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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质疑和非议促使王富仁提出“新国学”主张。王富仁先生在《“新国学”论纲》以及相关文献、谈话中表述的文化胸襟和学术眼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却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中国现当代文学应该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而不应该只是指中国的新文学，它首先是指“新文学”，当然也包括章回体小说、旧体诗词，甚至戏曲文学。只有具备这样的胸襟，这个学科才会真正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