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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叶,严裕棠父子苦心经营的制造工业是一个奇迹,在处处依赖进口设备的近现代中国工业史上具有开辟之功,严家的创业历程和当下一些民营企业颇为相似。严裕棠(1880年-1958年),号光藻,原籍江苏吴县,沪西严家宅人。其父辈多为沪上吃洋饭的买办,故而严裕棠很早就对商业产生了兴趣,并且英文不错。19岁的严裕棠在其叔严小坪的介绍下,进入英商老公茂洋行当学徒,由于机敏能干,又懂英文,很快得到英国大班的赏识并成为其私人助理,获授权做一些买办才有权从事的工作,久而久之与其叔产生龃龉。为避免冲突,严裕棠辞职进入公兴铁厂当跑街(即销售员),因严裕棠能和西方人交流,为铁厂揽得不少外轮修理业务,进而升为副经理。人脉渐广后,严裕棠不甘只为公兴铁厂打工,又私下为其他工厂跑街。老板徐福寿得知后,提醒了他几句,但羽翼已丰的严裕棠早就打算单干了。
1902年,严裕棠离开公兴铁厂,立即与铁匠出身的储小毛一起筹建属于自己的工厂—大隆机器厂。由老公茂洋行向国外订购的机器于1903年运到,计有车床8部、牛头刨床和龙门刨床各1部、20匹马力水汀炉子引擎设备1套。之前,其父严介廷在上海平凉路购得一块地皮,正好租给大隆机器厂使用。业务由严裕棠负责,接到生意后,则由储小毛指挥工人修理。
当时的大隆并无生产机器的能力,主要业务仍是为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轮船做配修。一般外国船若无必要,很少停靠码头,因靠岸要缴纳费用,码头也不够用,所以它们往往直接在黄浦江中抛锚。与其他修理厂坐等客户上门不同,严裕棠主动上船去招揽生意,他会英语,又知道以洋烟洋酒投外国人所好,甚至帮外国水手联系烟花女子。这样一来,外国人在支付维修费用时,往往任严裕棠信口开河,而不加计较。在那个信息流通不畅的时代,西方人因其国内消费水准远高于中国,往往忽视了中国的人力成本之低廉,故而大隆铁厂的利润率少则50%,多则200%。很快,大隆机器厂在外轮中,就树立了品牌,而且还开展为工厂修理机器的业务。
制造:从配修做起
尽管工厂每天忙个不停,但到年底,公司账面上竟不见赢利,这让合伙人储小毛深为不解,进而认定严裕棠舞弊,要查账,要严裕棠退出公司。严裕棠不怕查账,更不会退出,因为储小毛的“自己人”账房先生早已经被严裕棠收买。查账没查出什么文章,储小毛将严裕棠告上法庭,法庭上下吃了严裕棠好处,在里面和稀泥,官司从1905年打到1906年,结果是“查无实据”。精疲力尽的储小毛同意退股,这也是严裕棠最希望看到的。严裕棠借钱买下了储小毛的股份,如愿以偿地使大隆成为其独资企业。
正当大隆外轮机件配修业务蒸蒸日上之时,严裕棠突然决定将主要业务方向转为替纺织厂配修零件。一方面因大隆利润丰厚,使其模式逐步为竞争对手所掌握,从事外轮修配的厂家日多,洋人也变得多少精明起来;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的纺织工业开始萌芽,尽管此时前来投资建厂的多为洋商,但纺织机件的修配生意前景看好。不久,新建的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便成为大隆的固定客户。在技术上严裕棠依仗英国工程师为顾问,大隆又从和内外棉的艰难合作中,提升了技术能力,并获得了内外棉及其旗下各厂的信任。大隆声誉日隆,其他日商也纷纷找大隆为其修配机件。
尽管有内外棉这样的大客户,大隆的生意也很兴旺,但严裕棠无意从内外棉的大班川村那里听到一个消息:如果内外棉再扩大规模的话,可能会自建配修所。这让严裕棠下决定为大隆留下后路,之后,大隆为固本肥皂厂承造过机器,为广益书局制造了印刷机,还为沪宁铁路局制造了铁道上使用的手摇车。这些订单都不大,但对严裕棠来说意义非凡—这是大隆自主仿制机器的几次成功尝试,让严裕棠在被动变革中获得信心。平心而论,严裕棠没有什么社会理想,也无心实业救国,他所做的一切更多来自商人的逐利本能,这与他出生于一个买办家庭不无关系。
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中国民族工业是一个利好消息。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欧亚运输阻绝,中国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发展,纺织工业更是如此。这一年,无锡的荣氏兄弟将纱厂开到了上海,并主动结交严裕棠。从此,严裕棠意识到,以后配修业务要多与民族工业相接触了,民族工业的蓬勃发展也给大隆带了丰厚的利润。在此期间,严裕棠将长子严庆祥(1899年-1988年)留在身边,其余诸子逐渐成年,被他送往德国和日本学习机械,他们后来都成为严裕棠的左右手。
随着一战结束,外国企业卷土重来,民族工业饱受挤压,倒闭成风,但大隆受到的冲击并不算大,虽然很多客户倒闭了,但竞争对手也少了很多,大隆得以扩大了市场份额。此时,大隆的具体运营已由严庆祥接管,但很多事情还得严裕棠拍板。严裕棠逐渐热衷于房地产生意,由于房地产生意利润大,严裕棠甚至动了出售大隆的心思,这对刚刚尝到老板滋味的严庆祥来说,是极其难受的。在儿子的苦求下,严裕棠放弃了原来的计划,继而决定将大隆迁往大连湾路新址,并扩大了规模。1920之后的若干年,大隆以及新开办严家企业都由严裕棠的儿子们在管理,严裕棠专注于房地产买卖。投资地产业为严家的那些工厂提供了现金支撑,使其在经营环境极度恶化的时候,不至于轰然倒塌,而在经营环境好、利润丰厚的时候,工厂又能为严裕棠提供低价购地的资本。这一点逐步为严氏父子所认识,尽管投机土地被人看不起,但严裕棠不在乎,同时,他也没有再动过卖厂的心思。
有了充足的资本后,大隆不再甘于为工厂做机件修配,重新涉足机器制造。为适应江浙地区富农经济逐步产生的社会现实,大隆制造了一些小型的、以柴油为动力的农用机械。与此同时,大隆开始试制纺织机械。纺织机器是一个体系,整套棉纺机器中一般包括五十多种单机,如清花机、梳棉机、并条机、粗纱机、细纱机等等。大隆自制的织布机仿照日本丰田式,并参照欧美织布机的特点,更结合了中国国情,这让严裕棠十分得意,以为能够大卖。但现实颇为无情,除荣宗敬碍于面子购去10部之外,其他纺织厂都对此表示爱莫能助。原因是各厂工程师不是外国人就是留学生,他们不喜欢中国式的织布机,而大隆又不能像洋行那样给经手订购者以丰厚的外汇佣金。
铁棉联营
大隆自制的织布机没有销路,严裕棠只能另辟蹊径。1927年,严裕棠以光裕公司的名义用银30万两买下了破败的苏伦纱厂,从此走上铁棉联营之路。严裕棠对铁棉联营产生了极大的热情,连严庆祥兄弟都觉得惊异。买了苏伦后,额定资本为80万两,严家占股90%以上,严裕棠又从中国银行获得了为期三年的贷款150万两。苏伦在严家的手上焕发了生机,纱锭不久就由2万锭增为4万锭,织布机由300台增为1000台。苏伦的产品因优良的质地成为上海交易所中的筹码,而苏伦的纯利润,年均达40万两之巨。
随着严裕棠各个儿子学成回国,诸子之间的矛盾开始萌动,长子严庆祥长期负责大隆的具体运营,人员都为其亲信,这让严裕棠隐隐有些不悦,他开始重新抓取权力,并借故挤走了“老臣”唐志虞。随着严庆龄于1930年回国,严裕棠对大隆、苏伦两厂的人事做了新的安排,大隆的经理由严庆瑞担任,厂长则是严庆龄;苏伦的经理是严裕棠本人,厂长由严庆祺担任;严庆祥在父亲那边失势,被架空为总公司—光裕公司的副总经理。
严庆龄在工艺和流程上进行了大胆改革,在铸造冶炼、机械加工、量具制造和热处理方面均有大动作,很多工艺堪称国内首次采用,还建立了化验室。严庆龄的改制和盛气凌人让前任严庆祥十分不满。在二人矛盾最激烈的时候,严裕棠却被绑架了。严庆龄开始愤而主张告官,熟谙世情的严庆祥力排众议,主张向杜月笙求助,诸弟商议后皆以为然,推举严庆祥出面处理。两天后,严裕棠回到家中,却不知何人所为,杜月笙亦似与绑匪达成默契,也不便明示。严裕棠觉得十分不安,决定去香港躲避,由长子严庆祥当家。
严庆祥主事后,以其精明过人,以35万两的低价吃进了经营不善的隆茂纱厂,将机器整修扩充为17000余锭,新增织布机470余台,又一次扩大了铁棉联营的规模。严裕棠从香港回来后,便有三家严家参股的纺织厂提出,请严庆祥担任三厂的总经理。面对严庆祥有组织的“逼宫”试探,严裕棠选择了忍让。对这个场面上吃得开,老谋深算的长子,严裕棠心里十分矛盾,最终学习曹操选择了曹丕一样,由长子继承父业,授权严庆祥为光裕公司总经理,各厂均受其管辖。
轮流坐庄
严庆祥执掌光裕后,除了房地产生意不能过问外,各厂都在他掌控之中,感觉良好。很快,严庆祥迷上了交易所里的花纱交易。客观上来说,由于民营企业经营艰难,所获积累不易转化为再投资时,往往容易转向投机,主观上来说,严庆祥急于获得诸弟的认可,另外,他不需具体负责各工厂的管理,有钱有闲。尽管严庆祥多钱善贾,人又精,堪称交易所中一条大鳄,狠赚了不少,但时局莫测,很快栽了跟头。1935年,国民政府为缓解财政困难,实行法币政策,尽管法币取代银币基本统一了币制,但很快引发了通货膨胀,受其波及,花纱价格涨跌大出严庆祥所料,严庆祥一脚踩空,亏了80余万元。正当严庆祥惶惶不安之际,严裕棠倒显得很关切,以严庆祥心情不好,宜修养散心为名,收回了光裕公司大印。从此,有些抬不起头的严庆祥被长期搁置,他暗自奔忙弥补损失,长期压抑的他直到1948年底才登报剖白心迹。上海被日军占领后,严庆祥曾受严裕棠指派以其所长与日本人周旋。
严庆祥下台后,严裕棠认为将家产交给任何一个儿子都是冒险,为了集思广益,他在光裕公司内部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央业务会议”的机构,由各厂负责人轮流担任主席。严裕棠的初衷是为了缓和各子矛盾,兄弟轮流坐庄,机会均等、相互督促、相互竞争,但事与愿违,由于各厂业务性质不同,兄弟之间不免互相干涉,时起争端,严裕棠的耳根更加不清净了。严裕棠决定再次改革,各厂相继成立了董事会,对各个儿子在各厂中的权限进行了再分配,分而治之取代了笼而统之,光裕公司随即被撤销。此时,离上海沦陷已不远了。
上海沦陷前,严裕棠对国民政府动员企业内迁一事,采取了消极态度,出于商人的本能,或出于对故土的眷恋,他将一些次要的机器装船沿苏州河往西,以应付内迁命令,重要的机器材料则寄存进了租界。内迁的机器因错过了最佳撤离时间,无船西上,只得存在苏伦仓库里,随即被日军获得,大隆亦被日军占领,改制军火。
惊痛之余的严裕棠煞费苦心地重新布局,严庆祺被派往重庆,保持和政界的关系;严庆龄、严庆禧以美商的名义在租界里办起了泰利制造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由严庆祥出面赎回了苏伦、仁德两厂。
抗战胜利后,在重庆活动的严庆祺回到上海,动用和政界的关系,低价收回了大隆。好景不长,随着国民政府财政接近破产,严家各厂相继陷入困境。1948年8月19号,严裕棠将儿子召集起来,分了家,自己随严庆龄去台湾办厂,严庆祺去香港办纱厂,严庆瑞留守苏州的纱厂,大隆、泰利归了严庆禧,在上海房产地皮则给了不为兄弟们待见的严庆祥。严裕棠走后,严庆祥把存在香港的外汇调回上海,接办华丰钢铁厂,自任总经理。1952年,又将存在香港的40亿巨款调到上海仁德纱厂,补充厂内的流动资金,1957年严庆祥因病退休。1958年,严裕棠病逝于台湾。严庆祥晚年热心社会福利事业,四处捐款。1980年,严庆祥将历年收藏的文物字画捐献给上海博物馆,1981年,又将早年在苏州购置的园林捐出。
1902年,严裕棠离开公兴铁厂,立即与铁匠出身的储小毛一起筹建属于自己的工厂—大隆机器厂。由老公茂洋行向国外订购的机器于1903年运到,计有车床8部、牛头刨床和龙门刨床各1部、20匹马力水汀炉子引擎设备1套。之前,其父严介廷在上海平凉路购得一块地皮,正好租给大隆机器厂使用。业务由严裕棠负责,接到生意后,则由储小毛指挥工人修理。
当时的大隆并无生产机器的能力,主要业务仍是为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轮船做配修。一般外国船若无必要,很少停靠码头,因靠岸要缴纳费用,码头也不够用,所以它们往往直接在黄浦江中抛锚。与其他修理厂坐等客户上门不同,严裕棠主动上船去招揽生意,他会英语,又知道以洋烟洋酒投外国人所好,甚至帮外国水手联系烟花女子。这样一来,外国人在支付维修费用时,往往任严裕棠信口开河,而不加计较。在那个信息流通不畅的时代,西方人因其国内消费水准远高于中国,往往忽视了中国的人力成本之低廉,故而大隆铁厂的利润率少则50%,多则200%。很快,大隆机器厂在外轮中,就树立了品牌,而且还开展为工厂修理机器的业务。
制造:从配修做起
尽管工厂每天忙个不停,但到年底,公司账面上竟不见赢利,这让合伙人储小毛深为不解,进而认定严裕棠舞弊,要查账,要严裕棠退出公司。严裕棠不怕查账,更不会退出,因为储小毛的“自己人”账房先生早已经被严裕棠收买。查账没查出什么文章,储小毛将严裕棠告上法庭,法庭上下吃了严裕棠好处,在里面和稀泥,官司从1905年打到1906年,结果是“查无实据”。精疲力尽的储小毛同意退股,这也是严裕棠最希望看到的。严裕棠借钱买下了储小毛的股份,如愿以偿地使大隆成为其独资企业。
正当大隆外轮机件配修业务蒸蒸日上之时,严裕棠突然决定将主要业务方向转为替纺织厂配修零件。一方面因大隆利润丰厚,使其模式逐步为竞争对手所掌握,从事外轮修配的厂家日多,洋人也变得多少精明起来;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的纺织工业开始萌芽,尽管此时前来投资建厂的多为洋商,但纺织机件的修配生意前景看好。不久,新建的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便成为大隆的固定客户。在技术上严裕棠依仗英国工程师为顾问,大隆又从和内外棉的艰难合作中,提升了技术能力,并获得了内外棉及其旗下各厂的信任。大隆声誉日隆,其他日商也纷纷找大隆为其修配机件。
尽管有内外棉这样的大客户,大隆的生意也很兴旺,但严裕棠无意从内外棉的大班川村那里听到一个消息:如果内外棉再扩大规模的话,可能会自建配修所。这让严裕棠下决定为大隆留下后路,之后,大隆为固本肥皂厂承造过机器,为广益书局制造了印刷机,还为沪宁铁路局制造了铁道上使用的手摇车。这些订单都不大,但对严裕棠来说意义非凡—这是大隆自主仿制机器的几次成功尝试,让严裕棠在被动变革中获得信心。平心而论,严裕棠没有什么社会理想,也无心实业救国,他所做的一切更多来自商人的逐利本能,这与他出生于一个买办家庭不无关系。
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中国民族工业是一个利好消息。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欧亚运输阻绝,中国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发展,纺织工业更是如此。这一年,无锡的荣氏兄弟将纱厂开到了上海,并主动结交严裕棠。从此,严裕棠意识到,以后配修业务要多与民族工业相接触了,民族工业的蓬勃发展也给大隆带了丰厚的利润。在此期间,严裕棠将长子严庆祥(1899年-1988年)留在身边,其余诸子逐渐成年,被他送往德国和日本学习机械,他们后来都成为严裕棠的左右手。
随着一战结束,外国企业卷土重来,民族工业饱受挤压,倒闭成风,但大隆受到的冲击并不算大,虽然很多客户倒闭了,但竞争对手也少了很多,大隆得以扩大了市场份额。此时,大隆的具体运营已由严庆祥接管,但很多事情还得严裕棠拍板。严裕棠逐渐热衷于房地产生意,由于房地产生意利润大,严裕棠甚至动了出售大隆的心思,这对刚刚尝到老板滋味的严庆祥来说,是极其难受的。在儿子的苦求下,严裕棠放弃了原来的计划,继而决定将大隆迁往大连湾路新址,并扩大了规模。1920之后的若干年,大隆以及新开办严家企业都由严裕棠的儿子们在管理,严裕棠专注于房地产买卖。投资地产业为严家的那些工厂提供了现金支撑,使其在经营环境极度恶化的时候,不至于轰然倒塌,而在经营环境好、利润丰厚的时候,工厂又能为严裕棠提供低价购地的资本。这一点逐步为严氏父子所认识,尽管投机土地被人看不起,但严裕棠不在乎,同时,他也没有再动过卖厂的心思。
有了充足的资本后,大隆不再甘于为工厂做机件修配,重新涉足机器制造。为适应江浙地区富农经济逐步产生的社会现实,大隆制造了一些小型的、以柴油为动力的农用机械。与此同时,大隆开始试制纺织机械。纺织机器是一个体系,整套棉纺机器中一般包括五十多种单机,如清花机、梳棉机、并条机、粗纱机、细纱机等等。大隆自制的织布机仿照日本丰田式,并参照欧美织布机的特点,更结合了中国国情,这让严裕棠十分得意,以为能够大卖。但现实颇为无情,除荣宗敬碍于面子购去10部之外,其他纺织厂都对此表示爱莫能助。原因是各厂工程师不是外国人就是留学生,他们不喜欢中国式的织布机,而大隆又不能像洋行那样给经手订购者以丰厚的外汇佣金。
铁棉联营
大隆自制的织布机没有销路,严裕棠只能另辟蹊径。1927年,严裕棠以光裕公司的名义用银30万两买下了破败的苏伦纱厂,从此走上铁棉联营之路。严裕棠对铁棉联营产生了极大的热情,连严庆祥兄弟都觉得惊异。买了苏伦后,额定资本为80万两,严家占股90%以上,严裕棠又从中国银行获得了为期三年的贷款150万两。苏伦在严家的手上焕发了生机,纱锭不久就由2万锭增为4万锭,织布机由300台增为1000台。苏伦的产品因优良的质地成为上海交易所中的筹码,而苏伦的纯利润,年均达40万两之巨。
随着严裕棠各个儿子学成回国,诸子之间的矛盾开始萌动,长子严庆祥长期负责大隆的具体运营,人员都为其亲信,这让严裕棠隐隐有些不悦,他开始重新抓取权力,并借故挤走了“老臣”唐志虞。随着严庆龄于1930年回国,严裕棠对大隆、苏伦两厂的人事做了新的安排,大隆的经理由严庆瑞担任,厂长则是严庆龄;苏伦的经理是严裕棠本人,厂长由严庆祺担任;严庆祥在父亲那边失势,被架空为总公司—光裕公司的副总经理。
严庆龄在工艺和流程上进行了大胆改革,在铸造冶炼、机械加工、量具制造和热处理方面均有大动作,很多工艺堪称国内首次采用,还建立了化验室。严庆龄的改制和盛气凌人让前任严庆祥十分不满。在二人矛盾最激烈的时候,严裕棠却被绑架了。严庆龄开始愤而主张告官,熟谙世情的严庆祥力排众议,主张向杜月笙求助,诸弟商议后皆以为然,推举严庆祥出面处理。两天后,严裕棠回到家中,却不知何人所为,杜月笙亦似与绑匪达成默契,也不便明示。严裕棠觉得十分不安,决定去香港躲避,由长子严庆祥当家。
严庆祥主事后,以其精明过人,以35万两的低价吃进了经营不善的隆茂纱厂,将机器整修扩充为17000余锭,新增织布机470余台,又一次扩大了铁棉联营的规模。严裕棠从香港回来后,便有三家严家参股的纺织厂提出,请严庆祥担任三厂的总经理。面对严庆祥有组织的“逼宫”试探,严裕棠选择了忍让。对这个场面上吃得开,老谋深算的长子,严裕棠心里十分矛盾,最终学习曹操选择了曹丕一样,由长子继承父业,授权严庆祥为光裕公司总经理,各厂均受其管辖。
轮流坐庄
严庆祥执掌光裕后,除了房地产生意不能过问外,各厂都在他掌控之中,感觉良好。很快,严庆祥迷上了交易所里的花纱交易。客观上来说,由于民营企业经营艰难,所获积累不易转化为再投资时,往往容易转向投机,主观上来说,严庆祥急于获得诸弟的认可,另外,他不需具体负责各工厂的管理,有钱有闲。尽管严庆祥多钱善贾,人又精,堪称交易所中一条大鳄,狠赚了不少,但时局莫测,很快栽了跟头。1935年,国民政府为缓解财政困难,实行法币政策,尽管法币取代银币基本统一了币制,但很快引发了通货膨胀,受其波及,花纱价格涨跌大出严庆祥所料,严庆祥一脚踩空,亏了80余万元。正当严庆祥惶惶不安之际,严裕棠倒显得很关切,以严庆祥心情不好,宜修养散心为名,收回了光裕公司大印。从此,有些抬不起头的严庆祥被长期搁置,他暗自奔忙弥补损失,长期压抑的他直到1948年底才登报剖白心迹。上海被日军占领后,严庆祥曾受严裕棠指派以其所长与日本人周旋。
严庆祥下台后,严裕棠认为将家产交给任何一个儿子都是冒险,为了集思广益,他在光裕公司内部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央业务会议”的机构,由各厂负责人轮流担任主席。严裕棠的初衷是为了缓和各子矛盾,兄弟轮流坐庄,机会均等、相互督促、相互竞争,但事与愿违,由于各厂业务性质不同,兄弟之间不免互相干涉,时起争端,严裕棠的耳根更加不清净了。严裕棠决定再次改革,各厂相继成立了董事会,对各个儿子在各厂中的权限进行了再分配,分而治之取代了笼而统之,光裕公司随即被撤销。此时,离上海沦陷已不远了。
上海沦陷前,严裕棠对国民政府动员企业内迁一事,采取了消极态度,出于商人的本能,或出于对故土的眷恋,他将一些次要的机器装船沿苏州河往西,以应付内迁命令,重要的机器材料则寄存进了租界。内迁的机器因错过了最佳撤离时间,无船西上,只得存在苏伦仓库里,随即被日军获得,大隆亦被日军占领,改制军火。
惊痛之余的严裕棠煞费苦心地重新布局,严庆祺被派往重庆,保持和政界的关系;严庆龄、严庆禧以美商的名义在租界里办起了泰利制造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由严庆祥出面赎回了苏伦、仁德两厂。
抗战胜利后,在重庆活动的严庆祺回到上海,动用和政界的关系,低价收回了大隆。好景不长,随着国民政府财政接近破产,严家各厂相继陷入困境。1948年8月19号,严裕棠将儿子召集起来,分了家,自己随严庆龄去台湾办厂,严庆祺去香港办纱厂,严庆瑞留守苏州的纱厂,大隆、泰利归了严庆禧,在上海房产地皮则给了不为兄弟们待见的严庆祥。严裕棠走后,严庆祥把存在香港的外汇调回上海,接办华丰钢铁厂,自任总经理。1952年,又将存在香港的40亿巨款调到上海仁德纱厂,补充厂内的流动资金,1957年严庆祥因病退休。1958年,严裕棠病逝于台湾。严庆祥晚年热心社会福利事业,四处捐款。1980年,严庆祥将历年收藏的文物字画捐献给上海博物馆,1981年,又将早年在苏州购置的园林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