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著名的诗人都有很多诗作，这些诗有的闻名天下，有的寂寂无名，有的甚至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研究一位诗人的生活状态时，普通人往往以这位诗人闻名天下的诗作为依据，这样就会产生以偏概全的错误，以致对这位诗人产生误读，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就是一例。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愤然辞去彭泽县令的官职，隐居山林，开始了他独善其身的隐士生涯。在后人的心目中，隐居后的陶渊明一直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快乐生活。事实真的如此吗?联系他的身世，再品味他的诗作，我们或许可以还原一个真实的陶渊明。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陶渊明的出身。陶渊明出生在官宦世家，按照宋代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的说法，从陶渊明的太祖父起。陶氏代代为官。陶渊明太祖父陶丹，任扬武将军、封柴桑侯，陶渊明的曾祖父是名垂青史的陶侃，官至大司马。陶侃地位之崇高，从他死后的情况可见一斑。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六月，陶侃病卒，享年七十六：成帝下诏追赠他为“大司马”“祀以太牢”。于是，大司马陶侃的灵位，被供奉在朝廷设立的庙堂，予以最高礼节的祭祀。“牢”，祭祀时用的牲畜。祭祀的牛羊猪各一，叫做“太牢”。另外，他的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一级的官位。家庭影响使他从小就树立了“大济苍生”的宏愿。陶渊明是非常崇拜他的曾祖父的，很希望像曾祖父那样大展宏图。陶渊明在长子陶俨出生时写过一首诗，名字叫《命子》，在诗中历数陶家祖先的业绩，其中写道“……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这些诗句是对其曾祖陶侃的赞誉之词，仰慕之情，溢于言表。正如他在《归园田居》中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是不适合从政的，但自古至今，有几人能摆脱功名利禄的羁绊?最多不过在出世与人世之间踯躅罢了。陶渊明也不例外，只不过他最终选择了出世而已。在他内心深处，从政仍是他不可摆脱的心结。
在陶渊明生活的那个时代，门阀制度根深蒂固，社会上把人分为“士族”和“寒族”两部分，出身寒门的人一生下来就注定被人瞧不起，即使能力出众，地位显赫也不能摆脱这种命运。由于出身不高，陶侃虽然战绩出众、并具拥有显赫的政治地位，但是并未能让陶氏跻身于门阀士族的行列，甚至仍然被世家大族所鄙夷不屑。《世说新语·方正第五》中写道“王修龄尝在山东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陶胡奴是陶侃第十子陶范的小名，像陶范这样的大将军的儿子，竟会受到如此的奚落，由此可见，陶侃当时在大家世族眼中的身份地位是何等的卑微和下贱。陶侃第十子陶范尚且如此，陶渊明更不必说了。陶渊明那一支并未能继承陶侃的爵位，所以到陶渊明的时候，家世已经衰落，在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前，已经到了“耕植不足以自给”的程度。在门阀制度森严的东晋时期，少年时期就“猛志逸四海”的他根本无法进入上层社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很是苦闷。上级来视察，要他束带迎接，以示敬意，这只是他辞职的偶然因素，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的政治黑暗和他对官场的不适。陶渊明是这样一个人，他能心甘情愿、快快乐乐做隐士吗?
其实，即使在辞职之初，陶渊明也不是毅然决然的。《归去来兮辞》开头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可见，虽然他那句“我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说的坚决而干脆，但是这只是一时激愤所说的气话。他对官场并不是一点也不留恋，他的辞官是因为“少无适俗韵”，是无奈的选择。只有为官从政才能实现他大济苍生的志向，只有为官从政才能使自己获得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只有为官从政才能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所以，他的心情经常处在一种矛盾痛苦的状态之中。
在陶渊明的一生中，他不止一次辞职。大家所熟悉的那次辞职是他一生中最著名的辞职，也是最后一次辞职。陶渊明2 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被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 9 8年)，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的幕下。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公元401年)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桓玄篡位，改国号日楚。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人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当时。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豌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恐在刘裕幕中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建威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柬带见之。’潜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他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职之初他的家庭状况还是不错的，还有“童仆欢迎，稚子候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情况每况愈下。陶渊明是一个书生，又不是农家出身，他怎能靠种田养活全家?在《归园田居》其三中他写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苗比草稀，陶渊明之不善农业生产可见一斑；晨起夜归，陶渊明之辛苦可想而知。在《乞食》里他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陶渊明能闲适得起来吗?
陶渊明的痛苦不但有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他才华横溢，胸怀大志，但现实却处处让他不如意，这使他有一种怀才不遇的痛苦。在《杂诗十二首》其二中，他写到：“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尽。”很好的证明了他心绪的浮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放弃是因为不能得到，而不是因为我们不想要。对曾经追求过的理想彻底放弃，又谈何容易!
对自己的辞职，陶渊明也有过怀疑。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他先说两句愤激话：“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接着说起自己的过去：“结发念善事，陶倪六九年。”后面则是描写自己的贫困。陶渊明认为“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生活贫困，其原因完全在自己，又何必去怨天呢?但是想到这一生所遭受的忧患，又感到很忧伤，在这里可以隐隐的感觉到他对隐居的后悔之情。
辞官后的陶渊明不仅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轻松，更有“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的穷愁，“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悲苦，“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凄凉。由于受那几首著名诗作的影响，我们心目中的陶渊明总是那么悠闲，那么恬淡，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主观臆断。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愤然辞去彭泽县令的官职，隐居山林，开始了他独善其身的隐士生涯。在后人的心目中，隐居后的陶渊明一直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快乐生活。事实真的如此吗?联系他的身世，再品味他的诗作，我们或许可以还原一个真实的陶渊明。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陶渊明的出身。陶渊明出生在官宦世家，按照宋代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的说法，从陶渊明的太祖父起。陶氏代代为官。陶渊明太祖父陶丹，任扬武将军、封柴桑侯，陶渊明的曾祖父是名垂青史的陶侃，官至大司马。陶侃地位之崇高，从他死后的情况可见一斑。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六月，陶侃病卒，享年七十六：成帝下诏追赠他为“大司马”“祀以太牢”。于是，大司马陶侃的灵位，被供奉在朝廷设立的庙堂，予以最高礼节的祭祀。“牢”，祭祀时用的牲畜。祭祀的牛羊猪各一，叫做“太牢”。另外，他的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一级的官位。家庭影响使他从小就树立了“大济苍生”的宏愿。陶渊明是非常崇拜他的曾祖父的，很希望像曾祖父那样大展宏图。陶渊明在长子陶俨出生时写过一首诗，名字叫《命子》，在诗中历数陶家祖先的业绩，其中写道“……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这些诗句是对其曾祖陶侃的赞誉之词，仰慕之情，溢于言表。正如他在《归园田居》中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是不适合从政的，但自古至今，有几人能摆脱功名利禄的羁绊?最多不过在出世与人世之间踯躅罢了。陶渊明也不例外，只不过他最终选择了出世而已。在他内心深处，从政仍是他不可摆脱的心结。
在陶渊明生活的那个时代，门阀制度根深蒂固，社会上把人分为“士族”和“寒族”两部分，出身寒门的人一生下来就注定被人瞧不起，即使能力出众，地位显赫也不能摆脱这种命运。由于出身不高，陶侃虽然战绩出众、并具拥有显赫的政治地位，但是并未能让陶氏跻身于门阀士族的行列，甚至仍然被世家大族所鄙夷不屑。《世说新语·方正第五》中写道“王修龄尝在山东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陶胡奴是陶侃第十子陶范的小名，像陶范这样的大将军的儿子，竟会受到如此的奚落，由此可见，陶侃当时在大家世族眼中的身份地位是何等的卑微和下贱。陶侃第十子陶范尚且如此，陶渊明更不必说了。陶渊明那一支并未能继承陶侃的爵位，所以到陶渊明的时候，家世已经衰落，在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前，已经到了“耕植不足以自给”的程度。在门阀制度森严的东晋时期，少年时期就“猛志逸四海”的他根本无法进入上层社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很是苦闷。上级来视察，要他束带迎接，以示敬意，这只是他辞职的偶然因素，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的政治黑暗和他对官场的不适。陶渊明是这样一个人，他能心甘情愿、快快乐乐做隐士吗?
其实，即使在辞职之初，陶渊明也不是毅然决然的。《归去来兮辞》开头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可见，虽然他那句“我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说的坚决而干脆，但是这只是一时激愤所说的气话。他对官场并不是一点也不留恋，他的辞官是因为“少无适俗韵”，是无奈的选择。只有为官从政才能实现他大济苍生的志向，只有为官从政才能使自己获得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只有为官从政才能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所以，他的心情经常处在一种矛盾痛苦的状态之中。
在陶渊明的一生中，他不止一次辞职。大家所熟悉的那次辞职是他一生中最著名的辞职，也是最后一次辞职。陶渊明2 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被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 9 8年)，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的幕下。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公元401年)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桓玄篡位，改国号日楚。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人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当时。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豌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恐在刘裕幕中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建威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柬带见之。’潜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他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职之初他的家庭状况还是不错的，还有“童仆欢迎，稚子候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情况每况愈下。陶渊明是一个书生，又不是农家出身，他怎能靠种田养活全家?在《归园田居》其三中他写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苗比草稀，陶渊明之不善农业生产可见一斑；晨起夜归，陶渊明之辛苦可想而知。在《乞食》里他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陶渊明能闲适得起来吗?
陶渊明的痛苦不但有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他才华横溢，胸怀大志，但现实却处处让他不如意，这使他有一种怀才不遇的痛苦。在《杂诗十二首》其二中，他写到：“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尽。”很好的证明了他心绪的浮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放弃是因为不能得到，而不是因为我们不想要。对曾经追求过的理想彻底放弃，又谈何容易!
对自己的辞职，陶渊明也有过怀疑。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他先说两句愤激话：“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接着说起自己的过去：“结发念善事，陶倪六九年。”后面则是描写自己的贫困。陶渊明认为“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生活贫困，其原因完全在自己，又何必去怨天呢?但是想到这一生所遭受的忧患，又感到很忧伤，在这里可以隐隐的感觉到他对隐居的后悔之情。
辞官后的陶渊明不仅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轻松，更有“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的穷愁，“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悲苦，“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凄凉。由于受那几首著名诗作的影响，我们心目中的陶渊明总是那么悠闲，那么恬淡，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主观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