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玉纯（1993-），女，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人，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0-0-01
　　刘勰创作《文心雕龙》吸收了前代各家的思想精髓，这里只论述其中与生态文艺学有关的部分。
　　刘勰在“文之枢纽”之首的《原道》篇提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1]3为什么这么说呢？人“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1]3人自天地之心而生，心灵产生了语言，语言产生了文采，所以文与天地并生。刘勰以自然事物为喻，无论是龙凤的鳞羽，还是虎豹的皮毛，又或是云霞草木，世間的物皆有“文”。虽然有人指出刘勰将自然界的物与具有社会性的文，以及人文所特有的“形文”、“声文”、“情文”混为一谈是混乱的[1]1，但这也正体现出了刘勰的灵感来源于自然，他的“文”与自然生态是密不可分的。
　　刘勰认为人们写出美好的文章是自然而然的，他說“情动而言形”[1]330，感情受到触动就会形成语言，“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1]367人的喜怒哀乐等种种感情抒发出来成为各种优美的文章，是一种神妙的自然规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倾慕文辞美好的佳作也是人的天性使然，不应加以抑制。
　　刘勰重视文采，他将“文心”和“雕龙”并列正说明了这一点。“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1]366以兽皮需要花纹来比喻文章的情感内涵也需要文采，文采就是语言的装饰。不同于当时（齐梁时期）的文坛风气，刘勰提倡的是恰如其分、与理相合、自然传神的文采，他的审美观念倾向于体性自然，不要娇柔造作，因此对当时的浮靡文风多有不满，他认为“辞如川流，溢则泛滥”[1]381，美好的文辞必须要有深厚的内涵作为骨架支撑，否则就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厌”[1]372，得不偿失。“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1]368文采可以美化语言，但美的本源是作者的性情。“情志为神明”[1]478，感情是文章的灵魂，是好文章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1]368情理与文采相互交错，相辅相成，才能成就文章经典。
　　既然感情如此重要，如何引导作者阐发自己的感情呢？刘勰认为，自然景色对作者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和强烈的诱导作用，不仅可以触发作者的创作动机，更是创作的直接来源。作者的创作是缘于自然景色而生出的“情”的外化，这在刘勰的时代已经成为了普遍的认识。《物色》篇是专门论述自然景色与诗文写作关系的一章，“物”指“自然万物”，“物色”即是“自然的景色”。刘勰以四季自然景色变换为例，用诗性的语言论述了自然景物对人心境的影响，“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1]519人的心灵随着四季景物的变化而摇荡，“物色相召，谁人获安？”美景在前，普通人都难以自制，更何况是感情丰富的文人墨客。作者以情观物，“情以物迁，辞以情发”[1]519，情依存于物，辞依存于情，情是物的反应，词是情的表现工具，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和内在的统一性。自然风光触动了作者，受“江山之助”[1]524，感情激荡，不吐不快，“情往似赠，兴来如答”[1]526，文思泉涌，写文作诗的灵感就随之而来了，“情”、“物”、“辞”三者合为一体，“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1]524。
　　在刘勰等人的时代，还没有生态这个词，更没有生态文艺学这样的概念，但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然环境对文学艺术的巨大影响，以及人们可以利用自然景色启发创作灵感，激发创作热情。
　　近几十年，随着人类科技的飞速发展，生态环境遭到的破坏日益严重，生态保护已经刻不容缓，这也是人文社科无法回避的问题。人类以改善自身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进步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但若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节制的开采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最终人类也必将吞下自己种下的恶果。幸好，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如今，生态文艺学方兴未艾，未来还存在着丰富的可能，可以预见的是文艺的生态必将对自然的生态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篇文章正是追溯古人关于自然生态的主张，给现代的人一些参考意见，如刘勰所说，“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1]575当我们遇到麻烦棘手的问题时，不妨静下心，在先辈们留下的思想遗珠中仔细搜寻一番，学习古人生态哲学中的精华，也许正可以给现代人在解决生态问题时提供一些好的思路。
　　参考文献：
　　[1]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