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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说我是公益达人，但对我来说，“公益”这个词有点“高大上”，不接地气，听着就感觉这件事离我很远很远。
细细想来，生活中，我们做过的很多事其实都可以被归纳到“公益”的范畴，比如捐款、植树、慰问孤寡老人、救助流浪猫狗、义务给农民工子弟上英语课……看似很小，而且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可以完成。只要是自发地而不是被迫去做这些事，都可以给人带来快乐。
人生中，第一次“被公益”是在小学一年级上学期的一个月初。某天放学，班主任老师在布置完作业后告诉大家：“学校要给希望工程的哥哥姐姐们捐款盖教学楼，明天记得把捐款钱带来。另外，带午饭的同学记得交热饭盒钱5元。”
回家后，爸爸妈妈对捐款一事表现得很热心，“给希望工程捐款是好事，多交一点吧。”爸爸说。妈妈连连点头，“对，交5元吧，算是一点心意。”说着，她从钱包里拿出10元钱给我，“一半捐款，一半热饭盒。”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手里握着10元整钞。要知道，春节的压岁钱也不过2元，学校门口的小卖部，还能买到1分钱一块的汽水糖。
捐款是老师亲自收的，一边收一边默默在口里计数：“5毛”“1元”“2毛”……当她在我面前站定时，看我举着10元钱，一下子激动了，还没等我说出“一半捐款一半热饭盒”，老师已经高举着我的手臂把我拉起来，大声说：“你们看看，看看，小明同学捐了10元钱！这种境界值得大家学习！”我红着脸接受了老师的“境界说”，默默咽回后面的话，心目却很茫然，不明白为什么老师那样激动。
有了我这个“榜样”，以后班里再捐款，10元的钞票渐渐多起来。而我自从有了自己的零花钱后，爸妈对待捐款也没了以前的慷慨态度，“应该用你自己的钱帮助别人。”爸爸说。他再不肯一次性甩出大钞一张。于是，我数着储蓄罐里那几十个1毛钱硬币，心里掂对着这个月买零食的钱还能省下多少，勉强凑足10个钢[[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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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交上去。因为是从自己兜里掏钱，一边捐款，一边肉痛。
上中学后，课外活动逐渐多了起来，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寒暑假作业中多了一条：参加一项公益活动，写一篇作文。
于是，为了完成作业，小区里的孩子们拉帮结伙，抢着帮居委会擦玻璃，扫楼道，去交通岗擦岗亭，有能量大的家长能联系到福利院或敬老院就更好了，可以去报纸、电视里才会出现的福利院、敬老院看一看。
为了完成任务，我也忙着应付，到后来，任务甚至变成一种负担，我干脆以耽误学习为借口让妈妈找熟人，有认识居委会的帮我出个证明。不屑一顾，对，就是这种心态，“反正都是作秀，我去不去有什么区别呢。”我心里这样想。
直到2008年。我的意识有了转变。
2008年5月，汶川地震，读大学的我正和同学在KTV唱歌，回到宿舍上网，才发现这次地震非比寻常，到了第二天、第三天，新闻上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我想自己该做点什么。于是找到网上的捐助账号，打了500元过去，没留名，那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捐了钱之后，心里有种畅快的感觉，仿佛为赈灾出了点力，就能够把自己与那些亲赴灾区的志愿者划为同一阵营。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暑假回家，学校留了实践作业，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助学志愿者团队，主要任务是去贫困学子家庭走访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帮孩子们争取助学金。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去了，没想到实践现场让我触目惊心、泪流满面。第一个走访的孩子住在铁皮棚，屋里一张木板搭的炕，他的书本堆了半炕。地上一张折叠桌，一个简易炉灶，几个编织袋，再无他物。家徒四壁，我脑海中一下子蹦出这个词。我用随身携带的相机给孩子拍了张照片，交调查报告时也把照片附在上面。2个月后，那个走访的孩子给我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小明哥，我被选上了，谢谢你！”我由衷地高兴，也有些不知所措，“别谢我，应该谢谢给你发助学金的人。”我说。“不，小明哥，还是得谢谢你，没有你来我家，没有你帮我照相，这笔助学金我也争取不到。”
这番话让我意识到，我那看起来按部就班的走访是有意义的，我随手拍的一张照片可能会帮助一个孩子实现求学的梦想。
从那以后，我成了志愿团队的固定一员，每年暑假，我都要参加活动，走访、记录、拍摄，年复一年。
参加工作后，我没放弃志愿工作，只不过把活动时间从工作日调整到了周末。这时候，因为工作需要，也是个人兴趣所在，我的摄影设备更新换代，用在助学活动里更是得心应手：特写照片用相机拍，生活场景用手机拍，有些访谈的过程还要录成视频留下来。拍照不仅仅为了留存，有时候，也是讲道理的重要武器。
有一年，我走访了8个学子，其中有5个孩子受助，有个没得到捐助的家长想不通，给我打电话，说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门道，“咱们差事儿了？”他问。
我二话没说，又去了他们家一次，现场打开相机，把这一年的8个家庭场景一一重现。看完照片，家长长叹一口气，“唉，都不容易啊，人家比咱们还难，这钱我确实不该得。小伙子，你辛苦了，谢谢你。”
2009年，作为志愿者代表，我应邀参加了助学金发放仪式，仪式上播放了我当年走访调查过程中拍摄剪辑的影音材料，我偷偷观察，不少嘉宾看着看着眼圈红了，还有许多人现场掏钱捐助。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值了，就算大热天背着单反从市中心坐地铁、转公交、再转三轮车，单程3个小时到学子家走访，再饿着肚子出来买个鸡蛋饼坐三轮车、转公交、转地铁回到家中又怎么样呢？如果这种辛苦能化為更多人的爱心捐助，能为更多的寒门学子换来受助机会，值了。
渐渐的，我的摄影水平越来越高，志愿工作也越做越顺手，已经从团队中的小虾米变成资深代表了。
每年夏天助学活动，我的手机都要保持24小时开机，总会接到志愿者或学子的电话，有的是向我讨教走访技巧，有的是询问助学申报事宜，更多的是感谢。人到中年，经历越来越多，工作、生活中的很多事都已经无法在我心里掀起什么波澜，志愿活动却是例外。我总是与寒门学子一起哭，一起笑，感动于他们的感动，同时把感动化为自己的动力。其实大多数时候，公益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高大上”，它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像涓涓细流，随手，随心。
细细想来，生活中，我们做过的很多事其实都可以被归纳到“公益”的范畴，比如捐款、植树、慰问孤寡老人、救助流浪猫狗、义务给农民工子弟上英语课……看似很小，而且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可以完成。只要是自发地而不是被迫去做这些事，都可以给人带来快乐。
人生中，第一次“被公益”是在小学一年级上学期的一个月初。某天放学，班主任老师在布置完作业后告诉大家：“学校要给希望工程的哥哥姐姐们捐款盖教学楼，明天记得把捐款钱带来。另外，带午饭的同学记得交热饭盒钱5元。”
回家后，爸爸妈妈对捐款一事表现得很热心，“给希望工程捐款是好事，多交一点吧。”爸爸说。妈妈连连点头，“对，交5元吧，算是一点心意。”说着，她从钱包里拿出10元钱给我，“一半捐款，一半热饭盒。”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手里握着10元整钞。要知道，春节的压岁钱也不过2元，学校门口的小卖部，还能买到1分钱一块的汽水糖。
捐款是老师亲自收的，一边收一边默默在口里计数：“5毛”“1元”“2毛”……当她在我面前站定时，看我举着10元钱，一下子激动了，还没等我说出“一半捐款一半热饭盒”，老师已经高举着我的手臂把我拉起来，大声说：“你们看看，看看，小明同学捐了10元钱！这种境界值得大家学习！”我红着脸接受了老师的“境界说”，默默咽回后面的话，心目却很茫然，不明白为什么老师那样激动。
有了我这个“榜样”，以后班里再捐款，10元的钞票渐渐多起来。而我自从有了自己的零花钱后，爸妈对待捐款也没了以前的慷慨态度，“应该用你自己的钱帮助别人。”爸爸说。他再不肯一次性甩出大钞一张。于是，我数着储蓄罐里那几十个1毛钱硬币，心里掂对着这个月买零食的钱还能省下多少，勉强凑足10个钢[[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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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交上去。因为是从自己兜里掏钱，一边捐款，一边肉痛。
上中学后，课外活动逐渐多了起来，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寒暑假作业中多了一条：参加一项公益活动，写一篇作文。
于是，为了完成作业，小区里的孩子们拉帮结伙，抢着帮居委会擦玻璃，扫楼道，去交通岗擦岗亭，有能量大的家长能联系到福利院或敬老院就更好了，可以去报纸、电视里才会出现的福利院、敬老院看一看。
为了完成任务，我也忙着应付，到后来，任务甚至变成一种负担，我干脆以耽误学习为借口让妈妈找熟人，有认识居委会的帮我出个证明。不屑一顾，对，就是这种心态，“反正都是作秀，我去不去有什么区别呢。”我心里这样想。
直到2008年。我的意识有了转变。
2008年5月，汶川地震，读大学的我正和同学在KTV唱歌，回到宿舍上网，才发现这次地震非比寻常，到了第二天、第三天，新闻上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我想自己该做点什么。于是找到网上的捐助账号，打了500元过去，没留名，那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捐了钱之后，心里有种畅快的感觉，仿佛为赈灾出了点力，就能够把自己与那些亲赴灾区的志愿者划为同一阵营。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暑假回家，学校留了实践作业，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助学志愿者团队，主要任务是去贫困学子家庭走访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帮孩子们争取助学金。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去了，没想到实践现场让我触目惊心、泪流满面。第一个走访的孩子住在铁皮棚，屋里一张木板搭的炕，他的书本堆了半炕。地上一张折叠桌，一个简易炉灶，几个编织袋，再无他物。家徒四壁，我脑海中一下子蹦出这个词。我用随身携带的相机给孩子拍了张照片，交调查报告时也把照片附在上面。2个月后，那个走访的孩子给我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小明哥，我被选上了，谢谢你！”我由衷地高兴，也有些不知所措，“别谢我，应该谢谢给你发助学金的人。”我说。“不，小明哥，还是得谢谢你，没有你来我家，没有你帮我照相，这笔助学金我也争取不到。”
这番话让我意识到，我那看起来按部就班的走访是有意义的，我随手拍的一张照片可能会帮助一个孩子实现求学的梦想。
从那以后，我成了志愿团队的固定一员，每年暑假，我都要参加活动，走访、记录、拍摄，年复一年。
参加工作后，我没放弃志愿工作，只不过把活动时间从工作日调整到了周末。这时候，因为工作需要，也是个人兴趣所在，我的摄影设备更新换代，用在助学活动里更是得心应手：特写照片用相机拍，生活场景用手机拍，有些访谈的过程还要录成视频留下来。拍照不仅仅为了留存，有时候，也是讲道理的重要武器。
有一年，我走访了8个学子，其中有5个孩子受助，有个没得到捐助的家长想不通，给我打电话，说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门道，“咱们差事儿了？”他问。
我二话没说，又去了他们家一次，现场打开相机，把这一年的8个家庭场景一一重现。看完照片，家长长叹一口气，“唉，都不容易啊，人家比咱们还难，这钱我确实不该得。小伙子，你辛苦了，谢谢你。”
2009年，作为志愿者代表，我应邀参加了助学金发放仪式，仪式上播放了我当年走访调查过程中拍摄剪辑的影音材料，我偷偷观察，不少嘉宾看着看着眼圈红了，还有许多人现场掏钱捐助。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值了，就算大热天背着单反从市中心坐地铁、转公交、再转三轮车，单程3个小时到学子家走访，再饿着肚子出来买个鸡蛋饼坐三轮车、转公交、转地铁回到家中又怎么样呢？如果这种辛苦能化為更多人的爱心捐助，能为更多的寒门学子换来受助机会，值了。
渐渐的，我的摄影水平越来越高，志愿工作也越做越顺手，已经从团队中的小虾米变成资深代表了。
每年夏天助学活动，我的手机都要保持24小时开机，总会接到志愿者或学子的电话，有的是向我讨教走访技巧，有的是询问助学申报事宜，更多的是感谢。人到中年，经历越来越多，工作、生活中的很多事都已经无法在我心里掀起什么波澜，志愿活动却是例外。我总是与寒门学子一起哭，一起笑，感动于他们的感动，同时把感动化为自己的动力。其实大多数时候，公益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高大上”，它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像涓涓细流，随手，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