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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正是陈独秀的“知命之年”。此时,他早已被排斥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之外,隐居于上海的一条里弄。“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每每想起一生的追求与奋斗,他的心中不免涌起悲凉的心绪。他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在使命与理想的驱使下,又在漫漫的征途上求索。
“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夕,共产国际考虑到党内意见的分歧,曾特别提名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参会。陈独秀对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问题存有抵触情绪,为此,他当面向中央负责人提出:“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虽然拒绝去莫斯科,但陈独秀对“六大”却充满期待。他一再要求其他五位同志去参加“六大”,并对张国焘说“六大”可能改变瞿秋白的盲动错误。陈独秀表示将继续为中央刊物写些短文,如今再也不愿意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也懒于为自己辩护,当然也不会出面去批评别人,如果“六大”的成绩不错,将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持合作的态度。
“六大”结束后,王若飞从莫斯科写信给陈独秀,向他介绍“六大”的情况,劝他不要消极,应站在“六大”路线上重新工作。此时,他的心情似乎比较平静,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评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是非曲直,认为“六大”路线有所进步。他高兴地说:“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于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六大”批评了盲动主义,这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所期待。因此,当党内有人鼓动他领头反对“六大”选举出来的中央时,他明确表示拒绝。
中共“六大”后,陈独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中央也未给他分配具体的工作。闲暇无事时,他潜下心来从事文字学研究。此时,在中央机关虽然经常能够见到他的身影,但是他与同志交流的话题,再也不是工作,而更多的是文字拼音问题。“无穷山色,无边往事,一例冷冷清清。”难道他真的就此冷清下去吗?不,他背的历史包袱,即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他一直走在时代的风口浪尖,轰轰烈烈而又出生入死,早已成为他生命的底色。他于沉寂中思索,于冷清中寻觅,期待着有人来化解他心头的疑惑和忧惧。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期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已呈公开化,斗争也日益激烈。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托洛茨基就坚决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而其分析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更是直截了当:“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并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政策,“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这一套说词,正是陈独秀常年郁闷于胸的一个难解的结,而他对托洛茨基理论的了解与认同,那还是几个月后的事情。
“六大”期间,一些留学苏联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利用会务工作之机,阅读到托洛茨基的文章,并互相传递。文章的论点引起他们的共鸣,也正是在他们中间产生了最早的托派分子。1929年4月,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在油印刊物上大量翻译和刊载托洛茨基的文章。陈独秀通过尹宽和郑超麟读到托洛茨基的文章,他们常常在彭述之和汪泽楷家聚会,共同阅读和讨论托洛茨基的文章。据郑超麟回忆,陈独秀对于托洛茨基思想的认识,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他说:“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他每次同尹宽谈话,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尹宽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谈话,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一层的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
在一次次的讨论和辩难之后,陈独秀开始一步步地向托洛茨基靠近,而造成他倒入托派的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推卸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托洛茨基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尤其是在大革命的紧急时期,更是迫不及待。
陈独秀终于茅塞顿开,如释重负,对托洛茨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难怪他高兴地说:当共产国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他从困惑迷茫中清醒,从沉寂落寞中振作,完成了一次转化,而这一转化并非像彭述之所吹捧的那样“是他的政治生活还在向上的象征”。
担心“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
1929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中东铁路又称东清铁路,是沙俄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曾经声明:中东铁路将“归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可这仅仅停留在口头上。1924年,中东铁路又暂由中、苏“共管”。1926年3月,苏联为中东铁路“共管”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托洛茨基任主席。据托洛茨基说,在征得国共两党代表同意后,特别委员会曾经决议,在中国革命还未胜利前,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权之手”。中、苏“共管”实际上变成了苏联独管。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全面反苏反共,策划了一系列的反苏事件,致使苏联政府撤回驻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地的领事馆及商业机构。1929年7月10日,国民政府指使东北当局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非法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同时,北平、天津、哈尔滨、上海等地举行反苏大会。7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政府绝交。共产国际对此迅速作出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央立即响应,发表宣言、决议和文章,提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号召人民“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甚至还强行组织群众游行罢工,“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
如此宣传,一开始就受到陈独秀的质疑,他认为“中东路事件”发生在中国,党在宣传上就“不能像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如果仅仅以空洞的口号去回应群众,那是“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7月28日,他致函中共中央,指出中央没有向群众讲明这样的道理,即:“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的莫大灾难。”抛开“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而高喊一些空洞的口号,无疑是“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他在信中说:“此时中国大多数民众,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的蒙蔽之下,这一层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使他们在实际利害上权衡一下,他们明白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在此时的确是有害无利的幻想,他们才能够了解苏俄和帝国主义不同,才能够了解苏俄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才能够了解苏俄是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领导者。”
他提醒中央注意,宣传口号是有针对性的、“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的口号,一般的群众却未必可以接受。国民党正是拿最简便明了的口号“拥护中国”来和“拥护苏俄”相对立,群众肯定会选择“拥护中国”,如我们还在高喊“拥护苏俄”,那么将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陈独秀对新的中央还是有所期待和信任的,否则是不会提出如此中肯的意见。他还“希望能够把我的意见全文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然而,他的期待、信任又能换回什么呢?中央很快对他的来信做出回复,非但不接受他善意的批评,反而对他上纲上线,说他的信是“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理论的基础……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宣传”等等。8月11日,陈独秀再次致信中央,解释自己仅仅是提出中央“宣传方法的缺点”,并不反对原则上的“拥护苏联”,但是“在策略上战略上,这一口号应用到夹有民族问题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为争取广大群众计,便要小心,单是这个口号便不够了”。
陈独秀认为,应该向群众讲明“中东路事件”的国际背景,即“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固然应该告诉群众,同时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中东路而战争的危险,也不能不告诉群众”。两种危险都可能引起国际纠纷,而结局却都是“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他一再表明:中央所提“保护苏联”的口号,“在原则上自然不错”,而只是在宣传方法上,“未曾有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可是,中东路事件宣传口号的争论,却上升到路线是非的纲。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特辟专栏,公布陈独秀与中央往来的信件,发表了多篇讨伐文章,火药味十分浓烈,尤以王明的文章《论撒翁(即陈独秀)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最为狠毒。他首先给陈独秀的意见定性为“反共产国际”“反苏”和“机会主义”。
真理是需要时间检验的。直到1987年,“中东路事件”宣传口号之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在前苏联举行的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上,终于得出结论:“把‘保卫苏联’的口号当做共产国际的头等任务,不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历史证明,在“民族利益”的大节上,陈独秀的意见是正确的,而更为可贵的是,当时他正倾向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也恰在此时指示中国托派要“保卫苏联”,“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陈独秀完全没有响应,而是自成风骨,特立独行,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与其他中国托派分子的明显区别之处。
公开亮出党内反对派的旗帜
1929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向全党发出警告:“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组织”。如此严肃的警告,陈独秀早已心知肚明,但他顾不上禁忌,8月5日再次给中央去信,全文约14000字,专题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全面亮出与中央的分歧意见。
陈独秀在信中说:“1925至1927年革命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党的整个政策是机会主义。”“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感觉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并且我们已失了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可是,“当时的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
陈独秀对政治高压极为厌恶。如:动辄以“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错误”等,压抑党内的正常交流与批评;动辄以“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或者其他什么派的帽子,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他渴望“真正的党的一致”,那就是“同志无论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不离开革命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即和中央有显然不同的意见,而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德谟克拉西所容许的”。而维护党的民主制度,又是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出于这种思想基础,他才无所畏惧地写了这封长信。他在信末写道:“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这封信贡献于你们,希望你们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狭性,平心静气地把我的意见详细审查一下,并希望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
此信发出前后,他便要求加入“我们的话派”。这是中国最早的托派小团体。这些年轻人以正统托派自居,非但不对陈独秀的加入表示欢迎,反而采取拒之千里的态度,竟然把陈独秀等的加入,说成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并要求首先承认“我们的话派”的正统地位。如此排斥和刁难,陈独秀都一一忍受,表现出了少有的雅量。但是,他的追随者彭述之和尹宽却以党内老同志自居,看不惯这帮年轻人的骄横做派,认为他们“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领导”。谈判从而陷入僵局。
恰在此时,托派分子刘仁静等人从苏联回国。在回国途中,刘仁静还绕道土耳其,拜见被斯大林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将由自己起草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纲领》交给刘仁静,并让刘仁静以Lels(列尔士)的化名,担任他在中国的通讯员。刘仁静回到上海后,以“老托代表”的特殊身份调解陈独秀派与“我们的话派”的关系。他以为凭借“老托代表”的身份,可以促成陈独秀等和“我们的话派”的联合。没想到“我们的话派”中的梁干乔比他还横,横竖不吃刘仁静的那一套,就是以中国托派“正统”领袖自居,惟恐陈独秀的加入会危及目前的地位。因此,一再给陈独秀等设置障碍,先是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继而又提出在承认其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可以个别而非集体地加入,后又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
刘仁静看不惯了,这班人太毛糙,太不知深浅,简直是“孩子们胡闹”。为此,他又以“老托代表”的身份召集会议,改组“我们的话派”的领导机构,吸收陈独秀等参加。可结果仍然没有奏效。陈独秀烦怒了,也等不及了。1929年9月,他和彭述之等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通过由尹宽起草的决议,谴责“我们的话派”的门罗主义;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由陈独秀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罗世璠为常委,秘书长为吴季严。这是继“我们的话派”后,中国出现的第二个托派组织。
从《告全党同志书》到《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1929年8月11日,中央发出第四十四号通告,公开表态:“如果发现某一部分同志有反对派的思想宣传,有任何小组织的秘密活动,党除了对于其思想给予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陈独秀并没有因此而警觉或醒悟,反而加紧了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中共中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8月28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代表约陈独秀谈话,再次当面提出严重警告。可是,他仍然没有改弦更张,而是继续固执己见,对中央的警告满不在乎。据陈独秀说:“谈话时,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都拒绝讨论,单纯的责备我不应该向中央发表不同的意见,坚决的说中央绝对不容许把我的信公布出来,并且坚决的说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任何同志都不许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国际代表用这样专横的态度来掩护错误……还拿出开除党籍来威吓我,阻止我发表意见。”
中央不同意陈独秀在党内公开来信,他就索性把写给中央的信,在党内任意传阅。更为严重的是,自从与彭述之组织发起托派小组织后,他又利用自己多年在党内的声望,公开进行有组织的反对派活动,一些支部因为他而与中共宣告脱离,实际起到了分裂中共的效果。鉴于此,中共中央又于10月5日做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决议》,对反对派做出三条决定:(一)必须马上解散;(二)继续固执己见的,“应毫不犹疑地开除出党”;(三)“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的反党宣传与活动。”翌日,中共中央又致函陈独秀:“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这已是对陈独秀的最后通牒了。
陈独秀接到来信后,气不打一处来,立即明确表示:“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如何能说和自己意见相反的假话。”10月10日,他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表示将“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并嘲讽道:“你们既然代我决定了意见,还要我做文章发表意见做什么?我真想不到你们现在竟至发狂闹笑话到此地步!”他还在信中批评中央领导经常用官僚政治的“命令主义”“警察政策”对待同志,破坏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针对反对派的频繁活动,中共中央的警告再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了。10月21日,中共江苏省委做出决议,开除彭述之、汪泽揩、马玉夫、蔡振德的党籍,并“要求中央开除陈独秀”。气氛越来越紧张,陈独秀却没有丝毫的回心转意,反而更加理直气壮。10月26日,他与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宣称:“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同一天,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主张”,“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最高权威机关都已作出如此明确的指示,中共中央没有理由犹豫和怠慢,因而立即向全党发出公开信,号召各支部都要积极开展与反对派的斗争。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1月15日做出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的党籍。决议罗列了开除陈独秀等党籍的八条理由,其中最为核心的是,陈独秀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9年前,陈独秀在上海筹创中国共产党时,恐怕也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此时此刻,他的复杂心境难以言表。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算是对自己被开除党籍的回应。他说:“我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完全是少数人为掩护他们自己错误的一种手段。”他还说:“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太率性而为了,就凭称托洛茨基为同志这一条,放在共产国际的任何支部,被开除党籍都是没有商量的。
《告全党同志书》发表仅5天,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就在上海昆明路开会,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由陈独秀任总书记。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这是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与中共论战的第二份文件,也被称为陈独秀派的政治纲领。在这份文件中,陈独秀将李立三控制的中央称之为“官僚统治机关”,并号召“一切有政治自觉的分子,都应当及时奋起,从党内推翻它,才能够将我们党从堕落而危亡的现状中拯救出来!”此外,他还提出给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恢复党籍、恢复领导工作,公布反对派文件和“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等要求。托洛茨基来信了,对“陈独秀站在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大致已与我们的主张接近了”,表示出热情的欢迎态度。自此,陈独秀与他所创立的党已经渐行渐远,正式溶入到了反对派的行列之中。○
责任编辑 刘金旭
“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夕,共产国际考虑到党内意见的分歧,曾特别提名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参会。陈独秀对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问题存有抵触情绪,为此,他当面向中央负责人提出:“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虽然拒绝去莫斯科,但陈独秀对“六大”却充满期待。他一再要求其他五位同志去参加“六大”,并对张国焘说“六大”可能改变瞿秋白的盲动错误。陈独秀表示将继续为中央刊物写些短文,如今再也不愿意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也懒于为自己辩护,当然也不会出面去批评别人,如果“六大”的成绩不错,将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持合作的态度。
“六大”结束后,王若飞从莫斯科写信给陈独秀,向他介绍“六大”的情况,劝他不要消极,应站在“六大”路线上重新工作。此时,他的心情似乎比较平静,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评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是非曲直,认为“六大”路线有所进步。他高兴地说:“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于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六大”批评了盲动主义,这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所期待。因此,当党内有人鼓动他领头反对“六大”选举出来的中央时,他明确表示拒绝。
中共“六大”后,陈独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中央也未给他分配具体的工作。闲暇无事时,他潜下心来从事文字学研究。此时,在中央机关虽然经常能够见到他的身影,但是他与同志交流的话题,再也不是工作,而更多的是文字拼音问题。“无穷山色,无边往事,一例冷冷清清。”难道他真的就此冷清下去吗?不,他背的历史包袱,即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他一直走在时代的风口浪尖,轰轰烈烈而又出生入死,早已成为他生命的底色。他于沉寂中思索,于冷清中寻觅,期待着有人来化解他心头的疑惑和忧惧。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期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已呈公开化,斗争也日益激烈。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托洛茨基就坚决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而其分析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更是直截了当:“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并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政策,“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这一套说词,正是陈独秀常年郁闷于胸的一个难解的结,而他对托洛茨基理论的了解与认同,那还是几个月后的事情。
“六大”期间,一些留学苏联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利用会务工作之机,阅读到托洛茨基的文章,并互相传递。文章的论点引起他们的共鸣,也正是在他们中间产生了最早的托派分子。1929年4月,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在油印刊物上大量翻译和刊载托洛茨基的文章。陈独秀通过尹宽和郑超麟读到托洛茨基的文章,他们常常在彭述之和汪泽楷家聚会,共同阅读和讨论托洛茨基的文章。据郑超麟回忆,陈独秀对于托洛茨基思想的认识,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他说:“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他每次同尹宽谈话,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尹宽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谈话,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一层的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
在一次次的讨论和辩难之后,陈独秀开始一步步地向托洛茨基靠近,而造成他倒入托派的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推卸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托洛茨基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尤其是在大革命的紧急时期,更是迫不及待。
陈独秀终于茅塞顿开,如释重负,对托洛茨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难怪他高兴地说:当共产国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他从困惑迷茫中清醒,从沉寂落寞中振作,完成了一次转化,而这一转化并非像彭述之所吹捧的那样“是他的政治生活还在向上的象征”。
担心“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
1929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中东铁路又称东清铁路,是沙俄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曾经声明:中东铁路将“归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可这仅仅停留在口头上。1924年,中东铁路又暂由中、苏“共管”。1926年3月,苏联为中东铁路“共管”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托洛茨基任主席。据托洛茨基说,在征得国共两党代表同意后,特别委员会曾经决议,在中国革命还未胜利前,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权之手”。中、苏“共管”实际上变成了苏联独管。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全面反苏反共,策划了一系列的反苏事件,致使苏联政府撤回驻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地的领事馆及商业机构。1929年7月10日,国民政府指使东北当局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非法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同时,北平、天津、哈尔滨、上海等地举行反苏大会。7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政府绝交。共产国际对此迅速作出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央立即响应,发表宣言、决议和文章,提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号召人民“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甚至还强行组织群众游行罢工,“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
如此宣传,一开始就受到陈独秀的质疑,他认为“中东路事件”发生在中国,党在宣传上就“不能像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如果仅仅以空洞的口号去回应群众,那是“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7月28日,他致函中共中央,指出中央没有向群众讲明这样的道理,即:“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的莫大灾难。”抛开“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而高喊一些空洞的口号,无疑是“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他在信中说:“此时中国大多数民众,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的蒙蔽之下,这一层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使他们在实际利害上权衡一下,他们明白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在此时的确是有害无利的幻想,他们才能够了解苏俄和帝国主义不同,才能够了解苏俄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才能够了解苏俄是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领导者。”
他提醒中央注意,宣传口号是有针对性的、“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的口号,一般的群众却未必可以接受。国民党正是拿最简便明了的口号“拥护中国”来和“拥护苏俄”相对立,群众肯定会选择“拥护中国”,如我们还在高喊“拥护苏俄”,那么将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陈独秀对新的中央还是有所期待和信任的,否则是不会提出如此中肯的意见。他还“希望能够把我的意见全文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然而,他的期待、信任又能换回什么呢?中央很快对他的来信做出回复,非但不接受他善意的批评,反而对他上纲上线,说他的信是“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理论的基础……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宣传”等等。8月11日,陈独秀再次致信中央,解释自己仅仅是提出中央“宣传方法的缺点”,并不反对原则上的“拥护苏联”,但是“在策略上战略上,这一口号应用到夹有民族问题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为争取广大群众计,便要小心,单是这个口号便不够了”。
陈独秀认为,应该向群众讲明“中东路事件”的国际背景,即“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固然应该告诉群众,同时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中东路而战争的危险,也不能不告诉群众”。两种危险都可能引起国际纠纷,而结局却都是“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他一再表明:中央所提“保护苏联”的口号,“在原则上自然不错”,而只是在宣传方法上,“未曾有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可是,中东路事件宣传口号的争论,却上升到路线是非的纲。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特辟专栏,公布陈独秀与中央往来的信件,发表了多篇讨伐文章,火药味十分浓烈,尤以王明的文章《论撒翁(即陈独秀)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最为狠毒。他首先给陈独秀的意见定性为“反共产国际”“反苏”和“机会主义”。
真理是需要时间检验的。直到1987年,“中东路事件”宣传口号之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在前苏联举行的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上,终于得出结论:“把‘保卫苏联’的口号当做共产国际的头等任务,不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历史证明,在“民族利益”的大节上,陈独秀的意见是正确的,而更为可贵的是,当时他正倾向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也恰在此时指示中国托派要“保卫苏联”,“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陈独秀完全没有响应,而是自成风骨,特立独行,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与其他中国托派分子的明显区别之处。
公开亮出党内反对派的旗帜
1929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向全党发出警告:“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组织”。如此严肃的警告,陈独秀早已心知肚明,但他顾不上禁忌,8月5日再次给中央去信,全文约14000字,专题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全面亮出与中央的分歧意见。
陈独秀在信中说:“1925至1927年革命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党的整个政策是机会主义。”“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感觉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并且我们已失了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可是,“当时的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
陈独秀对政治高压极为厌恶。如:动辄以“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错误”等,压抑党内的正常交流与批评;动辄以“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或者其他什么派的帽子,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他渴望“真正的党的一致”,那就是“同志无论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不离开革命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即和中央有显然不同的意见,而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德谟克拉西所容许的”。而维护党的民主制度,又是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出于这种思想基础,他才无所畏惧地写了这封长信。他在信末写道:“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这封信贡献于你们,希望你们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狭性,平心静气地把我的意见详细审查一下,并希望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
此信发出前后,他便要求加入“我们的话派”。这是中国最早的托派小团体。这些年轻人以正统托派自居,非但不对陈独秀的加入表示欢迎,反而采取拒之千里的态度,竟然把陈独秀等的加入,说成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并要求首先承认“我们的话派”的正统地位。如此排斥和刁难,陈独秀都一一忍受,表现出了少有的雅量。但是,他的追随者彭述之和尹宽却以党内老同志自居,看不惯这帮年轻人的骄横做派,认为他们“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领导”。谈判从而陷入僵局。
恰在此时,托派分子刘仁静等人从苏联回国。在回国途中,刘仁静还绕道土耳其,拜见被斯大林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将由自己起草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纲领》交给刘仁静,并让刘仁静以Lels(列尔士)的化名,担任他在中国的通讯员。刘仁静回到上海后,以“老托代表”的特殊身份调解陈独秀派与“我们的话派”的关系。他以为凭借“老托代表”的身份,可以促成陈独秀等和“我们的话派”的联合。没想到“我们的话派”中的梁干乔比他还横,横竖不吃刘仁静的那一套,就是以中国托派“正统”领袖自居,惟恐陈独秀的加入会危及目前的地位。因此,一再给陈独秀等设置障碍,先是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继而又提出在承认其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可以个别而非集体地加入,后又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
刘仁静看不惯了,这班人太毛糙,太不知深浅,简直是“孩子们胡闹”。为此,他又以“老托代表”的身份召集会议,改组“我们的话派”的领导机构,吸收陈独秀等参加。可结果仍然没有奏效。陈独秀烦怒了,也等不及了。1929年9月,他和彭述之等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通过由尹宽起草的决议,谴责“我们的话派”的门罗主义;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由陈独秀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罗世璠为常委,秘书长为吴季严。这是继“我们的话派”后,中国出现的第二个托派组织。
从《告全党同志书》到《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1929年8月11日,中央发出第四十四号通告,公开表态:“如果发现某一部分同志有反对派的思想宣传,有任何小组织的秘密活动,党除了对于其思想给予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陈独秀并没有因此而警觉或醒悟,反而加紧了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中共中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8月28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代表约陈独秀谈话,再次当面提出严重警告。可是,他仍然没有改弦更张,而是继续固执己见,对中央的警告满不在乎。据陈独秀说:“谈话时,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都拒绝讨论,单纯的责备我不应该向中央发表不同的意见,坚决的说中央绝对不容许把我的信公布出来,并且坚决的说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任何同志都不许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国际代表用这样专横的态度来掩护错误……还拿出开除党籍来威吓我,阻止我发表意见。”
中央不同意陈独秀在党内公开来信,他就索性把写给中央的信,在党内任意传阅。更为严重的是,自从与彭述之组织发起托派小组织后,他又利用自己多年在党内的声望,公开进行有组织的反对派活动,一些支部因为他而与中共宣告脱离,实际起到了分裂中共的效果。鉴于此,中共中央又于10月5日做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决议》,对反对派做出三条决定:(一)必须马上解散;(二)继续固执己见的,“应毫不犹疑地开除出党”;(三)“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的反党宣传与活动。”翌日,中共中央又致函陈独秀:“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这已是对陈独秀的最后通牒了。
陈独秀接到来信后,气不打一处来,立即明确表示:“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如何能说和自己意见相反的假话。”10月10日,他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表示将“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并嘲讽道:“你们既然代我决定了意见,还要我做文章发表意见做什么?我真想不到你们现在竟至发狂闹笑话到此地步!”他还在信中批评中央领导经常用官僚政治的“命令主义”“警察政策”对待同志,破坏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针对反对派的频繁活动,中共中央的警告再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了。10月21日,中共江苏省委做出决议,开除彭述之、汪泽揩、马玉夫、蔡振德的党籍,并“要求中央开除陈独秀”。气氛越来越紧张,陈独秀却没有丝毫的回心转意,反而更加理直气壮。10月26日,他与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宣称:“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同一天,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主张”,“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最高权威机关都已作出如此明确的指示,中共中央没有理由犹豫和怠慢,因而立即向全党发出公开信,号召各支部都要积极开展与反对派的斗争。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1月15日做出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的党籍。决议罗列了开除陈独秀等党籍的八条理由,其中最为核心的是,陈独秀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9年前,陈独秀在上海筹创中国共产党时,恐怕也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此时此刻,他的复杂心境难以言表。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算是对自己被开除党籍的回应。他说:“我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完全是少数人为掩护他们自己错误的一种手段。”他还说:“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太率性而为了,就凭称托洛茨基为同志这一条,放在共产国际的任何支部,被开除党籍都是没有商量的。
《告全党同志书》发表仅5天,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就在上海昆明路开会,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由陈独秀任总书记。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这是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与中共论战的第二份文件,也被称为陈独秀派的政治纲领。在这份文件中,陈独秀将李立三控制的中央称之为“官僚统治机关”,并号召“一切有政治自觉的分子,都应当及时奋起,从党内推翻它,才能够将我们党从堕落而危亡的现状中拯救出来!”此外,他还提出给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恢复党籍、恢复领导工作,公布反对派文件和“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等要求。托洛茨基来信了,对“陈独秀站在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大致已与我们的主张接近了”,表示出热情的欢迎态度。自此,陈独秀与他所创立的党已经渐行渐远,正式溶入到了反对派的行列之中。○
责任编辑 刘金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