贵族化”的问题。“新诗刚出世就显露了它的平民化倾向。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核心，就是推倒贵族文学，建立平民文学。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一文中也提出‘平民的诗’”。[1]首先对胡适白话诗提出质疑的是康白情。1920年，他在《新诗底我见》里提出了“诗歌是贵族的命题”，随后周作人、穆木天、俞平伯、成仿吾、闻一多等人也从不同的艺术角度，加入诗歌“贵族化”的探讨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早期白话诗当作批评的目标。可以看出，这场“贵族化”与“平民化”的论争主要是关于诗歌散文化与非散文化、诗歌口语化与艺术化的讨论。
其后“无产阶级诗人把‘五四’新诗‘平民化’的趋向发展到极端，纳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2]1932年，“中国诗歌会”成立，为了让诗歌发挥最大的战斗武器的作用，“大众化”（非诗化）诗歌的概念首次明确提出，并被认定为最迫切的使命。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救亡”压倒了一切，文学活动转向以救亡的宣传动员为轴心，救亡焕发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昔日因政治或文学观点的不同而彼此对立的各家学派作家，此时也都尽释前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实现了统一。历来所讨论的“大众化”问题，此时都成为作家自觉的行动。诗人普遍追求通俗、鲜明、昂扬的风格，还出现了口号诗、标语诗等便于宣传的形式。无产阶级诗人所倡导的“大众化”与同一时期诗歌流派的对峙也前所未有地得到和解。
从古代到近现代，同样是大众诗，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下就有不同的历史、文学与艺术价值。《诗经》的经典在于“思无邪”，是真正纯粹的诗歌；而新文化运动出现的“白话诗”因其意在普及白话文，显得直白浅显，缺少诗味；标语诗、口号诗意在教化民众，历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
四、当代诗歌“大众”与“小众”之争的焦点表现在上世纪末“民间”与“知识分子”的论争上，这场论争以“平庸”解构“崇高”，改变了诗歌的方向
“大众”与“小众”之争能成就诗歌，也能毁坏诗歌。在诗歌“平民化”与“贵族化”纯文学的论争中，诗歌向多元化发展，出现了“小诗体”“新月派”“现代诗派”等艺术性和思想性更高的诗歌流派，论争提高了诗歌的创作水平，促进了诗歌的发展。然而这种纯粹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况并没能被当代重现，朦胧诗刚刚复苏和崛起，一场“世纪之争”就改变了诗歌的命运。
1999年4月，诗坛一场“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盘峰论争”，延续了“大众”与“小众”问题的论争，也开启了新世纪中国的当代诗歌。从各自的口号上看，“民间”似乎代表了大众立场，“知识分子”似乎代表了小众立场。由于这两个概念具有多义性、模糊性与蒙蔽性，“盘峰论争”前后的双方以及诗人批评家几年来都在“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问题上争论不休，后来不少学者专家对此进行研究，也无法窥见事实的真相，论争反倒变得复杂又混淆不清，最终不了了之。
20年后我们回首这场争论，问题变得越来越清晰，正如沈浩波所说：“‘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只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一个即兴的命名”。①“‘民间’与‘知识分子’论争的中心其实是诗人身份的继承权问题，也就是，只有我方和站方，才有权利担当承续悠久传统的火炬手，对于于坚、王家新等热情投入的论争者来说，要当火炬手就要排除异己。”[3]这就是说盘峰论争两派之间的冲突最本质的是利益冲突。当时“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的王家新、西川、臧棣、唐晓渡、陈光炜等人继承了朦胧诗一代诗歌经验，也掌握着90年代诗歌的话语权。他们的权威和垄断对同时代的“民间诗人”视而不见形成了遮蔽。所谓“民间诗人”是80年代中期出现的第三代诗人，他们是以于坚、韩东、杨黎、李亚伟等为代表的“口语”写作诗人。无论从创作理论还是创作实践上来看，第三代的诗歌都明显地受到20世纪中期欧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们“用表达‘凡人琐事’的平民化来代替崇高”“其中心在于反对朦胧诗赖以生存的意象化”。[4]他们对传统诗学刻意否定，消解意象，更新诗歌审美观念，确立审丑美学原则，关注日常，消解诗的深度。 “盘峰论争”的结果确认了于坚、韩东、杨克、伊莎、沈浩波等一批“没有被恰当”评价的先锋口语诗人的价值。他们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汉语审美，一种更纯粹的诗。然而20年后的今天，他们不仅没有优秀的能引发大众传诵和喜爱的文本，还误导着诗歌新人的创作。此后中国诗坛俨然成了第三代诗人的实验地，相继出现的“下半身”诗歌、“梨花体”诗歌、“羊羔体”“乌青体”诗歌将先锋口语诗越演越烈。他们在网络时代轮番登场，娱乐化和丑化诗歌，对传统文学极具破坏性，在获取大众点击围观的同时，也瓦解了诗歌在大众心中原有的价值。
第三代口语先锋诗歌是失败的，他们促使诗歌多元化、流派多样化的同时，却导致传统本土文化的断裂。这种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无中心、无价值文化，使得诗坛秩序混乱，失去了诗歌该有的艺术审美标准。先锋口语化诗歌的肤浅直白，甚至粗俗下流，使得现代詩失去了越来越多的大众，并加剧了诗歌边缘化的进程，中国诗歌最终走向“个体诗学”。
五、新世纪诗歌“大众”与“伪精英小众”的对立
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诗歌发展的环境和诗歌创作的语境，消费时代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价值观也深刻地影响了诗歌的价值观。借助互联网之便，一些“小众”沐猴而冠蒙蔽、误导新世纪诗歌的良性发展，所谓的以追求纯粹精神价值的“伪精英文化”进而堂而皇之地站在了大众的对立面。
当今诗歌评价的现状是：优秀的诗歌常常得不到权威肯定，被权威肯定的诗歌常常不优秀。现代诗歌变成一群既得利益的小众的狂欢，而当这类小众的诗歌得不到大众认同，就忽视大众、贬低大众，甚至把“大众”与“小众”对立起来。当“小众的糟粕”被当作“小众的精华”，当“伪精英”们把“丑”也视为“美”时，“大众”自然就越来越读不懂现代诗，越来越不敢评判现代诗的好坏了。鲁迅说：“倘若人人都看不懂的东西就是好东西，那最好的东西就是鬼画符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讲话已经明确了“大众”的重要性，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大众”却常常被排挤在文艺审美鉴赏与评判之外。
中国鲁迅文学奖诗歌奖项连续出现有失公允的“羊羔体”“打油诗”事件就反映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目前国内有五花八门的300多个诗歌奖，相比欧美等其他国家，中国的诗歌奖项多且乱，很多都不具备公信力”。[5]为何会出现这种问题？究其原因，还是评判诗歌水平高低的权力大都掌握在小众的“伪精英”手里。中国诗歌脱离了“大众”的评判，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只会离大众越来越远，加剧边缘化进程，最后走向衰亡。因此，如何让诗歌圈子中掌握话语权的人、诗歌批评家、诗歌创作者以及相关媒体转变观念，以诗歌发展为重，真正做到重视“大众”的评价，“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是当代诗歌发展面临的困境。
注释：
①沈浩波.论当代先锋诗歌（第一篇）：盘峰论争为
什么？什么又是民间立场？
参考文献：
[1]吕进.诗大众化与小众化[N].中国文化报，2009.
[2]钱理群，温儒敏.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72-273.
[3][荷兰]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402-403.
[4]谢冕.诗歌理想的转换[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1）.
[5]霍俊明.热潮中的滚石，或静默的舌根[N].文艺报，2017-1-20.
（作者简介：庭艳，女，硕士，贵阳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
关键词：现代诗 大众 小众 后现代 文化语境
一、引言
诗歌“大众”与“小众”的对立并非古已有之，而是近现代社会文学论争的产物。古代并没有大众诗与小众诗的说法，也不像今天这样，一说到大众诗歌，圈内人大都持否定态度。在今天，“大众”似乎就是需要教化的民众，是低俗的代名词，诗歌一旦符合大众口味，成为大众流行的东西，就是水平不高的。事实上，这种看法是偏激而又狭隘的，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我们对“大众”的理解也会不同。
二、我国古典诗歌大众化程度很高，许多经典名句都来自民间的大众诗
早在先秦时就有很多大众诗人，他们普通得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却在《诗经》中留下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千古名句。在汉代，大众诗歌也特别盛行，汉武帝还开设了“乐府”行政机构，专门负责搜集编撰民间诗歌和音乐，进行演唱演奏，我们所熟知的《孔雀东南飞》《木兰辞》《陌上桑》等著名诗歌都是来自民间的大众诗歌。北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收录了5000多首乐府诗歌，集汉朝、魏晋、南北朝民歌精华之所在，大众化程度和诗学价值都很高。
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诗歌大众化程度最高的时代。那时，无论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黎民百姓，村叟樵夫，都能作诗。白居易一生都在追求和践行写大众易于接受的诗，所以他的诗歌传播得最广，也最有影响力。他每创作完一首诗之后，就念给老年妇女听，不懂就改，力求做到她们都能懂，故而有“老妪能解”的成语典故。白居易的诗广布民间，传入深宫，当时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到处题有白诗，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从妻妾到儿童无人不会诵白诗。另一位大众化的代表当属宋代婉约派词人柳永。宋人叶梦得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家，意思是柳永的词通俗易懂，盛行于市井巷陌，传播甚广。古典诗歌大众化的例子不胜枚举，今天我们说大众诗水平不高，可是古典诗歌时代并没有这种说法，相反，古代流行的大众诗创作水平都非常高，至今还具有很高的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
三、詩歌“大众”与“小众”之争的出现与和解
“大众”与“小众”的矛盾始于文学革命时期，第一次论争的焦点是“平民化”与“贵族化”的问题。“新诗刚出世就显露了它的平民化倾向。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核心，就是推倒贵族文学，建立平民文学。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一文中也提出‘平民的诗’”。[1]首先对胡适白话诗提出质疑的是康白情。1920年，他在《新诗底我见》里提出了“诗歌是贵族的命题”，随后周作人、穆木天、俞平伯、成仿吾、闻一多等人也从不同的艺术角度，加入诗歌“贵族化”的探讨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早期白话诗当作批评的目标。可以看出，这场“贵族化”与“平民化”的论争主要是关于诗歌散文化与非散文化、诗歌口语化与艺术化的讨论。
其后“无产阶级诗人把‘五四’新诗‘平民化’的趋向发展到极端，纳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2]1932年，“中国诗歌会”成立，为了让诗歌发挥最大的战斗武器的作用，“大众化”（非诗化）诗歌的概念首次明确提出，并被认定为最迫切的使命。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救亡”压倒了一切，文学活动转向以救亡的宣传动员为轴心，救亡焕发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昔日因政治或文学观点的不同而彼此对立的各家学派作家，此时也都尽释前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实现了统一。历来所讨论的“大众化”问题，此时都成为作家自觉的行动。诗人普遍追求通俗、鲜明、昂扬的风格，还出现了口号诗、标语诗等便于宣传的形式。无产阶级诗人所倡导的“大众化”与同一时期诗歌流派的对峙也前所未有地得到和解。
从古代到近现代，同样是大众诗，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下就有不同的历史、文学与艺术价值。《诗经》的经典在于“思无邪”，是真正纯粹的诗歌；而新文化运动出现的“白话诗”因其意在普及白话文，显得直白浅显，缺少诗味；标语诗、口号诗意在教化民众，历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
四、当代诗歌“大众”与“小众”之争的焦点表现在上世纪末“民间”与“知识分子”的论争上，这场论争以“平庸”解构“崇高”，改变了诗歌的方向
“大众”与“小众”之争能成就诗歌，也能毁坏诗歌。在诗歌“平民化”与“贵族化”纯文学的论争中，诗歌向多元化发展，出现了“小诗体”“新月派”“现代诗派”等艺术性和思想性更高的诗歌流派，论争提高了诗歌的创作水平，促进了诗歌的发展。然而这种纯粹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况并没能被当代重现，朦胧诗刚刚复苏和崛起，一场“世纪之争”就改变了诗歌的命运。
1999年4月，诗坛一场“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盘峰论争”，延续了“大众”与“小众”问题的论争，也开启了新世纪中国的当代诗歌。从各自的口号上看，“民间”似乎代表了大众立场，“知识分子”似乎代表了小众立场。由于这两个概念具有多义性、模糊性与蒙蔽性，“盘峰论争”前后的双方以及诗人批评家几年来都在“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问题上争论不休，后来不少学者专家对此进行研究，也无法窥见事实的真相，论争反倒变得复杂又混淆不清，最终不了了之。
20年后我们回首这场争论，问题变得越来越清晰，正如沈浩波所说：“‘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只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一个即兴的命名”。①“‘民间’与‘知识分子’论争的中心其实是诗人身份的继承权问题，也就是，只有我方和站方，才有权利担当承续悠久传统的火炬手，对于于坚、王家新等热情投入的论争者来说，要当火炬手就要排除异己。”[3]这就是说盘峰论争两派之间的冲突最本质的是利益冲突。当时“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的王家新、西川、臧棣、唐晓渡、陈光炜等人继承了朦胧诗一代诗歌经验，也掌握着90年代诗歌的话语权。他们的权威和垄断对同时代的“民间诗人”视而不见形成了遮蔽。所谓“民间诗人”是80年代中期出现的第三代诗人，他们是以于坚、韩东、杨黎、李亚伟等为代表的“口语”写作诗人。无论从创作理论还是创作实践上来看，第三代的诗歌都明显地受到20世纪中期欧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们“用表达‘凡人琐事’的平民化来代替崇高”“其中心在于反对朦胧诗赖以生存的意象化”。[4]他们对传统诗学刻意否定，消解意象，更新诗歌审美观念，确立审丑美学原则，关注日常，消解诗的深度。 “盘峰论争”的结果确认了于坚、韩东、杨克、伊莎、沈浩波等一批“没有被恰当”评价的先锋口语诗人的价值。他们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汉语审美，一种更纯粹的诗。然而20年后的今天，他们不仅没有优秀的能引发大众传诵和喜爱的文本，还误导着诗歌新人的创作。此后中国诗坛俨然成了第三代诗人的实验地，相继出现的“下半身”诗歌、“梨花体”诗歌、“羊羔体”“乌青体”诗歌将先锋口语诗越演越烈。他们在网络时代轮番登场，娱乐化和丑化诗歌，对传统文学极具破坏性，在获取大众点击围观的同时，也瓦解了诗歌在大众心中原有的价值。
第三代口语先锋诗歌是失败的，他们促使诗歌多元化、流派多样化的同时，却导致传统本土文化的断裂。这种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无中心、无价值文化，使得诗坛秩序混乱，失去了诗歌该有的艺术审美标准。先锋口语化诗歌的肤浅直白，甚至粗俗下流，使得现代詩失去了越来越多的大众，并加剧了诗歌边缘化的进程，中国诗歌最终走向“个体诗学”。
五、新世纪诗歌“大众”与“伪精英小众”的对立
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诗歌发展的环境和诗歌创作的语境，消费时代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价值观也深刻地影响了诗歌的价值观。借助互联网之便，一些“小众”沐猴而冠蒙蔽、误导新世纪诗歌的良性发展，所谓的以追求纯粹精神价值的“伪精英文化”进而堂而皇之地站在了大众的对立面。
当今诗歌评价的现状是：优秀的诗歌常常得不到权威肯定，被权威肯定的诗歌常常不优秀。现代诗歌变成一群既得利益的小众的狂欢，而当这类小众的诗歌得不到大众认同，就忽视大众、贬低大众，甚至把“大众”与“小众”对立起来。当“小众的糟粕”被当作“小众的精华”，当“伪精英”们把“丑”也视为“美”时，“大众”自然就越来越读不懂现代诗，越来越不敢评判现代诗的好坏了。鲁迅说：“倘若人人都看不懂的东西就是好东西，那最好的东西就是鬼画符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讲话已经明确了“大众”的重要性，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大众”却常常被排挤在文艺审美鉴赏与评判之外。
中国鲁迅文学奖诗歌奖项连续出现有失公允的“羊羔体”“打油诗”事件就反映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目前国内有五花八门的300多个诗歌奖，相比欧美等其他国家，中国的诗歌奖项多且乱，很多都不具备公信力”。[5]为何会出现这种问题？究其原因，还是评判诗歌水平高低的权力大都掌握在小众的“伪精英”手里。中国诗歌脱离了“大众”的评判，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只会离大众越来越远，加剧边缘化进程，最后走向衰亡。因此，如何让诗歌圈子中掌握话语权的人、诗歌批评家、诗歌创作者以及相关媒体转变观念，以诗歌发展为重，真正做到重视“大众”的评价，“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是当代诗歌发展面临的困境。
注释：
①沈浩波.论当代先锋诗歌（第一篇）：盘峰论争为
什么？什么又是民间立场？
参考文献：
[1]吕进.诗大众化与小众化[N].中国文化报，2009.
[2]钱理群，温儒敏.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72-273.
[3][荷兰]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402-403.
[4]谢冕.诗歌理想的转换[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1）.
[5]霍俊明.热潮中的滚石，或静默的舌根[N].文艺报，2017-1-20.
（作者简介：庭艳，女，硕士，贵阳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