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全国的生育率下降趋势大致比东北晚10年，也就是说中国其他地区将步东北后尘。人口危机将从东北到华北，到华中、西北，最后是西南蔓延。
日前，数据显示，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超低的出生率和年轻人越来越多地离去，使东北地区出现了日趋严重的老龄化现象。
在此背景下，7月12日，国家卫计委针对全面放开二孩的呼吁，首次透露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由此看来，中国人口问题似乎已经走到悬崖之边，老龄化究竟有多可怕？
向全国蔓延的人口危机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黑龙江、吉林、辽宁的生育率分别为1.03%、1.03%和1.0%，远低于全国水平的1.5%，仅比北京、上海等极少的城市略高，甚至比日本和韩国都要低。按照国际标准，低于1.3%被称为“超超低出生率”。
与低出生率相伴随的，是老龄化程度加剧。2013年，黑龙江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358.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4%。据预测，2020年黑龙江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765万，老龄化水平将达19%;2045年黑龙江省老龄化水平将达33%以上。
黑龙江省社科院的罗丹丹认为，黑龙江省未富先老现象严重。2014年一季度黑龙江省经济增速全国垫底。相比之下，广东等南方省份经济发展水平高，而其人口老龄化程度却远低于黑龙江省。2014年，广东省GDP总量全国第一，但其2012年年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仅为7.06%，刚刚进入老龄社会，相当于黑龙江省10年前的水平。
“人口老龄化特征愈发明显”，这是刚刚公布的《2014年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中的一个结论，具体数据如下，2014年该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01.0万人，占户籍人口的22.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4.3万人，占户籍人口的15.3%，老龄人口的比例进一步加大。
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数据也显示，截至2013年，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六省市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总数的87.83%，较2012年同期上升了4.5%。虽然上海、北京、浙江这些东部发达省份，在全国较早进入老龄社会，但由于经济持续增长，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持续增加，年轻人口不断流入。
一直对人口流动进行研究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张航空认为，我国早期人口老龄化东中西部呈梯次格局。比如，北京、上海、天津在全国老龄化的排名，从2000年的第4名、第1名、第5名，变化为13、6、15名。
“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防止今后中国人口锐减”一直是《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博士的观点。他表示：“全国的生育率下降趋势大致比东北晚10年，也就是说中国其他地区将步东北后尘。人口危机将从东北到华北，到华中、西北，最后是西南蔓延。”
放开二孩为时已晚？
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从2012年开始研究人口问题。他接触到中国人口数据的真实现状时曾疾呼：“应该全面开放二孩，已无须再立试点了，也没时间试点了。”
然而，对于姚美雄的爆料，专门研究人口问题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并未感到特别的惊讶。
“现在的步子迈得太小了。”李建新甚至认为，应该无条件地即刻废除独生子女政策。“这么多年来，我们一错再错。没什么可调整的了。”其实，类似的观点，李建新已呼吁多年。
今年3月22日，来自全国21所高校和相关机构的50位法律學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提交建议书，建议尽快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全面修改，废除生育审批制度，取消社会抚养费制度，还权于民，实现公民自主生育。
这份建议的发起人之一便是李建新。“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到现在，我们无休止地争论了30年，但政策上始终违背着人口自身发展的变动趋势与规律。”李建新称，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结构的关系，如果结构失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远比数量少带来的问题大得多。
在李建新看来，由于中国长期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未来数十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形成极不稳定的倒金字塔型结构。未来真正要担心的不是中国人口增长“突破临界点”，而是加速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与性别结构严重失衡。
无论是激进人士也好，保守人士也罢，对于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顽疾所持观点大抵一致。
“我国目前存在很严重的低生育率问题。”李建新说。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这还仅仅是全国统计出的平均水平。”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指出，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甚至远远低于这个数字。“上海和台湾的水平差不多，都在1以下。”
“低生育率对社会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分析了其可能带来的戕害。从宏观上说，它会对人口红利、退休制度、养老金、医保等方面产生消极影响;在微观层面，它使得独生子女家庭处于高风险中，伤残、失独等问题的不良影响被放大。
“如果说独生子女政策在过去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利处，现在它的弊端来了。”陆杰华说。
对于生育政策调整，一些专家甚至表示未来堪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东伟认为，我国已实施计划生育20多年，现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担心的不应是生育反弹，而是即便放开后生育率也不回升。
老龄化需要积极面对
面对这一严峻事实，国际社会的研究和应对也已从“消极老龄化”转向了“积极老龄化”。有学者认为，随着产出和休闲的增加，老年人可以承担一些中年人的工作，这样，年轻人可以从劳动力和家庭角色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
在积极老龄化推进的国际层面，联合国大会、国际劳工组织和欧盟的表现最为突出。 例如，欧盟将“2020年实现20岁至64岁人群的就业率达到75%”列入欧洲“2020战略”的五项核心目标之一，设定相应的政策议程和战略目标并分解到各成员国。
例如，联合国在1992年通过了《老龄问题宣言》，除呼吁扩大国际合作之外还专门就老龄权利的性别问题作了区分，认为要充分承认老龄妇女的社会贡献，全力支持老龄男性开发那些因养家糊口而被忽略的社会、文化和情感方面的能力。
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发展的实际，近中期应对老齡化的优先领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改革退休政策，延迟退休年龄。其主要做法有制定弹性、灵活的退休政策，适当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等。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缓解退休金储备压力、克服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及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第二是建立和完善老龄政策法规体系。很多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涉老法律法规，把保护老年人利益、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和分享发展成果纳入国家法制化轨道，科学规范，有章可循，同时也符合全面依法治国的国家意志。
第三是逐步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一是结合人口发展阶段，遵循人口发展规律，适时适当地调整生育政策，如目前的“单独二孩”以及将于未来某个时间释放的“普遍二孩”政策;二是出台促进生育调整显效的相关措施，例如鼓励按政策生育，加强生育保险，增加生育假和育儿假，设立育儿津贴，兴办幼儿园，保障妇女就业等。
第四是保障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针对不同未就业群体的特征制定就业帮扶政策，着重提高女性和弱势群体的就业率，减弱提前退休激励，提高劳动参与率。其次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教育可及性和教育质量，培养高技能人才;培育终身学习环境，提高老年人就业能力。再次增加研发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伴随人口红利的弱化、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依靠就业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优势将逐渐减弱，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最后是制定积极老龄化战略。积极老龄化战略既强调老年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更强调老年人积极的生活方式。包括参加社会活动、家庭活动、社区志愿活动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现代老年人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向。要把满足老年人基本需求、鼓励老年人多向发展作为我国积极老龄政策的基本依据和指导原则。
（《中国科学报》2015.7.16、《中国青年报》2015.7.16等）
日前，数据显示，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超低的出生率和年轻人越来越多地离去，使东北地区出现了日趋严重的老龄化现象。
在此背景下，7月12日，国家卫计委针对全面放开二孩的呼吁，首次透露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由此看来，中国人口问题似乎已经走到悬崖之边，老龄化究竟有多可怕？
向全国蔓延的人口危机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黑龙江、吉林、辽宁的生育率分别为1.03%、1.03%和1.0%，远低于全国水平的1.5%，仅比北京、上海等极少的城市略高，甚至比日本和韩国都要低。按照国际标准，低于1.3%被称为“超超低出生率”。
与低出生率相伴随的，是老龄化程度加剧。2013年，黑龙江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358.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4%。据预测，2020年黑龙江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765万，老龄化水平将达19%;2045年黑龙江省老龄化水平将达33%以上。
黑龙江省社科院的罗丹丹认为，黑龙江省未富先老现象严重。2014年一季度黑龙江省经济增速全国垫底。相比之下，广东等南方省份经济发展水平高，而其人口老龄化程度却远低于黑龙江省。2014年，广东省GDP总量全国第一，但其2012年年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仅为7.06%，刚刚进入老龄社会，相当于黑龙江省10年前的水平。
“人口老龄化特征愈发明显”，这是刚刚公布的《2014年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中的一个结论，具体数据如下，2014年该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01.0万人，占户籍人口的22.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4.3万人，占户籍人口的15.3%，老龄人口的比例进一步加大。
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数据也显示，截至2013年，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六省市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总数的87.83%，较2012年同期上升了4.5%。虽然上海、北京、浙江这些东部发达省份，在全国较早进入老龄社会，但由于经济持续增长，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持续增加，年轻人口不断流入。
一直对人口流动进行研究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张航空认为，我国早期人口老龄化东中西部呈梯次格局。比如，北京、上海、天津在全国老龄化的排名，从2000年的第4名、第1名、第5名，变化为13、6、15名。
“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防止今后中国人口锐减”一直是《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博士的观点。他表示：“全国的生育率下降趋势大致比东北晚10年，也就是说中国其他地区将步东北后尘。人口危机将从东北到华北，到华中、西北，最后是西南蔓延。”
放开二孩为时已晚？
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从2012年开始研究人口问题。他接触到中国人口数据的真实现状时曾疾呼：“应该全面开放二孩，已无须再立试点了，也没时间试点了。”
然而，对于姚美雄的爆料，专门研究人口问题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并未感到特别的惊讶。
“现在的步子迈得太小了。”李建新甚至认为，应该无条件地即刻废除独生子女政策。“这么多年来，我们一错再错。没什么可调整的了。”其实，类似的观点，李建新已呼吁多年。
今年3月22日，来自全国21所高校和相关机构的50位法律學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提交建议书，建议尽快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全面修改，废除生育审批制度，取消社会抚养费制度，还权于民，实现公民自主生育。
这份建议的发起人之一便是李建新。“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到现在，我们无休止地争论了30年，但政策上始终违背着人口自身发展的变动趋势与规律。”李建新称，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结构的关系，如果结构失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远比数量少带来的问题大得多。
在李建新看来，由于中国长期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未来数十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形成极不稳定的倒金字塔型结构。未来真正要担心的不是中国人口增长“突破临界点”，而是加速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与性别结构严重失衡。
无论是激进人士也好，保守人士也罢，对于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顽疾所持观点大抵一致。
“我国目前存在很严重的低生育率问题。”李建新说。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这还仅仅是全国统计出的平均水平。”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指出，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甚至远远低于这个数字。“上海和台湾的水平差不多，都在1以下。”
“低生育率对社会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分析了其可能带来的戕害。从宏观上说，它会对人口红利、退休制度、养老金、医保等方面产生消极影响;在微观层面，它使得独生子女家庭处于高风险中，伤残、失独等问题的不良影响被放大。
“如果说独生子女政策在过去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利处，现在它的弊端来了。”陆杰华说。
对于生育政策调整，一些专家甚至表示未来堪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东伟认为，我国已实施计划生育20多年，现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担心的不应是生育反弹，而是即便放开后生育率也不回升。
老龄化需要积极面对
面对这一严峻事实，国际社会的研究和应对也已从“消极老龄化”转向了“积极老龄化”。有学者认为，随着产出和休闲的增加，老年人可以承担一些中年人的工作，这样，年轻人可以从劳动力和家庭角色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
在积极老龄化推进的国际层面，联合国大会、国际劳工组织和欧盟的表现最为突出。 例如，欧盟将“2020年实现20岁至64岁人群的就业率达到75%”列入欧洲“2020战略”的五项核心目标之一，设定相应的政策议程和战略目标并分解到各成员国。
例如，联合国在1992年通过了《老龄问题宣言》，除呼吁扩大国际合作之外还专门就老龄权利的性别问题作了区分，认为要充分承认老龄妇女的社会贡献，全力支持老龄男性开发那些因养家糊口而被忽略的社会、文化和情感方面的能力。
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发展的实际，近中期应对老齡化的优先领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改革退休政策，延迟退休年龄。其主要做法有制定弹性、灵活的退休政策，适当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等。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缓解退休金储备压力、克服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及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第二是建立和完善老龄政策法规体系。很多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涉老法律法规，把保护老年人利益、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和分享发展成果纳入国家法制化轨道，科学规范，有章可循，同时也符合全面依法治国的国家意志。
第三是逐步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一是结合人口发展阶段，遵循人口发展规律，适时适当地调整生育政策，如目前的“单独二孩”以及将于未来某个时间释放的“普遍二孩”政策;二是出台促进生育调整显效的相关措施，例如鼓励按政策生育，加强生育保险，增加生育假和育儿假，设立育儿津贴，兴办幼儿园，保障妇女就业等。
第四是保障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针对不同未就业群体的特征制定就业帮扶政策，着重提高女性和弱势群体的就业率，减弱提前退休激励，提高劳动参与率。其次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教育可及性和教育质量，培养高技能人才;培育终身学习环境，提高老年人就业能力。再次增加研发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伴随人口红利的弱化、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依靠就业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优势将逐渐减弱，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最后是制定积极老龄化战略。积极老龄化战略既强调老年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更强调老年人积极的生活方式。包括参加社会活动、家庭活动、社区志愿活动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现代老年人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向。要把满足老年人基本需求、鼓励老年人多向发展作为我国积极老龄政策的基本依据和指导原则。
（《中国科学报》2015.7.16、《中国青年报》2015.7.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