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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任何教育都不可能将所有知识传授给学习者，教育的主要任务必然指向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在谈及新一轮课改目标时指出：“改变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教育实践中，我们苦苦寻觅着涵养自主精神、提升自主能力的路径，然而追求应试效益的班级授课制、抱紧了不肯放手的教学习惯、喂久了不会觅食的学习方式，成了禁锢学子自主发展的“紧箍咒”。
“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胡适曾经这样提炼过书院教育的智慧。现代教育面临的种种烦恼，在传统教育那里也许早就得到化解，然而专注于变革与重建的我们，有多久忘了回顾“乡土”教育智慧的默默启示？
一、传承与改良：清代江苏书院中三个自主研读范例
胡适指出：“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学术上之顾问，至于研究发明，仍视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1]历代书院的“自修”，有以下共识——其一，以“学规”“会约”作为严格的监督制度。例如朱熹拟定《白鹿洞书院揭示》，详细规定了“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其二，以“会讲”“问难”的方式，张扬学术自由的思想，培养学子的批判精神。书院邀请持不同学术见解的大儒同时讲课，互相辩驳，如朱熹张栻的岳麓会讲，“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不能合”“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2]，可见学术争鸣之激烈。其三，以“学友切磋”“以友辅仁”等学习活动支持自主研习走向持久深入，书院里生徒、师长长期聚居于僻静山乡，便于相互砥砺志向、切磋学问，同归于善。
江苏书院因为能革故鼎新，弘扬时代精神而领风气之先。据《古代书院史资料》记载，清代江苏书院兴复、新建总计达253所，随着赣籍、皖籍学儒大量入苏主掌或执教书院，江苏再次成为全国学术与教育中心，“自修为主、指导为辅”的治学方式，也发生了衍变与创新，其中“日记学习”“月课促读”“课艺点评”等关怀全体、尊重个性的教师指导下的自修方式各有所长，值得细细品味。
1.关注自主研读的过程与心得：苏州紫阳书院的日记学习法
紫阳书院始建于1713年，是晚清四大书院之一，沈德潜、钱大昕、段玉裁等饱学之士齐聚紫阳书院，紫阳书院一时成为乾嘉学派的大本营。
“日记学习法”是紫阳学子最重要的研读方式。书院要求学生每天“记日行何事，接何人，存何念，读何书，吐何论……”以便“查实录，定赏罚，登记考核成绩”。又要求分经、史、古今文、杂著四类记读书日记。例如“读经书类日记”，记“诸生每日看某经某书，自某处起，至某处止，必潜思玩索，身体力行。凡有所得，即记于是日课程之内。”每个学生每天要记两种日记：行事日记和读书日记。行事日记主要记录每天的学业进程，强调学习的自律、自治；读书日记主要记录读书的心得与疑惑，强调学习的自省、自悟。
“日记学习”意义有三：其一，学子通过查看日记，可以对自己的进步与不足、疑虑与收获有过程性的认识，并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熟读精思、切记体察。其二，教师通过批阅学习日记，深入了解学子每天学习的进程、功夫、收效及问题，并据此作出详尽而有针对性的批注。其三，山长或讲席每隔五天与学子作当面交流，针对他们性情、学识的差异来传授法门和路径。龙门书院山长刘熙载每五日批阅、询问，就学习日记“与学生辨析辄至夜分，虽大寒暑，衣冠冲整，无惰容，历十余年如一日。”值得一提的是，师生当面交流读书日记时，均需穿戴严整，神态恭肃，充满了仪式化的肃穆气氛。书院还把读书日记中的心得加以整理，汇编成册，刊印成书，如苏州图书馆藏《学古堂日记》两册，所刊内容便是学生读《尔雅》的心得日记。
在今天的校园里，教师苦心孤诣于研究教材、教法，少有精力体察学生的学习感受、学习心得；学生蒙昧灵性地默诵“秘诀”，苦练“真题”，极少反省困惑与收获。“日记学习”提醒教与学都应该越过课堂与课本的边界，确保提供更充足的时间与空间，让学生细细思悟，确证自己每天的学习成果、优化自己的学习策略，比讲授、训练也许更能帮助学生获得学习效能感和自我成就感。
2.以考课引领与调控自主研读：江阴南菁书院的月课制度
当考试成了现代教育的常态，应试取向自然就成了教与学的常态：教师教考，学生学考；凡考的必教必学，不考的少教少学甚至不教不学。这是令整个社会头疼的现代教育病。
古时的书院也有考试，但非常讲究考课的频率、方式与命题。“考课”是清代书院通用的方法，不过南菁书院的考课更关注如何为治学、修身服务，对自主研读起着引领与调控的积极作用。从考课频率来看，南菁书院主要采用“月课制”，所谓“日有读书行事之记，月有通经博古之课”“每岁一甄别，而进退之”[3]。值得关注的是，递交的考课文章先是每月两篇，后变为每10天一篇，然而山长发现，一个月要求学生准备三篇文章，就减少了自主阅读与记录日记的时间，最后又减少到每月两篇。再看考查形式，据学生钱崇威的回忆：“课卷（即作文）每月一次，由山长命题，三天内完卷。每个作文题都有指导，促使学生到藏书楼钻研参考书籍，畅思路、助写作。”为激励学生潜心学问，书院还选取学生月课优秀之作刊印成文集，如《南菁讲舍文集》《南菁札记》《南菁文钞》等等，以此宣扬勤奋自励、持志居敬的自学功夫。
书院以月课试题引领学术方向，调控学习策略。例如钱大昕“课经”之题强调读经应当博观约取，读有自悟：“太学石经，昉于汉代，五经、六经、七经，一字三字，说者各殊，能折其中欤？”“课史”之题引导读史要深入探究，独立批判：“史家之有述赞，昉于龙门，而班氏因之，小司马讥述赞为未安，果何所见欤？”南菁书院的兴盛期正是民族蒙受屈辱的时期，书院逐渐引导学子走出逼仄书斋，思考现实问题，寻求救国良方。因此月课大量出现“问抵制洋盐进口之法若何”“各国产煤铁考略”等切中时弊的论题。光绪27年编刊的《南菁文钞》中的选文大多是《外国理财不主节流而主畅流论》《问五口通商以来时局凡几变》一类指陈世务、辞气激宕的文章。
“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胡适曾经这样提炼过书院教育的智慧。现代教育面临的种种烦恼，在传统教育那里也许早就得到化解，然而专注于变革与重建的我们，有多久忘了回顾“乡土”教育智慧的默默启示？
一、传承与改良：清代江苏书院中三个自主研读范例
胡适指出：“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学术上之顾问，至于研究发明，仍视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1]历代书院的“自修”，有以下共识——其一，以“学规”“会约”作为严格的监督制度。例如朱熹拟定《白鹿洞书院揭示》，详细规定了“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其二，以“会讲”“问难”的方式，张扬学术自由的思想，培养学子的批判精神。书院邀请持不同学术见解的大儒同时讲课，互相辩驳，如朱熹张栻的岳麓会讲，“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不能合”“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2]，可见学术争鸣之激烈。其三，以“学友切磋”“以友辅仁”等学习活动支持自主研习走向持久深入，书院里生徒、师长长期聚居于僻静山乡，便于相互砥砺志向、切磋学问，同归于善。
江苏书院因为能革故鼎新，弘扬时代精神而领风气之先。据《古代书院史资料》记载，清代江苏书院兴复、新建总计达253所，随着赣籍、皖籍学儒大量入苏主掌或执教书院，江苏再次成为全国学术与教育中心，“自修为主、指导为辅”的治学方式，也发生了衍变与创新，其中“日记学习”“月课促读”“课艺点评”等关怀全体、尊重个性的教师指导下的自修方式各有所长，值得细细品味。
1.关注自主研读的过程与心得：苏州紫阳书院的日记学习法
紫阳书院始建于1713年，是晚清四大书院之一，沈德潜、钱大昕、段玉裁等饱学之士齐聚紫阳书院，紫阳书院一时成为乾嘉学派的大本营。
“日记学习法”是紫阳学子最重要的研读方式。书院要求学生每天“记日行何事，接何人，存何念，读何书，吐何论……”以便“查实录，定赏罚，登记考核成绩”。又要求分经、史、古今文、杂著四类记读书日记。例如“读经书类日记”，记“诸生每日看某经某书，自某处起，至某处止，必潜思玩索，身体力行。凡有所得，即记于是日课程之内。”每个学生每天要记两种日记：行事日记和读书日记。行事日记主要记录每天的学业进程，强调学习的自律、自治；读书日记主要记录读书的心得与疑惑，强调学习的自省、自悟。
“日记学习”意义有三：其一，学子通过查看日记，可以对自己的进步与不足、疑虑与收获有过程性的认识，并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熟读精思、切记体察。其二，教师通过批阅学习日记，深入了解学子每天学习的进程、功夫、收效及问题，并据此作出详尽而有针对性的批注。其三，山长或讲席每隔五天与学子作当面交流，针对他们性情、学识的差异来传授法门和路径。龙门书院山长刘熙载每五日批阅、询问，就学习日记“与学生辨析辄至夜分，虽大寒暑，衣冠冲整，无惰容，历十余年如一日。”值得一提的是，师生当面交流读书日记时，均需穿戴严整，神态恭肃，充满了仪式化的肃穆气氛。书院还把读书日记中的心得加以整理，汇编成册，刊印成书，如苏州图书馆藏《学古堂日记》两册，所刊内容便是学生读《尔雅》的心得日记。
在今天的校园里，教师苦心孤诣于研究教材、教法，少有精力体察学生的学习感受、学习心得；学生蒙昧灵性地默诵“秘诀”，苦练“真题”，极少反省困惑与收获。“日记学习”提醒教与学都应该越过课堂与课本的边界，确保提供更充足的时间与空间，让学生细细思悟，确证自己每天的学习成果、优化自己的学习策略，比讲授、训练也许更能帮助学生获得学习效能感和自我成就感。
2.以考课引领与调控自主研读：江阴南菁书院的月课制度
当考试成了现代教育的常态，应试取向自然就成了教与学的常态：教师教考，学生学考；凡考的必教必学，不考的少教少学甚至不教不学。这是令整个社会头疼的现代教育病。
古时的书院也有考试，但非常讲究考课的频率、方式与命题。“考课”是清代书院通用的方法，不过南菁书院的考课更关注如何为治学、修身服务，对自主研读起着引领与调控的积极作用。从考课频率来看，南菁书院主要采用“月课制”，所谓“日有读书行事之记，月有通经博古之课”“每岁一甄别，而进退之”[3]。值得关注的是，递交的考课文章先是每月两篇，后变为每10天一篇，然而山长发现，一个月要求学生准备三篇文章，就减少了自主阅读与记录日记的时间，最后又减少到每月两篇。再看考查形式，据学生钱崇威的回忆：“课卷（即作文）每月一次，由山长命题，三天内完卷。每个作文题都有指导，促使学生到藏书楼钻研参考书籍，畅思路、助写作。”为激励学生潜心学问，书院还选取学生月课优秀之作刊印成文集，如《南菁讲舍文集》《南菁札记》《南菁文钞》等等，以此宣扬勤奋自励、持志居敬的自学功夫。
书院以月课试题引领学术方向，调控学习策略。例如钱大昕“课经”之题强调读经应当博观约取，读有自悟：“太学石经，昉于汉代，五经、六经、七经，一字三字，说者各殊，能折其中欤？”“课史”之题引导读史要深入探究，独立批判：“史家之有述赞，昉于龙门，而班氏因之，小司马讥述赞为未安，果何所见欤？”南菁书院的兴盛期正是民族蒙受屈辱的时期，书院逐渐引导学子走出逼仄书斋，思考现实问题，寻求救国良方。因此月课大量出现“问抵制洋盐进口之法若何”“各国产煤铁考略”等切中时弊的论题。光绪27年编刊的《南菁文钞》中的选文大多是《外国理财不主节流而主畅流论》《问五口通商以来时局凡几变》一类指陈世务、辞气激宕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