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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琳
出版人，毕业于山东大学，曾任山东画报出版社副总编辑、《老照片》主编。2003年10月进入广西师大出版社，现为广西师大出版社总编辑、《温故》杂志主编。
2011年底，在《南方人物周刊》年度魅力人物颁奖会上，获奖的刘瑞琳站在台上，等待着屏幕上将要出现的评语。她已经知道，会有一个词被用来形容自己。当“坚守”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猜错了，她原本以为是“理想”。
从2010年开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公司出版的图书，会被打上“理想国”的字样——北京万圣书园老板刘苏理曾对刘瑞琳说过，把许多书放在一块儿，北京贝贝特的书一眼就能认出来。“理想国”的字样打出来后，识别度更为明显。
那天颁奖，让她最有感触的是颁奖词中的一句：“刘瑞琳和她的团队是中国所有爱书人的好朋友”，她觉得这是给予她的至高荣誉。让她高兴的是，当天与她一同获得致敬的，还包括“理想国”的两位作者：木心和林青霞。木心的所有著作和林青霞的第一本书都交给了刘瑞琳。
也是在2011年，《新周刊》将新锐榜的年度品牌颁给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获奖的年度图书《辛亥：摇晃的中国》也是“理想国”；获选《新京报》年度图书的《资中筠自选集》，仍然属于“理想国”系列。在全国各地，“理想国”组织的沙龙成了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聚集的重要阵地。
“理想国”的作者群
2002年底，山东画报社编辑刘瑞琳给陈丹青做了一本书——《多余的素材》。在新书发布会上，有媒体问陈丹青：以后还会出什么书？在哪出？陈丹青说，这个刘瑞琳就是我的出版社，以后我的书都会交给她。
刘瑞琳当时听到这话的第一感觉是：吓坏了。“我挺紧张的，想着，那我就不能换地方了吗，换了地方他要把书给我怎么办？”刘瑞琳问陈丹青：陈老师，真不好意思，您那么说是什么意思啊？陈丹青说，你是个好编辑，特别敏锐果断，有剑及履及的作风。“他说的‘剑及履及’这4个字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他说，在国外都是认人的，机构不可靠。”
2005年1月，陈丹青的《退步集》在北京贝贝特出版，畅销至今。这本书对北京贝贝特公司起了决定性作用。“从此我们就知道，哦，做一个活着的作者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才有真正的营销。”
如今提到“理想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拥有以陈丹青等为核心的作者群。
刘瑞琳认为，在“理想国”与它的作者之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敬重。这种敬重来自双方对文化、对品质、对专业性所持的共同态度。所以，才会有了陈丹青引荐木心先生，梁文道推举骆以军，而白先勇、董桥、蒋勋在林青霞面前力荐“理想国”的故事。“来自作者的信任是无价的。”刘瑞琳说。
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本。比如汉学家史景迁的著作，许多出版社在竞争，“我们的报价不是最高的，但史景迁最终选择了我们，是因为他咨询他的学生兼朋友郑培凯，郑教授一口回应：‘当然是广西师大社。’这句话起了临门一脚的关键作用。”
当然，更多的是想进入“理想国”而没有成功的例子。有些令其他出版商争破头皮都想得到的金牌作者，主动找到刘瑞琳，却被她婉拒了。“我没办法给一个价值观不同的人费力气做图书营销。”
有些出版社的做法是，设想某个畅销的概念，找作者写一本书，或者替某个人攒一本书。刘瑞琳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我不会去帮别人攒一本书。真正好的书都不是攒出来，也不是编辑弄出来的。真正的好书一定是作者用心写的。那么多名人的书，能留下来？我看大都留不下。”刘瑞琳认为，并不排除这样的书也卖得很好，但那是忽悠读者的结果。“那份钱我不挣，我心安理得，不觉得遗憾。”
南方的一个图书活动，刘瑞琳去了，现场有个游戏环节，一边是毕淑敏、马家辉、张鸣和一位畅销书作家，一边坐着出版人。作者谈自己的写作计划，让出版人去挑选。刘瑞琳在现场就说：“那3位的书我都可以考虑，但×××（指畅销书作家）的书我绝不会考虑，因为他不是我要做的，也不是我的长处，我不会碰。”
她希望出韩寒的书，不过她知道很多人在抢，也就没怎么联系。“现在不管什么书，只要能卖，都有一堆人抢。出版是个名利场，你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都能看出你的内在追求，遮都遮不住。一方面你想做个公共知识分子，或者你想讨好大众，骂了某个名人，但另一方面你又忍不住，为了挣钱给你讨厌的人出书。因为钱的诱惑，很容易突破底线。”
出版的意义
仍然是在某次图书活动上，主办方将来宾所在机构分为“民营”和“国营”。让刘瑞琳感到惊讶的是，北京贝贝特被放在“民营”的第一位。“实际上，我们是国营，我也没有股份。所以，别人觉得我用这样的劲头干事情特别傻。”
在刘瑞琳眼中，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很重要，没有持续的赢利能力，理想就无从谈起，但她不会把赚钱作为最重要的目的。她认为自己从事的行业应该对社会负起责任。
在山东大学读完硕士之后，她留在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成立后，她成为其中一员。当时的两位领导对她影响很大，一位是冯克力（《老照片》的主编），一位是汪家明。“他们虽然在地方上，但都特别喜欢读书，希望做点好书，跟很多地方出版社挣点小钱不一样。所以，人的心气儿决定了他最终能走多远。”
广西师大出版社原来主要靠做教辅赚钱，不甘于偏安一隅，在北京成立了贝贝特公司，希望能做些事情。2003年，北京贝贝特公司前总编辞职，有人推荐了刘瑞琳。
对于刘瑞琳而言，这里最吸引她的一点是，允许她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营，有很大的自由度和施展空间。如果去民营公司，“没有出版权太难受了。要买书号，今天用山西的，明天用广东的，后天再用延边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树谁的品牌啊？”老牌出版社呢？“国有老出版社的毛病，还是官本位那种方式，大家和稀泥，扯皮，玩权术，打太极，我一天都受不了。”
刘瑞琳曾经把北京贝贝特的模式概括为“兼具体制内的稳定性与体制外的灵活性”，但没有合适的人，这些都是废话。所以她对出版业轰轰烈烈的改制与上市也报以同样的冷静：事情是由人做出来的，而不是由体制做出来的。做出版的，不把精力放在出版上，整天想资本运作，其实到头来都是行政操作。种种为了上市不顾出版规律、市场规律的操作更是对出版本业的伤害。
“体制一定会变，不得不变，但在这种变化中，是否会有延续和坚持的东西？”刘瑞琳说，她不喜欢“产业化”这个词到处滥用。当一切都在讲产业化，文化也被列入此中时，文化的独立价值就难以得到重视，“害处是无穷的”。
刘瑞琳相信文化是有规律的。她喜欢循序渐进而不是大跃进。有的出版社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今年做100种，明年200种，后年就做400种，每年翻番。她不相信这样能出好东西。十多年来，她的队伍就那么大，图书品种就那么多，从来没超过150种。但是图书码洋已经从刚来时的2300万做到了1.5亿。
被遗忘的阅读
“我得了这么多奖，是因为这个社会出问题了，标准太低了，你只是认认真真做一件事，他们就会说你是这个行业的楷模。比如说，我这个人很老实，没有偷东西，只是这样而已，别人就把你当成了一个人物。”这是刘瑞琳对自己频频获奖的调侃。
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怎么评价自己，却很在意大家怎么对待“阅读”，所以她难过地发现，阅读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了。
有次大学同学聚会，同学都不知道刘瑞琳现在做什么。她说自己给别人出书。同学觉得有什么好做的，给两万块钱，谁都可以出书。因为忙，她很少管女儿，同学就跟她女儿说，以后不要做你妈那种工作，有什么意义吗？
很多人已经忘掉了阅读的意义，这让她很感叹。1982年她上大学时，人们对阅读充满了敬畏，那时书少，买书都要排队。现在她发现，同学们基本不读书不买书了，“真正有阅读习惯的非常少。有些人虽然也用书，但那是因为工作需要，那不叫阅读。”
刘瑞琳感到忧虑，“真正有阅读习惯，思考一些问题，严肃对待生命的人，还是少。”纵然悲观，她还是相信行动，认为通过努力能够将事情改变，“这就是我的个性，从小就是这样。”
夹缝里的生存
人物周刊：你们靠什么吸引作者，版税吗？
刘瑞琳：比起一些大型出版社和民营机构，我们的资金力量并不雄厚，只能依靠我们团队的力量和专业化的操作。现在中国的出版行业现在看起来很市场化，很有竞争意识，但离真正的市场化还差得很远。最重要的是一些原则和操守的缺失，是不职业化，不专业化。也的确听说过有人拿着高版税去抢作者、抢资源，但是抢来以后又能怎样？如果因钱结缘，出版社的心态和作者的状态都不好受，也不一定有好结果，更不长久。以为有钱就可以买来文化，就可以做好跟文化相关的事情，这本身就是对文化的误读和不敬。
人物周刊：有没有人出大价钱让你们出书？
刘瑞林：有，但我们拒绝了。内心原则最重要。有人会说，你跟那些书商比，他们是用文化来挣钱，你是在做文化的过程中赚了钱。现在有多少人认可文化独立的价值？很多都是把文化当手段当工具，所以才会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都这样的话，那就完蛋了。
人物周刊：现在出的书越来越多，看书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你怎么看中国人的阅读现状？
刘瑞琳：如今大家不怎么读书了，或者说，大家都上网了，有很多替代。但我觉得，阅读给社会带来的东西，不是其他媒介形式能够代替的。我相信，经济好了以后，相当多的人会意识到阅读的力量和作用。
去年我参加了亚布力论坛，听说他们过去谈的都是很具体的企业怎么经营的问题，但现在开始谈文化问题，包括任志强他们，开始弄一些读书活动。我觉得，当初期积累到了一定层次，大家开始想问题了，懂得很多东西不是拿钱买来的。这个民族其实还是需要审美力和思考力的。真正提升民族思考力和影响力的，还是阅读。阅读对人思维能力和心灵感受的提升，是其他东西代替不了的。其他只是浏览信息，感官愉悦。
人物周刊：中国什么都贵，就是书便宜，这是什么原因？
刘瑞琳：这几年物价涨得厉害，书大概是涨价最慢的。如果用书价跟其他商品的物价相比，大陆的书价的确便宜。书价不涨，但出版社各方面成本都在提高，靠出书卖书生存很难。单纯靠读者市场靠书店卖书生存的出版社、书店很少。很多国有出版社之所以还生存得不错，是因为他们会有各种政府补贴，有各种行政垄断资源，比如卖书号。
即使这样还经常有人抱怨说，书太贵，这原因很复杂。一个没有阅读习惯的人，一个不爱读书的人，也许会觉得在买书上花钱就是浪费。形而上没有消费，或低俗消费，形而下消费和浪费过度，这是普遍的社会现象。现在几个卖书的网站，都是一副你低我比你还低的架势，看谁撑得住，完全是你死我活的争夺方式，读者对书价的预期越来越低，你没法怨读者，只能说我们自己没有秩序，没有规矩。
这个行业问题太多了。管理部门管不到点，管不到位。关乎行业存亡的事情没人管，另一些方面又管得太多。
另外，书价便宜还是贵，本身也是很复杂的，出版行业自身也没有调整好。出版定价一般都是看印制成本，不考虑内容，这是非常落后的办法。严肃作家的创作与跟风拼凑攒出来的书，定价一样，这是对文化没有尊重，没有给创造力相应的价值。我希望将来有所改变。
人物周刊：审查没通过而没有出版的书多吗？
刘瑞琳：很多。送上去没通过，最后你知道它不通过就不出了呗。我们的被关注度挺高，因为现在你越来越有影响，就觉得你敏感。中国的国情就是你影响越大就越敏感。有些书你也不想给出版社惹麻烦，不能出就不出吧。有时候也会去争取，但大环境很难改变。
人物周刊：会不会打擦边球？
刘瑞琳：我们不会有意识打擦边球，我做的时候可能是拿不准，退一点或者进一步，都要掂量。但是边在哪儿？我根本不知道边在哪儿，很模糊。
人物周刊：你所向往的独立文化是怎样的？
刘瑞琳：独立的文化是有普遍性意义，能体现人性里美好的东西和文明的进步。我还是觉得出版挺难的。有些人问我出版的经验，体会最深的那些感受没法说，因为这个行业就是个畸形的行业，我们尽量做得纯粹、地道，尽量体现出版的本质，这好难啊，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周旋，去做其实没有价值的事情，反复改啊抠啊，怕得罪了什么，有些话要变着法子去说。
时间长了，民族就没有思考力了，中国都经济大国了，要搞文化软实力，但文化哪是呼之就出来的啊？不是一个人有钱了，就去搞个基地，重复的老掉牙的东西，没什么意义。包括现在说的文化体制改革。有人就说，文化是改不出来的，关键是你要给它一块空地，让它自己生长，它就成长起来了，这才是真的文化。我们怎么办？只能认认真真做一点具体而微的事情。
（实习记者乔芊对此文亦有贡献）
出版人，毕业于山东大学，曾任山东画报出版社副总编辑、《老照片》主编。2003年10月进入广西师大出版社，现为广西师大出版社总编辑、《温故》杂志主编。
2011年底，在《南方人物周刊》年度魅力人物颁奖会上，获奖的刘瑞琳站在台上，等待着屏幕上将要出现的评语。她已经知道，会有一个词被用来形容自己。当“坚守”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猜错了，她原本以为是“理想”。
从2010年开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公司出版的图书，会被打上“理想国”的字样——北京万圣书园老板刘苏理曾对刘瑞琳说过，把许多书放在一块儿，北京贝贝特的书一眼就能认出来。“理想国”的字样打出来后，识别度更为明显。
那天颁奖，让她最有感触的是颁奖词中的一句：“刘瑞琳和她的团队是中国所有爱书人的好朋友”，她觉得这是给予她的至高荣誉。让她高兴的是，当天与她一同获得致敬的，还包括“理想国”的两位作者：木心和林青霞。木心的所有著作和林青霞的第一本书都交给了刘瑞琳。
也是在2011年，《新周刊》将新锐榜的年度品牌颁给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获奖的年度图书《辛亥：摇晃的中国》也是“理想国”；获选《新京报》年度图书的《资中筠自选集》，仍然属于“理想国”系列。在全国各地，“理想国”组织的沙龙成了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聚集的重要阵地。
“理想国”的作者群
2002年底，山东画报社编辑刘瑞琳给陈丹青做了一本书——《多余的素材》。在新书发布会上，有媒体问陈丹青：以后还会出什么书？在哪出？陈丹青说，这个刘瑞琳就是我的出版社，以后我的书都会交给她。
刘瑞琳当时听到这话的第一感觉是：吓坏了。“我挺紧张的，想着，那我就不能换地方了吗，换了地方他要把书给我怎么办？”刘瑞琳问陈丹青：陈老师，真不好意思，您那么说是什么意思啊？陈丹青说，你是个好编辑，特别敏锐果断，有剑及履及的作风。“他说的‘剑及履及’这4个字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他说，在国外都是认人的，机构不可靠。”
2005年1月，陈丹青的《退步集》在北京贝贝特出版，畅销至今。这本书对北京贝贝特公司起了决定性作用。“从此我们就知道，哦，做一个活着的作者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才有真正的营销。”
如今提到“理想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拥有以陈丹青等为核心的作者群。
刘瑞琳认为，在“理想国”与它的作者之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敬重。这种敬重来自双方对文化、对品质、对专业性所持的共同态度。所以，才会有了陈丹青引荐木心先生，梁文道推举骆以军，而白先勇、董桥、蒋勋在林青霞面前力荐“理想国”的故事。“来自作者的信任是无价的。”刘瑞琳说。
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本。比如汉学家史景迁的著作，许多出版社在竞争，“我们的报价不是最高的，但史景迁最终选择了我们，是因为他咨询他的学生兼朋友郑培凯，郑教授一口回应：‘当然是广西师大社。’这句话起了临门一脚的关键作用。”
当然，更多的是想进入“理想国”而没有成功的例子。有些令其他出版商争破头皮都想得到的金牌作者，主动找到刘瑞琳，却被她婉拒了。“我没办法给一个价值观不同的人费力气做图书营销。”
有些出版社的做法是，设想某个畅销的概念，找作者写一本书，或者替某个人攒一本书。刘瑞琳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我不会去帮别人攒一本书。真正好的书都不是攒出来，也不是编辑弄出来的。真正的好书一定是作者用心写的。那么多名人的书，能留下来？我看大都留不下。”刘瑞琳认为，并不排除这样的书也卖得很好，但那是忽悠读者的结果。“那份钱我不挣，我心安理得，不觉得遗憾。”
南方的一个图书活动，刘瑞琳去了，现场有个游戏环节，一边是毕淑敏、马家辉、张鸣和一位畅销书作家，一边坐着出版人。作者谈自己的写作计划，让出版人去挑选。刘瑞琳在现场就说：“那3位的书我都可以考虑，但×××（指畅销书作家）的书我绝不会考虑，因为他不是我要做的，也不是我的长处，我不会碰。”
她希望出韩寒的书，不过她知道很多人在抢，也就没怎么联系。“现在不管什么书，只要能卖，都有一堆人抢。出版是个名利场，你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都能看出你的内在追求，遮都遮不住。一方面你想做个公共知识分子，或者你想讨好大众，骂了某个名人，但另一方面你又忍不住，为了挣钱给你讨厌的人出书。因为钱的诱惑，很容易突破底线。”
出版的意义
仍然是在某次图书活动上，主办方将来宾所在机构分为“民营”和“国营”。让刘瑞琳感到惊讶的是，北京贝贝特被放在“民营”的第一位。“实际上，我们是国营，我也没有股份。所以，别人觉得我用这样的劲头干事情特别傻。”
在刘瑞琳眼中，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很重要，没有持续的赢利能力，理想就无从谈起，但她不会把赚钱作为最重要的目的。她认为自己从事的行业应该对社会负起责任。
在山东大学读完硕士之后，她留在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成立后，她成为其中一员。当时的两位领导对她影响很大，一位是冯克力（《老照片》的主编），一位是汪家明。“他们虽然在地方上，但都特别喜欢读书，希望做点好书，跟很多地方出版社挣点小钱不一样。所以，人的心气儿决定了他最终能走多远。”
广西师大出版社原来主要靠做教辅赚钱，不甘于偏安一隅，在北京成立了贝贝特公司，希望能做些事情。2003年，北京贝贝特公司前总编辞职，有人推荐了刘瑞琳。
对于刘瑞琳而言，这里最吸引她的一点是，允许她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营，有很大的自由度和施展空间。如果去民营公司，“没有出版权太难受了。要买书号，今天用山西的，明天用广东的，后天再用延边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树谁的品牌啊？”老牌出版社呢？“国有老出版社的毛病，还是官本位那种方式，大家和稀泥，扯皮，玩权术，打太极，我一天都受不了。”
刘瑞琳曾经把北京贝贝特的模式概括为“兼具体制内的稳定性与体制外的灵活性”，但没有合适的人，这些都是废话。所以她对出版业轰轰烈烈的改制与上市也报以同样的冷静：事情是由人做出来的，而不是由体制做出来的。做出版的，不把精力放在出版上，整天想资本运作，其实到头来都是行政操作。种种为了上市不顾出版规律、市场规律的操作更是对出版本业的伤害。
“体制一定会变，不得不变，但在这种变化中，是否会有延续和坚持的东西？”刘瑞琳说，她不喜欢“产业化”这个词到处滥用。当一切都在讲产业化，文化也被列入此中时，文化的独立价值就难以得到重视，“害处是无穷的”。
刘瑞琳相信文化是有规律的。她喜欢循序渐进而不是大跃进。有的出版社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今年做100种，明年200种，后年就做400种，每年翻番。她不相信这样能出好东西。十多年来，她的队伍就那么大，图书品种就那么多，从来没超过150种。但是图书码洋已经从刚来时的2300万做到了1.5亿。
被遗忘的阅读
“我得了这么多奖，是因为这个社会出问题了，标准太低了，你只是认认真真做一件事，他们就会说你是这个行业的楷模。比如说，我这个人很老实，没有偷东西，只是这样而已，别人就把你当成了一个人物。”这是刘瑞琳对自己频频获奖的调侃。
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怎么评价自己，却很在意大家怎么对待“阅读”，所以她难过地发现，阅读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了。
有次大学同学聚会，同学都不知道刘瑞琳现在做什么。她说自己给别人出书。同学觉得有什么好做的，给两万块钱，谁都可以出书。因为忙，她很少管女儿，同学就跟她女儿说，以后不要做你妈那种工作，有什么意义吗？
很多人已经忘掉了阅读的意义，这让她很感叹。1982年她上大学时，人们对阅读充满了敬畏，那时书少，买书都要排队。现在她发现，同学们基本不读书不买书了，“真正有阅读习惯的非常少。有些人虽然也用书，但那是因为工作需要，那不叫阅读。”
刘瑞琳感到忧虑，“真正有阅读习惯，思考一些问题，严肃对待生命的人，还是少。”纵然悲观，她还是相信行动，认为通过努力能够将事情改变，“这就是我的个性，从小就是这样。”
夹缝里的生存
人物周刊：你们靠什么吸引作者，版税吗？
刘瑞琳：比起一些大型出版社和民营机构，我们的资金力量并不雄厚，只能依靠我们团队的力量和专业化的操作。现在中国的出版行业现在看起来很市场化，很有竞争意识，但离真正的市场化还差得很远。最重要的是一些原则和操守的缺失，是不职业化，不专业化。也的确听说过有人拿着高版税去抢作者、抢资源，但是抢来以后又能怎样？如果因钱结缘，出版社的心态和作者的状态都不好受，也不一定有好结果，更不长久。以为有钱就可以买来文化，就可以做好跟文化相关的事情，这本身就是对文化的误读和不敬。
人物周刊：有没有人出大价钱让你们出书？
刘瑞林：有，但我们拒绝了。内心原则最重要。有人会说，你跟那些书商比，他们是用文化来挣钱，你是在做文化的过程中赚了钱。现在有多少人认可文化独立的价值？很多都是把文化当手段当工具，所以才会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都这样的话，那就完蛋了。
人物周刊：现在出的书越来越多，看书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你怎么看中国人的阅读现状？
刘瑞琳：如今大家不怎么读书了，或者说，大家都上网了，有很多替代。但我觉得，阅读给社会带来的东西，不是其他媒介形式能够代替的。我相信，经济好了以后，相当多的人会意识到阅读的力量和作用。
去年我参加了亚布力论坛，听说他们过去谈的都是很具体的企业怎么经营的问题，但现在开始谈文化问题，包括任志强他们，开始弄一些读书活动。我觉得，当初期积累到了一定层次，大家开始想问题了，懂得很多东西不是拿钱买来的。这个民族其实还是需要审美力和思考力的。真正提升民族思考力和影响力的，还是阅读。阅读对人思维能力和心灵感受的提升，是其他东西代替不了的。其他只是浏览信息，感官愉悦。
人物周刊：中国什么都贵，就是书便宜，这是什么原因？
刘瑞琳：这几年物价涨得厉害，书大概是涨价最慢的。如果用书价跟其他商品的物价相比，大陆的书价的确便宜。书价不涨，但出版社各方面成本都在提高，靠出书卖书生存很难。单纯靠读者市场靠书店卖书生存的出版社、书店很少。很多国有出版社之所以还生存得不错，是因为他们会有各种政府补贴，有各种行政垄断资源，比如卖书号。
即使这样还经常有人抱怨说，书太贵，这原因很复杂。一个没有阅读习惯的人，一个不爱读书的人，也许会觉得在买书上花钱就是浪费。形而上没有消费，或低俗消费，形而下消费和浪费过度，这是普遍的社会现象。现在几个卖书的网站，都是一副你低我比你还低的架势，看谁撑得住，完全是你死我活的争夺方式，读者对书价的预期越来越低，你没法怨读者，只能说我们自己没有秩序，没有规矩。
这个行业问题太多了。管理部门管不到点，管不到位。关乎行业存亡的事情没人管，另一些方面又管得太多。
另外，书价便宜还是贵，本身也是很复杂的，出版行业自身也没有调整好。出版定价一般都是看印制成本，不考虑内容，这是非常落后的办法。严肃作家的创作与跟风拼凑攒出来的书，定价一样，这是对文化没有尊重，没有给创造力相应的价值。我希望将来有所改变。
人物周刊：审查没通过而没有出版的书多吗？
刘瑞琳：很多。送上去没通过，最后你知道它不通过就不出了呗。我们的被关注度挺高，因为现在你越来越有影响，就觉得你敏感。中国的国情就是你影响越大就越敏感。有些书你也不想给出版社惹麻烦，不能出就不出吧。有时候也会去争取，但大环境很难改变。
人物周刊：会不会打擦边球？
刘瑞琳：我们不会有意识打擦边球，我做的时候可能是拿不准，退一点或者进一步，都要掂量。但是边在哪儿？我根本不知道边在哪儿，很模糊。
人物周刊：你所向往的独立文化是怎样的？
刘瑞琳：独立的文化是有普遍性意义，能体现人性里美好的东西和文明的进步。我还是觉得出版挺难的。有些人问我出版的经验，体会最深的那些感受没法说，因为这个行业就是个畸形的行业，我们尽量做得纯粹、地道，尽量体现出版的本质，这好难啊，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周旋，去做其实没有价值的事情，反复改啊抠啊，怕得罪了什么，有些话要变着法子去说。
时间长了，民族就没有思考力了，中国都经济大国了，要搞文化软实力，但文化哪是呼之就出来的啊？不是一个人有钱了，就去搞个基地，重复的老掉牙的东西，没什么意义。包括现在说的文化体制改革。有人就说，文化是改不出来的，关键是你要给它一块空地，让它自己生长，它就成长起来了，这才是真的文化。我们怎么办？只能认认真真做一点具体而微的事情。
（实习记者乔芊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