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走了，我说不出的难过，才七十三岁啊！
　　只要《白鹿原》在，忠实就活着。
　　眼前不断闪现出他质直忠厚的身影。
　　那年4月，陈忠实来京。我问：1976年，《人民文学》发表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出事了，文化部长于会泳点名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是坏小说，要批。”编辑部一方面劝蒋子龙写检讨，一方面派人找作家赶写批邓的小说。我便回西安找你，因为你十分用心地学柳青，小说写得结结实實。《人民文学》专程约稿，你有些激动，但是明白了我的来意，让你急就一篇批“走资派还在走”的小说时，你默然，面有难色，埋头吸烟，半天挤出来一句话：“咱编不出来么！”千方百计推托，不肯就范，从婉拒到坚拒。最后，我被你说服。你当时既不损害友情又表示实难从命的痛苦情状，让我三十多年来不能忘却。忠实说：这事我记得，记得。当时，我也被圈在西影厂受罪，正为“编”一部电影剧本发愁呢！
　　我说：当时要是逼着你把“走资派还在走”的小说写出来，无疑让《白鹿原》作者背上历史污点，险啊！
　　1981年10月，我受《文艺报》之命又回西安，同陕西作家促膝谈心，话题是农村题材创作的迫切性。近年来，文学题材取得新突破的同时，农村题材反而被忽略了。不能忘记农民，尤其不能忘记改革开放时期的农民问题，应当像学柳青。忠实，你一贯重视农民题材，有何高见？
　　忠实说：八亿农民支撑着我们国家，农村实行新政策后，农民有信心了，感情复杂了，相互之间的关系淡薄了，对集体不大关心了。作品要是只写今天的承包责任制、写明天有钱花，写农村干部个个写成南霸天，那太浮浅了。我坚信深入生活是可靠的，我固执地在纷乱的现实中拨弄自己要寻找的东西。生活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素材，也可以纠正我们的偏见，这一点，我从不动摇，深入生活，点面结合，写起来才有根底，不会走大样。
　　1993年7月，《白鹿原》《废都》《最后一个匈奴》等五部小说进京，我在会上做了题为“《白鹿原》的征服”的发言。会下，我对忠实说：《白鹿原》的突破，体现在历史的深度上——通过隐秘的心灵史质疑万能的“斗争哲学”，具有举重若轻的智慧和诸多层次的深刻，成就为石雕式的现实主义。
　　忠实说：写《白鹿原》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次会上，李星绕到我的身后耳语：“今早听广播，《平凡的世界》评上茅盾奖！”接着说：“你年底要把那事不弄成，你干脆从这楼窗户跳下去！”回乡后我给我老婆说，我回老家去，这事弄不成，咱养鸡去。人民文学出版社高贤君高度称赞的信件送来后，我爬到沙发上半天没起来，老婆慌了：“出啥事了，出啥事了？”我说：“咱不养鸡了！”
　　但是，评茅奖时障碍重重，评委会的意见决然对立，致使这一届评奖延迟了两年。多亏陈涌，他最后拿出正式意见，说“《白鹿原》深刻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现实的真实”，“作品在政治上基本上没有问题；作品在性描写上基本上没有问题。”两个“基本”！必须修改才能参评。后来，改了，评上了。
　　问他：“改了哪些？”
　　他笑了：“删去田小娥每一次把黑娃拉上炕的动作和鹿子霖第二次和田性过程的部分，关于国共两党‘翻鏊子’也删掉一些，总共两三千字。”
　　一年三月，陈忠实到京，乡党聚首。当我津津乐道家乡的“浇汤烙面”挡不住的诱惑、让你哈剌子直流时，忠实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急忙插话说：“你们礼泉的浇汤烙面真好，我家个个爱吃。真的好吃！”席尽人散，忠实拉着我的手再三保证说：“老阎，我记着呢，过年一定给你送一箱子烙面来，一定！”不久，忠实来京参加作协主席团会议，下飞机直奔方庄小区，破门而入，怀抱一大箱子烙面送家来了，放下烙面，擦了擦脸上的汗珠，来不及过过烟瘾，便赶往中国作协报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