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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佳
男，1955年1月1日出生，山东省龙口市人，教授。1974—1975年，担任多种经营管理员;1982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分配到曲阜师范学校工作，直到2015年退休。1994年被评为“特级教师”。曾任曲阜师范学校语文教研室主任、山东省师范语文教学研究学科组组长，现为济宁学院儒学与地域文化研究传播中心副主任。出版专著16部，发表论文120余篇，海内外报告100余场，为儒家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一、家庭背景
1955年1月1日，我和双胞胎妹妹出生在哈尔滨，还有两个哥哥。我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哈尔滨颐和宫的掌柜，做贸易生意，卖各种各样的东西。1957年，我们从哈尔滨回到了龙口。回到龙口以后，父亲身体不好，不能干重活，我童年的生活极其艰难。我们家虽然没有专门的读书教育，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读书。
母亲是家里的精神支柱，一直默默支持我们兄弟姐妹。1977年，我考上大学，喜悦之余还有担忧，我攒的钱不够学费和路费。虽然学校每月给我们21元生活费，但学费还是要自己上交。母亲并不懂得念书的意义，但在我临走那一天，母亲告诉我：“老三你去念书我也没有钱，我把最后的东西卖了给你当路费。”我怎么也没想到，母亲变卖了家当给我凑了60元。母亲在我的记忆中便是这种说得很少但做很多的人。
父亲教会我的是睿智，不要一条路走到黑，要懂得变通。母亲教给我做比说更重要，她是一位讷言的人，一直充当倾听者的角色，在我童年记忆中，母亲一直是劳作的身影。
二、幸遇恩师，受其恩泽
1.徐阳善老师：相信我，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67—1969年，我在高王刘读初中。尽管我不是学生中最调皮的，但我是“孩子头”。开始排座位的时候，班主任徐阳善老师把我排到了最后，还把我们班脾气最坏的女生安排成我的同桌。后来班里发生了一件事让徐老师对我发生了改观，徐老师发现他讲的东西其他人半天听不懂，但我能听懂。有一天他不在，我还给同学们讲了讲题目。徐老师知道这件事后对我发生了改观。初中过了接近两个月，徐老师让我当班长。但是其他老师反对，他们不相信我能把班级管理好，徐老师却坚持让我当班长，他相信我能承担起这份责任。
从那以后我变了，我告诉自己不能再皮下去，开始自我约束、自我角色重塑和自我优化，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想要变成更加优秀的人。后来我考上大学专门去徐老師家里感谢他，他告诉我：“你考上大学，我作为你的老师为你感到骄傲。”现在回想起来，人生真的很奇妙，我们不知道在哪一个时间遇到哪一位老师，人生的轨迹就发生了变化。
2.高宗义老师：尊重我，尽其所能提供帮助
1972—1974年春天，我在黄县（当时龙口叫黄县）第十七中学读高中，当时的学制是两年或者两年半。
高宗义是我的语文老师，他发现了我的潜质。高老师的家离学校比较远，他平时不回家。我们周末放假他经常让我礼拜天早点回学校，给我看他的书，《中华文选》《文学概论》《牛虻》《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我只能在他的宿舍里看书。在那个年代，这些书滋养了我的心灵，对我后来的阅读起到了重要作用。高老师认为我很有悟性，倘若我生活上有困难他便出手相助，礼拜天他经常做好饭菜叫我一起去吃，给了我很多额外的东西。高老师教给我如何关爱学生，这影响了我的教学生涯。后来我当了老师，也秉持着“以真挚的爱爱学生，学生是一定会以真挚的感情回馈你”的信念。
三、我的教学与研究之路
1.教学：当了一年班主任，我一辈子都感到满足
1977年11月，我参加高考，1978年3月考入曲阜师范大学（原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年初毕业，分配到曲阜师范学校工作。1986年，我当上了班主任，这一年，我不断思考和摸索自己的管理方式。我认为，中等师范学校的班主任就是“牧羊人”，要“放养”学生，让学生真正信仰、尊崇老师，成为对学生有影响力的班主任便是最好的管理方式。
我60岁退休那年这个班的学生做了一件曲阜师范学校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举行了“刘老师思想教育研讨会”，邀请了济宁市有关领导参加会议，邀请了很多新老学生代表发言，提倡大家跟着刘老师听课、学习。我问学生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说：“老师，我们以你为荣。”虽然我只当了一年班主任，但能听到学生们这样的评价，我一辈子都感到满足。
学生崇拜老师并非是一件坏事，假设一名老师教了20年或者30年，学生不崇拜你，我认为这是老师的失败。倘若多年以后学生回想起来，忘记了老师的名字，我认为这是当老师极大的失败，所以我想让我的学生崇拜并且记住我。当然，作为一名老师，不仅要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还要踏实且投入地进行学习与研究，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好老师，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班主任。
2.教学：评上“特级教师”，我享受不断思考的状态
一名好老师是带有气场的，一开口便能体现出来。我一直训练自己的讲话能力，提升语言的精练程度，活跃自己的思维。
我1981年年底参加工作，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被评为“地区优秀教师”，优秀老师一年每所学校只评一个，工作五年我就被评为讲师了。1994年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市场经济的价值观重构问题》，被《新华文摘》全文引用;我在《齐鲁晚报》上写的文章还被海外转载过;在《青年文摘》上也刊发过文章《乾隆皇帝一块检讨碑》，我很喜欢写作，同时享受不断写的过程。
我开过省级公开课，也叫示范课，我会在每一篇课文中讲出自己新的思考、理解，很注意“求新”。平时要下功夫，多看多想，才能实现课堂的多样化。我喜欢讲给学生听的感觉，所以上课的时候我一般不用PPT。课堂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让学生一直跟着老师走，老师需要用语言和情境调动学生的情感，鼓励学生把知识的内涵挖掘出来。 一名老师需要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我严格要求自己的基本功，遇到新领域我会主动学习，篮球、排球、田径、乒乓球、羽毛球、书法、绘画、谱曲我都会。曲阜华圣武校的校歌就是我谱的曲，曲阜师范学校的校歌也是我写的。我的语言能力比较强主要是因为我喜欢读书。如果我研究某个方向，我会读完这个方向我所能找到的文献，也会在书上做出相关的批注。读与写是相互结合的关系，写才能体现出内化，才能进行语言上的选择和艺术上的提高。在提升自我的道路上，老师要不断地思考，仔细琢磨如何把课上得新颖和独特，如何让学生沉浸在学习的过程中。
3.研究：不断摸索中找寻自己的研究方向
我的研究在不同时期所选择的方向有所不同。1985—1990年我想研究曲阜文化史，具体是曲阜诗歌发展史，尤其是被历代人所提咏的诗歌。孔庙里现有的诗碑有上万篇诗歌，如孔氏家族里面的孔尚任就写了很多。我利用业余时间抄录了好多诗碑，边抄边写，就这样过了两三年。后来我才知道孔祥林手里有曲阜所有的典籍和档案，他写了一本书叫《曲阜诗选》，我想做的事情他已经写完了。我不得不转变研究方向，利用手里的材料写了《曲阜诗歌发展史》。
我的研究和教学是密不可分的，将研究融到教学中，不仅仅教给学生诗歌，还会带着他们学习诗歌背后的内涵，在不断求学的过程中我的文化眼界也拓宽了不少。在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中，我给学生编写一些教材，如《论语讲读》《孔子名言选》等。我一直认为课本的东西太少，研究拓展了我的文化思想空间。
我写过很多教学研究以及评论性文章，也参与了济宁市很多大型的文稿书写工作。1990年以后，我的研究转向曲阜地方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是鲁国文化。1994年山东友谊书社出版了我的《鲁文化与孔子》这本书。写书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经常写到凌晨一点，有时向窗外看漆黑的夜，内心充斥着一种骄傲和满足感，勤奋给了我很大的研究信心。
1993年，我在《齐鲁晚报》开了“一家言”专栏，专门写曲阜历史上一些可读性文章，一周至少写两篇，持续写了两年。我也写过引起争论的文章，如《鲁迅反孔教但不反孔子》，引起了大家不同观点的争论。
1995—2000年，我围绕着孔子写了一些文章，《百年儒学大戏》这本书是我参与的课题的成果，主要涉及孔子管理思想的研究。这一时期我写了五花八门的文章，包含儒学和教学的文章以及一些报告文学。2000年以后，我的研究方向比较集中，2002年我写了《山东师范百年史》，最后由山东齐鲁出版社出版。2005年，我開始写学校的史学，包括《万里与曲阜师范》，还参与了曲阜师范大学与孔子研究院的研究，其中包括曲师大百年儒学大戏研究、儒家伦理范畴。
2010年以后，我的学术研究进入一个比较集中的阶段，研究儒家内在仪礼。2015年后我不仅带领学校老师做有关孔氏家族史的系列研究的省级课题，还写了一些著作：2017年我完成了《走进历史深处》散文集，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2018年完成了《中国文学简史》这本书，由齐鲁书社出版。
4.研究：“化心改性”
2010年以后，我写了《大学与中庸全解》《人性与人性的救赎》这两本书，还配合监狱做了一系列的课题，以“化心改性”研究为核心。我带着《论语诠解》这本书和一些学者到监狱进行儒家思想教育，学儒育心，用儒家思想唤醒他们罪恶的灵魂。我为监狱设计和布置了鲁文化的教育环境。2010年到2016年进行了一个课题叫“人性与人性的救赎”。在做研究的过程中，监狱提出意见：可不可以带一些书来？我们一行人决定把“四书”编一下，对《大学》和《中庸》进行编撰。
儒学是什么？以往解释的时候，会把它解释成山的阳面，人如何通过爬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其实人这种动物还有一个阴面，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好人，所以这也是儒学必须思考的问题。如何让阴面的人回归阳面？唐代以前，中国人没有错误的观念，唐代以后才出现。唐代以前，用“过”表示错误，相当于有一个标准，做得超出了这个标准，做过头了，就可以用来指错误。儒学中还有一句“过犹不及”，过和不及是一样的毛病，都没有按照标准来。怎样更好地解决“过”？中国是礼法制度国家，礼是生活的原则部分，到了法的程度就发生了质变，这个时候训斥是改不回来了，人的心性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有的人心性达到了一种非自觉的状态，就很难教导，并不是教导就能回来。怎样矫正他的心性？如何让人性回归？这是中国改造罪犯面对的非常严肃的问题。还有就是人性的唤醒的问题，西方可以用上帝进行唤醒，西方人认为回归上帝，说明良知没坏，就可以了。中国人的良知唤醒机制如何建构？需要一种信仰文化的理解和塑造。儒家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承担的责任，就是济世的精神。老天爷赋予我的使命，我应该承担起自己济世的使命和责任，这是当老师的最高境界。
四、结语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道出了思考的重要性，做一个有思想的学者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未来不确定的人生。一名老师没有思考，就没有思想。而研究打通了一条道路，让我成为有思想的学者。
访谈后记
能有幸结识曲阜师范学校刘振佳老师首先要感谢济宁学院的贾英侠老师，是贾老师的热心帮助我才能找到刘老师作为口述史的访谈对象。刘老师的真诚和对教育的情怀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能从刘老师身上看到教师对教育的坚守和执着，他是一位无论身处何方都不会停止思考的老师，是朝着目标不断前进的老师。还要感谢胡艳老师，胡老师同我一起到曲阜当地与刘老师进行访谈，教会了我很多访谈技巧和方法。同时，因为胡老师教授我们教师教育史和教师口述史这两门课程，才有了今天这份口述史材料。
访谈中我几次红了眼眶，尤其当刘老师讲到曲阜师范学校由昔日的辉煌到如今的衰落。这所学校曾经让他们引以为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精英和社会的栋梁之材，现在却面临着艰难的局面。教育的改革需要付出代价，这代价由谁来承担？是教师、学生、课程，还是教学？在教师培养工作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教师？什么样的教师才是好老师？这些都是未解的问题，也是任何一名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肩负重任需要去探索和研究的问题。
男，1955年1月1日出生，山东省龙口市人，教授。1974—1975年，担任多种经营管理员;1982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分配到曲阜师范学校工作，直到2015年退休。1994年被评为“特级教师”。曾任曲阜师范学校语文教研室主任、山东省师范语文教学研究学科组组长，现为济宁学院儒学与地域文化研究传播中心副主任。出版专著16部，发表论文120余篇，海内外报告100余场，为儒家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一、家庭背景
1955年1月1日，我和双胞胎妹妹出生在哈尔滨，还有两个哥哥。我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哈尔滨颐和宫的掌柜，做贸易生意，卖各种各样的东西。1957年，我们从哈尔滨回到了龙口。回到龙口以后，父亲身体不好，不能干重活，我童年的生活极其艰难。我们家虽然没有专门的读书教育，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读书。
母亲是家里的精神支柱，一直默默支持我们兄弟姐妹。1977年，我考上大学，喜悦之余还有担忧，我攒的钱不够学费和路费。虽然学校每月给我们21元生活费，但学费还是要自己上交。母亲并不懂得念书的意义，但在我临走那一天，母亲告诉我：“老三你去念书我也没有钱，我把最后的东西卖了给你当路费。”我怎么也没想到，母亲变卖了家当给我凑了60元。母亲在我的记忆中便是这种说得很少但做很多的人。
父亲教会我的是睿智，不要一条路走到黑，要懂得变通。母亲教给我做比说更重要，她是一位讷言的人，一直充当倾听者的角色，在我童年记忆中，母亲一直是劳作的身影。
二、幸遇恩师，受其恩泽
1.徐阳善老师：相信我，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67—1969年，我在高王刘读初中。尽管我不是学生中最调皮的，但我是“孩子头”。开始排座位的时候，班主任徐阳善老师把我排到了最后，还把我们班脾气最坏的女生安排成我的同桌。后来班里发生了一件事让徐老师对我发生了改观，徐老师发现他讲的东西其他人半天听不懂，但我能听懂。有一天他不在，我还给同学们讲了讲题目。徐老师知道这件事后对我发生了改观。初中过了接近两个月，徐老师让我当班长。但是其他老师反对，他们不相信我能把班级管理好，徐老师却坚持让我当班长，他相信我能承担起这份责任。
从那以后我变了，我告诉自己不能再皮下去，开始自我约束、自我角色重塑和自我优化，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想要变成更加优秀的人。后来我考上大学专门去徐老師家里感谢他，他告诉我：“你考上大学，我作为你的老师为你感到骄傲。”现在回想起来，人生真的很奇妙，我们不知道在哪一个时间遇到哪一位老师，人生的轨迹就发生了变化。
2.高宗义老师：尊重我，尽其所能提供帮助
1972—1974年春天，我在黄县（当时龙口叫黄县）第十七中学读高中，当时的学制是两年或者两年半。
高宗义是我的语文老师，他发现了我的潜质。高老师的家离学校比较远，他平时不回家。我们周末放假他经常让我礼拜天早点回学校，给我看他的书，《中华文选》《文学概论》《牛虻》《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我只能在他的宿舍里看书。在那个年代，这些书滋养了我的心灵，对我后来的阅读起到了重要作用。高老师认为我很有悟性，倘若我生活上有困难他便出手相助，礼拜天他经常做好饭菜叫我一起去吃，给了我很多额外的东西。高老师教给我如何关爱学生，这影响了我的教学生涯。后来我当了老师，也秉持着“以真挚的爱爱学生，学生是一定会以真挚的感情回馈你”的信念。
三、我的教学与研究之路
1.教学：当了一年班主任，我一辈子都感到满足
1977年11月，我参加高考，1978年3月考入曲阜师范大学（原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年初毕业，分配到曲阜师范学校工作。1986年，我当上了班主任，这一年，我不断思考和摸索自己的管理方式。我认为，中等师范学校的班主任就是“牧羊人”，要“放养”学生，让学生真正信仰、尊崇老师，成为对学生有影响力的班主任便是最好的管理方式。
我60岁退休那年这个班的学生做了一件曲阜师范学校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举行了“刘老师思想教育研讨会”，邀请了济宁市有关领导参加会议，邀请了很多新老学生代表发言，提倡大家跟着刘老师听课、学习。我问学生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说：“老师，我们以你为荣。”虽然我只当了一年班主任，但能听到学生们这样的评价，我一辈子都感到满足。
学生崇拜老师并非是一件坏事，假设一名老师教了20年或者30年，学生不崇拜你，我认为这是老师的失败。倘若多年以后学生回想起来，忘记了老师的名字，我认为这是当老师极大的失败，所以我想让我的学生崇拜并且记住我。当然，作为一名老师，不仅要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还要踏实且投入地进行学习与研究，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好老师，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班主任。
2.教学：评上“特级教师”，我享受不断思考的状态
一名好老师是带有气场的，一开口便能体现出来。我一直训练自己的讲话能力，提升语言的精练程度，活跃自己的思维。
我1981年年底参加工作，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被评为“地区优秀教师”，优秀老师一年每所学校只评一个，工作五年我就被评为讲师了。1994年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市场经济的价值观重构问题》，被《新华文摘》全文引用;我在《齐鲁晚报》上写的文章还被海外转载过;在《青年文摘》上也刊发过文章《乾隆皇帝一块检讨碑》，我很喜欢写作，同时享受不断写的过程。
我开过省级公开课，也叫示范课，我会在每一篇课文中讲出自己新的思考、理解，很注意“求新”。平时要下功夫，多看多想，才能实现课堂的多样化。我喜欢讲给学生听的感觉，所以上课的时候我一般不用PPT。课堂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让学生一直跟着老师走，老师需要用语言和情境调动学生的情感，鼓励学生把知识的内涵挖掘出来。 一名老师需要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我严格要求自己的基本功，遇到新领域我会主动学习，篮球、排球、田径、乒乓球、羽毛球、书法、绘画、谱曲我都会。曲阜华圣武校的校歌就是我谱的曲，曲阜师范学校的校歌也是我写的。我的语言能力比较强主要是因为我喜欢读书。如果我研究某个方向，我会读完这个方向我所能找到的文献，也会在书上做出相关的批注。读与写是相互结合的关系，写才能体现出内化，才能进行语言上的选择和艺术上的提高。在提升自我的道路上，老师要不断地思考，仔细琢磨如何把课上得新颖和独特，如何让学生沉浸在学习的过程中。
3.研究：不断摸索中找寻自己的研究方向
我的研究在不同时期所选择的方向有所不同。1985—1990年我想研究曲阜文化史，具体是曲阜诗歌发展史，尤其是被历代人所提咏的诗歌。孔庙里现有的诗碑有上万篇诗歌，如孔氏家族里面的孔尚任就写了很多。我利用业余时间抄录了好多诗碑，边抄边写，就这样过了两三年。后来我才知道孔祥林手里有曲阜所有的典籍和档案，他写了一本书叫《曲阜诗选》，我想做的事情他已经写完了。我不得不转变研究方向，利用手里的材料写了《曲阜诗歌发展史》。
我的研究和教学是密不可分的，将研究融到教学中，不仅仅教给学生诗歌，还会带着他们学习诗歌背后的内涵，在不断求学的过程中我的文化眼界也拓宽了不少。在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中，我给学生编写一些教材，如《论语讲读》《孔子名言选》等。我一直认为课本的东西太少，研究拓展了我的文化思想空间。
我写过很多教学研究以及评论性文章，也参与了济宁市很多大型的文稿书写工作。1990年以后，我的研究转向曲阜地方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是鲁国文化。1994年山东友谊书社出版了我的《鲁文化与孔子》这本书。写书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经常写到凌晨一点，有时向窗外看漆黑的夜，内心充斥着一种骄傲和满足感，勤奋给了我很大的研究信心。
1993年，我在《齐鲁晚报》开了“一家言”专栏，专门写曲阜历史上一些可读性文章，一周至少写两篇，持续写了两年。我也写过引起争论的文章，如《鲁迅反孔教但不反孔子》，引起了大家不同观点的争论。
1995—2000年，我围绕着孔子写了一些文章，《百年儒学大戏》这本书是我参与的课题的成果，主要涉及孔子管理思想的研究。这一时期我写了五花八门的文章，包含儒学和教学的文章以及一些报告文学。2000年以后，我的研究方向比较集中，2002年我写了《山东师范百年史》，最后由山东齐鲁出版社出版。2005年，我開始写学校的史学，包括《万里与曲阜师范》，还参与了曲阜师范大学与孔子研究院的研究，其中包括曲师大百年儒学大戏研究、儒家伦理范畴。
2010年以后，我的学术研究进入一个比较集中的阶段，研究儒家内在仪礼。2015年后我不仅带领学校老师做有关孔氏家族史的系列研究的省级课题，还写了一些著作：2017年我完成了《走进历史深处》散文集，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2018年完成了《中国文学简史》这本书，由齐鲁书社出版。
4.研究：“化心改性”
2010年以后，我写了《大学与中庸全解》《人性与人性的救赎》这两本书，还配合监狱做了一系列的课题，以“化心改性”研究为核心。我带着《论语诠解》这本书和一些学者到监狱进行儒家思想教育，学儒育心，用儒家思想唤醒他们罪恶的灵魂。我为监狱设计和布置了鲁文化的教育环境。2010年到2016年进行了一个课题叫“人性与人性的救赎”。在做研究的过程中，监狱提出意见：可不可以带一些书来？我们一行人决定把“四书”编一下，对《大学》和《中庸》进行编撰。
儒学是什么？以往解释的时候，会把它解释成山的阳面，人如何通过爬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其实人这种动物还有一个阴面，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好人，所以这也是儒学必须思考的问题。如何让阴面的人回归阳面？唐代以前，中国人没有错误的观念，唐代以后才出现。唐代以前，用“过”表示错误，相当于有一个标准，做得超出了这个标准，做过头了，就可以用来指错误。儒学中还有一句“过犹不及”，过和不及是一样的毛病，都没有按照标准来。怎样更好地解决“过”？中国是礼法制度国家，礼是生活的原则部分，到了法的程度就发生了质变，这个时候训斥是改不回来了，人的心性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有的人心性达到了一种非自觉的状态，就很难教导，并不是教导就能回来。怎样矫正他的心性？如何让人性回归？这是中国改造罪犯面对的非常严肃的问题。还有就是人性的唤醒的问题，西方可以用上帝进行唤醒，西方人认为回归上帝，说明良知没坏，就可以了。中国人的良知唤醒机制如何建构？需要一种信仰文化的理解和塑造。儒家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承担的责任，就是济世的精神。老天爷赋予我的使命，我应该承担起自己济世的使命和责任，这是当老师的最高境界。
四、结语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道出了思考的重要性，做一个有思想的学者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未来不确定的人生。一名老师没有思考，就没有思想。而研究打通了一条道路，让我成为有思想的学者。
访谈后记
能有幸结识曲阜师范学校刘振佳老师首先要感谢济宁学院的贾英侠老师，是贾老师的热心帮助我才能找到刘老师作为口述史的访谈对象。刘老师的真诚和对教育的情怀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能从刘老师身上看到教师对教育的坚守和执着，他是一位无论身处何方都不会停止思考的老师，是朝着目标不断前进的老师。还要感谢胡艳老师，胡老师同我一起到曲阜当地与刘老师进行访谈，教会了我很多访谈技巧和方法。同时，因为胡老师教授我们教师教育史和教师口述史这两门课程，才有了今天这份口述史材料。
访谈中我几次红了眼眶，尤其当刘老师讲到曲阜师范学校由昔日的辉煌到如今的衰落。这所学校曾经让他们引以为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精英和社会的栋梁之材，现在却面临着艰难的局面。教育的改革需要付出代价，这代价由谁来承担？是教师、学生、课程，还是教学？在教师培养工作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教师？什么样的教师才是好老师？这些都是未解的问题，也是任何一名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肩负重任需要去探索和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