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寅恪诗不宜曲解》一文中 ,吴小如先生对拙文《陈寅恪与听曲文》提出的四点批评 ,基本上都是在曲解我的原文的前提下作出的 ,因而也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这里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不同的诗学解释语境 ,在我看来 ,吴先生的解释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史方法的影响 ,这种方法好的一面是容易在文献中得到证据 ,但其不足的一面则是和诗歌这种具有很强主观心理情绪的对象往往很难沟通 ,它往往因为追求“历史真实”而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更是一种“历史的精神真实”。而诗歌本身固有的灵感、空白和诗性思维的非理性等 ,也是很难纳入到仅具有朴素实证科学性质的中国传统文史方法的。文本解读应该有两种技术手段 ,其一即中国传统的“文献分析技术” ,其二则曰“精神分析技术” ,它“是一种通过建构‘作者’固有的的精神结构 ,从作者本人特有的思维结构与价值体系来解读其思想文本的理论方法。”而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法则是尽力把两种文献解读技术综合起来 ,即避免由于文献分析的不足曲解文本的语言学意义 ,同时也可以避免由于“尽信书”而牺牲了关于作者的人本学内涵。这一点也是一种现代学术应有的最基本的人文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