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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地区位居中华民族腹心重地，在中华文明发轫、形成过程中，一直处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核心地区。周公旦在此“测土深，正日影”，确立了以此地为“天地之中”的宇宙观，从而巩固了嵩山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核心地位，并进一步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延续产生了重要影响。
“天地之中”理念的形成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萌生了天圆地方的观念，认为天地分离，天在上，地在下，地是平的。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将地理观念与无穷思想结合起来，认为既然地是平的，其大小又是有限的，地表当然就应该有个中心，这个所谓的中心就被认为是“地中”。至西周初年，周公以天文历法为依托，找到了当时人们所认为的“天地之中”——嵩山脚下的登封阳城。
中国古代帝王政权为了证明“君权神授”，往往选择离天最近的地方来祭天拜地和立都建国。在冷兵器时代，居于“天地之中”，就意味着是全世界的核心和主宰，从而是正统政权，四外偏远之邦则仅可列为属地。西周初年，周定都于镐京，但武王认为其过于偏僻不便统治四方，欲寻找地中营造东都。《周礼·地官司徒》载，周公为了寻找地中，“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由此得来的地中即位于今日的登封阳城。现存于登封告成镇的周公测景台，即是嵩山地区为“天地之中”的最直接证明。在历史上，“阳城地中说”在天文、科技、政治、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占据了最长期、最为公认的地位，也得到了自西周时期至清代大量历史文献的确凿佐证。因此，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嵩山(登封阳城、告成)为核心的地区一直被视作“中原”；由此发展、扩大，从而诞生了“中国”。至迟在西周初年，嵩山地区就被称作“中国”(西周初年何尊铭文记载)。嵩山脚下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经考古发掘证明很可能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国家——“夏”的建都之地。位于登封以东的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商王朝的开国之都，登封以北的偃师商城遗址也是商代前期的重要王都。位于登封以西的洛阳成周遗址、东周王城遗址分别是西周的东都洛邑和东周国都。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发生在嵩山地区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使得嵩山不仅成为当时中国文明的中心，也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刻下了“天地之中”的烙印。尽管之后历代王朝的都城选址由于版图的变迁、皇室发源地的不同或地理环境的原因而没有局限在嵩山地区，但由于古代科技探索发端，经由政治的尊崇，文化与宗教的跟从和汇聚，从而形成的“天地之中”理念，一直被最广泛和持久地认同，并对嵩山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中的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天地之中”理念形成的自然与历史文化背景
嵩山地区位居“天地之中”宇宙观的确立，不仅得益于西周天文历法科技的发展，而且有着深厚的自然和历史文化背景。
嵩山横卧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北部，位居中原核心腹地，东西绵延30多公里，是黄河流域东部的主要山脉，为五岳之冠。从气候来看，古代的嵩山气候相当于现在淮河以南的亚热带气候，对作物的生长和人类生存非常有利，后来发展为暖温带山地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同样利于万物生长；从地质环境看，这里土壤肥沃、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水资源，我国古代四大水系中的河水、济水、淮水共同流经嵩山地区，特别适宜生物的生长、农业的发展；从地理位置看，这里位居全国交通之十字要冲，便利文化辐射和吸纳、便于人类迁徙和民族融合。由于有着如此良好的自然条件和重要的区位优势，自古以来，嵩山地区就成为中华文明形成和起源的核心地区。
早在10万年前，荥阳织机洞就留下了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遗迹；距今约4万年的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为认识中国境内及东亚地区现代人类及其文化起源与发展等重要史前考古的关键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距今约1万年的新密李家沟遗址为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等学术课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距今8000多年的裴李岗先民们已开始定居的农耕生活，大约6000年前，产生了大河村文化；5000年前，人文始祖黄帝在郑州出生、创业、建都，肇造了中华文明。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和独特的文化交流格局，使我国最早的国家文明在这里诞生，成为夏、商、周三代的建都之地，立国中心。《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以嵩高为中岳。”司马迁的这一记述，得到了中国现代考古学成果的证实。这些遗址自10万年前到公元前20世纪，或位于嵩山核心腹地，或分布于嵩山周围，形成了没有缺环的完整发展链条，这在中华民族漫长发展历程中屈指可数、独具特色。此外，嵩山地区还是中国城市文明的滥觞。5300年前的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版筑古城，4300年前新密古城寨、4100年前的登封王城岗、3900年前的新密新砦、3700年前的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3600年前的郑州商城和2700年前的郑韩故城，构成了我国古代城市发展演进的完整链条，奠定了中国数千年城市营造技术传统和营造制度。
嵩山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使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已逐渐形成了以此为中心的意识。自西周时期由于人们对天文历法认识的升华，明确了“天地之中”宇宙观的理念，又进一步巩固了嵩山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天地之中”理念对嵩山地区在中华文明的地位影响
受“天地之中”理念的影响，嵩山被认为是万山之祖和神仙居住之地。《史记·封禅书》载，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就常到嵩山“与神会”。帝尧、虞舜、大禹都曾到此巡狩。据铸造于西周初年的天亡簋铭记载，周武王在灭商后“祀于天室(即太室山)”。武王在嵩山举行的封天祭地大典，开创了中国最盛大、最高等级的封禅礼制的先河。秦、汉之后，帝王祭祀嵩山连绵不断。据统计，从周武王开始至清末，历史上亲自或遣使祭祀、封禅嵩山的帝王就有68位。历代帝王或大臣巡狩、封禅、祭祀中岳，以期接天通地、永固江山、昌盛国运，与人们认定该地区为“天地之中”的文化心理有着密切联系。
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嵩山地区既是主要发祥地，又是重要支撑者。“天地之中”的“中”所代表的“世界之中心”的理念作为古人的一种宇宙观，曾主宰了中国二千余年的王朝和臣民的世界观、处世哲学与行为实践。并由此延伸出了“中原”“中庸”“中和”等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特有的文化理念。“中”的理念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国家机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并且成为中国文化传承中绵延久远、从未中断的内在驱动力和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支撑。
由于受“天地之中”理念的影响，各大主流教派都在嵩山地区建立了弘扬本门教义的核心基地，文人墨客在此歌咏书丹，嵩山地区也由此成为儒、释、道三教重要发源和荟萃之地，在此出现了“三教荟萃、三教共荣”的局面，并由此使中国古代各类历史建筑精华汇集于此。嵩山少林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中岳庙是北天师道的发源地，嵩阳书院则是宋代四大传播儒学的书院之一……这些优秀的古建筑不仅是“天地之中”宇宙观的间接产物，而且深深印证了“天地之中”宇宙观的重要地位。中岳庙“天中阁”、“岳立中天”碑，观星台的“千古中传”石额，都是“天地之中”理念的直接反映。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嵩山地区以其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成为早期文明起源的核心，又因“天地之中”理念的崇高地位，成为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区。作为夏商周三代建国立都之地、历代帝王祭祀、封禅之对象、三教文化荟萃之场所，造就了黄帝故里、商城遗址、杜甫故里、巩义窑址、宋陵、少林寺等一系列人文景观，诞生了管子、列子、韩非子、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李诫等一大批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人，形成了全国仅见的时间跨度最长、建筑种类最丰富的古代建筑博览长廊。
(责任编辑：张双敏)
“天地之中”理念的形成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萌生了天圆地方的观念，认为天地分离，天在上，地在下，地是平的。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将地理观念与无穷思想结合起来，认为既然地是平的，其大小又是有限的，地表当然就应该有个中心，这个所谓的中心就被认为是“地中”。至西周初年，周公以天文历法为依托，找到了当时人们所认为的“天地之中”——嵩山脚下的登封阳城。
中国古代帝王政权为了证明“君权神授”，往往选择离天最近的地方来祭天拜地和立都建国。在冷兵器时代，居于“天地之中”，就意味着是全世界的核心和主宰，从而是正统政权，四外偏远之邦则仅可列为属地。西周初年，周定都于镐京，但武王认为其过于偏僻不便统治四方，欲寻找地中营造东都。《周礼·地官司徒》载，周公为了寻找地中，“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由此得来的地中即位于今日的登封阳城。现存于登封告成镇的周公测景台，即是嵩山地区为“天地之中”的最直接证明。在历史上，“阳城地中说”在天文、科技、政治、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占据了最长期、最为公认的地位，也得到了自西周时期至清代大量历史文献的确凿佐证。因此，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嵩山(登封阳城、告成)为核心的地区一直被视作“中原”；由此发展、扩大，从而诞生了“中国”。至迟在西周初年，嵩山地区就被称作“中国”(西周初年何尊铭文记载)。嵩山脚下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经考古发掘证明很可能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国家——“夏”的建都之地。位于登封以东的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商王朝的开国之都，登封以北的偃师商城遗址也是商代前期的重要王都。位于登封以西的洛阳成周遗址、东周王城遗址分别是西周的东都洛邑和东周国都。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发生在嵩山地区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使得嵩山不仅成为当时中国文明的中心，也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刻下了“天地之中”的烙印。尽管之后历代王朝的都城选址由于版图的变迁、皇室发源地的不同或地理环境的原因而没有局限在嵩山地区，但由于古代科技探索发端，经由政治的尊崇，文化与宗教的跟从和汇聚，从而形成的“天地之中”理念，一直被最广泛和持久地认同，并对嵩山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中的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天地之中”理念形成的自然与历史文化背景
嵩山地区位居“天地之中”宇宙观的确立，不仅得益于西周天文历法科技的发展，而且有着深厚的自然和历史文化背景。
嵩山横卧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北部，位居中原核心腹地，东西绵延30多公里，是黄河流域东部的主要山脉，为五岳之冠。从气候来看，古代的嵩山气候相当于现在淮河以南的亚热带气候，对作物的生长和人类生存非常有利，后来发展为暖温带山地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同样利于万物生长；从地质环境看，这里土壤肥沃、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水资源，我国古代四大水系中的河水、济水、淮水共同流经嵩山地区，特别适宜生物的生长、农业的发展；从地理位置看，这里位居全国交通之十字要冲，便利文化辐射和吸纳、便于人类迁徙和民族融合。由于有着如此良好的自然条件和重要的区位优势，自古以来，嵩山地区就成为中华文明形成和起源的核心地区。
早在10万年前，荥阳织机洞就留下了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遗迹；距今约4万年的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为认识中国境内及东亚地区现代人类及其文化起源与发展等重要史前考古的关键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距今约1万年的新密李家沟遗址为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等学术课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距今8000多年的裴李岗先民们已开始定居的农耕生活，大约6000年前，产生了大河村文化；5000年前，人文始祖黄帝在郑州出生、创业、建都，肇造了中华文明。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和独特的文化交流格局，使我国最早的国家文明在这里诞生，成为夏、商、周三代的建都之地，立国中心。《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以嵩高为中岳。”司马迁的这一记述，得到了中国现代考古学成果的证实。这些遗址自10万年前到公元前20世纪，或位于嵩山核心腹地，或分布于嵩山周围，形成了没有缺环的完整发展链条，这在中华民族漫长发展历程中屈指可数、独具特色。此外，嵩山地区还是中国城市文明的滥觞。5300年前的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版筑古城，4300年前新密古城寨、4100年前的登封王城岗、3900年前的新密新砦、3700年前的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3600年前的郑州商城和2700年前的郑韩故城，构成了我国古代城市发展演进的完整链条，奠定了中国数千年城市营造技术传统和营造制度。
嵩山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使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已逐渐形成了以此为中心的意识。自西周时期由于人们对天文历法认识的升华，明确了“天地之中”宇宙观的理念，又进一步巩固了嵩山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天地之中”理念对嵩山地区在中华文明的地位影响
受“天地之中”理念的影响，嵩山被认为是万山之祖和神仙居住之地。《史记·封禅书》载，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就常到嵩山“与神会”。帝尧、虞舜、大禹都曾到此巡狩。据铸造于西周初年的天亡簋铭记载，周武王在灭商后“祀于天室(即太室山)”。武王在嵩山举行的封天祭地大典，开创了中国最盛大、最高等级的封禅礼制的先河。秦、汉之后，帝王祭祀嵩山连绵不断。据统计，从周武王开始至清末，历史上亲自或遣使祭祀、封禅嵩山的帝王就有68位。历代帝王或大臣巡狩、封禅、祭祀中岳，以期接天通地、永固江山、昌盛国运，与人们认定该地区为“天地之中”的文化心理有着密切联系。
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嵩山地区既是主要发祥地，又是重要支撑者。“天地之中”的“中”所代表的“世界之中心”的理念作为古人的一种宇宙观，曾主宰了中国二千余年的王朝和臣民的世界观、处世哲学与行为实践。并由此延伸出了“中原”“中庸”“中和”等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特有的文化理念。“中”的理念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国家机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并且成为中国文化传承中绵延久远、从未中断的内在驱动力和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支撑。
由于受“天地之中”理念的影响，各大主流教派都在嵩山地区建立了弘扬本门教义的核心基地，文人墨客在此歌咏书丹，嵩山地区也由此成为儒、释、道三教重要发源和荟萃之地，在此出现了“三教荟萃、三教共荣”的局面，并由此使中国古代各类历史建筑精华汇集于此。嵩山少林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中岳庙是北天师道的发源地，嵩阳书院则是宋代四大传播儒学的书院之一……这些优秀的古建筑不仅是“天地之中”宇宙观的间接产物，而且深深印证了“天地之中”宇宙观的重要地位。中岳庙“天中阁”、“岳立中天”碑，观星台的“千古中传”石额，都是“天地之中”理念的直接反映。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嵩山地区以其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成为早期文明起源的核心，又因“天地之中”理念的崇高地位，成为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区。作为夏商周三代建国立都之地、历代帝王祭祀、封禅之对象、三教文化荟萃之场所，造就了黄帝故里、商城遗址、杜甫故里、巩义窑址、宋陵、少林寺等一系列人文景观，诞生了管子、列子、韩非子、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李诫等一大批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人，形成了全国仅见的时间跨度最长、建筑种类最丰富的古代建筑博览长廊。
(责任编辑：张双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