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美国海军驻华顾问组组长梅乐斯的眼中，忠义救国军人数不多，大多数没有经过训练，是一支自愿的抗日武装，并自发进行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在日军眼中，忠义救国军是令他们感到头疼和难以对付的“江南野鼠”……
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忠义救国军”被塑造成一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汉奸部队，给人留下了“不忠不义不救国”的恶劣印象，更别说将这支队伍与敌后抗日武装联系起来。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忠义救国军是一支组成人员复杂，素质良莠不齐，融合了庙堂与江湖，综合了特战与游击的部队，这支队伍因抗战爆发而诞生，在抗战胜利后终结，其间虽有功有过，但说其是一股名副其实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毋庸置疑。
在淞沪会战的硝烟中诞生
忠义救国军真正的统领是大名鼎鼎而又颇具争议的民国特工王戴笠，这支部队的渊源要追溯到1937 年的淞沪会战。
抗战爆发后，之前一直极力主张对日开战的戴笠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开始筹备组织一支抗日武装配合正规军作战。8 月13 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战事急如星火，正忙于筹组部队的戴笠将目光投向了青帮大佬、上海大亨杜月笙的身上。
根据在戴笠身边工作多年的军统老特工王蒲臣的回忆录所载，戴笠与杜月笙会面那天是1937 年8 月15 日晚上，当宾主坐定后，戴便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向杜提出请求与计划，要杜成立别动队，以此在上海大范围建立一支人数更多力量更强的新军，正式协助国军作战。
1937 年9 月4 日凌晨，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发来电令，授予戴笠、杜月笙及其组建的武装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与“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番号。
在淞沪会战期间，别动队除第5支队负责维持后方治安之外，其他四个支队所包含的12 个大队都投入到血肉横飞的淞沪战场，他们不仅在敌后从事骚扰破坏、肃清日谍、铲除汉奸等行动，同时还配合正规军参与了苏州河沿岸的搏杀。在十里洋场的血战中，别动队的队员们身先士卒，浴血奋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别动队第一支队队长李穰浑身绑满手榴弹，准备冲入日军的装甲车前与敌同归于尽，后来因友军及时击退日军坦克才保住了他的生命;不少队员接到撤退命令后也不肯撤下，顶着日机的猛烈轰炸，在阵地上坚守到最后一刻，例如有一位叫朱巨英的指导员与队员死守在阵地上与日军血战三昼夜，最后英勇殉国;担任某大队长之职的廖署东在被日军包围的情况下，以机枪连续击毙数名敌人，高呼着“抗战必胜”的口号壮烈成仁……整个淞沪会战期间，总数1 万人的别动队在两个月内就阵亡官兵1500 人以上，上海租界各医院的别动队伤员就有500多人，伤亡率接近三分之一。
淞沪会战结束后，损失惨重的别动队开始转入敌后作战。1938 年1 月，别动队正式更名为“忠义救国军”。
难改不良的江湖习气
敌后发展时期，忠义救国军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让部队维持下去的难题。
忠救军本是以帮会成员为底子组建的，人员庞杂且良莠不齐，一旦发展遭遇困境，不良的江湖习气便暴露无遗，例如有的忠救军部队依靠地形便利私设关卡敛财，同时在活动区大搞走私贩卖，甚至出现了不少欺凌乡里的事，这是忠救军不甚光彩的一面。
除此之外，活动于苏南地区的忠救军与友军部队频频发生摩擦也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样板戏《沙家浜》主要讲述的就是忠义救国军与新四军闹摩擦的故事，戏中由刁德一、胡传魁带领的忠义救国军就像一支“反共急先锋”，专找新四军的茬。
事实上，活动于敌后的忠义救国军并非只与新四军发生摩擦，他们与驻防第三战区的国军部队也同样矛盾重重，双方甚至出现过火拼，为此，战区长官顾祝同还直接向蒋介石参了一本，蒋介石得知情况后先后两次令戴笠亲赴东南地区整顿忠义救国军。
除了与友军闹摩擦，收编当地武装力量、壮大队伍也是忠义救国军在敌后的主要活动，从1939 年忠义救国军总部上交给顾祝同的战斗序列表上看，此时的忠义救国军至少已拥有20个支队，4 个直属大队，2 个教导总队，共计21275 人、15883 条枪的武装力量。
当然，新收编的不少地方武装都是像胡肇汉这类“有枪就是草头王”的草莽枭雄，这类地方草莽也往往是忠义不足，救国无方，忠救军来了就投忠救军，正规军来了就投正规军，共产党来了就投共产党，某些没底线的首领甚至投向日伪军的怀抱。
1939 年2 月8 日，忠义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何行健率部投降日军，成为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第一个投敌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何行健投敌之影响非常恶劣，直接导致淞沪地区的忠义救国军一度分崩离析、军心涣散，不少部队更是效仿其脱离忠救军投敌，当了伪军。
戴笠得知此消息后，认为“何逆投敌，危害极大”，电令忠义救国军“当与友军部配合，不惜一切代价，予以严惩，亡羊补牢，以儆效尤”。1939年平安夜，在上海滩醉生梦死的何行健、陈明楚两个大汉奸刚走出舞厅就被军统布置的杀手马河图乱枪射杀，暴毙街头。击毙何行健算是为忠义救国军挽回了一定的颜面，也使当时陷入低迷状态的士气为之一振。
抗战意志不曾动摇
就在叛徒何行健命断上海滩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忠义救国军配合军统特工又制造了令日伪震惊的“天马号爆炸案”。
1940 年3 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11 月19 日这天，汪精卫伪政府邀请了轴心国阵营的各国外交使节及日军高官乘“天马号”专车前往南京参加典礼。早已得知此消息的戴笠立即命令在上海地区的忠义救国军配合军统局苏州站联合行动，给汪精卫政府送上一份大“贺礼”。
11 月19日上午9 时，装载着大批轴心国高官的“天马号”列车疾驰至苏州城外京沪铁路线上的李王庙时，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瞬间将列车掀出铁轨，继而倾覆。炸药威力巨大，列车上的轴心国高官非死即伤，日军两名大佐、两名日本内阁的贺庆专员及多名情报人员当场被炸死，另有德国、意大利等国的使节以及随车官兵等共计一百余人死伤。
爆炸案发生后，参与行动的忠义救国军成员与前来支援的日军发生了激烈战斗，孟少光少尉等多名中国游击队员在血战中牺牲，剩余游击队员们几经搏杀，最终杀出重围，安全撤离。日军在牺牲的游击队员身上搜到的证件证明他们属于“苏浙行动委员会”，由此可知这次参与“天马号”事件的游击队员皆来自于忠义救国军。
在敌后生存时期，忠义救国军虽出过叛徒，也与友军闹过摩擦，但这支部队的抗日方针是不曾动摇的。长期被忠义救国军的袭击骚扰弄得不得安宁的日军称之为“江南野鼠”，为此，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专门成立了对付这支抗日武装的“特战班”;在袭扰日军的同时，忠义救国军在伪政权统治区执行过多次破坏、锄奸行动，为此，汪精卫政府的特工总部专门建立了“肃清忠义救国军工作团”。
1943 年4 月15 日，中美双方共同拟定了一份名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的条约，在得到罗斯福和蒋介石的批准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下简称“中美合作所”）在重庆正式成立，忠义救国军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先后在各地開办了十余所训练班，其中第一训练班、第六训练班、第七训练班、第八训练班等皆是由忠义救国军的官兵组成。
在抗战的最后一年里，经过训练的忠义救国军在敌后作战的能力已比之前有了大幅度提升，所执行的暗杀、破坏、袭击、爆破等任务的成功率也提高了不少。
1945 年2 月3 日晚，由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第六团副团长周荣带队，组员们潜入钱塘江大桥上埋设炸弹，最终成功炸毁大桥，并一度使得杭州至宁波的交通中断，是为忠义救国军与中美合作所联合作战以来最著名的一次行动。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投降，忠义救国军这支因抗战而诞生的部队也将随着战火终止而结束使命。
抗战胜利后，忠义救国军与军统下属的其他武装力量一同被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隶属交通部指挥，负责维护交通。1946 年3 月，忠义救国军共有1.8 万余人接受改编，还有另一部分不愿留在交警部门的官兵或选择就地转业，或选择解甲还乡。
（易茗荐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4期）
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忠义救国军”被塑造成一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汉奸部队，给人留下了“不忠不义不救国”的恶劣印象，更别说将这支队伍与敌后抗日武装联系起来。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忠义救国军是一支组成人员复杂，素质良莠不齐，融合了庙堂与江湖，综合了特战与游击的部队，这支队伍因抗战爆发而诞生，在抗战胜利后终结，其间虽有功有过，但说其是一股名副其实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毋庸置疑。
在淞沪会战的硝烟中诞生
忠义救国军真正的统领是大名鼎鼎而又颇具争议的民国特工王戴笠，这支部队的渊源要追溯到1937 年的淞沪会战。
抗战爆发后，之前一直极力主张对日开战的戴笠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开始筹备组织一支抗日武装配合正规军作战。8 月13 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战事急如星火，正忙于筹组部队的戴笠将目光投向了青帮大佬、上海大亨杜月笙的身上。
根据在戴笠身边工作多年的军统老特工王蒲臣的回忆录所载，戴笠与杜月笙会面那天是1937 年8 月15 日晚上，当宾主坐定后，戴便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向杜提出请求与计划，要杜成立别动队，以此在上海大范围建立一支人数更多力量更强的新军，正式协助国军作战。
1937 年9 月4 日凌晨，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发来电令，授予戴笠、杜月笙及其组建的武装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与“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番号。
在淞沪会战期间，别动队除第5支队负责维持后方治安之外，其他四个支队所包含的12 个大队都投入到血肉横飞的淞沪战场，他们不仅在敌后从事骚扰破坏、肃清日谍、铲除汉奸等行动，同时还配合正规军参与了苏州河沿岸的搏杀。在十里洋场的血战中，别动队的队员们身先士卒，浴血奋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别动队第一支队队长李穰浑身绑满手榴弹，准备冲入日军的装甲车前与敌同归于尽，后来因友军及时击退日军坦克才保住了他的生命;不少队员接到撤退命令后也不肯撤下，顶着日机的猛烈轰炸，在阵地上坚守到最后一刻，例如有一位叫朱巨英的指导员与队员死守在阵地上与日军血战三昼夜，最后英勇殉国;担任某大队长之职的廖署东在被日军包围的情况下，以机枪连续击毙数名敌人，高呼着“抗战必胜”的口号壮烈成仁……整个淞沪会战期间，总数1 万人的别动队在两个月内就阵亡官兵1500 人以上，上海租界各医院的别动队伤员就有500多人，伤亡率接近三分之一。
淞沪会战结束后，损失惨重的别动队开始转入敌后作战。1938 年1 月，别动队正式更名为“忠义救国军”。
难改不良的江湖习气
敌后发展时期，忠义救国军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让部队维持下去的难题。
忠救军本是以帮会成员为底子组建的，人员庞杂且良莠不齐，一旦发展遭遇困境，不良的江湖习气便暴露无遗，例如有的忠救军部队依靠地形便利私设关卡敛财，同时在活动区大搞走私贩卖，甚至出现了不少欺凌乡里的事，这是忠救军不甚光彩的一面。
除此之外，活动于苏南地区的忠救军与友军部队频频发生摩擦也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样板戏《沙家浜》主要讲述的就是忠义救国军与新四军闹摩擦的故事，戏中由刁德一、胡传魁带领的忠义救国军就像一支“反共急先锋”，专找新四军的茬。
事实上，活动于敌后的忠义救国军并非只与新四军发生摩擦，他们与驻防第三战区的国军部队也同样矛盾重重，双方甚至出现过火拼，为此，战区长官顾祝同还直接向蒋介石参了一本，蒋介石得知情况后先后两次令戴笠亲赴东南地区整顿忠义救国军。
除了与友军闹摩擦，收编当地武装力量、壮大队伍也是忠义救国军在敌后的主要活动，从1939 年忠义救国军总部上交给顾祝同的战斗序列表上看，此时的忠义救国军至少已拥有20个支队，4 个直属大队，2 个教导总队，共计21275 人、15883 条枪的武装力量。
当然，新收编的不少地方武装都是像胡肇汉这类“有枪就是草头王”的草莽枭雄，这类地方草莽也往往是忠义不足，救国无方，忠救军来了就投忠救军，正规军来了就投正规军，共产党来了就投共产党，某些没底线的首领甚至投向日伪军的怀抱。
1939 年2 月8 日，忠义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何行健率部投降日军，成为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第一个投敌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何行健投敌之影响非常恶劣，直接导致淞沪地区的忠义救国军一度分崩离析、军心涣散，不少部队更是效仿其脱离忠救军投敌，当了伪军。
戴笠得知此消息后，认为“何逆投敌，危害极大”，电令忠义救国军“当与友军部配合，不惜一切代价，予以严惩，亡羊补牢，以儆效尤”。1939年平安夜，在上海滩醉生梦死的何行健、陈明楚两个大汉奸刚走出舞厅就被军统布置的杀手马河图乱枪射杀，暴毙街头。击毙何行健算是为忠义救国军挽回了一定的颜面，也使当时陷入低迷状态的士气为之一振。
抗战意志不曾动摇
就在叛徒何行健命断上海滩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忠义救国军配合军统特工又制造了令日伪震惊的“天马号爆炸案”。
1940 年3 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11 月19 日这天，汪精卫伪政府邀请了轴心国阵营的各国外交使节及日军高官乘“天马号”专车前往南京参加典礼。早已得知此消息的戴笠立即命令在上海地区的忠义救国军配合军统局苏州站联合行动，给汪精卫政府送上一份大“贺礼”。
11 月19日上午9 时，装载着大批轴心国高官的“天马号”列车疾驰至苏州城外京沪铁路线上的李王庙时，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瞬间将列车掀出铁轨，继而倾覆。炸药威力巨大，列车上的轴心国高官非死即伤，日军两名大佐、两名日本内阁的贺庆专员及多名情报人员当场被炸死，另有德国、意大利等国的使节以及随车官兵等共计一百余人死伤。
爆炸案发生后，参与行动的忠义救国军成员与前来支援的日军发生了激烈战斗，孟少光少尉等多名中国游击队员在血战中牺牲，剩余游击队员们几经搏杀，最终杀出重围，安全撤离。日军在牺牲的游击队员身上搜到的证件证明他们属于“苏浙行动委员会”，由此可知这次参与“天马号”事件的游击队员皆来自于忠义救国军。
在敌后生存时期，忠义救国军虽出过叛徒，也与友军闹过摩擦，但这支部队的抗日方针是不曾动摇的。长期被忠义救国军的袭击骚扰弄得不得安宁的日军称之为“江南野鼠”，为此，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专门成立了对付这支抗日武装的“特战班”;在袭扰日军的同时，忠义救国军在伪政权统治区执行过多次破坏、锄奸行动，为此，汪精卫政府的特工总部专门建立了“肃清忠义救国军工作团”。
1943 年4 月15 日，中美双方共同拟定了一份名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的条约，在得到罗斯福和蒋介石的批准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下简称“中美合作所”）在重庆正式成立，忠义救国军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先后在各地開办了十余所训练班，其中第一训练班、第六训练班、第七训练班、第八训练班等皆是由忠义救国军的官兵组成。
在抗战的最后一年里，经过训练的忠义救国军在敌后作战的能力已比之前有了大幅度提升，所执行的暗杀、破坏、袭击、爆破等任务的成功率也提高了不少。
1945 年2 月3 日晚，由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第六团副团长周荣带队，组员们潜入钱塘江大桥上埋设炸弹，最终成功炸毁大桥，并一度使得杭州至宁波的交通中断，是为忠义救国军与中美合作所联合作战以来最著名的一次行动。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投降，忠义救国军这支因抗战而诞生的部队也将随着战火终止而结束使命。
抗战胜利后，忠义救国军与军统下属的其他武装力量一同被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隶属交通部指挥，负责维护交通。1946 年3 月，忠义救国军共有1.8 万余人接受改编，还有另一部分不愿留在交警部门的官兵或选择就地转业，或选择解甲还乡。
（易茗荐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