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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末为挽救民族危机，一批具有爱国激情的先进四川女性满怀着高昂的革命热情投身于革命运动，直接参加到各种救亡图存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她们组织参与的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爱国会）、组织倡导为革命募捐筹饷、与四川保路同志会（军）共同战斗等一系列革命活动，不仅是四川辛亥革命时期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而且彰显了四川女性国民意识的觉醒，推动了四川地区的妇女解放运动。
关键词：辛亥时期;四川女性;革命活动;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09-0061-03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救亡图存成为当时的时代主题。顺应时代潮流，中国一批先进的女性也积极广泛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中，并开始将自身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国民意识日益觉醒。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我国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何香凝女士曾在《敬告我的同胞姊妹》中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固男子之义务，然与男子同视听、同官骸之女子独非人类乎？”呼吁女性同胞理应成为国家的一分子，担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苏英在《苏苏女校开学演说》中则号召广大女性：“撇脱贤母良妻的依赖性，靠自己一个人去做那惊天动地的事业。把身儿跳入政治界中，轰轰烈烈光复旧主权，建设新政府。”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壁垒，积极投身于救国图存的革命活动中。她们组织参与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组建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军）、组织倡导为革命募捐筹饷、与四川保路同志会（军）共同战斗等。这些活动不仅彰显了女性的巨大力量，为辛亥革命在四川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四川女性在辛亥革命时期要求摆脱封建枷锁禁锢、争取自身解放的革命意识。
一、四川女性参与的各种革命活动
为挽救民族危机，一批具有爱国激情的先进四川女性满怀高昂的革命热情投身革命运动中，直接参与各种救亡图存的革命活动。
1.各地成立女子保路同志会
1911年6月，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随后全川迅速出现了一个同志会热潮。省保路同志会的讲演员带著同志会发给的委任状，分赴各府州县演说保路宗旨，并联络官绅、鼓动民众，组织各地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受此感染，四川女性也积极响应保路斗争。
1911年，农历辛亥年六月初一，重庆府女界保路同志协会率先成立。该协会以“拒款破约，保路保国为宗旨”。会长由王季兰担任，并选出了内务干事、交涉、文牍、讲演、联合、庶务部长，入会人员达五六百人之多[1]，表明四川女界正式以有组织的形式参与救国活动。
1911年6月28日，成都由朱李哲华女士发起组织成立成都女同志会，成立大会在新玉沙街十七号召开。“是日阴雨”，“会员多以手拂盖头，步行踏水，裙带尽沾湿。有左手扶娘，右牵妹者。有蓬蓬白发半折臂之媪扶杖入场者。”在会上，发起人朱李哲华女士提出了：（1）不负洋款;（2）不弃路权;（3）不认草合同为有效。大会通过了《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公约》，规定：“本会以拒款、破约、修路为宗旨”，并指出：“惟成立后虽有各种不可思议风声亦誓死不变。”[2]同时，发出《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报告书》，号召全川妇女：“大发热念，共救颠危，无俟国破家亡，悔之已晚。”[3]明确表明四川妇女投入爱国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1911年7月14日，成都外东区的女同志会在观音阁宣告成立，发起人为胡佩兰、旷琴侣、胡兰荪。会上阐说了保路救国之理，“时女界同志来者甚形踊跃，有听而呕血者，有愿赴京叩阍者，有瞽媪顿足求人急欲报名者，有愿捐银百两者。”与会人员“情绪之激昂愤慨，未之前见”……会议决议，以后每逢三六九日，均集会演讲，参加报名妇女达二百人之多[4]。
除此之外，在宜宾，各种爱国救国组织也相继成立，如有文剑秋和陈蕙墨领导的女子共济会、尹绍周组织的女子同盟会，爱国会也在保路运动的高潮中成立，参加的妇女极多[4]。
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爱国会的成立，标志着四川妇女开始从封建禁锢之中走出来，并积极投身于政治生活中。这些团体的存在，结束了妇女过去一团散沙的局面，成为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不可或缺的力量。
2.为革命积极筹饷募捐
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随着宣讲人员的动员，保路运动的声势不断壮大，其影响也逐渐加深。为支持保路运动，各地民众纷纷慷慨解囊，积极发动捐款募款活动。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公约中就规定了该会以乐捐为宗旨。罗旭芝在致保路同志会书中说：“女界当代谕富贵之妇，日在安乐，一朝有乱如何保守得住。不如先将私积多出股款，后日所收之利权且不必记，如路权不外溢，则目下相安无事亦当念及之矣。”[5]积极倡导捐款活动。
在保路运动开始后，不少革命女性以身示范，积极为革命进行捐款活动。成都淑行女校图画教师张女士，不顾校教务长叶某的反对，毅然将所得画资，捐入会内[4]。在宜宾成立女子爱国会时，女子共济会正副会长陈蕙墨、陈徐启新均发表演讲，阐说捐资救国的重要。并以身示范，在现场，陈徐启新捐蝴蝶珠花一朵，上有珍珠二十四颗;陈蕙墨捐金戒指一枚[4]。崇宁县端淑女学教员刘宜征、李佩兰两女士，因该县保路同志协会成立，苦无经费，需用笔墨纸张，纯系赊取得来，所用邮费亦系捐助。该两女士特检出手工成品若干件送与会众变价售出，以资一助，并云以后续有成品，再行奉寄[6]。无名女画家向四川保路同志会捐画扇八十柄作川汉铁路路款[7]。更令人感动的是，成都官立模范两等女学堂九岁女学生黄花朝，将其“平日所积大小铜钱，综计三百文捐作同志会费”，并倡议全省女界捐款[8]。另有坚决不留姓氏的会府东街某公馆太太，遣其家人持龙洋二元捐入同志会[9]。由于讲演员的宣讲，四川地区的下层妇女也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在青神县宣讲保路救国后，该县有乞丐女蓝姓者，听演说后大愤，愿将已积之钱六百文捐入协会，以作费用[7]。富顺县自流镇妓士李春林为富顺保路同志协会捐龙洋六百元，毛黄氏来会捐银二百元。“亦青楼中之热心爱国，不可多得者也”[7]等等，皆表明了四川女界的各阶层人士对革命的支持，明确表达了爱国不分男女的革命诉求。 四川各界妇女的踊跃捐献，将广大女性的爱路爱国的愿望化成了现实行动，极大地支持鼓舞了辛亥保路运动的深入开展，为后来的武装起义打下了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3.参与武装推翻清廷的军事斗争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女性的革命活动还体现在她们所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反清斗争上。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川地区就涌现出了勇于参与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女性。廖观音（1886—1903）起义。廖观音，也称廖九妹，金堂县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从红灯教主曾阿义学“神拳”，借宗教宣传反清灭洋，主要在华阳、简阳、仁寿一带活动，1902年底兵败被俘，次年惨遭杀害。廖观音起义虽最后被清廷镇压，但意义却重大：一方面打击了清廷在四川的统治;另一方面为后世的四川女性勇于斗争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作用。
时三妹起义。时三妹，屏山县人，乃四川地区一袍哥领袖。早先其兄为犍为、峨边一带的“浑水袍哥”，被官府捉拿杀害，三妹继承了其兄拖“棚子”，发展女袍哥，“兄弟伙”百余人，啸聚一方。保路运动爆发后，时三妹乃率部起义，与同志军一道与清军作战。并转战犍为、峨边一带，队伍旋即发展至四五百人。新津侯宝斋率同志军与清军作战时，时三妹即率部前往支援，配合攻打双流。因其骁勇善战，清军畏之。后侯宝斋撤回新津，时三妹即转移宜宾，捉杀宜宾府官，大快民心。后在战场上牺牲[4]。
苏二娘起义。苏二娘，又称苏二嫂，新津人。参加了侯宝斋领导的同志军起义。苏二娘彪形魁梧、战斗勇敢，枪法熟练，其所带的卫士都是女同志军，个个英姿飒爽，矫健利落。所有队伍随侯宝斋所率的同志军共进退，曾攻打到成都南郊红牌楼[4]。
王三娘起义。王三娘为大邑县女同志军首领，带领女同志军积极配合各路同志军作战。在围攻成都时，王三娘带领所部二千多人攻打西门外的清军，致使清军惨败[4]。
四川女性参加的武装反抗清廷的斗争，彰显女性的革命勇气与巨大的革命力量，极大地支援了保路同志军的反清力量，对推翻清廷在四川的统治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女性革命活动的意义
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爱国女性为挽救民族危机而投身各种救亡图存的社会革命活动，在四川近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成为革命力量的重要补充
在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女性组织的女保路同志会，对四川保路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宣扬作用;支持保路同志会进行的捐款捐物，对革命的继续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参加武装反清斗争，极大地配合了同志军的战斗。这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对四川最终取得武装反清斗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对辛亥时期爱国女性的革命精神和对革命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扫平索虏，女界亦与有功焉”“此次革命，女界亦与有功”，即是充分肯定了女性在辛亥革命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所起的积极作用。
2.标志着四川女性的政治觉醒
19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日趋加剧，不少资产阶级的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进行着多方奔走呼吁。戊戌变法时期，四川就开始创办报刊，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从此四川阅报之风气日渐兴起。1897年，宋育仁等在重庆创办《渝报》，这是四川广泛向群众灌输资产阶级思想的开端。此外，《蜀学报》《时务报》《国闻报》等皆以“开通全省风气”、宣扬西方民主思想为主。这些思想的传播，为闭塞的四川带来了新鲜空气。
1911年5月，清廷宣布实行铁路“国有”政策，遭到社会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在此期间，四川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人士也积极宣传保路与保国之关系，使保路运动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受其影响，一批女性也积极投身到这场抵御外侮、拯救民族危亡的革命运动中，积极支持并宣扬革命活动，这标志着四川女性在政治上开始觉醒，她们开始主动关注社会时局。如在保路运动时期，郫县孀妇周骆氏、王周氏对路事极为热心，曾两致函给保路同志会，“结个团体，破约保路，我们是很喜欢的”[10]，表达对保路运动的支持以及对出卖铁路主权的愤慨。罗旭芝在致保路同志会的信中说：“惟伤强邻四逼，时事日艰，徒具隐忧”，“讵我女界同胞能犹闺中枯坐，无声无臭，如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也！……以是疾首痛心，日走告于有志诸女士，联合同志，……尤幸女界同胞，其闻之者，无不欲手刃盛宣怀，誓不与共载天也”，并要求作为同志会中女界之一分子，“大开演说，唤醒女界同胞”[5]。
在武装反清斗争中，妇女所领导的革命军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斗争精神也充分表明其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勇气和决心。
总之，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妇女在近代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在保路运动的催化下，她们已经不甘于“闺中枯坐”“幽闭日久”的生活，要“思尽女国民一分子之责”，产生了积极投身于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对此，时人赋诗赞曰：“毁家纾难有谁知，唤醒男女愤气摅。红粉也知仇国贼，绣阁珍寄一封书。”[11]充分表达了女性强烈的爱国激情与政治热情。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女性的社会责任感明显加强，在政治上的日渐觉醒，把自己真正看作是“女国民”，为社会尽一个国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3.揭开了四川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篇章
19世纪末，中国女性进入了她们历史命运的新纪元，迎来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新时代。革命志士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说：“凡我的女同胞，急急应该把脚放了，入了女学堂，讲些学问，把救国的担子，也担在身上，替数千年来的妇女吐气”，从此男女平等、兴女学、不缠足等革命性话语以及相应的革命性举措，构成女性解放运动的基本内容。
在四川，兴女学、不缠足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据统计，到1910年四川有女学堂163所，女学生达到5 600余人[12]。由于近代教育的兴起，再加上川省各学堂明令女学生一律禁止缠脚，使得四川天足之风大兴，一时间，反对缠足、主张放足的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地学界纷纷成立“不缠足会”。女学的开办和不缠足运动的开展，不仅促进了四川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且也是四川妇女解放运动的开端，为清末四川的革命活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在辛亥保路运动时期，四川女界更是提出了爱国不分男女的口号，号召广大妇女同胞与男子们共同担负起救国图存的革命救国重任。在《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告川中妇女书》中明确提出：“我国痼习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凡百事务抹杀女子。而我女界同胞，亦自认为生男育女，经纪中馈而已，不复措意于学问事故。因是沉沦闺阃，任国破家亡而无知如何，此有识者所为悲伤也。”又说：“方今盛宣怀卖国卖路欺君蔽民，乃我四万万男女同胞不共戴天之仇……吾辈女界当此危急存亡问题，讵可漠然置之”，号召“以我四千余年无用之妇女，化为保国保种之柱石”。向封建主义的堤防发起了冲击，要一洗女子为“玩物”之耻辱[13]。四川婦女投身保路斗争具有争取民主平等和政治解放的性质，而这一斗争又是与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这在四川历史上还是一种破天荒的新事物，是四川保路运动的积极成果[13]。
辛亥革命后，四川的妇女解放运动得到深入发展，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出现了专门的女性报刊。如在1912年6月13日，以“光复神圣之女权”为宗旨的四川第一份女性报纸——《女报界》创刊，曾兰撰写了发刊词《女界缘起》。1914年12月，由佘畏尘女士创办的《妇女鉴》杂志在成都创刊。报纸杂志的创办，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果，而且对宣扬近代民主思想观念也起到积极作用。
在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妇女革命活动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总的说来，四川妇女思想深处的封建因素依然浓厚，解放运动也非常不彻底。如在郫县周骆氏、王周氏致保路同志会的信中，她们说“我等女辈，不能出力任职，只得出言骂贼子”，“氏听狗贼，顿足捶胸，女流无力杀卖国奴”[10];《罗旭芝在致保路同志会书》中说“女界当代谕以勤理家政，襄助男子之志”[5]等都可看出，哪怕是妇女中的先进代表，仍然摆脱不了男尊女卑、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地位的封建思想。但无论如何，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女性的革命活动，不仅是一股重要的革命力量，加速瓦解了清廷在四川的统治，而且在革命活动中四川女性的自主意识得到觉醒和确立，推进了四川的妇女解放运动。
参考文献：
[1]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28号[M]//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80.
[2]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0号[M]//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39.
[3]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24号[M]//.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40.
[4]政协四川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四川保路风云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5]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5号[M]//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304，305.
[6]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33号[M]//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301.
[7]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33号[M]//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2011：1039，1069，1072.
[8]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9号[M]//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306.
[9]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21号[M]//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311.
[10]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8号[M].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303.
[11]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7号：附件[M]//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42.
[12]重庆海关1902—1911年十年调查报告[M]//四川文史资料第1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64.
[13]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43.
关键词：辛亥时期;四川女性;革命活动;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09-0061-03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救亡图存成为当时的时代主题。顺应时代潮流，中国一批先进的女性也积极广泛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中，并开始将自身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国民意识日益觉醒。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我国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何香凝女士曾在《敬告我的同胞姊妹》中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固男子之义务，然与男子同视听、同官骸之女子独非人类乎？”呼吁女性同胞理应成为国家的一分子，担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苏英在《苏苏女校开学演说》中则号召广大女性：“撇脱贤母良妻的依赖性，靠自己一个人去做那惊天动地的事业。把身儿跳入政治界中，轰轰烈烈光复旧主权，建设新政府。”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壁垒，积极投身于救国图存的革命活动中。她们组织参与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组建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军）、组织倡导为革命募捐筹饷、与四川保路同志会（军）共同战斗等。这些活动不仅彰显了女性的巨大力量，为辛亥革命在四川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四川女性在辛亥革命时期要求摆脱封建枷锁禁锢、争取自身解放的革命意识。
一、四川女性参与的各种革命活动
为挽救民族危机，一批具有爱国激情的先进四川女性满怀高昂的革命热情投身革命运动中，直接参与各种救亡图存的革命活动。
1.各地成立女子保路同志会
1911年6月，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随后全川迅速出现了一个同志会热潮。省保路同志会的讲演员带著同志会发给的委任状，分赴各府州县演说保路宗旨，并联络官绅、鼓动民众，组织各地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受此感染，四川女性也积极响应保路斗争。
1911年，农历辛亥年六月初一，重庆府女界保路同志协会率先成立。该协会以“拒款破约，保路保国为宗旨”。会长由王季兰担任，并选出了内务干事、交涉、文牍、讲演、联合、庶务部长，入会人员达五六百人之多[1]，表明四川女界正式以有组织的形式参与救国活动。
1911年6月28日，成都由朱李哲华女士发起组织成立成都女同志会，成立大会在新玉沙街十七号召开。“是日阴雨”，“会员多以手拂盖头，步行踏水，裙带尽沾湿。有左手扶娘，右牵妹者。有蓬蓬白发半折臂之媪扶杖入场者。”在会上，发起人朱李哲华女士提出了：（1）不负洋款;（2）不弃路权;（3）不认草合同为有效。大会通过了《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公约》，规定：“本会以拒款、破约、修路为宗旨”，并指出：“惟成立后虽有各种不可思议风声亦誓死不变。”[2]同时，发出《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报告书》，号召全川妇女：“大发热念，共救颠危，无俟国破家亡，悔之已晚。”[3]明确表明四川妇女投入爱国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1911年7月14日，成都外东区的女同志会在观音阁宣告成立，发起人为胡佩兰、旷琴侣、胡兰荪。会上阐说了保路救国之理，“时女界同志来者甚形踊跃，有听而呕血者，有愿赴京叩阍者，有瞽媪顿足求人急欲报名者，有愿捐银百两者。”与会人员“情绪之激昂愤慨，未之前见”……会议决议，以后每逢三六九日，均集会演讲，参加报名妇女达二百人之多[4]。
除此之外，在宜宾，各种爱国救国组织也相继成立，如有文剑秋和陈蕙墨领导的女子共济会、尹绍周组织的女子同盟会，爱国会也在保路运动的高潮中成立，参加的妇女极多[4]。
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爱国会的成立，标志着四川妇女开始从封建禁锢之中走出来，并积极投身于政治生活中。这些团体的存在，结束了妇女过去一团散沙的局面，成为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不可或缺的力量。
2.为革命积极筹饷募捐
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随着宣讲人员的动员，保路运动的声势不断壮大，其影响也逐渐加深。为支持保路运动，各地民众纷纷慷慨解囊，积极发动捐款募款活动。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公约中就规定了该会以乐捐为宗旨。罗旭芝在致保路同志会书中说：“女界当代谕富贵之妇，日在安乐，一朝有乱如何保守得住。不如先将私积多出股款，后日所收之利权且不必记，如路权不外溢，则目下相安无事亦当念及之矣。”[5]积极倡导捐款活动。
在保路运动开始后，不少革命女性以身示范，积极为革命进行捐款活动。成都淑行女校图画教师张女士，不顾校教务长叶某的反对，毅然将所得画资，捐入会内[4]。在宜宾成立女子爱国会时，女子共济会正副会长陈蕙墨、陈徐启新均发表演讲，阐说捐资救国的重要。并以身示范，在现场，陈徐启新捐蝴蝶珠花一朵，上有珍珠二十四颗;陈蕙墨捐金戒指一枚[4]。崇宁县端淑女学教员刘宜征、李佩兰两女士，因该县保路同志协会成立，苦无经费，需用笔墨纸张，纯系赊取得来，所用邮费亦系捐助。该两女士特检出手工成品若干件送与会众变价售出，以资一助，并云以后续有成品，再行奉寄[6]。无名女画家向四川保路同志会捐画扇八十柄作川汉铁路路款[7]。更令人感动的是，成都官立模范两等女学堂九岁女学生黄花朝，将其“平日所积大小铜钱，综计三百文捐作同志会费”，并倡议全省女界捐款[8]。另有坚决不留姓氏的会府东街某公馆太太，遣其家人持龙洋二元捐入同志会[9]。由于讲演员的宣讲，四川地区的下层妇女也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在青神县宣讲保路救国后，该县有乞丐女蓝姓者，听演说后大愤，愿将已积之钱六百文捐入协会，以作费用[7]。富顺县自流镇妓士李春林为富顺保路同志协会捐龙洋六百元，毛黄氏来会捐银二百元。“亦青楼中之热心爱国，不可多得者也”[7]等等，皆表明了四川女界的各阶层人士对革命的支持，明确表达了爱国不分男女的革命诉求。 四川各界妇女的踊跃捐献，将广大女性的爱路爱国的愿望化成了现实行动，极大地支持鼓舞了辛亥保路运动的深入开展，为后来的武装起义打下了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3.参与武装推翻清廷的军事斗争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女性的革命活动还体现在她们所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反清斗争上。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川地区就涌现出了勇于参与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女性。廖观音（1886—1903）起义。廖观音，也称廖九妹，金堂县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从红灯教主曾阿义学“神拳”，借宗教宣传反清灭洋，主要在华阳、简阳、仁寿一带活动，1902年底兵败被俘，次年惨遭杀害。廖观音起义虽最后被清廷镇压，但意义却重大：一方面打击了清廷在四川的统治;另一方面为后世的四川女性勇于斗争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作用。
时三妹起义。时三妹，屏山县人，乃四川地区一袍哥领袖。早先其兄为犍为、峨边一带的“浑水袍哥”，被官府捉拿杀害，三妹继承了其兄拖“棚子”，发展女袍哥，“兄弟伙”百余人，啸聚一方。保路运动爆发后，时三妹乃率部起义，与同志军一道与清军作战。并转战犍为、峨边一带，队伍旋即发展至四五百人。新津侯宝斋率同志军与清军作战时，时三妹即率部前往支援，配合攻打双流。因其骁勇善战，清军畏之。后侯宝斋撤回新津，时三妹即转移宜宾，捉杀宜宾府官，大快民心。后在战场上牺牲[4]。
苏二娘起义。苏二娘，又称苏二嫂，新津人。参加了侯宝斋领导的同志军起义。苏二娘彪形魁梧、战斗勇敢，枪法熟练，其所带的卫士都是女同志军，个个英姿飒爽，矫健利落。所有队伍随侯宝斋所率的同志军共进退，曾攻打到成都南郊红牌楼[4]。
王三娘起义。王三娘为大邑县女同志军首领，带领女同志军积极配合各路同志军作战。在围攻成都时，王三娘带领所部二千多人攻打西门外的清军，致使清军惨败[4]。
四川女性参加的武装反抗清廷的斗争，彰显女性的革命勇气与巨大的革命力量，极大地支援了保路同志军的反清力量，对推翻清廷在四川的统治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女性革命活动的意义
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爱国女性为挽救民族危机而投身各种救亡图存的社会革命活动，在四川近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成为革命力量的重要补充
在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女性组织的女保路同志会，对四川保路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宣扬作用;支持保路同志会进行的捐款捐物，对革命的继续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参加武装反清斗争，极大地配合了同志军的战斗。这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对四川最终取得武装反清斗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对辛亥时期爱国女性的革命精神和对革命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扫平索虏，女界亦与有功焉”“此次革命，女界亦与有功”，即是充分肯定了女性在辛亥革命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所起的积极作用。
2.标志着四川女性的政治觉醒
19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日趋加剧，不少资产阶级的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进行着多方奔走呼吁。戊戌变法时期，四川就开始创办报刊，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从此四川阅报之风气日渐兴起。1897年，宋育仁等在重庆创办《渝报》，这是四川广泛向群众灌输资产阶级思想的开端。此外，《蜀学报》《时务报》《国闻报》等皆以“开通全省风气”、宣扬西方民主思想为主。这些思想的传播，为闭塞的四川带来了新鲜空气。
1911年5月，清廷宣布实行铁路“国有”政策，遭到社会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在此期间，四川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人士也积极宣传保路与保国之关系，使保路运动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受其影响，一批女性也积极投身到这场抵御外侮、拯救民族危亡的革命运动中，积极支持并宣扬革命活动，这标志着四川女性在政治上开始觉醒，她们开始主动关注社会时局。如在保路运动时期，郫县孀妇周骆氏、王周氏对路事极为热心，曾两致函给保路同志会，“结个团体，破约保路，我们是很喜欢的”[10]，表达对保路运动的支持以及对出卖铁路主权的愤慨。罗旭芝在致保路同志会的信中说：“惟伤强邻四逼，时事日艰，徒具隐忧”，“讵我女界同胞能犹闺中枯坐，无声无臭，如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也！……以是疾首痛心，日走告于有志诸女士，联合同志，……尤幸女界同胞，其闻之者，无不欲手刃盛宣怀，誓不与共载天也”，并要求作为同志会中女界之一分子，“大开演说，唤醒女界同胞”[5]。
在武装反清斗争中，妇女所领导的革命军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斗争精神也充分表明其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勇气和决心。
总之，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妇女在近代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在保路运动的催化下，她们已经不甘于“闺中枯坐”“幽闭日久”的生活，要“思尽女国民一分子之责”，产生了积极投身于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对此，时人赋诗赞曰：“毁家纾难有谁知，唤醒男女愤气摅。红粉也知仇国贼，绣阁珍寄一封书。”[11]充分表达了女性强烈的爱国激情与政治热情。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女性的社会责任感明显加强，在政治上的日渐觉醒，把自己真正看作是“女国民”，为社会尽一个国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3.揭开了四川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篇章
19世纪末，中国女性进入了她们历史命运的新纪元，迎来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新时代。革命志士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说：“凡我的女同胞，急急应该把脚放了，入了女学堂，讲些学问，把救国的担子，也担在身上，替数千年来的妇女吐气”，从此男女平等、兴女学、不缠足等革命性话语以及相应的革命性举措，构成女性解放运动的基本内容。
在四川，兴女学、不缠足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据统计，到1910年四川有女学堂163所，女学生达到5 600余人[12]。由于近代教育的兴起，再加上川省各学堂明令女学生一律禁止缠脚，使得四川天足之风大兴，一时间，反对缠足、主张放足的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地学界纷纷成立“不缠足会”。女学的开办和不缠足运动的开展，不仅促进了四川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且也是四川妇女解放运动的开端，为清末四川的革命活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在辛亥保路运动时期，四川女界更是提出了爱国不分男女的口号，号召广大妇女同胞与男子们共同担负起救国图存的革命救国重任。在《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告川中妇女书》中明确提出：“我国痼习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凡百事务抹杀女子。而我女界同胞，亦自认为生男育女，经纪中馈而已，不复措意于学问事故。因是沉沦闺阃，任国破家亡而无知如何，此有识者所为悲伤也。”又说：“方今盛宣怀卖国卖路欺君蔽民，乃我四万万男女同胞不共戴天之仇……吾辈女界当此危急存亡问题，讵可漠然置之”，号召“以我四千余年无用之妇女，化为保国保种之柱石”。向封建主义的堤防发起了冲击，要一洗女子为“玩物”之耻辱[13]。四川婦女投身保路斗争具有争取民主平等和政治解放的性质，而这一斗争又是与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这在四川历史上还是一种破天荒的新事物，是四川保路运动的积极成果[13]。
辛亥革命后，四川的妇女解放运动得到深入发展，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出现了专门的女性报刊。如在1912年6月13日，以“光复神圣之女权”为宗旨的四川第一份女性报纸——《女报界》创刊，曾兰撰写了发刊词《女界缘起》。1914年12月，由佘畏尘女士创办的《妇女鉴》杂志在成都创刊。报纸杂志的创办，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果，而且对宣扬近代民主思想观念也起到积极作用。
在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妇女革命活动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总的说来，四川妇女思想深处的封建因素依然浓厚，解放运动也非常不彻底。如在郫县周骆氏、王周氏致保路同志会的信中，她们说“我等女辈，不能出力任职，只得出言骂贼子”，“氏听狗贼，顿足捶胸，女流无力杀卖国奴”[10];《罗旭芝在致保路同志会书》中说“女界当代谕以勤理家政，襄助男子之志”[5]等都可看出，哪怕是妇女中的先进代表，仍然摆脱不了男尊女卑、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地位的封建思想。但无论如何，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女性的革命活动，不仅是一股重要的革命力量，加速瓦解了清廷在四川的统治，而且在革命活动中四川女性的自主意识得到觉醒和确立，推进了四川的妇女解放运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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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0号[M]//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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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协四川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四川保路风云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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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33号[M]//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301.
[7]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33号[M]//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2011：1039，1069，1072.
[8]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9号[M]//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306.
[9]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21号[M]//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311.
[10]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8号[M].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303.
[11]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7号：附件[M]//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42.
[12]重庆海关1902—1911年十年调查报告[M]//四川文史资料第1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64.
[13]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