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古代牛耕技术是如何发展的？各朝各代的牛耕场景如何？且看古代画像石中的牛耕图。
据《史记·仲尼弟子传》记载，孔子有一位弟子司马耕，字子牛，还有一位弟子冉耕，字伯牛。《論语·颜渊》有“司马牛问仁”之句。晋国有位力士，名叫牛子耕。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将“牛”和“耕”紧密联系的起名现象，折射出牛耕的劳动方式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在中国，牛为“六畜之首”。《国语·晋语》记载了牛从“宗庙之牺”到“畎亩之勤”的角色转变。清代蓉湖愚者诗云：“耕烟犁雨几经年，领破皮穿未敢眠。老命自知无足惜，前功还望主人怜。”牛耕技术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这在古代画像石、敦煌壁画以及绘画作品中皆有反映。
牛耕从中原到江南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大量出现，牛耕技术开始运用，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还引起社会制度层面的连锁变革。牛耕技术促使私田面积大增，井田制遭到破坏，以此为基础的分封制、礼乐制等难以为继，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正如元代陈孚《题管仲井》诗所云：“画野分民乱井田，百王礼乐散寒烟。”
近代考古成果显示，铁犁较多出现在春秋晚期的古墓葬中。目前，全国多地曾出土过汉代牛耕图画像石。如陕西省的米脂、绥德（王德元汉墓）、西安和陕北地区，山东省的滕州和邹城，山西省的平陆，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以及江苏省的泗洪和睢宁等地区，皆有牛耕图画像石出土。
西汉晚期，画像石成为地面祠堂及地下墓室的重要装饰，其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当时的丧葬习俗和祭祀礼仪等密切相关。汉代画像石的画面题材也受到当时社会生活及审美观念的影响，出现了牛耕等富含世俗情调的场景和生产生活的内容。东汉班固和北魏贾思勰均认为，西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始为牛耕”并在黄河中游推广，“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据此可知，牛耕技术首先在中原地区开始推行。因而，陕西出土的牛耕画像石居多。
1962年，陕西绥德王德元汉墓出土有一块汉画像石（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画面上，具有汉代特色的建筑斗拱之下，农夫正扬起鞭子驱赶耕牛犁地。左右两侧分别雕刻出执鞭伫立的牧羊人及其牧养的羊群。整幅画面再现了农人的生产生活场景，充满浓郁的田园生活气息。
画中两头牛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动感十足，牛角和牛尾略带几分夸张，“不待扬鞭自奋蹄”;扶犁者的姿态尤其突出，高大的身躯、坚定的神情、协调的双臂、矫健的步伐，具有超强的表现力和艺术的代入感;其后有一小人作为陪衬，亦步亦趋，全神贯注，手正伸入布袋掏籽。整个画面雄浑厚重，古朴生动，和谐融洽，静中有动，定格成石质的图画。1999年，中国邮政系统还以此为素材发行特种邮票《汉画像石·牛耕》。
然而，西汉初年使用铁犁和牛耕的范围仍然较小，只局限在当时的经济中心，即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地区。淮河以南，尤其是江南地区，依然采取原始的刀耕火种方式，尚未使用铁犁和牛耕。《汉书·地理志》载：“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
汉朝先后两次较大规模地推广牛耕技术：第一次是西汉武帝末年，由搜粟都尉赵过具体主持;第二次是东汉前中期光武帝及明帝、章帝时期。
关于赵过倡导牛耕技术的史料，《汉书·食货志》有如下记录：“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
《汉书》中记载的“耦犁”，是指只用一根长辕，辕端装衡，衡下用轭驾两头牛，即传统上的“二牛抬杠”共挽一犁的犁耕方式。耦犁的出现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农业发展。因而，这种耕作技术快速传播到江南地区。
1950年，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双沟镇出土的汉画像石，长106厘米，高80厘米，从上到下共雕绘有三层画面，分别是仙人异兽图、人物送别图和牛耕图。
该牛耕图中，二牛并行共抬犁架，牵拉一张辕犁，后有成人扶犁驱牛犁田，一儿童紧随其后，似在提篮播种。远处一人送来“箪食壶浆”，担子一端是篮子，另一端是水壶;又有一人手持农具锄草或翻地。地头一牛犊自由游走，一辆双辕车上栖息着三只鸟，一犬卧在车旁。此牛耕图以农家生产活动为题材，生活气息十分浓厚。整个画面有静有动，有远有近，布局紧凑合理，无论从历史研究还是从艺术角度，都是弥足珍贵的艺术珍宝。
耕者从三人到一人
汉武帝晚年，赵过曾推广二牛三人的“耦犁法”。其主要动力来自二牛，三人之中，一人牵牛，一人掌犁，一人压辕。这种犁犁铧较大，加宽了犁壁，深耕和翻土、培垄一次进行，可以耕出代田法所要求的“深一尺、宽一尺”的犁沟。二牛三人工作一个耕作季节，可完成五顷田（汉每顷相当于现在69亩）的翻耕任务，其耕作速度快，不至耽误农时。
到东汉以后，依然是“二牛抬杠”，但参与犁耕的人数从三人逐渐减少到二人或一人，出现了二牛二人或一牛一人的耕作方式，节省了人力，大幅度提高了耕作效率。
1971年，陕北省米脂东汉画像石墓出土的二牛抬杠农耕门柱画像石（国家一级文物，原石现藏于陕西省碑林博物馆），是古代二牛一人耕作方式的直观展示。该画像石的画面采用分栏分格的方式布局。上格绘有仙山神树、人物跪坐、玉兔等形象;中格刻绘有12株似谷类的植物，谷穗下垂，籽粒饱满，株距匀称，行距整齐，昭示着农耕技术的成熟和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下格则刻绘了二牛抬杠、一人驭犁的耕作场景。
下格所绘的《牛耕图》中，二牛身强体壮，牛角下弯上直，牛鼻有环，一横杠略呈弧形，或为铁制，有牵制两牛犁地方向一致的作用，两牛的脖颈横挞一杠，似无缰绳。犁面呈三角形，直辕。扶犁者头戴帻，着短衣紧裤，左手扶犁，右手扬鞭，辛勤劳作。人和牛节奏统一、步调一致，能保证地犁得深浅相宜。这幅《牛耕图》反映了当时耕作技术的进步和推广 。 此后，二牛一人的耕作方式频频出现在砖画、壁画等各种画面中。如1972年发掘的汉魏时期的嘉峪关5号墓壁画砖《牛耕》，图中绘有一黑一白两头牛，牛身细长，角下弯上直，牛鼻有环，却没有缰绳。二牛所挽之犁，犁头部分已经深深插入田土之中;其后的青年男子，左手扬鞭，右手扶犁。整个画面生动活泼、写实存真，人、牛、犁三者谐和默契、从容有序，都处在动态当中。扶犁男子衣长襦，束腰，领、袖口缘边，发髻插有发簪，诸多细节呈现在世人面前，令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从二牛抬杠到单牛曳犁
东汉时期，耕作技术由二牛抬杠向一牛挽犁转变。
一牛一人的耕作方式见于山东省滕州、陕西省绥德画像石。套牛的方式较“二牛抬杠”有所改变，两股绳索在一根衡木上牵引，同时在木犁辕的两旁增加了系带，加强了对牛的控制力。这种挽犁方式比早期普遍使用的单长辕的“二牛抬杠”更为方便，效率也更高。
1953年，陕西省绥德王德元汉墓出土的一块《牛耕图》画像石，采用民间剪纸式装饰手法，将牛耕和嘉禾分别镌刻成两个单独又相互呼应的画面，形成统一而富有变化和对比的艺术效果，是陕西漢画像石粗犷、质朴艺术风格的典型代表。《牛耕图》较少采用叙事性和情节性的描述，像陕西民间剪纸的艺术语言一样，用夸张手法与装饰技巧，把表现的事物刻画在方格子式的构图里，形成相对独立的画面。
《牛耕图》上方的画面，匠心独具地刻画一头耕牛和一位扶犁农夫的剪影。画面主体人物、耕牛和桑树均用阳刻法雕出形象，只有伸出边框的耕牛的犄角和头部，巧妙地用阴刻法雕出轮廓，农夫那只扬鞭的手臂的外轮廓，也用同样的手法刻画。创作者只用寥寥数笔，就突破了边框的限制，顿时产生了三维的立体效果，也使边框与画中的人和牛融为一体，扩展了画面的视觉空间。下方的画面，整齐排列的高粱高大茁壮，看上去如同一片逆光中的青纱帐，使画面平添了诗情画意，让人们联想到黄河两岸庄稼丰收的景象。
敦煌莫高窟壁画是中国古代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其内容博大广泛，除佛像、故事、经变、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佛教题材外，还中有很多表现战争、狩猎、耕作、纺织、音乐、舞蹈等世俗生活的画作。如莫高窟第23窟《雨中耕作图》便反映出一人一牛冒雨耕作的情景。
南宋的《耕织图·耕图》备受后世历代帝王的推崇和嘉许，清康熙帝命画家重新绘制了该作品，明显可见一人一牛的犁耕法，可见清代延续了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
我国的牛耕技术，先后传播至越南、日本、朝鲜、缅甸、泰国、菲律宾等国，继而传至欧洲，推动了欧洲的农业革命。
2021年是农历牛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以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不用扬鞭自奋蹄，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辛勤耕耘、勇往直前”，赋予了牛全新的精神内涵。
张小华，甘肃省靖远县靖远一中历史教师。
据《史记·仲尼弟子传》记载，孔子有一位弟子司马耕，字子牛，还有一位弟子冉耕，字伯牛。《論语·颜渊》有“司马牛问仁”之句。晋国有位力士，名叫牛子耕。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将“牛”和“耕”紧密联系的起名现象，折射出牛耕的劳动方式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在中国，牛为“六畜之首”。《国语·晋语》记载了牛从“宗庙之牺”到“畎亩之勤”的角色转变。清代蓉湖愚者诗云：“耕烟犁雨几经年，领破皮穿未敢眠。老命自知无足惜，前功还望主人怜。”牛耕技术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这在古代画像石、敦煌壁画以及绘画作品中皆有反映。
牛耕从中原到江南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大量出现，牛耕技术开始运用，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还引起社会制度层面的连锁变革。牛耕技术促使私田面积大增，井田制遭到破坏，以此为基础的分封制、礼乐制等难以为继，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正如元代陈孚《题管仲井》诗所云：“画野分民乱井田，百王礼乐散寒烟。”
近代考古成果显示，铁犁较多出现在春秋晚期的古墓葬中。目前，全国多地曾出土过汉代牛耕图画像石。如陕西省的米脂、绥德（王德元汉墓）、西安和陕北地区，山东省的滕州和邹城，山西省的平陆，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以及江苏省的泗洪和睢宁等地区，皆有牛耕图画像石出土。
西汉晚期，画像石成为地面祠堂及地下墓室的重要装饰，其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当时的丧葬习俗和祭祀礼仪等密切相关。汉代画像石的画面题材也受到当时社会生活及审美观念的影响，出现了牛耕等富含世俗情调的场景和生产生活的内容。东汉班固和北魏贾思勰均认为，西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始为牛耕”并在黄河中游推广，“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据此可知，牛耕技术首先在中原地区开始推行。因而，陕西出土的牛耕画像石居多。
1962年，陕西绥德王德元汉墓出土有一块汉画像石（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画面上，具有汉代特色的建筑斗拱之下，农夫正扬起鞭子驱赶耕牛犁地。左右两侧分别雕刻出执鞭伫立的牧羊人及其牧养的羊群。整幅画面再现了农人的生产生活场景，充满浓郁的田园生活气息。
画中两头牛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动感十足，牛角和牛尾略带几分夸张，“不待扬鞭自奋蹄”;扶犁者的姿态尤其突出，高大的身躯、坚定的神情、协调的双臂、矫健的步伐，具有超强的表现力和艺术的代入感;其后有一小人作为陪衬，亦步亦趋，全神贯注，手正伸入布袋掏籽。整个画面雄浑厚重，古朴生动，和谐融洽，静中有动，定格成石质的图画。1999年，中国邮政系统还以此为素材发行特种邮票《汉画像石·牛耕》。
然而，西汉初年使用铁犁和牛耕的范围仍然较小，只局限在当时的经济中心，即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地区。淮河以南，尤其是江南地区，依然采取原始的刀耕火种方式，尚未使用铁犁和牛耕。《汉书·地理志》载：“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
汉朝先后两次较大规模地推广牛耕技术：第一次是西汉武帝末年，由搜粟都尉赵过具体主持;第二次是东汉前中期光武帝及明帝、章帝时期。
关于赵过倡导牛耕技术的史料，《汉书·食货志》有如下记录：“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
《汉书》中记载的“耦犁”，是指只用一根长辕，辕端装衡，衡下用轭驾两头牛，即传统上的“二牛抬杠”共挽一犁的犁耕方式。耦犁的出现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农业发展。因而，这种耕作技术快速传播到江南地区。
1950年，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双沟镇出土的汉画像石，长106厘米，高80厘米，从上到下共雕绘有三层画面，分别是仙人异兽图、人物送别图和牛耕图。
该牛耕图中，二牛并行共抬犁架，牵拉一张辕犁，后有成人扶犁驱牛犁田，一儿童紧随其后，似在提篮播种。远处一人送来“箪食壶浆”，担子一端是篮子，另一端是水壶;又有一人手持农具锄草或翻地。地头一牛犊自由游走，一辆双辕车上栖息着三只鸟，一犬卧在车旁。此牛耕图以农家生产活动为题材，生活气息十分浓厚。整个画面有静有动，有远有近，布局紧凑合理，无论从历史研究还是从艺术角度，都是弥足珍贵的艺术珍宝。
耕者从三人到一人
汉武帝晚年，赵过曾推广二牛三人的“耦犁法”。其主要动力来自二牛，三人之中，一人牵牛，一人掌犁，一人压辕。这种犁犁铧较大，加宽了犁壁，深耕和翻土、培垄一次进行，可以耕出代田法所要求的“深一尺、宽一尺”的犁沟。二牛三人工作一个耕作季节，可完成五顷田（汉每顷相当于现在69亩）的翻耕任务，其耕作速度快，不至耽误农时。
到东汉以后，依然是“二牛抬杠”，但参与犁耕的人数从三人逐渐减少到二人或一人，出现了二牛二人或一牛一人的耕作方式，节省了人力，大幅度提高了耕作效率。
1971年，陕北省米脂东汉画像石墓出土的二牛抬杠农耕门柱画像石（国家一级文物，原石现藏于陕西省碑林博物馆），是古代二牛一人耕作方式的直观展示。该画像石的画面采用分栏分格的方式布局。上格绘有仙山神树、人物跪坐、玉兔等形象;中格刻绘有12株似谷类的植物，谷穗下垂，籽粒饱满，株距匀称，行距整齐，昭示着农耕技术的成熟和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下格则刻绘了二牛抬杠、一人驭犁的耕作场景。
下格所绘的《牛耕图》中，二牛身强体壮，牛角下弯上直，牛鼻有环，一横杠略呈弧形，或为铁制，有牵制两牛犁地方向一致的作用，两牛的脖颈横挞一杠，似无缰绳。犁面呈三角形，直辕。扶犁者头戴帻，着短衣紧裤，左手扶犁，右手扬鞭，辛勤劳作。人和牛节奏统一、步调一致，能保证地犁得深浅相宜。这幅《牛耕图》反映了当时耕作技术的进步和推广 。 此后，二牛一人的耕作方式频频出现在砖画、壁画等各种画面中。如1972年发掘的汉魏时期的嘉峪关5号墓壁画砖《牛耕》，图中绘有一黑一白两头牛，牛身细长，角下弯上直，牛鼻有环，却没有缰绳。二牛所挽之犁，犁头部分已经深深插入田土之中;其后的青年男子，左手扬鞭，右手扶犁。整个画面生动活泼、写实存真，人、牛、犁三者谐和默契、从容有序，都处在动态当中。扶犁男子衣长襦，束腰，领、袖口缘边，发髻插有发簪，诸多细节呈现在世人面前，令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从二牛抬杠到单牛曳犁
东汉时期，耕作技术由二牛抬杠向一牛挽犁转变。
一牛一人的耕作方式见于山东省滕州、陕西省绥德画像石。套牛的方式较“二牛抬杠”有所改变，两股绳索在一根衡木上牵引，同时在木犁辕的两旁增加了系带，加强了对牛的控制力。这种挽犁方式比早期普遍使用的单长辕的“二牛抬杠”更为方便，效率也更高。
1953年，陕西省绥德王德元汉墓出土的一块《牛耕图》画像石，采用民间剪纸式装饰手法，将牛耕和嘉禾分别镌刻成两个单独又相互呼应的画面，形成统一而富有变化和对比的艺术效果，是陕西漢画像石粗犷、质朴艺术风格的典型代表。《牛耕图》较少采用叙事性和情节性的描述，像陕西民间剪纸的艺术语言一样，用夸张手法与装饰技巧，把表现的事物刻画在方格子式的构图里，形成相对独立的画面。
《牛耕图》上方的画面，匠心独具地刻画一头耕牛和一位扶犁农夫的剪影。画面主体人物、耕牛和桑树均用阳刻法雕出形象，只有伸出边框的耕牛的犄角和头部，巧妙地用阴刻法雕出轮廓，农夫那只扬鞭的手臂的外轮廓，也用同样的手法刻画。创作者只用寥寥数笔，就突破了边框的限制，顿时产生了三维的立体效果，也使边框与画中的人和牛融为一体，扩展了画面的视觉空间。下方的画面，整齐排列的高粱高大茁壮，看上去如同一片逆光中的青纱帐，使画面平添了诗情画意，让人们联想到黄河两岸庄稼丰收的景象。
敦煌莫高窟壁画是中国古代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其内容博大广泛，除佛像、故事、经变、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佛教题材外，还中有很多表现战争、狩猎、耕作、纺织、音乐、舞蹈等世俗生活的画作。如莫高窟第23窟《雨中耕作图》便反映出一人一牛冒雨耕作的情景。
南宋的《耕织图·耕图》备受后世历代帝王的推崇和嘉许，清康熙帝命画家重新绘制了该作品，明显可见一人一牛的犁耕法，可见清代延续了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
我国的牛耕技术，先后传播至越南、日本、朝鲜、缅甸、泰国、菲律宾等国，继而传至欧洲，推动了欧洲的农业革命。
2021年是农历牛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以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不用扬鞭自奋蹄，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辛勤耕耘、勇往直前”，赋予了牛全新的精神内涵。
张小华，甘肃省靖远县靖远一中历史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