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3年，我二十出头，仅仅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没有发表过任何文字。突然听到一个名词：陕军东征。在文学还算神圣的上世纪90年代，这个词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大家被这个神圣的词激荡着，颇有点到处逢人说东征的感觉。经常见到公交车上的男乘客，看样子不像读书人，却手里拿本《废都》。没有一个城市像西安这样，给作家如此多的关注与重视，陈忠实、贾平凹，人人皆知。当然这是因为他们的成就足够高，作品影响力足够广。
2002年夏天，初识陈老师的我，拿着买于1993年的《白鹿原》请他签名。他说，“哎哟，你这本是头版第一次印刷，我手上都没有，能不能这本给我，我再买本新的送给你。”我说，当然可以。那天，我还带去了我的长篇小说《夏日残梦》送给他。大约十几天后我的小灵通响了，来电显示陈忠实，我简直不敢相信。对方浑厚的男中音，说普通话——千真万确是普通话：“我是陈忠实，你的书我看了，写得很好，刚好西影厂的人今天来，我推荐给他们了，要是能拍成电影就好了。”
再见陈老师时，他送给我的这个《白鹿原》版本，是2002年4月北京第11次印刷，印量已经是13万册。我请他在书上多写些字，将换书经历写上，陈老师欣然应允，坐在桌前，密密麻麻写满了书的前环，又仔细盖上印章。
我慢慢走上写作的道路，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白鹿原》也认真研读两遍。突然有一天，在一个约十人的饭桌上，我说，我要写一本和《白鹿原》抗衡的长篇。陈老师呵呵一笑，说：“你写嘛，说这话的人多咧。”事后，有位评论家老师告诫我，年轻人说话要考虑后果，你要知道《白鹿原》在当代文学的位置，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要知道陈老师写《白鹿原》所下的功夫。这位老师的言下之意是，我有点不自量力。但是我想，再了不起的作品，也是人写出来的，一部里程碑式的大书，会成为后来者的标尺，无数人都向那个高度进发，至于能不能写出，那是后话，但将其作为奋斗目标，总是可以的。
有时候，身边的楷模要比远方的更有感召力，近在眼前，经常见面的前辈们的成就，会有一种暗示，让我们心生妄念：或许，我也可以。我相信，像我一样默默努力，奋力生长，要从大树身边挤出来，够向阳光的，陕西文坛还有不少人。
我对陈老师的形象定位，是介于欧洲绅士和關中农民之间，总强调他的农民身份不全面，他毕竟是知识分子、作家，大量西方名著的阅读对他很有影响。比如他待人接物，日常礼节，都是绅士风度，他很尊重女性，进门女士先请，适当地夸奖恭维女士，分寸把握很好，不卑不亢，流露出天真可爱，保留着自我尊严。想必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觉得对方是年轻女性，应该说普通话的——对了，有一次看电视里对他的采访，他和外孙说话，也是普通话。当然，从那以后，和陈老师交往，他都是陕西话了，因为，说普通话对他，毕竟是挺为难挺别扭的一件事。
陈老师是一位尊严感很强的人。尊严不只是来自于名望和地位，在他是用自己的人格、言行，对大家有所帮助、恩惠，以此赢利世人的尊重。当然，善待、帮助别人，是他自身需要，做人的标准。尤其他自己经历过贫困，在他敏感的内心留下深刻记忆，所以他更是理解下层人、小人物的无奈和无力，时时体恤他们，愿意伸出手拉上一把。帮助了一个人，或许他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欣慰感。他内心里其实有着西方的骑士精神，扶助弱小，惠及他人。这也是中国人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的士的精神。他一方面有着不怒自威的尊严感，异常明亮的眼睛看你一眼，仿佛能看穿你内心小九九，让你在他面前不敢造次；另一方面平易近人，宽厚待人，日常生活中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总能使与他相处的人感到温暖与妥帖。他去世后，我们从很多纪念文章里看到，他会主动给普通作者、一般人打电话，这说明他没有一点所谓的名人架子，与人交往，总是非常平等，甚至把自己姿态放得很低，充分尊重对方。
我常给刚认识陈老师的人说，你别在意他话不动听，态度不亲热，老陕都是这样，只要你的要求合情合理，他总会想办法帮助你的。
虽然面冷，但他绝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他甚至有一颗火热的心，对生活，对文学，对他人，总是真诚相待，若不高兴，就直说出来或表现出来，也不会来什么虚情假意。
常常有一些文学青年、文学老年拿着自己的书稿，找到他，请帮忙推荐。他所要做的就是耐心听完讲述，拿起电话，给出版社的我们打来，叮嘱我们认真看看。有时候，遇到某个青年生活状况很差，还会给钱。有次听他说，昨天给了一个上门来的年轻人一千元钱，说完自己嘀咕，“会不会是骗子？”这种一闪而过的怀疑，想必也不会影响他下次再大方接济他觉得不易的人。
关于给作家评职称，大家都知道陈老师的那句话：“尽量给大家都评上，其实就是给作家的碗里多一块肉而已。”想必他很明白，既然是大树，也就慷慨地接纳了前来乘凉的人。
看看我们身边，得到过他帮助的人真是太多了，大到工作调动，小到推荐稿子，求一幅字，签一本书。文学上的事自不必说，他责无旁贷，多方奔走，为青年作者、业余作家创造了多少条件，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就是与文学无关的事，求到他，他也会尽力帮助，想必他知道，普通百姓在社会上生存的不易，若非到万不得已，也不会求到他这里。谁不知道，做这些事情，付出时间，付出精力，拿自己脸面去给人说话，但他总是会是尽力而为。即使到最后几年，他说自己记忆力明显下降，见过好多面的人，还是记不住人家名字，但遇到给人帮忙的事情，他思路清晰，来来回回的电话，进展情况，丝毫不乱，从来不会出现“哎呀我忘记了”这样的情况。
陈老师是有人生大智慧的人，我猜想，他最后几年，一定是思考过关于生死的问题，并且已经为身后事在做准备，他做的许多事，一件一件又一件，都是为了加固他的英名，不断加持自己的功德，为后代造福积德。他变得更加慈祥、宽厚，对我等晚辈，基本是有求必应了。我们想想，有求必应，这是谁人给世间的承诺？他关中硬汉的外表下，却原来是心细如发，一颗慈悲心肠。
陈老师的书法——他自己称为毛笔字，“我这是哄人的”。常有追慕名人者索求或购买，他也早已经声明：我的字，有钱人来买，不搞价，文友、朋友办事，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需要送人，一分钱不收。 大约十年前，一位甘肃的文学爱好者，在我社出书，托我请陈老师题写书名。那位作者想用一万元表示感谢，我说陈老师不会收钱的，她执意要送。去取字是晚上八点左右，在作协陈老师的办公室。那位作者拿出装钱的信封，陈老师坚辞不收，然后去给我们倒茶。趁他转身时候，女作者将信封塞向茶几上一堆报纸里，陈老师余光看到，突然大怒，两步跨过来，抽出信封扔到茶几上，眼睛瞪得好大，样子煞是吓人，受到了污辱般的恼火，挥着双肩，喊道：“这是干什么！！要是这样，今后不要来咧，不要做朋友咧！！”女作者赶忙将钱放回自己包里。陈老师接着去给泡茶。说了会儿话，二人告辞。我回到家后，接到他电话，让我转告那位女作者，请原谅他的态度，这是他的规矩，谁都不能破。
我之前工作单位，一位普通工人丁纪，自学书法，业余时间办了个书法班教孩子，想求陈老师一幅字，题写“丁纪书法”，挂于培训处。陈老师最是对底层奋斗的人，惺惺相惜，听我在电话里陈述之后，痛快地说，“好，写好后，给你打电话，让他来取。”4月29日，那位工人朋友，听到陈老师去世的消息，写一幅挽联，托我带去陈老师家中。
对于我的长篇小说《多湾》，陈老师自始至终都很关心，并且全力帮助。早在2007年，就是我口出狂言乱讲话的时候，《多湾》列入中国作協重点扶持项目，消息一见报，他就打来电话祝贺，那口气是真心为我高兴，记得他说道：“从前，说起陕西的青年作家，都有谁谁谁，总是你们一串名字排在一起，现在好啦，你从他们中间跳脱出来了，祝贺你！”书稿完成后，我请他帮忙推荐，他亲自给大出版社编辑打电话。后来，出版不顺利，他对我说，“不要着急，好好打磨，不论是中国文坛，还是你个人，都不缺长篇，而是缺精品。”书稿在磨铁公司选题论证时，需要他这个大腕写几句推荐语，他立即写在纸上托人捎给我，使得论证顺利通过。我打电话告诉他，书终于可以出版了，他开心地说，“祝贺你！”
就在临终前两天，还又给我写了几句话。
为配合读书月，三秦网做了一个关于藏书的故事，我讲了自己和《白鹿原》的故事，包括受《白鹿原》激励和陈老师鼓舞写作《多湾》的经历。
4月26日，我将三秦网的链接发给陈勉力，让她给爸爸念一念。多年来，就是这样，凡是我写了有关他的文字，都会拿给他看。他也总会打来电话，谈谈读后感，再说声谢谢。他只会看短信，不会回，接到短信就打来电话，有时候立即打来，有时候过几个小时，有时候第二天回电。我若发去笑话，他电话来，没有说话，先哈哈笑几声，说两个字，“好，好。”挂断电话。而我除了“喂”之外，还一个字没说呢。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个老人。
近一年来病重，很少回电话了，但我仍然过段时间发短信问候他。不见回电，就知道情况不好。看到来电显示是他的名字，就非常高兴，意味着他有所好转。勉力说，每条短信他都会看的，只是不能一一回电了。最后一次接到陈老师的电话，是去年12月，《多湾》出版，我从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寄书给他，接到他电话，只说了两句话，“书收到了，祝贺你。”我说，“接到你电话真高兴，你不用说话，听我说……”我那天说了挺多，关于《多湾》的出版，或许还有些废话，我知道说什么不重要，只是想将与他通话的时间延长一些。他安静地听着，听着，最后又艰难地说，“祝贺你。”这三个字，是敬爱的陈老师留给我的最后声音。想想这些年来，他一次又一次给我说过这三个字。每一次成绩的取得，每一个小小的进步，他都会由衷地祝贺，毫无大人物的架子和冷漠，像长辈，像老师，像文友，真诚地说“祝贺你”，丝毫不计较我曾经不知天高地厚地说过的那句话。
春天，得知他病重，很想去看望，但想到他一贯的拒绝，又一次次退却了。他是一个那么自尊的人，英雄迟暮，夸父倒地，定是不愿让人看到，我若贸然闯去，或许他会心里难过，又会打扰他。再说，若我这样只有十多年交情的晚辈、小人物都要去的话，那他家门外或者病房外，岂不是要排长队了。只有在心里为他默默祝福，过一段时间发个短信问候。有时候说新年好，有时候说，春天来了，今天天气很好，祝陈老师身体健康。写到春天来了，心里一沉，这个春天，对于陈老师来说，会不会是最后一个？他再也没有回过电话。文友之间相互打听他的身体状况，在很多场合，总会有人问起，不知道陈老师怎么样了，有人说最近好些，大家就感到高兴，若有人说不好，人们便沉默不语。他的病，成为陕西文坛的一个沉重话题，乌云压城般，笼罩着。我们只是希望奇迹发生，希望再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再看到他那双明亮的，能将你内心看穿的眼睛。
4月27日中午，勉力给我发来一条微信。“遵嘱转达了你的问候，并把你发来的文章念给他听。他还写了几句话：书出版不久，我即想打电话，无奈失去话语能力，便作罢。后来看到一些评论，评说准确合理，更在深度和独特处。我既失去话语能力，也基本失去写字能力，病害如此。20年前一段文学插曲，你却鼓劲暗下使力，终于获得成功，表示钦佩，更在祝贺！”
最后两个字，仍是“祝贺”。我感到幸运和温暖，陈老师在生命最后时刻给我写下这段话，据说他28号就基本处于昏迷状态。
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不因长短，而在于他的成就和为社会、为他人所作的贡献。成功有两种，一是自身功成名就，飞黄腾达，二是能够用自己的能力和地位造福社会，帮助他人，用高尚人格影响身边的人，赢得世人爱戴与颂扬。陈老师可说是达到了两种成功，他的一生是辉煌的，圆满的。记得陈老师说过大意如此的一句话：我只祈求老了之后，上天能保留我正常思索的大脑。那么这样说来，陈老师又是幸福的，因为他直到临终，脑子都挺清醒，还能用书写与这个世界交流，他保有尊严地走完了自己壮美的一生，他对这个世界只有感恩，没有怨言，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他新出的那本书名，《生命对我足够深情》，这一定是他的心声。
敬爱的陈老师，头枕《白鹿原》，安详地走了。留给陕西文坛和我们后辈写作者，巨大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离去，净化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思考，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一个作家，应该怎样对待文学。甚至网上有人说，要死，就像陈忠实那样死去。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陈老师的人格力量，将一直鼓舞着我们。不管多少年之后，当人们提起《白鹿原》，我都会说，我认识《白鹿原》的作者，他已经成佛，在另一个世界，护佑我们。
2002年夏天，初识陈老师的我，拿着买于1993年的《白鹿原》请他签名。他说，“哎哟，你这本是头版第一次印刷，我手上都没有，能不能这本给我，我再买本新的送给你。”我说，当然可以。那天，我还带去了我的长篇小说《夏日残梦》送给他。大约十几天后我的小灵通响了，来电显示陈忠实，我简直不敢相信。对方浑厚的男中音，说普通话——千真万确是普通话：“我是陈忠实，你的书我看了，写得很好，刚好西影厂的人今天来，我推荐给他们了，要是能拍成电影就好了。”
再见陈老师时，他送给我的这个《白鹿原》版本，是2002年4月北京第11次印刷，印量已经是13万册。我请他在书上多写些字，将换书经历写上，陈老师欣然应允，坐在桌前，密密麻麻写满了书的前环，又仔细盖上印章。
我慢慢走上写作的道路，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白鹿原》也认真研读两遍。突然有一天，在一个约十人的饭桌上，我说，我要写一本和《白鹿原》抗衡的长篇。陈老师呵呵一笑，说：“你写嘛，说这话的人多咧。”事后，有位评论家老师告诫我，年轻人说话要考虑后果，你要知道《白鹿原》在当代文学的位置，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要知道陈老师写《白鹿原》所下的功夫。这位老师的言下之意是，我有点不自量力。但是我想，再了不起的作品，也是人写出来的，一部里程碑式的大书，会成为后来者的标尺，无数人都向那个高度进发，至于能不能写出，那是后话，但将其作为奋斗目标，总是可以的。
有时候，身边的楷模要比远方的更有感召力，近在眼前，经常见面的前辈们的成就，会有一种暗示，让我们心生妄念：或许，我也可以。我相信，像我一样默默努力，奋力生长，要从大树身边挤出来，够向阳光的，陕西文坛还有不少人。
我对陈老师的形象定位，是介于欧洲绅士和關中农民之间，总强调他的农民身份不全面，他毕竟是知识分子、作家，大量西方名著的阅读对他很有影响。比如他待人接物，日常礼节，都是绅士风度，他很尊重女性，进门女士先请，适当地夸奖恭维女士，分寸把握很好，不卑不亢，流露出天真可爱，保留着自我尊严。想必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觉得对方是年轻女性，应该说普通话的——对了，有一次看电视里对他的采访，他和外孙说话，也是普通话。当然，从那以后，和陈老师交往，他都是陕西话了，因为，说普通话对他，毕竟是挺为难挺别扭的一件事。
陈老师是一位尊严感很强的人。尊严不只是来自于名望和地位，在他是用自己的人格、言行，对大家有所帮助、恩惠，以此赢利世人的尊重。当然，善待、帮助别人，是他自身需要，做人的标准。尤其他自己经历过贫困，在他敏感的内心留下深刻记忆，所以他更是理解下层人、小人物的无奈和无力，时时体恤他们，愿意伸出手拉上一把。帮助了一个人，或许他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欣慰感。他内心里其实有着西方的骑士精神，扶助弱小，惠及他人。这也是中国人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的士的精神。他一方面有着不怒自威的尊严感，异常明亮的眼睛看你一眼，仿佛能看穿你内心小九九，让你在他面前不敢造次；另一方面平易近人，宽厚待人，日常生活中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总能使与他相处的人感到温暖与妥帖。他去世后，我们从很多纪念文章里看到，他会主动给普通作者、一般人打电话，这说明他没有一点所谓的名人架子，与人交往，总是非常平等，甚至把自己姿态放得很低，充分尊重对方。
我常给刚认识陈老师的人说，你别在意他话不动听，态度不亲热，老陕都是这样，只要你的要求合情合理，他总会想办法帮助你的。
虽然面冷，但他绝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他甚至有一颗火热的心，对生活，对文学，对他人，总是真诚相待，若不高兴，就直说出来或表现出来，也不会来什么虚情假意。
常常有一些文学青年、文学老年拿着自己的书稿，找到他，请帮忙推荐。他所要做的就是耐心听完讲述，拿起电话，给出版社的我们打来，叮嘱我们认真看看。有时候，遇到某个青年生活状况很差，还会给钱。有次听他说，昨天给了一个上门来的年轻人一千元钱，说完自己嘀咕，“会不会是骗子？”这种一闪而过的怀疑，想必也不会影响他下次再大方接济他觉得不易的人。
关于给作家评职称，大家都知道陈老师的那句话：“尽量给大家都评上，其实就是给作家的碗里多一块肉而已。”想必他很明白，既然是大树，也就慷慨地接纳了前来乘凉的人。
看看我们身边，得到过他帮助的人真是太多了，大到工作调动，小到推荐稿子，求一幅字，签一本书。文学上的事自不必说，他责无旁贷，多方奔走，为青年作者、业余作家创造了多少条件，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就是与文学无关的事，求到他，他也会尽力帮助，想必他知道，普通百姓在社会上生存的不易，若非到万不得已，也不会求到他这里。谁不知道，做这些事情，付出时间，付出精力，拿自己脸面去给人说话，但他总是会是尽力而为。即使到最后几年，他说自己记忆力明显下降，见过好多面的人，还是记不住人家名字，但遇到给人帮忙的事情，他思路清晰，来来回回的电话，进展情况，丝毫不乱，从来不会出现“哎呀我忘记了”这样的情况。
陈老师是有人生大智慧的人，我猜想，他最后几年，一定是思考过关于生死的问题，并且已经为身后事在做准备，他做的许多事，一件一件又一件，都是为了加固他的英名，不断加持自己的功德，为后代造福积德。他变得更加慈祥、宽厚，对我等晚辈，基本是有求必应了。我们想想，有求必应，这是谁人给世间的承诺？他关中硬汉的外表下，却原来是心细如发，一颗慈悲心肠。
陈老师的书法——他自己称为毛笔字，“我这是哄人的”。常有追慕名人者索求或购买，他也早已经声明：我的字，有钱人来买，不搞价，文友、朋友办事，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需要送人，一分钱不收。 大约十年前，一位甘肃的文学爱好者，在我社出书，托我请陈老师题写书名。那位作者想用一万元表示感谢，我说陈老师不会收钱的，她执意要送。去取字是晚上八点左右，在作协陈老师的办公室。那位作者拿出装钱的信封，陈老师坚辞不收，然后去给我们倒茶。趁他转身时候，女作者将信封塞向茶几上一堆报纸里，陈老师余光看到，突然大怒，两步跨过来，抽出信封扔到茶几上，眼睛瞪得好大，样子煞是吓人，受到了污辱般的恼火，挥着双肩，喊道：“这是干什么！！要是这样，今后不要来咧，不要做朋友咧！！”女作者赶忙将钱放回自己包里。陈老师接着去给泡茶。说了会儿话，二人告辞。我回到家后，接到他电话，让我转告那位女作者，请原谅他的态度，这是他的规矩，谁都不能破。
我之前工作单位，一位普通工人丁纪，自学书法，业余时间办了个书法班教孩子，想求陈老师一幅字，题写“丁纪书法”，挂于培训处。陈老师最是对底层奋斗的人，惺惺相惜，听我在电话里陈述之后，痛快地说，“好，写好后，给你打电话，让他来取。”4月29日，那位工人朋友，听到陈老师去世的消息，写一幅挽联，托我带去陈老师家中。
对于我的长篇小说《多湾》，陈老师自始至终都很关心，并且全力帮助。早在2007年，就是我口出狂言乱讲话的时候，《多湾》列入中国作協重点扶持项目，消息一见报，他就打来电话祝贺，那口气是真心为我高兴，记得他说道：“从前，说起陕西的青年作家，都有谁谁谁，总是你们一串名字排在一起，现在好啦，你从他们中间跳脱出来了，祝贺你！”书稿完成后，我请他帮忙推荐，他亲自给大出版社编辑打电话。后来，出版不顺利，他对我说，“不要着急，好好打磨，不论是中国文坛，还是你个人，都不缺长篇，而是缺精品。”书稿在磨铁公司选题论证时，需要他这个大腕写几句推荐语，他立即写在纸上托人捎给我，使得论证顺利通过。我打电话告诉他，书终于可以出版了，他开心地说，“祝贺你！”
就在临终前两天，还又给我写了几句话。
为配合读书月，三秦网做了一个关于藏书的故事，我讲了自己和《白鹿原》的故事，包括受《白鹿原》激励和陈老师鼓舞写作《多湾》的经历。
4月26日，我将三秦网的链接发给陈勉力，让她给爸爸念一念。多年来，就是这样，凡是我写了有关他的文字，都会拿给他看。他也总会打来电话，谈谈读后感，再说声谢谢。他只会看短信，不会回，接到短信就打来电话，有时候立即打来，有时候过几个小时，有时候第二天回电。我若发去笑话，他电话来，没有说话，先哈哈笑几声，说两个字，“好，好。”挂断电话。而我除了“喂”之外，还一个字没说呢。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个老人。
近一年来病重，很少回电话了，但我仍然过段时间发短信问候他。不见回电，就知道情况不好。看到来电显示是他的名字，就非常高兴，意味着他有所好转。勉力说，每条短信他都会看的，只是不能一一回电了。最后一次接到陈老师的电话，是去年12月，《多湾》出版，我从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寄书给他，接到他电话，只说了两句话，“书收到了，祝贺你。”我说，“接到你电话真高兴，你不用说话，听我说……”我那天说了挺多，关于《多湾》的出版，或许还有些废话，我知道说什么不重要，只是想将与他通话的时间延长一些。他安静地听着，听着，最后又艰难地说，“祝贺你。”这三个字，是敬爱的陈老师留给我的最后声音。想想这些年来，他一次又一次给我说过这三个字。每一次成绩的取得，每一个小小的进步，他都会由衷地祝贺，毫无大人物的架子和冷漠，像长辈，像老师，像文友，真诚地说“祝贺你”，丝毫不计较我曾经不知天高地厚地说过的那句话。
春天，得知他病重，很想去看望，但想到他一贯的拒绝，又一次次退却了。他是一个那么自尊的人，英雄迟暮，夸父倒地，定是不愿让人看到，我若贸然闯去，或许他会心里难过，又会打扰他。再说，若我这样只有十多年交情的晚辈、小人物都要去的话，那他家门外或者病房外，岂不是要排长队了。只有在心里为他默默祝福，过一段时间发个短信问候。有时候说新年好，有时候说，春天来了，今天天气很好，祝陈老师身体健康。写到春天来了，心里一沉，这个春天，对于陈老师来说，会不会是最后一个？他再也没有回过电话。文友之间相互打听他的身体状况，在很多场合，总会有人问起，不知道陈老师怎么样了，有人说最近好些，大家就感到高兴，若有人说不好，人们便沉默不语。他的病，成为陕西文坛的一个沉重话题，乌云压城般，笼罩着。我们只是希望奇迹发生，希望再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再看到他那双明亮的，能将你内心看穿的眼睛。
4月27日中午，勉力给我发来一条微信。“遵嘱转达了你的问候，并把你发来的文章念给他听。他还写了几句话：书出版不久，我即想打电话，无奈失去话语能力，便作罢。后来看到一些评论，评说准确合理，更在深度和独特处。我既失去话语能力，也基本失去写字能力，病害如此。20年前一段文学插曲，你却鼓劲暗下使力，终于获得成功，表示钦佩，更在祝贺！”
最后两个字，仍是“祝贺”。我感到幸运和温暖，陈老师在生命最后时刻给我写下这段话，据说他28号就基本处于昏迷状态。
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不因长短，而在于他的成就和为社会、为他人所作的贡献。成功有两种，一是自身功成名就，飞黄腾达，二是能够用自己的能力和地位造福社会，帮助他人，用高尚人格影响身边的人，赢得世人爱戴与颂扬。陈老师可说是达到了两种成功，他的一生是辉煌的，圆满的。记得陈老师说过大意如此的一句话：我只祈求老了之后，上天能保留我正常思索的大脑。那么这样说来，陈老师又是幸福的，因为他直到临终，脑子都挺清醒，还能用书写与这个世界交流，他保有尊严地走完了自己壮美的一生，他对这个世界只有感恩，没有怨言，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他新出的那本书名，《生命对我足够深情》，这一定是他的心声。
敬爱的陈老师，头枕《白鹿原》，安详地走了。留给陕西文坛和我们后辈写作者，巨大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离去，净化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思考，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一个作家，应该怎样对待文学。甚至网上有人说，要死，就像陈忠实那样死去。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陈老师的人格力量，将一直鼓舞着我们。不管多少年之后，当人们提起《白鹿原》，我都会说，我认识《白鹿原》的作者，他已经成佛，在另一个世界，护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