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文化背景的角度审视古典诗歌，发现“愁”无处不在的现象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有关。中国的知识分子虽饱读诗书，却不能从诗书中学到生存的本领，找到修身的途径，掌握从政的技术，所以读书越多，越有一种心灵无所归依的苦痛，表现在诗歌里，就是愁情满纸。
　　关键词：古代诗歌 愁苦 知识分子 心无所归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丑奴儿》），做诗要从“说愁”开始，这似乎反映了一种定式：诗就是抒写“忧愁”的。
　　的确，翻开古代诗歌作品，总有无尽的忧愁扑面而来。诗人们在野忧貂裘尘暗，在朝忧三径就荒；少年忧春红易谢，壮夫忧华发早衰。这种无所不在的忧愁，来自中国知识分子“人在囧途”的心靈困境。
　　在封建时代官方的宣传中，读书是崇高的事情，知识分子是高贵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文化的人，对自己有很高的期许。这种期许的原因，是知识分子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论语·子罕》载孔子云：“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斯文”大体上就是文化，至少包括文化中观念形态和精神产品这两个部分。但是，这种期许并不能帮助知识分子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他们始终面临着一种心无所归的精神困境。
　　首先，读书对改变人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遇没有直接的帮助。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群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通过举荐或科举进入官场，大部分人，仍然属于普通的老百姓，甚至会受到一般老百姓的轻视。在元曲的行当中，扮演读书人的叫“细酸”，可见一斑。
　　据说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用自己掌握的知识，预测来年会风调雨顺，橄榄将大获丰收。第二年开春后，泰勒斯租下了当地的全部榨油机。等到橄榄收获季节到来时，他靠高价出租榨油机狠狠地赚了一笔钱。他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人们：哲学家只要想赚钱，便能赚很多钱。
　　但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完全不同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满腹经纶，对于他们的生活，却没有任何的帮助，因为他们读书的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
　　这段话的核心就是“修身”。让饱读经典的中国知识分子去赚钱，就是一个笑话。首先他们不屑，因为几乎所有的经典都告诉他们，君子是不应为养家糊口分散自己的精力的，君子固贫，安贫乐道是本分；同时他们也不能，因为他们压根就不可能从书里学到维持生计的任何专长。尽管古人也说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但那与赚钱没有任何关系。
　　其次，读书对修身的作用难知。古今中外的学者们都非常重视读书对提高人的精神品格的作用。培根在《论求知》中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辨。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张式《画谭》说：“读书以养性，书画以养心。”但通过读书来“修身”是否真正有效，很值得怀疑。先秦诸子中，荀子是最重视教育的作用的。荀子谈学习目标时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话说得斩截，但实行起来颇为困难：“博学”之外，更重要的还有“日参省乎己”。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了，因此荀子自己对通过学习达到“修身”的目的这个命题持一定的怀疑态度，《荀子》中说：“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这种“小人之学”不在少数，因为史上不乏才高八斗却恶贯满盈的人。远的不说，单是抗日战争期间，就有一批饱学之士如王克敏、周作人、梁鸿志、胡兰成之流，丧失民族气节，腆颜事敌，将自己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修身”的标准也有问题。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好像很容易，但孔子从不以“仁”自许或他许。除了孔子，历史上再找不到完全符合标准的修身典范。许多人有志于修身，做得比较成功的比如朱熹，近乎完人，但政敌还是能搜罗出他的劣迹，证明他不但非“君子”，简直是不折不扣的小人，所以是“伪君子”，他讲的道学也因此成了“伪道学”，后学者只好把他的一套理论称为“理学”。后代一些学者如徐渭、戴震等对朱熹的批评，今天看起来，也真的是有道理的。
　　所以不少知识分子，越读书，就越不知道生活的意义在哪里。
　　第三，读书也不能为进入官场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读书与个人的生活没有太大关系，对提高品德修养的作用又很难度量，作用只在“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读书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做官，所谓“学而优则仕”。次一等的，没能做官，但考中秀才一类，也可以算进了官场的圈子，成为士大夫中的一部分。
　　但士大夫治理天下，凭借的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专业知识。美国的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对中国的士大夫作出过这样的评价：“他们（指明清士大夫）是全整意义的‘业余爱好者’和人文文化的娴雅的继承者。他们对进步没有兴趣，对科学没有嗜好，对商业没有同情，也缺乏对功利主义的偏爱。他们之所以能参政，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学问，但他们对学问本身则有一种‘非职业’的偏见，因为他们的职责是统治。”
　　这些进入官场的知识分子，既缺乏从政必要的专业知识，正常国家机器的运转也就不能完全依靠这些人来进行。汉丞相丙吉出行，不管杀人凶案，却问牛喘，自称“三公典调和阴阳，职（所）当忧，是以问之。”（《汉书·魏相丙吉传》）这些官员的职责，在于掌握行政的大方向，具体的事务，当然应该由办事人员也就是吏员们执掌。所以《盐铁论》中有这样的话：“能言而不能行者，国之宝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国之用也。”
　　极少数能进入统治阶层的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前所学，与他们进入官场之后所从事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做官能不能得到好评，与他做的事情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汉书·赵广汉传》记载：
　　广汉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见吏民，或夜不寝至旦。尤善为钩距，以得事情。钩距者，设欲知马贾，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贾，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唯广汉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
　　姚崇尝有子丧，谒告十余日，政事委积，卢怀慎不能决，惶恐入谢于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崇既出，须臾，裁决俱尽，颇有得色，顾谓紫微舍人齐浣曰：“余为相，可比何人？”浣未对，崇曰：“何如管、晏？”浣曰：“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犹能没身。公所为法，随复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则竟如何？”浣曰：“公可谓救时之相耳。”崇喜，投笔曰：“救时之相，岂易得乎！”
　　赵广汉、姚崇是有名的贤相，但他们做事其实也没有一定的章法，怎么做事，凭个人的灵感和机智，与他们从经典上学到的东西没有什么关系。宋人说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很多学者已经指出这多半是出自儒生的吹嘘。卢怀慎是有名的“伴食宰相”，什么事都做不了，皇帝从没指望他解决什么问题，却很欣赏他。
　　读书既不能为生存提供一点帮助，也不能为人生确定一个坐标，更不能为他们走入官场做一些技术上的准备，人生的意义渺茫，前途根本看不见，所以知识分子找不到人生和心灵的归依之所，灵魂始终悬浮在空中，充满无法宣泄的悲伤和焦虑。这悲伤和焦虑的情绪，被秋天的萧瑟激发，被久旅的疲惫、生命的消逝、灵魂的无所归依强化，成为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具有共性、最容易激发共鸣的一种情绪。
　　参考文献
　　[1][美]列文森著，郑大华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德]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本文是合肥市教科研课题“基于中国古代诗歌教学的语文核心素养研究”中期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省庐江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