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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比研究理雅各和韦利的两个《论语》英译本，通过接受美学对翻译的启示，着重分析《论语》英译过程中译者的能动性及其制约因素以及因制约因素而导致的误译。本文旨在减少《论语》英译的误译，扩大《论语》的阅读群体，从而加快儒家思想的传播，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关键词： 接受美学 《论语》英译本 译者能动性 制约因素 误译
一、《论语》英译情况和接受美学理论简介
《论语》是中国第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它的英译是西方国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歇1809年的英译节译本，伦敦会传教士柯大卫1828年出版的首次全译本，理雅各的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1893）译本都是早期的英译本。从19世纪末到现在，还有亚瑟·韦利的译本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1938），辜鸿铭的译本The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1898），等等。据估计，目前《论语》的英译本或节译本大约有50个。
近20年来，对《论语》译本的研究成为《论语》英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则相对较少。本课题着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比研究理雅各和韦利的《论语》英译本。
接受美学亦称“接受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由康斯坦茨大学的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教授和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教授在他们的研究中率先创立。
该理论指出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审美功能只有在读者的审美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来，把作品和读者的关系放在文学研究的首位，确立读者的中心地位。重视“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的一大特征。所谓“期待视野”，是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各种理想、经验、趣味、素养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读者在接受活动开始前已具备的特定期待视野，姚斯称之为“前理解”。姚斯指出读者的“前理解”具有一种使人产生潜在反射审美态度的机制，也就是说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作品有许多“不确定性”与“空白”而留待读者在阅读活动中依靠想象去填充空白，确定意义，去进行作品的再创作，这也就是伊塞尔提出的文本的“召唤结构”。这种“召唤结构”自然会导致读者对文本的不同理解。因此，对于同一部作品，往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意见分歧很大。接受美学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是读者的知识结构，而且有作品本身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与空白点。
接受美学为文学翻译接受者即译者和目的语读者从以往被忽略的地位重新找到主体性地位提供了全新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从此，文学翻译活动不应是原作者或原作的独白，而是译者带着“期待视野”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作用下与隐含的作者进行对话和交流后形成的“视域融合”。接受美学将翻译模式从之前的“原作→译作”间的简单对等变为了“作者→原作→译者→译作→读者”间多方的动态互动过程，强调读者在作品的存在和意义构成中的作用。接受美学认为，译者，作为特殊的读者，在阅读理解源语文本时在具有能动性的同时也有制约其能动性的因素，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误译。（包风兰，2006）
二、译者能动性及其制约因素
接受美学认为译者首先是一位读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沟通原作者与读者、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的桥梁，他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作优劣，因而成为翻译过程中最积极、最主动的因素。
作为特殊的读者，译者的能动性表现在：
1.能动地理解原文。由于原作存在“不确定性”与“空白”，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作用下不同的译者对原文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而对原文的不同理解正是导致译文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览两个英译本，笔者发现两位译者对《论语》中的基本概念词的理解和翻译有很大不同。“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仁”字寓意深刻、一词多义，在英文中很难找到对等词。理雅各认为“仁”与英语中的“benevolence”相近，他在译文中也用“virtue”或“perfect virtue”“virtuous manners”译“仁”；韦利在他的译本中使用“good”或“goodness”译“仁”，这里扩大了词义，与原文中的“仁”的意义有些偏离。对于“君子”，理雅各的译法有：“superiorman，scholar，the students of virtue，men of complete virtue，the virtuous man，man”等，而韦利则统一译为“gentleman”。王辉（2001）撰文指出“superior”作定语时具有贬义，用以讽刺那些自以为是高人一等，具有优越感的人。因此，“superior”在西方读者心目中唤起的负面反应必然与“君子”一词在中国读者中引起的美好联系大相径庭，此处宜选“gentleman”更为恰当。再如，“小人”一词，理译为“the mean man”，而韦译为“the small man”。古汉语中的“小人”通常指心胸狭窄，卑鄙俗气之人。“mean”基本能够传达汉语的含义，但“small”指的是“morally mean”，突出了“精神”、“道德”层面的“小气”，正与“gentleman”所蕴含的“胸怀宽广，和善有礼”相对，无疑是“小人”在英语中最对等的词语了。（徐芳，2008）
从上面给出的例子可以看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同时考虑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尽量选用与原作对等的词语，才能忠实地翻译原作。对于译者而言，能否正确理解这些基本概念词所传递的儒家思想会直接影响到译文的质量。
2.具有自己的翻译原则。每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有一定的指导原则。有的译者在翻译时尽量贴近原文，无论句子结构还是表达方式都严格地与原文一致；有的译者则尽量使译文通俗易懂；有的多用一些本土色彩很浓的词；有的则倾向于使用富有异文化情调的表达方式。 通览两个译本，笔者发现两者的语言风格不尽相同。理译语体属于书面语，措辞古雅，行文结构近似原文；韦译语言口语化，语体风格与《论语》的语录体相似，读来直白易懂。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理译：The Master said，“To be poor without murmuring is difficult.To be rich without being proud is easy.”
韦译：The Master said，“To be poor and not resent it is far harder than to be rich，ye not presumptuous.”
理译保持了原文的句式风格，工整对仗，而韦译则偏口语化，直白易解。
3.能动地表达译文。在表达译文时，虽然心目中没有具体的读者，译者可能已经下意识地受到了某些潜在的译文文本读者群的影响。和其他的消费活动一样，译文读者的需求也会成为翻译生产活动的一部分。为了满足不同的读者，译者会改变译文的语言和风格。
作为传教士，理雅各翻译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经典》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基督教传教士了解几千年来一直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从而让基督教义取代儒家思想。由于把《论语》奉为严肃的经典著作翻译，自然认为译文也应体现原文的典雅特色。相反，韦利翻译《论语》的意图在于让欧洲读者了解《论语》作者的初衷，了解《论语》的真实面目，以普通的欧洲读者为对象，旨在体现原文的原貌，即《论语》的语录体特点，因此采取近似口语语体翻译。
再者，从两位译者对基本概念词的选择方面也可看出两者的读者群差异。理雅各对核心词采取多种译法并注有大量注释，力求让传教士对儒家思想有全面、深刻的理解。而韦利则保持了核心词的统一性，给译文读者留下系统的、整体的印象，可能是更多地考虑到普通读者的接受能力。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确实发挥着自身的能动性，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理解源语文本。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译者的能动性和制约能动性的因素是同时并存的。
（一）前理解
在文本意义的实现过程中，译者的前理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译者的前理解条件和能力决定着他对文本世界的理解。
前理解的重要性使得译者自身的文化素养、文学理想，翻译思想等方面的水平以及个人审美偏好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译者必须更多地学习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才能具备充足的前理解条件和能力，以填补文本理解上的空白，纠正理解上的错误，真正达到与跨文化语篇的交流与对话。
理雅各出生在信奉新教的农民家庭，自小接受神学思想。后在英华学院任教之余开始研读中国经籍。理雅各著有多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其中有《孔子的生平和学说》、《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等，在欧洲汉学界引起很大反响。阿瑟·韦利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时便有志于东方文化的研究。毕业后曾到大英博物馆整理中国敦煌书画、雕刻。后因健康原因辞去工作，全力投入汉学研究，专攻中国思想史、中国绘画史和中国文学史。但韦利从没到过中国。（刘洪涛，2007）
由其生平可知，两位译者均对中国文化有着翔实的研究。理雅各的在华传教经历使得他有机会深入接触中国的社会现状、民俗民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韦利虽未来过中国，但他的汉学研究也为日后翻译《论语》奠定了文化基础。正是因为两位译者较高的“前理解”水平，虽然由于文化差异、社会背景等因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误译，但无可否认两个英译本仍呈现出较高水准的翻译质量。
（二）社会历史背景
除了前理解，译者还受到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接受美学认为人处在一定的生存的环境中，必定有一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西文化是差异很大的两大文化类型。因此，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必然也会不同，甚至有时相差很大。而这种差异正是不同的读者运用各自的想象力，赋予文本的未定性以不同的含义并进行具体化的结果。
译者对原著的解读是一个无法终止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对事物认识的提高，对原著的解读也会有新的领悟。并且由于译者的主观情感，所处不同价值体系以及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不同，他们对原著的解读仅仅是整个文本意义的一个部分。
两位译者所处的年代不同。理雅各译本于1861年在香港出版，带着殖民时期的传教士动机和大国偏见，该译文大多采用直译，几乎是按照中文逐字翻译，尽量遵循原文的思维形式和句法结构，用的是19世纪书面语体英文，措辞古雅，译笔严谨，注释详尽，考证周全。韦利的译本比理雅各的晚70年问世，其间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加深了，因而韦利的误译要比理雅各少。加之英语语言本身的发展，韦利用流畅的现代英语将《论语》再现，他的译本中异化策略既传达了原文的思想，又不失译文的流畅通顺。（王毓芳，2011）
三、误译及其原因分析
接受美学认为源语文本的受约性是造成“经无达诂”和“译无定法”的原因之一。且上述译者具有不同的前理解和社会历史背景，不可避免地对《论语》产生不同的阐释、误读和误译。由于篇幅所限，以下选择几例加以分析。
1.原文：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理译：The master was wishing to go and live among thenine wild tribes of the east.Some one said，“They are rude.How can you do such a thing？”The mater said，“if a superiorman dwelt among them，what rudeness would there be？”
关键词： 接受美学 《论语》英译本 译者能动性 制约因素 误译
一、《论语》英译情况和接受美学理论简介
《论语》是中国第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它的英译是西方国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歇1809年的英译节译本，伦敦会传教士柯大卫1828年出版的首次全译本，理雅各的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1893）译本都是早期的英译本。从19世纪末到现在，还有亚瑟·韦利的译本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1938），辜鸿铭的译本The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1898），等等。据估计，目前《论语》的英译本或节译本大约有50个。
近20年来，对《论语》译本的研究成为《论语》英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则相对较少。本课题着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比研究理雅各和韦利的《论语》英译本。
接受美学亦称“接受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由康斯坦茨大学的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教授和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教授在他们的研究中率先创立。
该理论指出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审美功能只有在读者的审美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来，把作品和读者的关系放在文学研究的首位，确立读者的中心地位。重视“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的一大特征。所谓“期待视野”，是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各种理想、经验、趣味、素养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读者在接受活动开始前已具备的特定期待视野，姚斯称之为“前理解”。姚斯指出读者的“前理解”具有一种使人产生潜在反射审美态度的机制，也就是说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作品有许多“不确定性”与“空白”而留待读者在阅读活动中依靠想象去填充空白，确定意义，去进行作品的再创作，这也就是伊塞尔提出的文本的“召唤结构”。这种“召唤结构”自然会导致读者对文本的不同理解。因此，对于同一部作品，往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意见分歧很大。接受美学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是读者的知识结构，而且有作品本身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与空白点。
接受美学为文学翻译接受者即译者和目的语读者从以往被忽略的地位重新找到主体性地位提供了全新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从此，文学翻译活动不应是原作者或原作的独白，而是译者带着“期待视野”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作用下与隐含的作者进行对话和交流后形成的“视域融合”。接受美学将翻译模式从之前的“原作→译作”间的简单对等变为了“作者→原作→译者→译作→读者”间多方的动态互动过程，强调读者在作品的存在和意义构成中的作用。接受美学认为，译者，作为特殊的读者，在阅读理解源语文本时在具有能动性的同时也有制约其能动性的因素，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误译。（包风兰，2006）
二、译者能动性及其制约因素
接受美学认为译者首先是一位读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沟通原作者与读者、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的桥梁，他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作优劣，因而成为翻译过程中最积极、最主动的因素。
作为特殊的读者，译者的能动性表现在：
1.能动地理解原文。由于原作存在“不确定性”与“空白”，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作用下不同的译者对原文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而对原文的不同理解正是导致译文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览两个英译本，笔者发现两位译者对《论语》中的基本概念词的理解和翻译有很大不同。“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仁”字寓意深刻、一词多义，在英文中很难找到对等词。理雅各认为“仁”与英语中的“benevolence”相近，他在译文中也用“virtue”或“perfect virtue”“virtuous manners”译“仁”；韦利在他的译本中使用“good”或“goodness”译“仁”，这里扩大了词义，与原文中的“仁”的意义有些偏离。对于“君子”，理雅各的译法有：“superiorman，scholar，the students of virtue，men of complete virtue，the virtuous man，man”等，而韦利则统一译为“gentleman”。王辉（2001）撰文指出“superior”作定语时具有贬义，用以讽刺那些自以为是高人一等，具有优越感的人。因此，“superior”在西方读者心目中唤起的负面反应必然与“君子”一词在中国读者中引起的美好联系大相径庭，此处宜选“gentleman”更为恰当。再如，“小人”一词，理译为“the mean man”，而韦译为“the small man”。古汉语中的“小人”通常指心胸狭窄，卑鄙俗气之人。“mean”基本能够传达汉语的含义，但“small”指的是“morally mean”，突出了“精神”、“道德”层面的“小气”，正与“gentleman”所蕴含的“胸怀宽广，和善有礼”相对，无疑是“小人”在英语中最对等的词语了。（徐芳，2008）
从上面给出的例子可以看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同时考虑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尽量选用与原作对等的词语，才能忠实地翻译原作。对于译者而言，能否正确理解这些基本概念词所传递的儒家思想会直接影响到译文的质量。
2.具有自己的翻译原则。每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有一定的指导原则。有的译者在翻译时尽量贴近原文，无论句子结构还是表达方式都严格地与原文一致；有的译者则尽量使译文通俗易懂；有的多用一些本土色彩很浓的词；有的则倾向于使用富有异文化情调的表达方式。 通览两个译本，笔者发现两者的语言风格不尽相同。理译语体属于书面语，措辞古雅，行文结构近似原文；韦译语言口语化，语体风格与《论语》的语录体相似，读来直白易懂。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理译：The Master said，“To be poor without murmuring is difficult.To be rich without being proud is easy.”
韦译：The Master said，“To be poor and not resent it is far harder than to be rich，ye not presumptuous.”
理译保持了原文的句式风格，工整对仗，而韦译则偏口语化，直白易解。
3.能动地表达译文。在表达译文时，虽然心目中没有具体的读者，译者可能已经下意识地受到了某些潜在的译文文本读者群的影响。和其他的消费活动一样，译文读者的需求也会成为翻译生产活动的一部分。为了满足不同的读者，译者会改变译文的语言和风格。
作为传教士，理雅各翻译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经典》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基督教传教士了解几千年来一直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从而让基督教义取代儒家思想。由于把《论语》奉为严肃的经典著作翻译，自然认为译文也应体现原文的典雅特色。相反，韦利翻译《论语》的意图在于让欧洲读者了解《论语》作者的初衷，了解《论语》的真实面目，以普通的欧洲读者为对象，旨在体现原文的原貌，即《论语》的语录体特点，因此采取近似口语语体翻译。
再者，从两位译者对基本概念词的选择方面也可看出两者的读者群差异。理雅各对核心词采取多种译法并注有大量注释，力求让传教士对儒家思想有全面、深刻的理解。而韦利则保持了核心词的统一性，给译文读者留下系统的、整体的印象，可能是更多地考虑到普通读者的接受能力。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确实发挥着自身的能动性，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理解源语文本。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译者的能动性和制约能动性的因素是同时并存的。
（一）前理解
在文本意义的实现过程中，译者的前理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译者的前理解条件和能力决定着他对文本世界的理解。
前理解的重要性使得译者自身的文化素养、文学理想，翻译思想等方面的水平以及个人审美偏好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译者必须更多地学习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才能具备充足的前理解条件和能力，以填补文本理解上的空白，纠正理解上的错误，真正达到与跨文化语篇的交流与对话。
理雅各出生在信奉新教的农民家庭，自小接受神学思想。后在英华学院任教之余开始研读中国经籍。理雅各著有多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其中有《孔子的生平和学说》、《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等，在欧洲汉学界引起很大反响。阿瑟·韦利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时便有志于东方文化的研究。毕业后曾到大英博物馆整理中国敦煌书画、雕刻。后因健康原因辞去工作，全力投入汉学研究，专攻中国思想史、中国绘画史和中国文学史。但韦利从没到过中国。（刘洪涛，2007）
由其生平可知，两位译者均对中国文化有着翔实的研究。理雅各的在华传教经历使得他有机会深入接触中国的社会现状、民俗民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韦利虽未来过中国，但他的汉学研究也为日后翻译《论语》奠定了文化基础。正是因为两位译者较高的“前理解”水平，虽然由于文化差异、社会背景等因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误译，但无可否认两个英译本仍呈现出较高水准的翻译质量。
（二）社会历史背景
除了前理解，译者还受到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接受美学认为人处在一定的生存的环境中，必定有一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西文化是差异很大的两大文化类型。因此，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必然也会不同，甚至有时相差很大。而这种差异正是不同的读者运用各自的想象力，赋予文本的未定性以不同的含义并进行具体化的结果。
译者对原著的解读是一个无法终止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对事物认识的提高，对原著的解读也会有新的领悟。并且由于译者的主观情感，所处不同价值体系以及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不同，他们对原著的解读仅仅是整个文本意义的一个部分。
两位译者所处的年代不同。理雅各译本于1861年在香港出版，带着殖民时期的传教士动机和大国偏见，该译文大多采用直译，几乎是按照中文逐字翻译，尽量遵循原文的思维形式和句法结构，用的是19世纪书面语体英文，措辞古雅，译笔严谨，注释详尽，考证周全。韦利的译本比理雅各的晚70年问世，其间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加深了，因而韦利的误译要比理雅各少。加之英语语言本身的发展，韦利用流畅的现代英语将《论语》再现，他的译本中异化策略既传达了原文的思想，又不失译文的流畅通顺。（王毓芳，2011）
三、误译及其原因分析
接受美学认为源语文本的受约性是造成“经无达诂”和“译无定法”的原因之一。且上述译者具有不同的前理解和社会历史背景，不可避免地对《论语》产生不同的阐释、误读和误译。由于篇幅所限，以下选择几例加以分析。
1.原文：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理译：The master was wishing to go and live among thenine wild tribes of the east.Some one said，“They are rude.How can you do such a thing？”The mater said，“if a superiorman dwelt among them，what rudeness would there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