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曾经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陈行甲最近出版了新书《在峡江的转弯处》。在这本自传体随笔中，他从小的、真实的事着手写，记录而不是总结了他大部分人生经历，其中既写到他基层工作九年多的生活经历，也整体上回顾了他在巴东任县委书记期间的工作和生活。本刊获得独家授权，摘登部分以飨读者。
　　一个德高望重调而不走，一个一个月见一次
　　28岁那年，我在宜昌市委党校学习期间，被县委组织部叫回来谈话，我被安排到全县最大的乡镇——水月寺镇担任镇长。
　　当时的水月寺镇顶着“楚天明星镇”的光环，前任镇党委书记吴启雄在这里担任书记23年，把水月寺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山区小镇带上了整个湖北省的两个明星乡镇之一，已经是“吴书记站在地里跺一下脚，整个水月寺的山要抖三抖”的局面了。在当地干部百姓口中和心中，对吴书记敬畏的感觉类似当时全国知名的两个人物，华西村的吴仁宝和大邱庄的禹作敏。
　　那一年吴启雄书记被安排到县政协担任副主席，吴担任书记时的老镇长王书家被提拔担任书记，我接任镇长。由于吴在担任水月寺镇党委书记时的卓越成绩，在乡镇书记岗位上已经多年享受副县级待遇，所以这一次的安排并不算提拔。
　　吴虽然被调走，但是没有去县政协报到上班，仍然坐在水月寺的书记办公室，平常指导着他负责招商引资进来的一个锌矿企业的生产经营，县委看在他过去特殊荣誉和地位的份上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也没有强令他到县政协去上班。
　　王书家同志在担任镇长时一般不在镇政府大楼上班，而是按照过去水月寺每个镇领导领办一个项目的分工安排，在几十公里外的桃园山沟里住着督办水电站建设。作为对吴书记调走了仍然不腾出书记办公室的无声抗议，王书家同志虽然被提拔担任了书记，仍然没有回镇党委政府大楼上班。而是依旧住在山沟里督阵修电站，每个月底回来组织开一次班子会和干部大会，听取工作汇报和布置工作。
　　我当时就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镇里有两个书记，一个德高望重调而不走的老书记，一个不在党委政府大楼主政一个月见一次的现任书记。我那时才悟到县委书记吴开宝同志跟我谈话时为什么要叮嘱：“这是我们县委几十年来第一次往水月寺派主要领导干部，你如果灰溜溜地回来了，今后我们县委就再也不好往水月寺派干部了……”所以，我虽然被重用为全县最大的乡镇的镇长，内心里几乎没有喜悦，只有沉甸甸的压力。
　　水月寺曾经很辉煌，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利用当地的矿产资源和水电资源优势，招商引资大办乡镇企业，从一个农业镇变成了一个山区工业明星镇，巅峰时期的水月寺，一个乡镇的工业产值等于全县另外12个乡镇的工业产值之和。
　　但是时运轮转，90年代末的水月寺辉煌不再，主要矿产品种锌矿的资源临近枯竭，主要工业产品磷矿、硫铁矿和石材的市场行情不好，乡镇企业经营状况下滑;粗放开采加工污染严重，境内两条主要河流，一条因为硫铁矿的污染河水呈红褐色，一条因为石材加工辅料污染河水呈乳白色，村民们称这两条河一个叫“可口可乐”，一个叫“维维豆奶”;由镇政府拿在手上的集体经济企业“水月寺农工商总公司”债务缠身，真的是矛盾重重。
　　我担任镇长要过的第一道关是如何处理好和新旧两个书记的关系。好在我和他们年龄相差大，吴书记只比我父亲小几岁，王书记也大我18岁，我在他们面前，就是当晚辈，当学生。
　　他们之间以前的故事我不听也不传，就是尊重再尊重，请教再请教。奇妙的是我在水月寺的两年多时间，同时和这两位书记保持了很好的关系，他们对我这个明摆着县委“掺进来的沙子”都非常接受和支持。事过多年，再忆起与两位老书记的交道，我仍然对他们充满了尊敬。因为无论他们身上有多少局限性，无论他们在当地官场的毁誉参半，但是我在和老百姓的交道中，都能感受到这两位书记都是踏踏实实为当地的老百姓办了很多实事的好书记。
　　当时说得快哭了
　　当镇长面临的第一个大挑战是90年代末的山区乡镇财政困境。我在团县委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全县普遍出现了乡镇财政发工资困难的局面，我的老家高桥乡最穷，一度出现了拖欠教师5个月工资的情况。我有一个远房叔叔在乡里小学教书，曾经在我家哭诉过，因为学校拖欠工资时间太长，困难到要在农村老家带土豆玉米到学校去维持生活的地步。我原以为水月寺是楚天明星镇，家大业大，发工资这个难题应该不存在。可是我去的第一周听财政所长丁祥兵的汇报，就是讨论本月工资发不出来，请示镇长要不要继续借钱发工资的问题。
　　两年多镇长生涯，我自豪的是，哪怕曾经拖欠过一到两月的干部工资，我从来没拖欠过一分钱教师的工资。那时全镇干部职工发工资每月需要35万元左右，其中教师每月需要17万元左右，每月财政收入报表呈给我，我先签发教师工资。在最困难的一个月，是我到任镇长的半年左右，由于水月寺农工商总公司和枝城二三八厂的债务纠纷，我的镇财政账户以及我作为全镇法人代表的镇长办公室，被宜都市人民法院异地执行查封。我从村里紧急赶回，看到的是办公室门口法院的封条。我连夜带着财政所长赶到宜都，找到宜都团市委书记孙晓蓉引见宜都法院执行庭的辛庭长，向他求情暂时解封财政账户，第二天就是发工资的时间，能否让我先把全镇教师的工资发了你们再封账，债务我一定想办法偿还。
　　孙晓蓉后来说在旁边看到我当时说得快哭了，她都听不下去了。大概我当时的诚恳态度打动了辛庭长，宜都法庭临时解封了我们的财政账户，那一个月，全镇教师的工资仍然准时发放。
　　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十年后我居然到宜都市去担任市长。去宜都上任的途中，我想起十年前那个阴霾的夜晚，我在宜都谈好法院暂时解封财政账户后星夜赶回水月寺的车中黯然的情景，很是感慨，命运真的是奇妙的轮回。
　　水月寺当年的解困步履艰难。我从自己做起，提议取消过去每个镇领导班子成员都有的专车待遇。我的镇长专车是一辆浅白色的切诺基，由财政公开拍卖偿还水月寺农工商总公司的债务。所有镇领导出行，由镇政府办公室统一派车，拼够3人以上才派车，否则就赶公交。我作为镇长带头，去55公里外的县城开会，不坐专车，就坐城乡之间跑的那种盒盒车，十个人的座位，司机在车中间加几个小板凳，坐十三四个人是经常的事。我当时算过一个账，小车跑一趟县城，往返油费50元左右，可是坐盒盒車去县城的车票是5元钱，往返10元。从镇长开始算小账节约开支，其他领导也没话说，迅速在全镇形成了风气。
　　一方面是节流，另一方面是开源。我和王书记商量多轮，反复跟大家统一思想后，决定摆脱路径依赖，改掉镇政府集体拿在手上经营农工商总公司的体制，政府退出，只是做好服务，生产经营让市场说话。同时政府下大决心治理污染，安抚老百姓的不满。应该说这是后来水月寺走出困境的关键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