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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够治本的方法是更换树种，在今后的城市绿化中逐步减少乃至不再种植杨柳树雌株”
近几年，在园林系统干了几十年的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副处长杜建军能明显感觉到，漫天飞舞的杨柳絮少了许多。
“以前，每到春天，杨柳絮飘得到处都是，跟下雪似的，现在已经没那么多了。”杜建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即便如此，很多民众仍不满意，认为政府应该下大力气，彻底根治杨柳絮的问题。
不过，杜建军也时常听到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杨柳絮是自然现象，不能人为干预。
在他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有些极端，“杨柳絮太多确实会给民众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需要治理，但如果把飘絮的杨柳树都砍了，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生态损失。”
杜建军希望，外界对杨柳絮的治理要有耐心，因为目前北京建成区有200万棵飘絮的杨柳树雌株，占园林绿化乔木总量的5.4%，且这些树都已进入成熟期，飞絮量大，治理需要一个过程，很难做到立竿见影。
按照北京市的规划：2017年将会治理杨柳树雌株40余万棵;到2020年，将会基本治理好杨柳飞絮，实现“有絮但不成灾”。
最有效的方法最贵
杨柳树分为雌、雄异株，大家所见到的飞絮实际上是雌性杨柳树种子的衍生物，它携带种子随风飘散，是杨柳树繁衍后代的一种自然进化方式，只存在于每年的初春时节，约从4月中旬持续到5月中旬。
杜建军告诉本刊记者，北京早在2005年左右就开始治理杨柳絮。园林绿化部门尝试了多种治理方法，包括被称为“避孕”疗法的药物注射、喷洒，被冠以“变性手术”之名的高位嫁接，还有树冠修剪、树种更换等。
药物注射和喷洒的治理原理大致相同。前者是在杨柳树雌株体内注射名为“抑花一号”的生长调节剂，抑制雌株体内的花芽分化，使其不能正常开花出絮;后者是在杨柳树雌株体外喷洒药物，让雌花在长出飞絮前就自动脱落。
高位嫁接就是将雌树的树冠锯掉，接上雄树的树冠，使其不具备产生飞絮的“床體”。
树冠修剪则直接将产生飞絮的杨柳树雌株枝干剪掉。
在这些方法中，药物注射被普遍认为是治理杨柳絮的最有效方法之一，约能减少90%的飞絮量，但因成本太高未能大范围推广。
一棵杨（柳）树注射生长调节剂的人工和药物成本平均在45元左右，比其他治理方式成本都高，如果北京200万株杨柳树雌株都用这一方法，仅此一项的投入每年就需9000万元左右。
“关键是注射一次药物只能管一年，要想彻底治理飞絮就要年年注射，成本太高了。”杜建军说，这种方式在治理杨柳絮中使用得并不多，全北京注射过生长调节剂的杨柳树只有20万株。
相比之下，最常使用的方法还是成本较低的树冠修剪和洒水降絮，通过修剪产絮的雌株枝干以及在飞絮集中区域洒水增湿来降低飞絮的产量、控制飞絮的传播范围。
但是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巡视员王小平看来，“这些都是治标之策。”
杨柳树的生态功能
“真正能够治本的方法是更换树种，在今后的城市绿化中逐步减少乃至不再种植杨柳树雌株。”王小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不过，他始终反对将杨柳树雌株一砍了之的“治本”做法。
“虽然过多的飞絮确实会给民众的出行、健康带来很大影响，并且飞絮易燃，可能引发火灾，但我们也要看到杨柳树所发挥的生态作用。”王小平指出，杨树和柳树是城市园林绿化中的优良抗污树种，在抗大气污染的某些能力方面优于国槐和侧柏，对一些有害气体、颗粒物及重金属的抗性和吸收吸附能力极强。
一株直径20厘米的杨树，一年可以吸收172公斤二氧化碳，释放125公斤氧气，滞尘16公斤;一株同样规格的柳树，一年可以吸收281公斤二氧化碳，释放204公斤氧气，滞尘36公斤。
“目前北京杨柳树品种数量很多，大都已经形成大树，如果大量伐除这些树木，会引起城市环境质量的下降，造成更为严重的生态损失。”王小平说。
要适地种树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杨柳絮问题背后是城市绿化中树种选择的失衡。
拿北京来说，其现有的大部分杨柳树主要集中种植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国内的城市绿化尚处起步阶段，城市绿化经费投入有限，可选择的树种也相对较少。
“杨树和柳树凭借着适合北京的土壤和气候、易于繁殖成活且生长速度快、养护成本较低等先天优势，自然成为当时北京城市绿化的主力树种。”王小平说。
在当时的条件下，不仅是北京，全国各地的城市绿化中，杨柳树都因质优价廉成为“排头兵”，被大范围种植。在王小平看来，这种树种选择失衡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可以理解。
今天，虽然可选择的树种多了，但不少城市仍将美观作为首要原则，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适地种树”原则。
比如，一些北方城市为了美观引进原生于南方及西南地区、四季常青的香樟树，但这种树喜温暖湿润气候、耐寒性弱，在北方寒冷的冬天很难生存，死亡率很高。
“绿化树种的选择一定要慎重，尽量选择本土树种，少用外来树种。”中科院植物所专家杨斧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本土树种不仅能更好地适应本地环境，还能最大程度上维持区域生态平衡。
杜建军说，北京现在的城市绿化就特别注意这一点，选择的多是白蜡、元宝枫、栾树、油松等本地原生树种，“不再以树种价格作为选择标准，而是更多考虑树种是否适应北京的气候环境。”
近几年，在园林系统干了几十年的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副处长杜建军能明显感觉到，漫天飞舞的杨柳絮少了许多。
“以前，每到春天，杨柳絮飘得到处都是，跟下雪似的，现在已经没那么多了。”杜建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即便如此，很多民众仍不满意，认为政府应该下大力气，彻底根治杨柳絮的问题。
不过，杜建军也时常听到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杨柳絮是自然现象，不能人为干预。
在他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有些极端，“杨柳絮太多确实会给民众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需要治理，但如果把飘絮的杨柳树都砍了，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生态损失。”
杜建军希望，外界对杨柳絮的治理要有耐心，因为目前北京建成区有200万棵飘絮的杨柳树雌株，占园林绿化乔木总量的5.4%，且这些树都已进入成熟期，飞絮量大，治理需要一个过程，很难做到立竿见影。
按照北京市的规划：2017年将会治理杨柳树雌株40余万棵;到2020年，将会基本治理好杨柳飞絮，实现“有絮但不成灾”。
最有效的方法最贵
杨柳树分为雌、雄异株，大家所见到的飞絮实际上是雌性杨柳树种子的衍生物，它携带种子随风飘散，是杨柳树繁衍后代的一种自然进化方式，只存在于每年的初春时节，约从4月中旬持续到5月中旬。
杜建军告诉本刊记者，北京早在2005年左右就开始治理杨柳絮。园林绿化部门尝试了多种治理方法，包括被称为“避孕”疗法的药物注射、喷洒，被冠以“变性手术”之名的高位嫁接，还有树冠修剪、树种更换等。
药物注射和喷洒的治理原理大致相同。前者是在杨柳树雌株体内注射名为“抑花一号”的生长调节剂，抑制雌株体内的花芽分化，使其不能正常开花出絮;后者是在杨柳树雌株体外喷洒药物，让雌花在长出飞絮前就自动脱落。
高位嫁接就是将雌树的树冠锯掉，接上雄树的树冠，使其不具备产生飞絮的“床體”。
树冠修剪则直接将产生飞絮的杨柳树雌株枝干剪掉。
在这些方法中，药物注射被普遍认为是治理杨柳絮的最有效方法之一，约能减少90%的飞絮量，但因成本太高未能大范围推广。
一棵杨（柳）树注射生长调节剂的人工和药物成本平均在45元左右，比其他治理方式成本都高，如果北京200万株杨柳树雌株都用这一方法，仅此一项的投入每年就需9000万元左右。
“关键是注射一次药物只能管一年，要想彻底治理飞絮就要年年注射，成本太高了。”杜建军说，这种方式在治理杨柳絮中使用得并不多，全北京注射过生长调节剂的杨柳树只有20万株。
相比之下，最常使用的方法还是成本较低的树冠修剪和洒水降絮，通过修剪产絮的雌株枝干以及在飞絮集中区域洒水增湿来降低飞絮的产量、控制飞絮的传播范围。
但是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巡视员王小平看来，“这些都是治标之策。”
杨柳树的生态功能
“真正能够治本的方法是更换树种，在今后的城市绿化中逐步减少乃至不再种植杨柳树雌株。”王小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不过，他始终反对将杨柳树雌株一砍了之的“治本”做法。
“虽然过多的飞絮确实会给民众的出行、健康带来很大影响，并且飞絮易燃，可能引发火灾，但我们也要看到杨柳树所发挥的生态作用。”王小平指出，杨树和柳树是城市园林绿化中的优良抗污树种，在抗大气污染的某些能力方面优于国槐和侧柏，对一些有害气体、颗粒物及重金属的抗性和吸收吸附能力极强。
一株直径20厘米的杨树，一年可以吸收172公斤二氧化碳，释放125公斤氧气，滞尘16公斤;一株同样规格的柳树，一年可以吸收281公斤二氧化碳，释放204公斤氧气，滞尘36公斤。
“目前北京杨柳树品种数量很多，大都已经形成大树，如果大量伐除这些树木，会引起城市环境质量的下降，造成更为严重的生态损失。”王小平说。
要适地种树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杨柳絮问题背后是城市绿化中树种选择的失衡。
拿北京来说，其现有的大部分杨柳树主要集中种植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国内的城市绿化尚处起步阶段，城市绿化经费投入有限，可选择的树种也相对较少。
“杨树和柳树凭借着适合北京的土壤和气候、易于繁殖成活且生长速度快、养护成本较低等先天优势，自然成为当时北京城市绿化的主力树种。”王小平说。
在当时的条件下，不仅是北京，全国各地的城市绿化中，杨柳树都因质优价廉成为“排头兵”，被大范围种植。在王小平看来，这种树种选择失衡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可以理解。
今天，虽然可选择的树种多了，但不少城市仍将美观作为首要原则，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适地种树”原则。
比如，一些北方城市为了美观引进原生于南方及西南地区、四季常青的香樟树，但这种树喜温暖湿润气候、耐寒性弱，在北方寒冷的冬天很难生存，死亡率很高。
“绿化树种的选择一定要慎重，尽量选择本土树种，少用外来树种。”中科院植物所专家杨斧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本土树种不仅能更好地适应本地环境，还能最大程度上维持区域生态平衡。
杜建军说，北京现在的城市绿化就特别注意这一点，选择的多是白蜡、元宝枫、栾树、油松等本地原生树种，“不再以树种价格作为选择标准，而是更多考虑树种是否适应北京的气候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