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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杭州西子湖畔、曾经在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荣膺全国艺术院校之最的国立杭州艺专，一代艺术大师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潘天授（寿）、雷圭元、王子云、滕固、傅雷、常书鸡、庞薰琹、吕凤子、刘开渠、董希文等，与李霖灿、刘宝森、闵希文、雷震、赵春翔、邹道龙、姚继勋、卢是、许用保等一批师生一起，经歷了抗战、流徙，他们参与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是中国西北内陆文物古迹史上浓重的一笔。六十年之后，我们再一次重温当年艺专俊杰的坎坷经歷与卓越贡献，并真诚纪念那个滞重、勃发的不朽年代。
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是并肩齐名的画坛“三剑侠”，他们之间共同的联系是设在杭州西子湖畔、曾经在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荣膺全周艺术院校之最的国立艺术院。和杭州艺专相联系的关键词还有：一代艺术大师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潘天授（寿）、雷圭元、王子云、滕固、傅雷、常书鸿、庞薰琹、吕凤子、刘开渠、董希文等，以及抗战、流徙、大道、坎坷、沅陵、贵阳、昆明、安江村、重庆、璧山、松林岗，以及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和西安、兰州、敦煌、安西、唐陵等西北内陆的文物古迹，还有李霖灿、刘宝森、闵希文、雷震、赵春翔、邹道龙、姚继勋、卢是、许用保等看似名不见经传的一批人物……六十年前那个气壮山河的抗战岁月里，时代精英、人文情怀、大道丹青以及辗转西部等种种歷史画面，扑面而来，具有异样的深沉与厚重。
要了解这段歷史，需要从1928年国立艺术院成立的日子说起；对视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更应该集中去观察1932年以后的那段岁月。
西子湖畔：“国民政府之下惟一的艺术教育机关”崛起
翻开1928年第1期《国立艺术院半月刊》，一篇题为《我们要注意》的长文里，林风眠用这样动情的语言热诚阐释国立艺术院的性质、归属、意义：“我们这个国立艺术院是国民政府之下惟一的艺术教育机关，对于全中国的艺术运动，势不能不负相当的责任。”
至1931年6月15日，蔡元培又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一文里记述国立杭州艺专建校歷史：“杭州一校，成立于民国十七年（1928）三月，初名美术（艺术）院，设中国画、西洋画、雕塑、图案四系，而外国语用法文，秋，合并中国画及西洋画为绘画系。十八年（1929）十月，改名美术（艺术）专科学校，学生二百二十六人。”
林风眠、蔡元培所指的国立艺术院，就是后来易名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一朝诞生，两载转换。短暂的时限内，一个堪称中国最高艺术学府并积极秉承蔡元培、林风眠等人“以美育代宗教”“以研究学术而设艺术院”“以培养专门艺术人才，倡导艺术运动，促进社会美育为宗旨”的文化精神，期望从国立艺术院开始示范，“次及其他各地”，“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改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完成人们的生活”的中国艺术教育体系规划与预期发展目标指向，体现了那个时代艺苑先贤的拳拳爱国之心与美育塑造的美好幢憬。
聚焦这个美好的幢憬，崛起的国立杭州艺专经过短短五年的执着奋斗，至1932年，在校园规模、师资结构、学生教育、社会影响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南京中国第二歷史档案馆及中国美术学院珍藏的国立杭州艺专档案和相关资料显示，从1932年开始，国立杭州艺专的师资队伍就已经达到空前的鼎盛。在这个队伍中，身任教务长并兼西洋美术史教学的林文铮教授、担任西画科（系）主任的油画巨擘吴大羽教授、担任国画科（系）主任的国画大师潘天寿教授、具有很高西画绘画造诣的李骧（超士）教授、被称为图案、雕塑大师的雷圭元、刘开渠教授以及擅长戏剧导演、精通艺术史论与艺术批评的李朴园教授和出身世家、通融中西的蔡威廉教授与来自英国的雕塑系伟达（Wegrtaf）教授、来自俄国的图案系杜劳（M.Domracheff）与薛洛夫斯基（Sadonshho）教授、来自爱沙尼亚圣彼得堡的音乐系教授沙拉契夫（Salechf）并来自日本的图案系教授斋藤佳藏等。
对应师资队伍，1932年以后的招生状况也明显优于此前。只说后来佼佼出名者，1932年入学的有李霖灿、王朝闻、姚继勋，1933年入学的有雷震、赵春翔、董希文，1934年入学的有赵无极、程尚仁，1935年入学的有朱德群、刘宝森（彦涵）、闵希文，1936年入学的有罗工柳、吴冠中、卢善群（卢是）……国立杭州艺专进入到了自己的巅峰时期，“教室静静作画声，床头阔论高谈。最爱沿湖写生，春风绿柳堤，湖水映屏山”。
正当一批未来的艺术家如卢善群诗中那样沉浸陶醉在艺术殿堂之际，“卢沟桥事变”的突然爆发，打破了他们的酣梦。
“卢沟桥事变”后，杭州艺专被迫“艺术长征”
1937年11月13日，遵照浙江省教育厅紧急指令规定，战区学校须选择比较安全地区以便转移之处置办法等函件，国立杭州艺专在校长林风眠率领下，立即实施全体迁徙。12月初抵浙江诸暨吴墅（村），12月中旬迁江西贵溪天主教堂，翌年1月再迁长沙雅礼中学，2月复迁沅陵老鸦溪。1939年以至1941年，已与国立北平艺专合并作国立艺专的师生们，迫于日寇侵华战事的恶化，在在辗转流徙：贵阳昆华小学、昆明安江村，重庆璧山青木关天上宫与梯子岩（松林岗）……四年之间，艺专学校先后8迁校址，辗转浙、赣、黔、滇、川5省，行程近万里。
揆以实际，颠沛流离之中的艺专学校，在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不仅遭逢了地理区间的长途流徙与孱弱体能的极限付出，在连续涌来的沅江大水、长沙大火、贵阳轰炸、贵溪学潮、沅陵合并以及兵匪、瘴疫与野兽肆虐、缺医少药等种种事变与重重困难的袭扰下，艺专师生最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期间学生冯唐病故，女生刘仁惠触电身亡，蔡元培女公子、蔡威廉教授因长度跋涉而致产褥热不能治疗辞世，西画教授印代明突在重庆寓所遭匪徒狙击殒命。1941年5月25日的《吴宓日记》，更记艺专校长滕固辞职后不久，即以积劳成疾住进重庆医院，“甫出院回家。途中复遭……流氓毒打一顿，受重伤。再进医院，卒于本月二十日上午……”钱锺书在闻知滕固死讯后，悲撰《哀若渠》五言诗“感旧怆人琴，直须焚笔研”，发泄出文化界人士对滕固这位卓越美术史论家不幸逝世的惋惜与悲愤。 面对事变、困难与坎坷、不幸，艺专师生投之以坚韧的毅力与巨大的勇气，艰苦的生存环境中，意志、理想与精神、品格，绽放出绚丽的火花。
在贵溪天主教堂艺专临时校址，学生刘宝森（彦涵）发起组建由方干民教授指导，有卢鸿基、罗工柳、卢善群、吴冠中、朱培均、柳维和、徐永孝、闵希文、夏明、王文绣（秋）、虞书堂、王继鑫等人参加的“杭州国立艺专抗敌宣传队”，冒着严寒雨雪、攀高梯在长沙街头绘制《你为抗战作了些什么？》、《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等抗战壁画。据刘宝森（彦涵）、王文绣等人后来回忆，当抗敌宣传队在长沙闹市区八角亭一处大粉墙绘制中国武装军民驱逐侵华日军大型壁画时，市民数百人围聚支持，人们主动抬梯、搬凳，送水清扫；当天气严寒，毛笔、颜料冻结时，一个商店老板竟慷慨拿出自家的火盆供大家烤手并烘烤颜料，融化冰冻，这一切，使得绘画任务终于得以顺利完成。
在沅陵老鸦溪，李霖灿、李浴、李长白等10余位学生面对再次迁徙，毅然决定放弃乘车机遇，组建“国立艺专徒步宣传团”，经奇山峻岭与荒无人烟的少数民族地区，歷时一个多月，跋涉数千里自沅陵到达昆明，沿途绘制了大量的速写与水彩画，当他们的成果在昆明展出时，一时引起全城轰动。
在长沙，刘宝森（彦涵）、卢鸿基、罗工柳、杨筠、王文绣、陈角榆积极靠拢中共机关，组织成立宣传抗日的读书会，继而刘宝森（彦涵）、王文绣、陈角榆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离沅陵转赴延安，进入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学习。
1940年2月，为促进艺术革命，推动木刻运动，艺专学生20余人组织“国立艺专木刻研究会”；同年9月，中共艺专党支部又暗中发动组织“国立艺专学生徒步抗日宣传队”，带领全校四分之一的学生从昆明出发，经云贵川三省抵达重庆璧山。沿途以画笔、歌唱宣传抗日，滕固校长亲自题词“腹地长征”以示鼓励。同年12月，王子云又组织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携何正璜、雷震、张仁钧、周思铭、戚承先、陈典尧、姚继勋、邹道龙等人离重庆赴西北进行艺术文物考察，其中雷震、姚继勋、邹道龙以及后来的卢善群、赵春翔等大部分主力干将，均是国立艺专的班底。
“以热血润色河山”（1939年滕固作词之艺专校歌），“高声呐喊！呐喊是宣传，呐喊是斗争！全国同胞团结起，扫寇敌！”（卢善群1938年作《深夜闻鹧鸪声有感》诗句）艰苦的战争年代里，国立艺专用前所未有的热诚、勇敢以及希望与自信，为中华民族保存下来一批弥足珍贵的艺术人才，他们通过手中画笔，胸中激情，顽强坚持学业推进，积极实施抗战救亡，戮力维系民族文化精神，谱写出辉煌的歷史篇章。
艺术文物考察团：抗战中文化责任的践行者
如果说“杭州国立艺专抗敌宣传队”与“国立艺专徒步宣传团”利用画笔抗战救亡，坚持学业，从精神层面积极维系民族文化遗产的话；那么，由艺专教授王子云任团长、艺专学生雷震、姚继勋、邹道龙、赵春翔等人为基本班底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则是以直属国民政府机构序列的身份出现。他们认识到，“西北为中华民族之先民故土，固有文明之发明所在，举凡歷代史迹文物以及其他随处可见之艺术珍品，其遗留至今日者，备极丰富。值此战时，甚易毁灭。吾人亟应致力于此种宝藏之阐发工作，以期普遍介绍于国人”，故而“负有阐发西北文物，表彰固有文化之使命”，即以抢救保护尚未被日寇蹂躏之中国西部艺术文物遗产为目的，以“（或）采集，或写生、或摄影、或拓搨、或模铸”等手段途径，“务使各种优美之古代珍遗毫无遗憾地呈现于国人目前”，籍以“考证各时代之史迹及社会生活”，“表彰我国固有之优美文化，俾由此以增进民族意识，提高国际文化地位”。集中凸显了当国难之际，一批民族艺术工作者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与文化责任，更完整地诠释了艺专教育模式的性质、宗旨与目的、结果。
受抗战中文化责任的驱使，从1940年12月开始至1945年初结束，“国民政府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在团长王子云率领下，先后与西京筹备委员会及相关省、区的政府机构密切合作，冒着日寇飞机猖獗频仍的轰炸袭扰，辗转奔波于川、陕、豫、甘、青五省的大部分地区，歷时近五年，行程逾十万里，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进行了一系列科学严谨地考察、研究工作，并相应实施了力所能及的保护措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卢善群（卢是）曾独自一人在敦煌、安西实施壁画临摹，并与向达等人联袂实施考古调查，艰苦卓绝，成就斐然。
“卢濬（卢是）少壮大西北，骏马西出嘉峪关”，“玉门阳关征古道，祁连三危鸣沙山。北魏隋唐莫高窟，西千佛洞万佛峡。废城碉堡墓葬群，戈壁荒滩古董滩。走马踏沙驼铃响，‘沙龙’滚滚天地间。苦水井边烤羊肉，马粪堆里地铺宿。拓片毡槌随身带，画笔颜色照相机。一朝‘风漾’如梦境，琼楼玉树湖山现。艰苦风尘古今道，人生有志总成欢。”卢是的《西北考古纪行诗》如歌如诉，真实记录了一个艺专毕业生独立走近艺术源头的寂寞、艰苦与乐观、自信。
根据广东美术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专题研究组调查研究的最新资料显示，在1940～1944年期间，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共发现各类文物遗址及艺术文物数百余处（件），收集诸如马家窑文化彩陶、秦汉瓦当、敦煌写经卷、汉唐雕塑、唐三彩、明清宗教艺术品等大量弥足珍贵的艺术文物以及各时代石刻艺术拓本约计2000余件；绘制各类速写图、写生图以及相关地区的艺术文物分布地图与艺术文物遗迹实测图千余件，拍摄各类艺术文物题材照片千余张；椎拓各类石刻艺术拓本近千套（张）；同时还临摹了洛阳龙门、甘肃敦煌、酒泉文殊山等石窟大量壁画摹本，并相应对陕西汉、唐陵墓前具有代表意义的石雕艺术精品以及部分古建筑雕刻与龙门石窟部分浮雕艺术品进行了石膏模铸。其中对龙门、敦煌石窟的全外景实测，以及对唐昭陵六骏之“四骏”、西汉霍去病墓前部分石刻、关中部分唐陵石象生所进行的模铸工作，在国内艺术文物界堪称首例。
论及调查、发现诸事，资料颇为宏富。值得称道者，如1941年2月考察团在西安西郊崇圣寺遗址“基地东侧草丛中，发现花岗石刻佛躯及残段八座，姿态作风，备极伟丽。考其格式、衣褶等，确为唐代遗物，允称中国现时罕有之雕刻杰作。”因此，“除将上项发现物另行摄影呈（教育）部核准外”，曾函请陕西教育厅“会同西京筹备委员会及时加以清查，设法保存，以重古物而保文化”。1941年8月，王子云、何正璜、雷震、姚继勋、梁启杰等人又在陕西扶风法门寺考察时发现散佚在佛殿背后的唐佛教造像碑碑头。该碑头“中刻宝塔，旁饰以飞仙蔓草等混合图案，刻工之精致洗练，构图之复杂优美，均为唐碑中仅见者，且石质白细，尤为难得”，“虽希腊古雕刻，亦不能与之比美，诚为唐代之名贵作品”，乃当即嘱托扶风县政府妥为保存。1941年11月，考察团同人还会同西京筹委会调查人员夏子欣等“在西京东郭门外浐桥乡第七保，发现唐代碑头一具，雕刻精美，为关中现有唐碑中所仅见，具有歷史及艺术上之价值”，亦函西京筹委会训令长安县政府采取切实保护措施。1942年秋、冬之际，王子云、何正璜、姚继勋等人另在西安城内大湘子庙街考察时，发现久置于此、无人问津的唐韦顼夫妇墓葬出土之细阴线刻石棺椁构件共12块，各石皆“线纹细而流利，真像中国绘画线描中‘游丝描’那样精美。”因而被誉为1940年代陕西艺术文物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除石刻艺术文物的调查、发现以及保护工作之外，考察团还十分重视古代文化遗址的调查与发现。如1942年初王子云等人在西安附近沣、渭流域的二、三阶台地上，发现多处范围巨大、遗存丰富的仰韶、龙山以及商、周文化遗址，采集到不少的陶器、石器以及骨器标本。其中唐虞后裔杜伯国居址的发现消息曾披露于当时重庆《大公报》等新闻媒介上，受到中央研究院史语研究所同人的密切关注。
同年年底，卢善群等人还在调查、临摹敦煌莫高窟壁画的同时，于敦煌附近的汉烽燧遗址，发现了汉竹管、五铢钱币、铁器、骨器以及丝织品遗物，随同考察的中央研究院史语研究所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等人称以上诸物对研究汉代的军事制度、烽燧建制等颇有裨益。
客观地说，此种类型文物遗迹的调查与发现，已经远远超出了考察团既定的工作任务范畴，其不但在艺术文物研究领域内有所突破，即使在文物考古研究领域内，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为展示考察成果，弘扬民族文化遗产，从1941至1944年，考察团先后于西安、兰州、重庆等地参与并举办过五次大型专题展览及数次内部范围的小型展览。另外，王子云、雷震、卢善群、邹道龙等考察团成员还在此一时期以及稍后一段时期内相继在西安、重庆、南京等地举办过不同形式与规模的个人展览以及小型的专题展览。
不管哪一次展览，都曾经给予参观者以强烈的艺术震撼。展览期间“摩肩接踵，络绎不绝”，观众动辄数万余人。其中1943年1月在重庆中央图书馆所举办的“敦煌艺术文物展览会”，“自早至晚拥挤异常，尤以六朝绘画陈列室内，观者对我国古代艺术作风气魄之伟大无不惊奇。”它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激励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与抗战斗志，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当时的国民政府要员如教育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执委、西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继、内政部部长周锺岳与著名人士郭沫若、高一涵、卫聚贤以及美国副总统威尔斯基、华莱士等外国友人都曾亲临参观，给予极高地评价。周锺岳尤“对该团在西北艰苦从事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之工作，极为嘉许，并亲为题字，以资鼓励”。曾热诚提供敦煌唐人写经的张继还即兴题写：“劳军曾记唱凉州，未得西行汗漫游。满目丹青称圣手，天山文物白千秋”一诗以示志贺。
六十年之后，当我们再一次重温当年艺专俊杰的坎坷经歷与卓越贡献，心中的感慨是难以抑制的。谨以此文献给抗战岁月里一批耀眼瞩目的艺专俊杰，并真诚纪念那个滞重、勃发的不朽年代。
（责任编辑：孙秀丽）
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是并肩齐名的画坛“三剑侠”，他们之间共同的联系是设在杭州西子湖畔、曾经在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荣膺全周艺术院校之最的国立艺术院。和杭州艺专相联系的关键词还有：一代艺术大师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潘天授（寿）、雷圭元、王子云、滕固、傅雷、常书鸿、庞薰琹、吕凤子、刘开渠、董希文等，以及抗战、流徙、大道、坎坷、沅陵、贵阳、昆明、安江村、重庆、璧山、松林岗，以及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和西安、兰州、敦煌、安西、唐陵等西北内陆的文物古迹，还有李霖灿、刘宝森、闵希文、雷震、赵春翔、邹道龙、姚继勋、卢是、许用保等看似名不见经传的一批人物……六十年前那个气壮山河的抗战岁月里，时代精英、人文情怀、大道丹青以及辗转西部等种种歷史画面，扑面而来，具有异样的深沉与厚重。
要了解这段歷史，需要从1928年国立艺术院成立的日子说起；对视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更应该集中去观察1932年以后的那段岁月。
西子湖畔：“国民政府之下惟一的艺术教育机关”崛起
翻开1928年第1期《国立艺术院半月刊》，一篇题为《我们要注意》的长文里，林风眠用这样动情的语言热诚阐释国立艺术院的性质、归属、意义：“我们这个国立艺术院是国民政府之下惟一的艺术教育机关，对于全中国的艺术运动，势不能不负相当的责任。”
至1931年6月15日，蔡元培又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一文里记述国立杭州艺专建校歷史：“杭州一校，成立于民国十七年（1928）三月，初名美术（艺术）院，设中国画、西洋画、雕塑、图案四系，而外国语用法文，秋，合并中国画及西洋画为绘画系。十八年（1929）十月，改名美术（艺术）专科学校，学生二百二十六人。”
林风眠、蔡元培所指的国立艺术院，就是后来易名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一朝诞生，两载转换。短暂的时限内，一个堪称中国最高艺术学府并积极秉承蔡元培、林风眠等人“以美育代宗教”“以研究学术而设艺术院”“以培养专门艺术人才，倡导艺术运动，促进社会美育为宗旨”的文化精神，期望从国立艺术院开始示范，“次及其他各地”，“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改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完成人们的生活”的中国艺术教育体系规划与预期发展目标指向，体现了那个时代艺苑先贤的拳拳爱国之心与美育塑造的美好幢憬。
聚焦这个美好的幢憬，崛起的国立杭州艺专经过短短五年的执着奋斗，至1932年，在校园规模、师资结构、学生教育、社会影响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南京中国第二歷史档案馆及中国美术学院珍藏的国立杭州艺专档案和相关资料显示，从1932年开始，国立杭州艺专的师资队伍就已经达到空前的鼎盛。在这个队伍中，身任教务长并兼西洋美术史教学的林文铮教授、担任西画科（系）主任的油画巨擘吴大羽教授、担任国画科（系）主任的国画大师潘天寿教授、具有很高西画绘画造诣的李骧（超士）教授、被称为图案、雕塑大师的雷圭元、刘开渠教授以及擅长戏剧导演、精通艺术史论与艺术批评的李朴园教授和出身世家、通融中西的蔡威廉教授与来自英国的雕塑系伟达（Wegrtaf）教授、来自俄国的图案系杜劳（M.Domracheff）与薛洛夫斯基（Sadonshho）教授、来自爱沙尼亚圣彼得堡的音乐系教授沙拉契夫（Salechf）并来自日本的图案系教授斋藤佳藏等。
对应师资队伍，1932年以后的招生状况也明显优于此前。只说后来佼佼出名者，1932年入学的有李霖灿、王朝闻、姚继勋，1933年入学的有雷震、赵春翔、董希文，1934年入学的有赵无极、程尚仁，1935年入学的有朱德群、刘宝森（彦涵）、闵希文，1936年入学的有罗工柳、吴冠中、卢善群（卢是）……国立杭州艺专进入到了自己的巅峰时期，“教室静静作画声，床头阔论高谈。最爱沿湖写生，春风绿柳堤，湖水映屏山”。
正当一批未来的艺术家如卢善群诗中那样沉浸陶醉在艺术殿堂之际，“卢沟桥事变”的突然爆发，打破了他们的酣梦。
“卢沟桥事变”后，杭州艺专被迫“艺术长征”
1937年11月13日，遵照浙江省教育厅紧急指令规定，战区学校须选择比较安全地区以便转移之处置办法等函件，国立杭州艺专在校长林风眠率领下，立即实施全体迁徙。12月初抵浙江诸暨吴墅（村），12月中旬迁江西贵溪天主教堂，翌年1月再迁长沙雅礼中学，2月复迁沅陵老鸦溪。1939年以至1941年，已与国立北平艺专合并作国立艺专的师生们，迫于日寇侵华战事的恶化，在在辗转流徙：贵阳昆华小学、昆明安江村，重庆璧山青木关天上宫与梯子岩（松林岗）……四年之间，艺专学校先后8迁校址，辗转浙、赣、黔、滇、川5省，行程近万里。
揆以实际，颠沛流离之中的艺专学校，在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不仅遭逢了地理区间的长途流徙与孱弱体能的极限付出，在连续涌来的沅江大水、长沙大火、贵阳轰炸、贵溪学潮、沅陵合并以及兵匪、瘴疫与野兽肆虐、缺医少药等种种事变与重重困难的袭扰下，艺专师生最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期间学生冯唐病故，女生刘仁惠触电身亡，蔡元培女公子、蔡威廉教授因长度跋涉而致产褥热不能治疗辞世，西画教授印代明突在重庆寓所遭匪徒狙击殒命。1941年5月25日的《吴宓日记》，更记艺专校长滕固辞职后不久，即以积劳成疾住进重庆医院，“甫出院回家。途中复遭……流氓毒打一顿，受重伤。再进医院，卒于本月二十日上午……”钱锺书在闻知滕固死讯后，悲撰《哀若渠》五言诗“感旧怆人琴，直须焚笔研”，发泄出文化界人士对滕固这位卓越美术史论家不幸逝世的惋惜与悲愤。 面对事变、困难与坎坷、不幸，艺专师生投之以坚韧的毅力与巨大的勇气，艰苦的生存环境中，意志、理想与精神、品格，绽放出绚丽的火花。
在贵溪天主教堂艺专临时校址，学生刘宝森（彦涵）发起组建由方干民教授指导，有卢鸿基、罗工柳、卢善群、吴冠中、朱培均、柳维和、徐永孝、闵希文、夏明、王文绣（秋）、虞书堂、王继鑫等人参加的“杭州国立艺专抗敌宣传队”，冒着严寒雨雪、攀高梯在长沙街头绘制《你为抗战作了些什么？》、《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等抗战壁画。据刘宝森（彦涵）、王文绣等人后来回忆，当抗敌宣传队在长沙闹市区八角亭一处大粉墙绘制中国武装军民驱逐侵华日军大型壁画时，市民数百人围聚支持，人们主动抬梯、搬凳，送水清扫；当天气严寒，毛笔、颜料冻结时，一个商店老板竟慷慨拿出自家的火盆供大家烤手并烘烤颜料，融化冰冻，这一切，使得绘画任务终于得以顺利完成。
在沅陵老鸦溪，李霖灿、李浴、李长白等10余位学生面对再次迁徙，毅然决定放弃乘车机遇，组建“国立艺专徒步宣传团”，经奇山峻岭与荒无人烟的少数民族地区，歷时一个多月，跋涉数千里自沅陵到达昆明，沿途绘制了大量的速写与水彩画，当他们的成果在昆明展出时，一时引起全城轰动。
在长沙，刘宝森（彦涵）、卢鸿基、罗工柳、杨筠、王文绣、陈角榆积极靠拢中共机关，组织成立宣传抗日的读书会，继而刘宝森（彦涵）、王文绣、陈角榆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离沅陵转赴延安，进入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学习。
1940年2月，为促进艺术革命，推动木刻运动，艺专学生20余人组织“国立艺专木刻研究会”；同年9月，中共艺专党支部又暗中发动组织“国立艺专学生徒步抗日宣传队”，带领全校四分之一的学生从昆明出发，经云贵川三省抵达重庆璧山。沿途以画笔、歌唱宣传抗日，滕固校长亲自题词“腹地长征”以示鼓励。同年12月，王子云又组织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携何正璜、雷震、张仁钧、周思铭、戚承先、陈典尧、姚继勋、邹道龙等人离重庆赴西北进行艺术文物考察，其中雷震、姚继勋、邹道龙以及后来的卢善群、赵春翔等大部分主力干将，均是国立艺专的班底。
“以热血润色河山”（1939年滕固作词之艺专校歌），“高声呐喊！呐喊是宣传，呐喊是斗争！全国同胞团结起，扫寇敌！”（卢善群1938年作《深夜闻鹧鸪声有感》诗句）艰苦的战争年代里，国立艺专用前所未有的热诚、勇敢以及希望与自信，为中华民族保存下来一批弥足珍贵的艺术人才，他们通过手中画笔，胸中激情，顽强坚持学业推进，积极实施抗战救亡，戮力维系民族文化精神，谱写出辉煌的歷史篇章。
艺术文物考察团：抗战中文化责任的践行者
如果说“杭州国立艺专抗敌宣传队”与“国立艺专徒步宣传团”利用画笔抗战救亡，坚持学业，从精神层面积极维系民族文化遗产的话；那么，由艺专教授王子云任团长、艺专学生雷震、姚继勋、邹道龙、赵春翔等人为基本班底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则是以直属国民政府机构序列的身份出现。他们认识到，“西北为中华民族之先民故土，固有文明之发明所在，举凡歷代史迹文物以及其他随处可见之艺术珍品，其遗留至今日者，备极丰富。值此战时，甚易毁灭。吾人亟应致力于此种宝藏之阐发工作，以期普遍介绍于国人”，故而“负有阐发西北文物，表彰固有文化之使命”，即以抢救保护尚未被日寇蹂躏之中国西部艺术文物遗产为目的，以“（或）采集，或写生、或摄影、或拓搨、或模铸”等手段途径，“务使各种优美之古代珍遗毫无遗憾地呈现于国人目前”，籍以“考证各时代之史迹及社会生活”，“表彰我国固有之优美文化，俾由此以增进民族意识，提高国际文化地位”。集中凸显了当国难之际，一批民族艺术工作者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与文化责任，更完整地诠释了艺专教育模式的性质、宗旨与目的、结果。
受抗战中文化责任的驱使，从1940年12月开始至1945年初结束，“国民政府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在团长王子云率领下，先后与西京筹备委员会及相关省、区的政府机构密切合作，冒着日寇飞机猖獗频仍的轰炸袭扰，辗转奔波于川、陕、豫、甘、青五省的大部分地区，歷时近五年，行程逾十万里，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进行了一系列科学严谨地考察、研究工作，并相应实施了力所能及的保护措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卢善群（卢是）曾独自一人在敦煌、安西实施壁画临摹，并与向达等人联袂实施考古调查，艰苦卓绝，成就斐然。
“卢濬（卢是）少壮大西北，骏马西出嘉峪关”，“玉门阳关征古道，祁连三危鸣沙山。北魏隋唐莫高窟，西千佛洞万佛峡。废城碉堡墓葬群，戈壁荒滩古董滩。走马踏沙驼铃响，‘沙龙’滚滚天地间。苦水井边烤羊肉，马粪堆里地铺宿。拓片毡槌随身带，画笔颜色照相机。一朝‘风漾’如梦境，琼楼玉树湖山现。艰苦风尘古今道，人生有志总成欢。”卢是的《西北考古纪行诗》如歌如诉，真实记录了一个艺专毕业生独立走近艺术源头的寂寞、艰苦与乐观、自信。
根据广东美术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专题研究组调查研究的最新资料显示，在1940～1944年期间，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共发现各类文物遗址及艺术文物数百余处（件），收集诸如马家窑文化彩陶、秦汉瓦当、敦煌写经卷、汉唐雕塑、唐三彩、明清宗教艺术品等大量弥足珍贵的艺术文物以及各时代石刻艺术拓本约计2000余件；绘制各类速写图、写生图以及相关地区的艺术文物分布地图与艺术文物遗迹实测图千余件，拍摄各类艺术文物题材照片千余张；椎拓各类石刻艺术拓本近千套（张）；同时还临摹了洛阳龙门、甘肃敦煌、酒泉文殊山等石窟大量壁画摹本，并相应对陕西汉、唐陵墓前具有代表意义的石雕艺术精品以及部分古建筑雕刻与龙门石窟部分浮雕艺术品进行了石膏模铸。其中对龙门、敦煌石窟的全外景实测，以及对唐昭陵六骏之“四骏”、西汉霍去病墓前部分石刻、关中部分唐陵石象生所进行的模铸工作，在国内艺术文物界堪称首例。
论及调查、发现诸事，资料颇为宏富。值得称道者，如1941年2月考察团在西安西郊崇圣寺遗址“基地东侧草丛中，发现花岗石刻佛躯及残段八座，姿态作风，备极伟丽。考其格式、衣褶等，确为唐代遗物，允称中国现时罕有之雕刻杰作。”因此，“除将上项发现物另行摄影呈（教育）部核准外”，曾函请陕西教育厅“会同西京筹备委员会及时加以清查，设法保存，以重古物而保文化”。1941年8月，王子云、何正璜、雷震、姚继勋、梁启杰等人又在陕西扶风法门寺考察时发现散佚在佛殿背后的唐佛教造像碑碑头。该碑头“中刻宝塔，旁饰以飞仙蔓草等混合图案，刻工之精致洗练，构图之复杂优美，均为唐碑中仅见者，且石质白细，尤为难得”，“虽希腊古雕刻，亦不能与之比美，诚为唐代之名贵作品”，乃当即嘱托扶风县政府妥为保存。1941年11月，考察团同人还会同西京筹委会调查人员夏子欣等“在西京东郭门外浐桥乡第七保，发现唐代碑头一具，雕刻精美，为关中现有唐碑中所仅见，具有歷史及艺术上之价值”，亦函西京筹委会训令长安县政府采取切实保护措施。1942年秋、冬之际，王子云、何正璜、姚继勋等人另在西安城内大湘子庙街考察时，发现久置于此、无人问津的唐韦顼夫妇墓葬出土之细阴线刻石棺椁构件共12块，各石皆“线纹细而流利，真像中国绘画线描中‘游丝描’那样精美。”因而被誉为1940年代陕西艺术文物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除石刻艺术文物的调查、发现以及保护工作之外，考察团还十分重视古代文化遗址的调查与发现。如1942年初王子云等人在西安附近沣、渭流域的二、三阶台地上，发现多处范围巨大、遗存丰富的仰韶、龙山以及商、周文化遗址，采集到不少的陶器、石器以及骨器标本。其中唐虞后裔杜伯国居址的发现消息曾披露于当时重庆《大公报》等新闻媒介上，受到中央研究院史语研究所同人的密切关注。
同年年底，卢善群等人还在调查、临摹敦煌莫高窟壁画的同时，于敦煌附近的汉烽燧遗址，发现了汉竹管、五铢钱币、铁器、骨器以及丝织品遗物，随同考察的中央研究院史语研究所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等人称以上诸物对研究汉代的军事制度、烽燧建制等颇有裨益。
客观地说，此种类型文物遗迹的调查与发现，已经远远超出了考察团既定的工作任务范畴，其不但在艺术文物研究领域内有所突破，即使在文物考古研究领域内，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为展示考察成果，弘扬民族文化遗产，从1941至1944年，考察团先后于西安、兰州、重庆等地参与并举办过五次大型专题展览及数次内部范围的小型展览。另外，王子云、雷震、卢善群、邹道龙等考察团成员还在此一时期以及稍后一段时期内相继在西安、重庆、南京等地举办过不同形式与规模的个人展览以及小型的专题展览。
不管哪一次展览，都曾经给予参观者以强烈的艺术震撼。展览期间“摩肩接踵，络绎不绝”，观众动辄数万余人。其中1943年1月在重庆中央图书馆所举办的“敦煌艺术文物展览会”，“自早至晚拥挤异常，尤以六朝绘画陈列室内，观者对我国古代艺术作风气魄之伟大无不惊奇。”它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激励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与抗战斗志，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当时的国民政府要员如教育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执委、西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继、内政部部长周锺岳与著名人士郭沫若、高一涵、卫聚贤以及美国副总统威尔斯基、华莱士等外国友人都曾亲临参观，给予极高地评价。周锺岳尤“对该团在西北艰苦从事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之工作，极为嘉许，并亲为题字，以资鼓励”。曾热诚提供敦煌唐人写经的张继还即兴题写：“劳军曾记唱凉州，未得西行汗漫游。满目丹青称圣手，天山文物白千秋”一诗以示志贺。
六十年之后，当我们再一次重温当年艺专俊杰的坎坷经歷与卓越贡献，心中的感慨是难以抑制的。谨以此文献给抗战岁月里一批耀眼瞩目的艺专俊杰，并真诚纪念那个滞重、勃发的不朽年代。
（责任编辑：孙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