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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我不大会写这种创作谈，怕写得假，更怕写得真，因为写得真会很傻，而假作真时真亦假。
创作，也就是我们朋友间说的“闯作”，也就是写作，也就是写字，其实就是打字，我就先谈谈打字吧。
几乎每个人都会打字，在打这个行为与字这个结果之间，还有眼睛、大脑、语言、手指、记忆、触感、键盘、输入法、屏幕、Word、字体、格式诸条件，形成种种交叉的距离，而且这只是一个近距离的打字小朝廷，镜头拉开，还有一桌一椅，浓茶咖啡，今日天气，室内布局，采光程度，情绪测定，外部噪音，社交媒体，更扩大一些，则有个人史，社会史，时间表，幸福度，安全性，负罪感，再大些还有经验、逻辑、判断、想象、创新，然后还有尚未来临的黑夜，即将照亮的黎明，无法抵达的大海中心，不大靠谱的地球深处，和妈妈叫你回家吃饭的永恒回声。我在打这些字的时候，它们是按照某种秩序到来的么？是永动的吗？是在看似万年不动中动着吗？打字的人到底在干吗？我没那么确定。确定的是，我用的是五笔输入法。
《小雷因寺》的开头不是打出来的，是在纸上写的，一种竖排400字绿格稿纸，纸质雪白，厚实锋利，我的手指还被它割伤过。笔是12块钱的财会特细钢笔，碳素墨水。2003年，我乘了一架飞机去深圳公干，但没见到想见的人。领导顺水推舟说，就当度个假吧。于是我玩了三天，就带着七大本这种稿纸回北京，结果落不了地，飞机在气流中作冲浪运动，可以看到北京上空被一座黑色的宫殿压顶，雨柱像是哥特式的柱廊，一群宙斯揪起胡子，在云里挖坑，雷电交加，飞行员左躲右闪，使出浑身解数，带着我们降到天津去了。那正是“非典”时期。后来，我有了恐机症。
“非典”放假，院子里的葡萄熟了，来了一个朋友，我们把啤酒倒进有希腊式纹彩的陶罐里，再从陶罐倒进杯子喝，结果喝的全是沫子。没人来的时候，我就在新稿纸上写了《小雷因寺》的开头，虽然没写到葡萄，但我是吃着葡萄写的。写了第一和第二章，然后就反复写这两章，直到它们不用改了，又写了下面的两章，然后再反复写这四章，简直像练琴一样，用了很多纸，很费时间，后来变成了一种形象工程，像一个一头多身的怪物，拖着缠绕不清的身体。幸好我迷途知返，把纸一丢，就改去打字了。而那个开头我都能背出来了。电脑的好处是毫无平面之忧，它只有纵深，你打出字就像扔进去，像把伞兵投向看不见的大地，而在纸上是陆军的行进，到处都可能有埋伏，你得老老实实打得很艰苦才行。
最早的一个动机是，我有一个人跨过一条马路的瞬间画面。但他还没有真的跨过去。《小雷因寺》整体的抽象大概就是从这个画面出来的。更早的时候，我听过一支歌，老鹰乐队的“小镇新丁”，New Kid in Town，我听着那个调调，就写了一个人来到一个小镇，早晨看到人人都上班去，而他也想做点什么，但还没想好。写了几百字。我把这个动机也放了进去，但是它后来钻啊钻啊地像搬家一样就消失在小说的某个段落里了。大概还找得到。
开头一直没变過，我想用最简单的句子，搭出不同的积木，和语言赛跑，又不成其为单纯的文字游戏，它得反复追逐自己，在相对小的空间里自我衍生，一句勾着一句，但绝不是这一句必须接着的那一句，而是可以互相熏染的一句句，很不要脸地说，就像巴赫的二部创意，大胆开路，小心驾驶，故作轻松，一本假正经。尤其是开始上路的时候，路是干净的，它提供给你的也是正确的直觉和可能性，但往后就得靠你自己了，随着打出的字越来越多，打字的人会混乱，他感到了重量，时间在嘲笑他，经验在抽他，他的判断力，开始骗他。但写小说的乐趣，就是其实你不知道要写什么，却大概知道在写什么。
我从前有一种错误认识，觉得那些写出一本本书的作家都是在日夜不眠不休地写作，本应如此，不该中辍，原则上怎么可能停下来吃饭呢？我很喜欢对别人讲原则。写完再吃吧，福克纳老师，不许犯困，马尔克斯先生。我知道的一个振奋人心的例子是美国作家安·波特，她写《中午酒》的时候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城旅馆里不停地写了三个星期，大概吧，真是楷模，那篇五万字的小说是我读过的写得最快最好的小说。
讲原则其实是因为离原则太远了。我不能一一尽显整个写的过程，这篇七万多字的小说中断过好几次，对于写完它我没抱过太大希望，没想过这个问题。其间的十几年中发生了好多事，但这篇小说没怎么变过，像在冬眠，我只是有时溜过去给它补充一点给养。第一稿完成是在2014年底，我在延吉待了一个冬天，在那儿写了后半部分的草稿，回到北京只用两个星期就写完了。那时我重新租了房子，买了一张折叠小桌，桌上放了一个朋友送的花瓶，瓶中插着捡来的一枝小花，最后一天，一口气写了四千字，几乎没有停顿，没有修改，没有吃东西，喝了几罐啤酒，写完最后一句，又喝了几罐。
哦不对，作者都会骗骗自己的，最后一句不是最后写的那一句。最后一整段早就写好了放在那里了，像船坞等着接驳，而航船还在海上，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下子送炭入炉使它具有了靠岸的力量。
这是一篇不便归类的小说。所以它并不Type，而是打字打出来的，这里边所有的字都和我是老相识了，我已经像打铁一样打了它们十几年，有很多字都删掉了，永不录用，有些悄悄换了章节，像老干部一样又保护下来，然后今年，又删掉一万字，新打进去两万字。五年前，“副本制作”为它出过一个不公开的小册子，但那个版本和现在的也不一样。冯俊华兄问，为什么是“小雷因”不是“小雷音”，我说，因为它不是西游记。其实他知道答案。另外，“因”的字形更好看。
这当然不是写作过程了，小说会问你，写作过程是啥？你根本答不上来。
那天跟童末聊起一本叫《发光的小说》的小说，说到“写作者”这个词，我们都不大以为然，当然“作家”、“小说家”什么的就更可怕了，我开玩笑说，中文里可能找不到正确的词了，英文的Writer倒挺好，听着跟Waiter差不多，作者其实就是等待写作的人嘛，也就是侍候写作的人嘛，你看这个叫马里奥什么的作者，前边拉拉杂杂写了一堆等待写作过程中发生的日常，最后才是那个所谓的薄薄的“发光的小说”，在日常中，这个发光体一直被盖在一堆没有光的家常杂务里，作者观察叙述展示着他无聊的生活，不时呼唤着那个隐身的其实也不知道在不在那儿的“写作”，而在后面的部分，作者消失了，小说开始发光，也就是说，一个故事亮出了它自己，这两个文本并不能互相嵌入，被视为“写作”的作品和写作本身被扯开了距离，又互相作用和成立，就像一个母体孕育着婴孩，但直到生出来她才能见到他（她）。在前边漫长的等待部分，你看不到作者是怎么写作的，只能看到他在酝酿，焦虑，拖延，而在后边的“故事”里，则把“真实”的生活剔除得一干二净，就像两个房间，一个里面坐着国王，一个里面是所有他贫贱时的朋友。
当然我们都要经过漫长无味的日间生活，等待，以及各种浪费生命的举动，才能和我们喜欢的事情相会。
写小说像进来又像出去。入森林记其实就是出森林记。
整座森林永远有很多他不曾去到的地方。但不妨碍它是整座森林。
创作，也就是我们朋友间说的“闯作”，也就是写作，也就是写字，其实就是打字，我就先谈谈打字吧。
几乎每个人都会打字，在打这个行为与字这个结果之间，还有眼睛、大脑、语言、手指、记忆、触感、键盘、输入法、屏幕、Word、字体、格式诸条件，形成种种交叉的距离，而且这只是一个近距离的打字小朝廷，镜头拉开，还有一桌一椅，浓茶咖啡，今日天气，室内布局，采光程度，情绪测定，外部噪音，社交媒体，更扩大一些，则有个人史，社会史，时间表，幸福度，安全性，负罪感，再大些还有经验、逻辑、判断、想象、创新，然后还有尚未来临的黑夜，即将照亮的黎明，无法抵达的大海中心，不大靠谱的地球深处，和妈妈叫你回家吃饭的永恒回声。我在打这些字的时候，它们是按照某种秩序到来的么？是永动的吗？是在看似万年不动中动着吗？打字的人到底在干吗？我没那么确定。确定的是，我用的是五笔输入法。
《小雷因寺》的开头不是打出来的，是在纸上写的，一种竖排400字绿格稿纸，纸质雪白，厚实锋利，我的手指还被它割伤过。笔是12块钱的财会特细钢笔，碳素墨水。2003年，我乘了一架飞机去深圳公干，但没见到想见的人。领导顺水推舟说，就当度个假吧。于是我玩了三天，就带着七大本这种稿纸回北京，结果落不了地，飞机在气流中作冲浪运动，可以看到北京上空被一座黑色的宫殿压顶，雨柱像是哥特式的柱廊，一群宙斯揪起胡子，在云里挖坑，雷电交加，飞行员左躲右闪，使出浑身解数，带着我们降到天津去了。那正是“非典”时期。后来，我有了恐机症。
“非典”放假，院子里的葡萄熟了，来了一个朋友，我们把啤酒倒进有希腊式纹彩的陶罐里，再从陶罐倒进杯子喝，结果喝的全是沫子。没人来的时候，我就在新稿纸上写了《小雷因寺》的开头，虽然没写到葡萄，但我是吃着葡萄写的。写了第一和第二章，然后就反复写这两章，直到它们不用改了，又写了下面的两章，然后再反复写这四章，简直像练琴一样，用了很多纸，很费时间，后来变成了一种形象工程，像一个一头多身的怪物，拖着缠绕不清的身体。幸好我迷途知返，把纸一丢，就改去打字了。而那个开头我都能背出来了。电脑的好处是毫无平面之忧，它只有纵深，你打出字就像扔进去，像把伞兵投向看不见的大地，而在纸上是陆军的行进，到处都可能有埋伏，你得老老实实打得很艰苦才行。
最早的一个动机是，我有一个人跨过一条马路的瞬间画面。但他还没有真的跨过去。《小雷因寺》整体的抽象大概就是从这个画面出来的。更早的时候，我听过一支歌，老鹰乐队的“小镇新丁”，New Kid in Town，我听着那个调调，就写了一个人来到一个小镇，早晨看到人人都上班去，而他也想做点什么，但还没想好。写了几百字。我把这个动机也放了进去，但是它后来钻啊钻啊地像搬家一样就消失在小说的某个段落里了。大概还找得到。
开头一直没变過，我想用最简单的句子，搭出不同的积木，和语言赛跑，又不成其为单纯的文字游戏，它得反复追逐自己，在相对小的空间里自我衍生，一句勾着一句，但绝不是这一句必须接着的那一句，而是可以互相熏染的一句句，很不要脸地说，就像巴赫的二部创意，大胆开路，小心驾驶，故作轻松，一本假正经。尤其是开始上路的时候，路是干净的，它提供给你的也是正确的直觉和可能性，但往后就得靠你自己了，随着打出的字越来越多，打字的人会混乱，他感到了重量，时间在嘲笑他，经验在抽他，他的判断力，开始骗他。但写小说的乐趣，就是其实你不知道要写什么，却大概知道在写什么。
我从前有一种错误认识，觉得那些写出一本本书的作家都是在日夜不眠不休地写作，本应如此，不该中辍，原则上怎么可能停下来吃饭呢？我很喜欢对别人讲原则。写完再吃吧，福克纳老师，不许犯困，马尔克斯先生。我知道的一个振奋人心的例子是美国作家安·波特，她写《中午酒》的时候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城旅馆里不停地写了三个星期，大概吧，真是楷模，那篇五万字的小说是我读过的写得最快最好的小说。
讲原则其实是因为离原则太远了。我不能一一尽显整个写的过程，这篇七万多字的小说中断过好几次，对于写完它我没抱过太大希望，没想过这个问题。其间的十几年中发生了好多事，但这篇小说没怎么变过，像在冬眠，我只是有时溜过去给它补充一点给养。第一稿完成是在2014年底，我在延吉待了一个冬天，在那儿写了后半部分的草稿，回到北京只用两个星期就写完了。那时我重新租了房子，买了一张折叠小桌，桌上放了一个朋友送的花瓶，瓶中插着捡来的一枝小花，最后一天，一口气写了四千字，几乎没有停顿，没有修改，没有吃东西，喝了几罐啤酒，写完最后一句，又喝了几罐。
哦不对，作者都会骗骗自己的，最后一句不是最后写的那一句。最后一整段早就写好了放在那里了，像船坞等着接驳，而航船还在海上，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下子送炭入炉使它具有了靠岸的力量。
这是一篇不便归类的小说。所以它并不Type，而是打字打出来的，这里边所有的字都和我是老相识了，我已经像打铁一样打了它们十几年，有很多字都删掉了，永不录用，有些悄悄换了章节，像老干部一样又保护下来，然后今年，又删掉一万字，新打进去两万字。五年前，“副本制作”为它出过一个不公开的小册子，但那个版本和现在的也不一样。冯俊华兄问，为什么是“小雷因”不是“小雷音”，我说，因为它不是西游记。其实他知道答案。另外，“因”的字形更好看。
这当然不是写作过程了，小说会问你，写作过程是啥？你根本答不上来。
那天跟童末聊起一本叫《发光的小说》的小说，说到“写作者”这个词，我们都不大以为然，当然“作家”、“小说家”什么的就更可怕了，我开玩笑说，中文里可能找不到正确的词了，英文的Writer倒挺好，听着跟Waiter差不多，作者其实就是等待写作的人嘛，也就是侍候写作的人嘛，你看这个叫马里奥什么的作者，前边拉拉杂杂写了一堆等待写作过程中发生的日常，最后才是那个所谓的薄薄的“发光的小说”，在日常中，这个发光体一直被盖在一堆没有光的家常杂务里，作者观察叙述展示着他无聊的生活，不时呼唤着那个隐身的其实也不知道在不在那儿的“写作”，而在后面的部分，作者消失了，小说开始发光，也就是说，一个故事亮出了它自己，这两个文本并不能互相嵌入，被视为“写作”的作品和写作本身被扯开了距离，又互相作用和成立，就像一个母体孕育着婴孩，但直到生出来她才能见到他（她）。在前边漫长的等待部分，你看不到作者是怎么写作的，只能看到他在酝酿，焦虑，拖延，而在后边的“故事”里，则把“真实”的生活剔除得一干二净，就像两个房间，一个里面坐着国王，一个里面是所有他贫贱时的朋友。
当然我们都要经过漫长无味的日间生活，等待，以及各种浪费生命的举动，才能和我们喜欢的事情相会。
写小说像进来又像出去。入森林记其实就是出森林记。
整座森林永远有很多他不曾去到的地方。但不妨碍它是整座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