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口的聚集地，更是财富的集散场、物资转运的枢纽、政治活动的中心。这一切，使得城市具有强大的军事属性。城市攻坚战，往往会成为王朝崛起的标志，帝国兴衰的见证者，人类发展道路上的转折点。隋唐交替之际，李世民率军攻克洛阳，为大唐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公元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迫使欧洲走上寻觅新大陆之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红军力克柏林，彻底终结了法西斯的迷梦。
　　城市，拥有与生俱来的防御体系，庞大的人口资源，雄厚的物质基础，优越的地理条件。城市攻坚战因此成为难度最大的作战样式，回顾古今中外战争史，折戟于坚城之下的名将劲旅不计其数。宋蒙战争期间，强大的蒙古军队曾长年止步襄阳，其大汗蒙哥更是丧命于钓鱼城下;苏德战争中，德军先后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等城市攻坚战中败北，之后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之路;苏军进攻柏林时，以占绝对优势之兵力兵器，进攻强弩之末的德军，仍不免遭受重大伤亡。

　　解放军自建立之日起，就长期处于以小搏大、以弱击强的地位，武器简陋，火力贫弱，实施城市攻坚战一直是个难题。解放战争中，粟裕曾在给军委的一次电报中指出：“依二次大战经验，似攻一防线均可攻破，惟依据大城市所设之防御，则很难攻破”。林彪也曾向毛泽东提议，要推动战争发展，就必须设法提高打“大据点”和“大增援”的能力。
　　出于对理想的执着和对胜利的追求，在血火交织的逐鹿战争中，广大将士以无与伦比的决心、勇气和智慧，克服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不断摸索方法、改进战术，逐步提升攻坚能力，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伟大的城市攻坚战。这些城市攻堅战，与同时代的其它战例一起，共同谱写了逐鹿神州的宏伟诗篇，演绎了血染征袍的千古悲壮，勾绘了人类战争史上的雄伟画卷。

摸索前进、挫而愈勇

　　1946年6月～1947年6月，是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1947年7～11月，是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的前半段。以上两个阶段，就城市攻坚战而言，都属于摸索前进阶段。
　　解放战争爆发之初，解放军面对重兵坚城时，每每显得攻坚乏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一时期，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大同攻坚战。此役晋绥和晋察冀两大战略力量联合出击，罗瑞卿、张宗逊、杨成武等高级将领先后登场，率领优势兵力四面围攻，耗时长达一个半月，最终仍然铩羽而归。
　　大同攻坚战的失利，一来是由于解放军硬件落后，二来也是因为当时很多部队正处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过程中，部队战术素养还有待提升。以炸药爆破为例，这项战术本来是攻坚作战的有效战术，当时大同矿区也有充足的炸药，但由于参战部队缺乏炸药爆破经验，白白地浪费了这一有利条件。
　　在此前后，解放军不断成长进步，打运动战的能力日益提高，野战条件下成师、成旅地歼灭敌人逐渐成为常态，但在面对坚固设防的城市时，却仍然难免马失前蹄、饮恨沙场。在整个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这种情况在各个战场均有体现。如华东战场取得苏中、苏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一系列堪称辉煌的胜利，却在小小的泗县城前翻了船。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规模宏大，攻势凌厉，战果丰硕，震动一时，却以喋血四平（即三战四平）而告结束，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
　　战争进入第二年后，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在解放战争中，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在此之前，解放军总体处于防御地位，但在此之后，解放军不但以三路大军深入国统区，而且在内线各个战场都发起大规模反攻，战争自此进入全新的战略进攻阶段。
　　但就在这一历史阶段，解放军在城市攻坚战领域依旧步履艰难。当年7月，华东野战军在藤县、汶上、济宁、邹县等一系列攻坚作战中接连受挫，特别是南麻、临朐攻坚战失利后，兵力损失极为严重，战场形势一度十分被动。不久之后，晋冀鲁豫军区8纵进攻运城，又遭遇失利。当年8月和11月，西北野战军两次进攻榆林，均告失败。
　　纵观解放战争爆发至1947年11月的战局变化，可以发现，解放军在攻坚战领域的成长进步，明显滞后于战争的整体形势。对国民党军据守城市（包括小县城）屡攻不下，不但极大地影响了部队士气，而且还给广大官兵留下长期痛苦的记忆，严重拖了战争进程的后腿。
　　但是，解放军终归是一支善于学习的军队。在一次次的攻坚失利中，各部队挫而愈勇，从鲜血中汲取教训，从失败中寻找出路，咬紧牙关苦练战术，日复一日地提高攻坚能力。终于，在1947年行将结束之际，华北战场传来了好消息。

迅速成长，四面开花

　　从1947年11月～1948年7月，是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的后半段，就城市攻坚战而言，是迅速成长阶段。
　　1947年11月12日，晋察冀野战军攻克军事要地石家庄。这是战争爆发以来，解放军攻克的第一个较大城市，在解放军攻坚作战的历史上具有重要起始意义。蒋介石称此战为“重要都市第一次的失陷”，朱德则称之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并总结说：“这次胜利，缴获很多，但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
　　果不其然，历史进入1948年后，内线各大战场均开始在城市攻坚战领域取得重要进步。
　　东北战场上，3月13日，解放军攻克四平，历时3个月的冬季攻势画上圆满句号。四平这座历经四次大战洗礼的城市，从此归于宁静。国民党军东北三大据点之一长春，就此陷入解放军包围之中。

　　山东战场上，4月27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攻克潍县，一举拔除国民党军的“鲁中堡垒”，形成威逼济南之势。在此战中立下大功的9纵27师79团，被华东野战军授予“潍县团”光荣称号。

　　华北战场上，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连克运城、临汾两大坚城，其中临汾攻坚战尤其艰难惨烈、锻炼极大。临汾古称卧牛城，据传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攻破过。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亲自指挥作战，历时72天，付出了3倍于守军的巨大伤亡，最终于5月17日攻克临汾。晋冀鲁豫军区8纵23旅，在此战中居功至伟，战后经中央军委批准，被授予“临汾旅”光荣称号。战后不久，徐向前率领华北军区第1兵团（1948年5月20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原晋冀鲁豫军区前方指挥所改为华北军区第1兵团部）横扫晋中，直逼太原。
　　除内线战场屡有斩获外，出击外线的部队也颇有建树，中原战场连续取得洛阳、开封、襄阳等攻坚战的胜利。特别是在襄阳攻坚战中，中原野战军打破攻襄阳必先攻山的惯例，撇山攻城，刀劈三关，一举攻入城池，活捉守将康泽。朱德总司令对此战赞赏有加，称其为“小型模范战役”。战功赫赫的6纵17旅49团，被中原军区授予“襄阳特功团”光荣称号。
　　在上述约9个月时间里，解放军在城市攻坚战领域四面开花，进步不可谓不大，但相对于战争全局发展的一日千里之势，仍有些许滞后。具体而言，在上述所有城市攻坚战中，解放军始终未能攻破一座10万以上国民党军重兵设防的大城市。中央军委对这一问题洞若观火，于是便有了九月会议的“两关”论。

跨越突破，决胜神州

　　1948年8月～1949年1月，是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就城市攻坚战而言，是跨越突破阶段。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举行，史称“九月会议”。“九月会议”明确提出，“五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会议要求部队必须闯过两关第一关是一次战役消灭国民党军两、三个兵团，第二关就是攻克国民党军10万人以上部队守备的大城市。
　　从后来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跨越“两关”的过程，就是整个大决战的过程。解放军正是在跨越两关的过程中，彻底战胜了国民党军，决定了神州大地的归属。可以认为，“两关”论既是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深刻把握战争规律，提前谋划战争、预测战争、指导战争的产物，是共产党人在军事领域的一大杰作。
　　本文主要围绕第二关，即如何攻克国民党军10万人以上部队守备的大城市做简要阐述。
　　经过前一阶段的成长进步，特别是经过四平、潍县、临汾等三城四次重要攻坚战的锻炼，解放军事实上形成了三个长于攻坚的重兵集团。一是东北野战军，以1、2、3、6、7、8、9等纵队为代表，其中7纵是唯一一支参加了四平、锦州和天津等全部三城四次攻坚战的部队;二是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以7纵、9纵和13纵为代表;三是华北军区第1兵团，以8纵和13纵为代表。这三大重兵集团，在各自战场上连续攻坚克难，分别包围了3个10万以上国民党军重兵守备的大城市，即长春、济南和太原。如果攻克这三座城市中的任何一座，大城市攻坚难题自然迎刃而解。 　　然而，创造历史的道路，必定是艰难、曲折和布满荆棘的。

　　在上述三个大城市中，进攻长春的条件原本要好一些。当时东北解放军总数达到惊人的103万，其中仅野战军就有70万，攻城急需的重炮也有多达660余门。但或许是之前三战四平失利，对林彪造成的心理影响太大，林彪对强攻长春犹豫不决，最终把这一创造历史的机会拱手让人。
　　与东北解放军不同，山东的许世友和谭震林（许世友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谭震林时任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对进攻济南态度一直十分积极。1948年7月14日，即山东兵团攻克兖州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就提出了准备进攻济南的要求。仅仅三天后，即7月17日，许世友和谭震林联名致电军委，拿出了攻打济南的初步方案。之后，在毛泽东、栗裕等人的共同策划下，著名的“攻济打援”方案正式形成。
　　9月16日午夜，济南攻坚战打响。华东野战军14万攻城部队连续猛攻，经8天8夜激战，不但成功解放济南，而且俘虏了国民党军第2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这是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第一次俘虏历史级别的国民党军名将。此外，济南攻坚战还造就了著名的“济南双星”：9纵25师73团和13纵37师109团。这两个团，分别为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光荣称号。
　　济南攻坚战胜利后，日本《朝日新闻》发表评论，做了一个无比准确的预言：“济南被人民解放军攻下后，中国的内战进入了一个极重要的新阶段”。以今天的目光来看，这个“新阶段”就是战略决战阶段。关于解放战争的几乎所有论著，也都把济南战役作为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开始的标志。
　　济南攻坚战获胜后，解放军实施攻坚作战的信心获得整体提升。此后不久，东北野战军对10万国民党军重兵守备的锦州发起攻坚作战，仅用31个小时即获得胜利。经过这一战，东北野战军完全获得辽沈战役的主动权，继而转兵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进军沈阳，彻底解放大东北。
　　辽沈决胜后，东北野战军又挥师入关，强攻津门，29小时即获得大胜。在此之前，共产党和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正在就北平问题进行和谈，因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取得进展。但就在攻克天津的第二天，即1949年1月16日，双方代表就北平守军出城时间、改编原则等一系列重要事项达成一致，和谈取得重大突破。事实再一次证明，大炮是和谈的最有力武器，谈判桌不过是战场的缩影，其结果几乎完全取决于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

　　回顾本段历史可以发现，正是从济南攻坚战开始，解放战争攻坚战的进程，终于赶上了整体战争进度。在此之后，解放军连续发起大城市攻坚战，在极短时间内取得了一系列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战果，决胜神州，睥睨天下。但是，国共两军在城市攻防领域的较量并没有完全结束，在个别城市仍将出现极为激烈的争夺。

拔点收尾，制控天下

　　1949年2月～1950年6月，是解放战争的战略追击阶段，就城市攻坚战而言，是拔点收尾阶段。
　　早在1948年10月5日，徐向前率部发起太原攻坚战。攻坚战一开始，攻防双方即以东山四大要塞为目标，反复争夺，全力厮杀，爆破、夜袭等诸般战术并用，毒气弹、燃烧弹等武器纷纷登场，战后各主要阵地上焦土1米，手榴弹木柄在地面上铺满整整一层。经过惨烈血腥的争夺后，攻城部队控制了四大要塞，但减员多达2万余人，几乎丧失了继续攻城的能力，只好转为围城休整。
　　平津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大举增兵，华北军区侣、19和20兵团齐集太原城下，参战部队达到32万余人，拥有各种火炮1150余门。经充分准备后，解放于1949年4月20日凌晨开始扫清外围，经两天激战后，终于迫近城垣。此时太原攻坚战已持续半年之久，守军的力量在外围作战中已然消耗殆尽。4月24日5时30分，攻城部队对太原城垣发起总攻，仅仅6个小时后，太原全城解放。
　　在华东战场，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一触即溃。但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国共双方却突然陷入持续惨烈的麈战之中。1949年5月12日，上海攻坚战开始，预定于5月14日攻占咽喉要地吴淞。不料战斗在杨行、月浦等多个地区陷入僵持，两军拼死厮杀，均遭遇重大伤亡。作战一直持续到5月27日下午，解放军以总计33685人的重大损失为代价，艰难地取得胜利。上海攻坚战是整个解放战争中，双方参战部队最多（解放军40万，国民党军22万，总计62万）、解放军人员损失最大的一次攻坚战。

　　当年8月，兰州又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城市攻坚战。此战之中，马步芳以青马主力5万余人防守兰州，西北野战军则以5个主力军的强大兵力实施攻坚。8月21日，彭德怀首先以9个团的兵力，对兰州进行试攻，不料激战一整天，竟然没有取得丝毫进展。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十分郁闷地说：“一天打不下一个阵地，我们还从没有碰到过。”试攻失利后，彭德怀立即调整部署，于8月25日拂晓发起总攻。此次作战，解放军准备充分，兵力也占据压倒性优势，马家军很快支持不住，被迫弃城逃跑。8月26日中午，兰州获得解放。
　　这一阶段的攻坚战中，解放军在兵力兵器、战术素养等方面均已占据明显优势，实际作战中却仍难免受阻。分析其中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第一，攻坚战不是野战，就算守军兵力不多、主力部队有限，但只要意志足够顽强，就能够给攻方造成较大困难;第二，战略追击阶段，国民党军野战中经常一触击溃，由此导致城市攻坚作战中解放军指战员大意轻敌，不能及时树立攻坚作战的决心和耐心;第三，这一阶段解放军虽然实力明显占优，但决策者的战役目的也随之提高，如上海攻坚战中，无论军委还是前线指挥员，均较多地考虑到了对工商业的保护，这样一来，作战中难免缚手缚脚，困难徒增。
　　无论前方阻力多么巨大，无论国民党军如何不甘失败、负隅顽抗，历史的潮流终究是不可阻挡的。解放军凭着强大的实力，拔除了国民党在大陆地区的全部城市据点，进而以城市为中心，制控天下，勾画未来，建立起了新的政权。以此为标志，近代中国那个屈辱不堪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中华民族从此进入宫民图强的新时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