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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时空已经进入21世纪的后工业社会，回望大理小说，几十年沉淀下来，一片百花盛开的繁荣。但是，把大理小说搁置于云南当代小说乃至中国当代小说的视野中来衡量的话，具有辐射其他地区艺术能量以及能够流传的佳作极少。简而言之，当前大理小说作家众多，有影响的太少；作品众多，有分量的拳头作品寥若晨星。普遍性的问题是：作家缺少对现实人生的独到体验以及在艺术形式上的独到表现。这种现状与读者对于大理的多姿多彩的想象不符，也与“大理好风光，世界共分享”的国际旅游城市形象以及特有的中西并存多民族共生的文化状态有一定差距。
因此，大理小说如何走出阁楼状态是作家们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文化意识突围：从尴尬悬挂到回归本土
当前大理小说创作中相当多小说内容肤浅，缺乏深刻主题、严肃的道德内容，缺乏能让人记得住的人物以及能给读者留下印象的生动细节。大理作家处于一种被悬吊在空中的尴尬状态：想往上蹿一下，无处借力，故无能力攀登到一览众山小的巅峰；往下，接不到地气，写不出大理苍生具有鲜活气息的血肉人生。古今中外，被专家和老百姓都认可的优秀作品，大都不满足于一般地占有素材和切入生活，而是反复深入地研究生活素材，找出蕴藏于其中的人性与人生的深意，而后又寻找最为恰当的艺术方式加以表现，这样的作品才别具分量和独树一帜。
1、民族身份的再追寻
大理作家笔下的人情世态往往不具有大理地区的民族特色，相反，呈现出民族身份的迷失与无措。当代大理文学在红色经典的潮流中被民族宏大叙事挟裹着同声歌唱，被“国家”、“民族”等关键词遮盖了本民族的感受与声音，本民族的身份不是自我体认完成的，而是被告知的。90年代以来，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小事崇拜”泛滥，使很多作品缺乏对时代对现实的整体性发言气度，缺乏树立基本价值的勇气和建设道义的担当。诸多作品中对少数民族生活的阐述刻意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甚至不惜扭曲现实生活，使民族身份成为一种畅销货品的标签。因此，身份被告知被标贴化的大理作家面临着对本土、对民族文化的再认识和二度开掘的任务。
赫尔德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内在核心，就像任意一个球都有重心一样”。因此，大理的每个民族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大理的民族生活具有独特的历史和传统，创造出了别样的文化形态。可很多作家没有深入到民族历史中探寻民族身份的独特文化核心，认为把作品主人公的名字换成“金花”、“阿鹏”就是贴上了大理的标签，或者认为在作品中点缀上“生皮”、“酸腌菜”就完成了民族身份的复归。但是，民族身份的再追寻不是浅表性的描述一点民族风情风俗，不能把族属当作一个被观赏被猎奇的标签，而是如果戈里所指出的：“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作家的文学思维逻辑的价值就在于独立地真实地描述本民族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热爱尊重自己的民族，挖掘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化，把本民族纳入多民族国家文化体系的构架中。
2、民间草根文化的归复
大理小说中相当数量作品是文化建设的产物，很多人认为文化建设就是资助民间作家创作，于是，出现了系列风花雪月特色的作品。这些小说被既定的主题限定，忽视无数大理人的烟火尘世的生活，不能爆发出地域性特有的文化能量。
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地域性包含了地理、习俗、人文、历史等因素，呈现出特殊的风貌与魅力，对人的个性的形成和塑造至关重要。由此可见，地域性不仅仅是对地理风景的描写，更要写出这块土地上的人文习俗等鲜活厚实的内容。大理的作家们不能再端坐在红袖添香的书斋里苦思冥想，而是要走近大地，走进那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的草根文化里。草根文化是平民传统的生存模式，包括了生活方式、道德底线、善恶观念等，如同一片野草，从来没有经过主流意识的疏导和规范，没有经过文化精英的加工改造，充满着乡土气息，蕴涵着丰富的生活共识，平凡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阳光、水和土壤共同创造的生命，生生不息，绵绵不绝。
在大理的草根文化中，独特的自然风景、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风俗、多民族杂居带来的文化融合，原始的生存状态，奇异的生命形式都是可以进行深度开掘的文化资源。所谓的深度开掘不是单一的趋同于草根阶层的价值观念，而是对生活进行长期观察体验，沉入生存，深切地、紧张地甚至是悲剧性地思考，是在作品中对传统的一元化知识观和科学观进行解构和颠覆，是致力于建构富于现代性的、健全的人格意识和尊严意识，是写作与时代同步甚至是超越时代，创作出“雅俗共赏”的民间作品。大理作家要承担本土文化代言人的使命，深入到草根文化的系统之中，对本土文化进行新的阐释，提供多元的生活模式与价值观念。
3、世界性的拓展
大理作家很少写外来者的故事，总是盘旋于自己的小天地。可是，优秀的小说是关于世界的总体想象，它即便只是写一个人，也一定会呈现这一个人的生活世界的整体性。我们的小说中常见的情况专注于大理的人和事，屏蔽了外面的世界和外乡人，肢解了世界的整体性。
因此，大理作家在沉潜入本土的草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同时，还应该对世界进行广阔与纵深的具体感知和研究，了解本土文化也了解他乡文化，透视社会性质、社会组织和运行方式乃至观念、习俗、风物等等。当代小说需要一种对人的负责精神，书写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大理作家应在作品中体现出对民族文化底蕴的阐释与多元人生观念的解读，不能把视野囿于本民族范畴内，应该突破视野的狭窄与知识结构的单一，用全球化的视角与胸怀来阐述本民族的传奇，用全面而丰富的知识来建构本民族的精神大厦。
总之，大理作家要想突围，首先要做到提高综合素养，提高透视生活的能力，脚踏实地的去深刻认识自己的民族身份，深度开掘本土文化。在吸纳了大地之灵气后，才能飞起来，并且飞得更高，深入理解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最终完成自身文化意识的涅■。
二、写作技法突围：从单一复述到多重策略
大理小说涌现过不少优秀作品，可与整个小说界日新月异的小说技法突进相比，大理小说的写作技法明显滞后，很多作品叙述故事的模式千篇一律。同样一个故事应该有一百种不同的讲法，而每一种讲法都会使故事呈现出不同的味道。而大理的作家却始终用同一种方法，讲述千万个不同的故事，公式化的情节，标贴化的人物，空洞化的语言，作品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被新改了地点和人名，读十部相当于读了一部。写作技法是运用语言文字表达文章意思内容的带有特殊艺术规律的技巧、手段、方法的总称，掌握了一定的技法对写作有极大的帮助。大理小说要想突围，首先要从写作技法上取得制高点，创造出现代写作技法的巅峰之作。
1、叙事的多元
小说就是讲故事，对于故事的描述成为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见生活是多种多样的，讲述的方式也应该是各自不同的。可是，大理作家往往是“从头道来”，用千篇一律的方式来讲不同的故事，最后，原本精彩的故事因为叙事的平庸而平淡无奇。
小说的叙事方式是综合的，生活的可能性决定着小说叙事方式的可能性，生活的多样性决定着小说表现方法的多样性。比如，当下现实生活正在被片断化、插曲化，社会表面的有序和内在心灵的无序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呈现出吉登斯所言的“时空分延”的现代性特征。那么，再用传统线性叙事模式对图像裂解的现代世界做出整体性描摹是极其困难的，于是，小说的写作成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势下，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新历史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哥特主义等文学流派与现代写作技法应运而生，对裂解世界的破碎性进行相应叙述。同时，文学并不是对现实的一味模仿，文学还要与零散化的趋势进行抗争，还给人类一个完整的体验世界。因此，大理作家的叙事技巧需要更多可能性，纳入不同的小说观念，接受不同的表达生活面对世界的方式、养成多元的艺术趣味和美学习惯。这样，大理的小说艺术、小说风格才能建构起“多元化”格局。
2、语言的实验
大理小说中的语言本该因民族语言的特色拥有更活跃的生命力，可事实是与叙事的平淡相伴的是语言的苍白。语言是思维的载体，一部作品的口吻、视点、结构、修辞，反映出写作者看取世界的视角与思考，语言的低下会带来作品精神的溃败。随着文化民族化和多元化的进程，个人的表达权利有所提高、表达方式更加丰富，作品应该焕发出更多生机。大理的作家们却陷入了既不能自如运用汉语又不能保留纯粹民族语的“四不像”境地。
的确，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比汉族作家面临更多挑战，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既要在“全球化”浪潮中弘扬民族文化，又要摆脱“汉化”的强力优势和避免民族文学本体意识的失落。一味使用本民族语言会造成与本民族之外的读者难以沟通，全盘使用汉语普通话写作则可能会消解本民族语言以及本民族文化的风采。那么，探索各民族都能读懂，又不失民族特性的表达方式，就成了值得探讨的问题。大理一些作家已经对语言策略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因此，大理小说的语言需要进行汉语与少数民族语拼接的实验，在叙述中探索和创造语言的魔力。这种实验不仅是表现形式的问题，还是一场灵魂的搏击、智能的角逐和耐力的考验，需要大理作家生命气息与民族文化的灌注，像好酒一样通过蒸馏、窖藏，散发出令人心醉的魅力；而不是像肯德基的可乐冰块那样来予以简单拼凑勾兑，有一时的刺激无久远的醇香。
总之，即使小说家拥有了透视生活的思想素养，但对文本结构与语言表达缺乏深入认识，还停留在单一的讲故事的层面，那么写出来的作品也是幼稚简单的。现代美学中“审丑”与“审美”的并立也提示着我们审美单一化正在走向式微，而多元并存才是当下的意识现状与未来追求。因此，大理作家应该多进行新的写作技法的尝试，挑战新的叙事方式与语言策略，不要让形式成为内容的羁绊。
三、媒介技术突围：从传统纸质到现代网络
马原在《文汇报》2003年6月26日撰文强调小说已经进入漫长的死亡期，他认为小说死亡是因为它所依赖的纸媒介将逐渐从我们生活中消失，无论如何小说是不适合在电脑屏幕上阅读的一种文体。马原的预言说对了一半，电脑屏幕上的网络文学的确开始盛行，但是，小说没有灭亡，小说的阵地有一部分从纸媒介分流转入网络媒介。
苏州大学汤哲声教授在2010年首届小说节上提出当代小说有水准一流的精英文学，有通俗易懂的流行文学，还有极富有创造力的网络文学。他认为流行文学、网络文学和精英文学并驾齐驱才能共创文学繁荣。从1995年我国第一家原创文学网站“橄榄树”成立至今，国内涌现出许多声名原创文学网站，像榕树下、天涯社区、幻剑书盟、多来米黄金书屋、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晋江文学城等，这些文学网站中的小说栏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原创文学网站的产生使文学传播空前普及，以最快的速度传播着当代文学作品，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文学，在第一时间内了解新的文学讯息。比如，张艺谋执导的《山楂树之恋》就是由网络小说改编的。
大理的小说创作方式在信息技术时代显然有些单一，在网络文学的写作与推介中处于落后的位置，在网络文学中甚至没有明确的一席之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诸多不是大理作家的网络写手纷纷以大理为背景进行小说创作并大获成功。由此可见，大理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符号，成为吸引读者的华丽亮点。可是大理的作家们却没有利用这个优势，在网络时代是那样的落寞与无名。因此，大理小说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占领新的阵地，建立系统的大理网络文学版块，建设专门的“大理”主题文学网站，甚至要设置专门的网络推手，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媒介技术的突围。
四、大理小说繁荣的几个契机
大理小说离繁荣有多远？其实，大理小说正处在繁荣的黎明之前，有数个发展的可能性：
1、对城乡乌托邦的探索。大理是一个独特的地域，城市与乡村只有一墙之隔，来自多个国家的多民族的人群在大理这块土地上穿梭、栖居，并形成了独特的“洋人街”文化。在这里，不只有民族文化的传承，还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与撞击，城市与乡村存在样态的互鉴与困惑，酒吧文化的独特与生动。大理成为一个“一花一世界”的奇妙之处，书写全球化浪潮中的大理文化的矛盾碰撞与特殊解构是时代的需要是文化发展的必然。
2、对边缘化生活的探索。大理文化中“我”的细微的内在经验往往被中原文化叙事所覆盖，真实的大理常处于匿名状态。随着文化宽容和叙述自我的复活，大理的那些被压抑的声音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尤其是对个人无意识、性、身体等隐秘领域直接的、集中的表述。大理地区的婚恋习俗、巫术文化以及同性恋文化这些过去被极端边缘化的声音，已从“窃窃私语”变成了可公开谈论的东西。这既是写作的生动素材，也是多元文化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元。
3、对都市文化的探索。在小说圈子里，大理是一个常见的字眼，不少平庸的故事因为以大理为背景而变得精彩浪漫。安妮宝贝的小说是在描写发生在大理古城酒吧的情与爱中走向成熟，曹语凡晒着洋人街的阳光写着《流浪汉的尊严》写出浓浓的小资情调，以及网络上的热贴《幸福时光》、《逃离悲伤》等作品也以大理的风景为卖点。可是这些作者都不是大理作家，甚至很多作者都没有来过大理，他们却一致把大理当作都市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白领梦开始的地方。可见，大理是人们关注的一个文化符号、文化形象，是吸引人阅读的一个策略。同时，大理小说多关注乡土而忽视了大理的都市文化。其实，大理的都市文化既具有地域性又因为旅游城市的地理位置而具有国际化色彩，对大理古城酒吧映射下的都市文化的探讨是一个具有畅销潜力的写作热点。
4、对历史的探索。一段时间以来，对南诏大理民族与历史图像的重新描绘，已形成一个热潮。比如，影视中热播的《大理公主》，以及网络中出了点击火爆的《大理王子》、《大理王妃》、《大理历史钩沉》等作品。对于大理这片热土，从古代、近代到民国，从皇室到平民，都有作家直接或间接地予以新叙述。同样遗憾的是，这些作家少有大理作家。其实，大理本土作家在这方面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完全可以在个人与历史之关系的书写上作出新的探索，在探索了历史图像的同时探索了意义世界的图像。
5、对小说叙述范式的民族化探索。现当代文学已提供了一些比较成熟的叙述范式，这些书写传统到了90年代中期因解构主义的滥觞以后发生了巨大的裂变，既出现了“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反史诗的史诗性写作”等新范式，也出现了因为无限颠覆而无路可走的困境。大理地区保留了特有的语言习惯与思维方式，创作了多姿多彩的民族史诗，在日常生活中，反映民族生活的各类民歌、民间故事、民间谚语、寓言等更是比比皆是。在全球化趋同状态下，这些民族叙述尤为可贵。因此，把民族叙述纳入小说的叙述范式中是一个可贵的尝试。
马原说，读小说需要有闲适的心境，需要有时间，需要有冬天温暖的阳光，也需要一把躺椅和一杯热茶。在大理，有心境、时间、阳光、躺椅和热茶，唯独缺少一本来自大理的属于世界的小说。不过，一旦大理作家完成复调式突围，从尴尬的悬挂中回归草根大地，更新写作技法，融合现代媒介技术，探索写作的多重可能性，这本书离我们就不遥远了，这正是大理小说即将迎来的辉煌。
■纳张元：教授，大理学院文学院院长。云南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大理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已有300多篇小说、散文在《十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曾获第三届“云南文化精品工程”文艺评论奖。有4篇作品作为范文入选大学本科教材。2006年评为首届“云南省德艺双馨文艺家”，2009年评为大理学院教学名师。
责任编辑 杨泽文
因此，大理小说如何走出阁楼状态是作家们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文化意识突围：从尴尬悬挂到回归本土
当前大理小说创作中相当多小说内容肤浅，缺乏深刻主题、严肃的道德内容，缺乏能让人记得住的人物以及能给读者留下印象的生动细节。大理作家处于一种被悬吊在空中的尴尬状态：想往上蹿一下，无处借力，故无能力攀登到一览众山小的巅峰；往下，接不到地气，写不出大理苍生具有鲜活气息的血肉人生。古今中外，被专家和老百姓都认可的优秀作品，大都不满足于一般地占有素材和切入生活，而是反复深入地研究生活素材，找出蕴藏于其中的人性与人生的深意，而后又寻找最为恰当的艺术方式加以表现，这样的作品才别具分量和独树一帜。
1、民族身份的再追寻
大理作家笔下的人情世态往往不具有大理地区的民族特色，相反，呈现出民族身份的迷失与无措。当代大理文学在红色经典的潮流中被民族宏大叙事挟裹着同声歌唱，被“国家”、“民族”等关键词遮盖了本民族的感受与声音，本民族的身份不是自我体认完成的，而是被告知的。90年代以来，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小事崇拜”泛滥，使很多作品缺乏对时代对现实的整体性发言气度，缺乏树立基本价值的勇气和建设道义的担当。诸多作品中对少数民族生活的阐述刻意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甚至不惜扭曲现实生活，使民族身份成为一种畅销货品的标签。因此，身份被告知被标贴化的大理作家面临着对本土、对民族文化的再认识和二度开掘的任务。
赫尔德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内在核心，就像任意一个球都有重心一样”。因此，大理的每个民族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大理的民族生活具有独特的历史和传统，创造出了别样的文化形态。可很多作家没有深入到民族历史中探寻民族身份的独特文化核心，认为把作品主人公的名字换成“金花”、“阿鹏”就是贴上了大理的标签，或者认为在作品中点缀上“生皮”、“酸腌菜”就完成了民族身份的复归。但是，民族身份的再追寻不是浅表性的描述一点民族风情风俗，不能把族属当作一个被观赏被猎奇的标签，而是如果戈里所指出的：“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作家的文学思维逻辑的价值就在于独立地真实地描述本民族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热爱尊重自己的民族，挖掘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化，把本民族纳入多民族国家文化体系的构架中。
2、民间草根文化的归复
大理小说中相当数量作品是文化建设的产物，很多人认为文化建设就是资助民间作家创作，于是，出现了系列风花雪月特色的作品。这些小说被既定的主题限定，忽视无数大理人的烟火尘世的生活，不能爆发出地域性特有的文化能量。
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地域性包含了地理、习俗、人文、历史等因素，呈现出特殊的风貌与魅力，对人的个性的形成和塑造至关重要。由此可见，地域性不仅仅是对地理风景的描写，更要写出这块土地上的人文习俗等鲜活厚实的内容。大理的作家们不能再端坐在红袖添香的书斋里苦思冥想，而是要走近大地，走进那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的草根文化里。草根文化是平民传统的生存模式，包括了生活方式、道德底线、善恶观念等，如同一片野草，从来没有经过主流意识的疏导和规范，没有经过文化精英的加工改造，充满着乡土气息，蕴涵着丰富的生活共识，平凡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阳光、水和土壤共同创造的生命，生生不息，绵绵不绝。
在大理的草根文化中，独特的自然风景、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风俗、多民族杂居带来的文化融合，原始的生存状态，奇异的生命形式都是可以进行深度开掘的文化资源。所谓的深度开掘不是单一的趋同于草根阶层的价值观念，而是对生活进行长期观察体验，沉入生存，深切地、紧张地甚至是悲剧性地思考，是在作品中对传统的一元化知识观和科学观进行解构和颠覆，是致力于建构富于现代性的、健全的人格意识和尊严意识，是写作与时代同步甚至是超越时代，创作出“雅俗共赏”的民间作品。大理作家要承担本土文化代言人的使命，深入到草根文化的系统之中，对本土文化进行新的阐释，提供多元的生活模式与价值观念。
3、世界性的拓展
大理作家很少写外来者的故事，总是盘旋于自己的小天地。可是，优秀的小说是关于世界的总体想象，它即便只是写一个人，也一定会呈现这一个人的生活世界的整体性。我们的小说中常见的情况专注于大理的人和事，屏蔽了外面的世界和外乡人，肢解了世界的整体性。
因此，大理作家在沉潜入本土的草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同时，还应该对世界进行广阔与纵深的具体感知和研究，了解本土文化也了解他乡文化，透视社会性质、社会组织和运行方式乃至观念、习俗、风物等等。当代小说需要一种对人的负责精神，书写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大理作家应在作品中体现出对民族文化底蕴的阐释与多元人生观念的解读，不能把视野囿于本民族范畴内，应该突破视野的狭窄与知识结构的单一，用全球化的视角与胸怀来阐述本民族的传奇，用全面而丰富的知识来建构本民族的精神大厦。
总之，大理作家要想突围，首先要做到提高综合素养，提高透视生活的能力，脚踏实地的去深刻认识自己的民族身份，深度开掘本土文化。在吸纳了大地之灵气后，才能飞起来，并且飞得更高，深入理解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最终完成自身文化意识的涅■。
二、写作技法突围：从单一复述到多重策略
大理小说涌现过不少优秀作品，可与整个小说界日新月异的小说技法突进相比，大理小说的写作技法明显滞后，很多作品叙述故事的模式千篇一律。同样一个故事应该有一百种不同的讲法，而每一种讲法都会使故事呈现出不同的味道。而大理的作家却始终用同一种方法，讲述千万个不同的故事，公式化的情节，标贴化的人物，空洞化的语言，作品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被新改了地点和人名，读十部相当于读了一部。写作技法是运用语言文字表达文章意思内容的带有特殊艺术规律的技巧、手段、方法的总称，掌握了一定的技法对写作有极大的帮助。大理小说要想突围，首先要从写作技法上取得制高点，创造出现代写作技法的巅峰之作。
1、叙事的多元
小说就是讲故事，对于故事的描述成为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见生活是多种多样的，讲述的方式也应该是各自不同的。可是，大理作家往往是“从头道来”，用千篇一律的方式来讲不同的故事，最后，原本精彩的故事因为叙事的平庸而平淡无奇。
小说的叙事方式是综合的，生活的可能性决定着小说叙事方式的可能性，生活的多样性决定着小说表现方法的多样性。比如，当下现实生活正在被片断化、插曲化，社会表面的有序和内在心灵的无序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呈现出吉登斯所言的“时空分延”的现代性特征。那么，再用传统线性叙事模式对图像裂解的现代世界做出整体性描摹是极其困难的，于是，小说的写作成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势下，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新历史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哥特主义等文学流派与现代写作技法应运而生，对裂解世界的破碎性进行相应叙述。同时，文学并不是对现实的一味模仿，文学还要与零散化的趋势进行抗争，还给人类一个完整的体验世界。因此，大理作家的叙事技巧需要更多可能性，纳入不同的小说观念，接受不同的表达生活面对世界的方式、养成多元的艺术趣味和美学习惯。这样，大理的小说艺术、小说风格才能建构起“多元化”格局。
2、语言的实验
大理小说中的语言本该因民族语言的特色拥有更活跃的生命力，可事实是与叙事的平淡相伴的是语言的苍白。语言是思维的载体，一部作品的口吻、视点、结构、修辞，反映出写作者看取世界的视角与思考，语言的低下会带来作品精神的溃败。随着文化民族化和多元化的进程，个人的表达权利有所提高、表达方式更加丰富，作品应该焕发出更多生机。大理的作家们却陷入了既不能自如运用汉语又不能保留纯粹民族语的“四不像”境地。
的确，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比汉族作家面临更多挑战，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既要在“全球化”浪潮中弘扬民族文化，又要摆脱“汉化”的强力优势和避免民族文学本体意识的失落。一味使用本民族语言会造成与本民族之外的读者难以沟通，全盘使用汉语普通话写作则可能会消解本民族语言以及本民族文化的风采。那么，探索各民族都能读懂，又不失民族特性的表达方式，就成了值得探讨的问题。大理一些作家已经对语言策略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因此，大理小说的语言需要进行汉语与少数民族语拼接的实验，在叙述中探索和创造语言的魔力。这种实验不仅是表现形式的问题，还是一场灵魂的搏击、智能的角逐和耐力的考验，需要大理作家生命气息与民族文化的灌注，像好酒一样通过蒸馏、窖藏，散发出令人心醉的魅力；而不是像肯德基的可乐冰块那样来予以简单拼凑勾兑，有一时的刺激无久远的醇香。
总之，即使小说家拥有了透视生活的思想素养，但对文本结构与语言表达缺乏深入认识，还停留在单一的讲故事的层面，那么写出来的作品也是幼稚简单的。现代美学中“审丑”与“审美”的并立也提示着我们审美单一化正在走向式微，而多元并存才是当下的意识现状与未来追求。因此，大理作家应该多进行新的写作技法的尝试，挑战新的叙事方式与语言策略，不要让形式成为内容的羁绊。
三、媒介技术突围：从传统纸质到现代网络
马原在《文汇报》2003年6月26日撰文强调小说已经进入漫长的死亡期，他认为小说死亡是因为它所依赖的纸媒介将逐渐从我们生活中消失，无论如何小说是不适合在电脑屏幕上阅读的一种文体。马原的预言说对了一半，电脑屏幕上的网络文学的确开始盛行，但是，小说没有灭亡，小说的阵地有一部分从纸媒介分流转入网络媒介。
苏州大学汤哲声教授在2010年首届小说节上提出当代小说有水准一流的精英文学，有通俗易懂的流行文学，还有极富有创造力的网络文学。他认为流行文学、网络文学和精英文学并驾齐驱才能共创文学繁荣。从1995年我国第一家原创文学网站“橄榄树”成立至今，国内涌现出许多声名原创文学网站，像榕树下、天涯社区、幻剑书盟、多来米黄金书屋、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晋江文学城等，这些文学网站中的小说栏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原创文学网站的产生使文学传播空前普及，以最快的速度传播着当代文学作品，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文学，在第一时间内了解新的文学讯息。比如，张艺谋执导的《山楂树之恋》就是由网络小说改编的。
大理的小说创作方式在信息技术时代显然有些单一，在网络文学的写作与推介中处于落后的位置，在网络文学中甚至没有明确的一席之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诸多不是大理作家的网络写手纷纷以大理为背景进行小说创作并大获成功。由此可见，大理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符号，成为吸引读者的华丽亮点。可是大理的作家们却没有利用这个优势，在网络时代是那样的落寞与无名。因此，大理小说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占领新的阵地，建立系统的大理网络文学版块，建设专门的“大理”主题文学网站，甚至要设置专门的网络推手，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媒介技术的突围。
四、大理小说繁荣的几个契机
大理小说离繁荣有多远？其实，大理小说正处在繁荣的黎明之前，有数个发展的可能性：
1、对城乡乌托邦的探索。大理是一个独特的地域，城市与乡村只有一墙之隔，来自多个国家的多民族的人群在大理这块土地上穿梭、栖居，并形成了独特的“洋人街”文化。在这里，不只有民族文化的传承，还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与撞击，城市与乡村存在样态的互鉴与困惑，酒吧文化的独特与生动。大理成为一个“一花一世界”的奇妙之处，书写全球化浪潮中的大理文化的矛盾碰撞与特殊解构是时代的需要是文化发展的必然。
2、对边缘化生活的探索。大理文化中“我”的细微的内在经验往往被中原文化叙事所覆盖，真实的大理常处于匿名状态。随着文化宽容和叙述自我的复活，大理的那些被压抑的声音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尤其是对个人无意识、性、身体等隐秘领域直接的、集中的表述。大理地区的婚恋习俗、巫术文化以及同性恋文化这些过去被极端边缘化的声音，已从“窃窃私语”变成了可公开谈论的东西。这既是写作的生动素材，也是多元文化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元。
3、对都市文化的探索。在小说圈子里，大理是一个常见的字眼，不少平庸的故事因为以大理为背景而变得精彩浪漫。安妮宝贝的小说是在描写发生在大理古城酒吧的情与爱中走向成熟，曹语凡晒着洋人街的阳光写着《流浪汉的尊严》写出浓浓的小资情调，以及网络上的热贴《幸福时光》、《逃离悲伤》等作品也以大理的风景为卖点。可是这些作者都不是大理作家，甚至很多作者都没有来过大理，他们却一致把大理当作都市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白领梦开始的地方。可见，大理是人们关注的一个文化符号、文化形象，是吸引人阅读的一个策略。同时，大理小说多关注乡土而忽视了大理的都市文化。其实，大理的都市文化既具有地域性又因为旅游城市的地理位置而具有国际化色彩，对大理古城酒吧映射下的都市文化的探讨是一个具有畅销潜力的写作热点。
4、对历史的探索。一段时间以来，对南诏大理民族与历史图像的重新描绘，已形成一个热潮。比如，影视中热播的《大理公主》，以及网络中出了点击火爆的《大理王子》、《大理王妃》、《大理历史钩沉》等作品。对于大理这片热土，从古代、近代到民国，从皇室到平民，都有作家直接或间接地予以新叙述。同样遗憾的是，这些作家少有大理作家。其实，大理本土作家在这方面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完全可以在个人与历史之关系的书写上作出新的探索，在探索了历史图像的同时探索了意义世界的图像。
5、对小说叙述范式的民族化探索。现当代文学已提供了一些比较成熟的叙述范式，这些书写传统到了90年代中期因解构主义的滥觞以后发生了巨大的裂变，既出现了“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反史诗的史诗性写作”等新范式，也出现了因为无限颠覆而无路可走的困境。大理地区保留了特有的语言习惯与思维方式，创作了多姿多彩的民族史诗，在日常生活中，反映民族生活的各类民歌、民间故事、民间谚语、寓言等更是比比皆是。在全球化趋同状态下，这些民族叙述尤为可贵。因此，把民族叙述纳入小说的叙述范式中是一个可贵的尝试。
马原说，读小说需要有闲适的心境，需要有时间，需要有冬天温暖的阳光，也需要一把躺椅和一杯热茶。在大理，有心境、时间、阳光、躺椅和热茶，唯独缺少一本来自大理的属于世界的小说。不过，一旦大理作家完成复调式突围，从尴尬的悬挂中回归草根大地，更新写作技法，融合现代媒介技术，探索写作的多重可能性，这本书离我们就不遥远了，这正是大理小说即将迎来的辉煌。
■纳张元：教授，大理学院文学院院长。云南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大理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已有300多篇小说、散文在《十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曾获第三届“云南文化精品工程”文艺评论奖。有4篇作品作为范文入选大学本科教材。2006年评为首届“云南省德艺双馨文艺家”，2009年评为大理学院教学名师。
责任编辑 杨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