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统二年（1910）3月8日，一场低调的聚会在长沙城东的郭园举行。郭园是原淮军将领、湘潭人郭松林兴建的园林式宅邸，位于长沙城东落星田，今还存有郭家巷的地名。自郭松林于光绪六年（1880）四月在直隶提督任上病故后，30年间，子孙逐渐四散，郭园趋于荒废。
　　时值初春时节，乍暖还寒，14位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秋帽的绅士，临桥倚石，看上去神态略显严肃。诸人于雅集时合影3张，由谭延闿为照片依次署题，曾广钧作诗，王闿运作记，廖树蘅作赞。

曾、左后人牵头雅集

　　这次雅集有两个召集人，一是湘乡曾广钧（字重伯），时年44岁。他是曾纪鸿之子，曾国藩之长孙，在长沙置有宅邸。一是湘潭周大烈（字印昆），时年48岁。他的祖姑母是周诒端，祖姑父即左宗棠。
　　曾国藩、左宗棠都是湘军的统帅，又位高权重，两个家族均是望族，名重湖湘。作为世家子，曾广钧和周大烈的交际都比较活跃。曾广钧对王闿运执弟子之礼，被其称为“圣童”，梁启超则称其“诗界八贤”。他曾率军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后，因灰心国事，不复入仕，每与诸名士饮酒酣歌。

　　周大烈19岁起在本乡教书，门生众多，颇有声望。作为湖南举人，参加过“公车上书”。早年曾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衡恪的家庭教师。光绪三十一年 （1905），争取到湖南官费名额，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其间考察日本地方自治，还与梁启超、陈叔通结交，并面见孙中山，商谈中国局势。
　　应邀参加雅集的宾客，以王闿运年纪最长，已经77岁。另外11人是：宁乡廖树蘅，71岁；江夏王铭忠，年纪不详；黔阳黄忠绩，62岁；攸县龙璋，56岁；湘乡胡子清，42岁；湘乡谢钟枏，45岁；湘潭梁焕奎，42岁；湘潭胡元倓， 38岁；湘潭杨度，35岁；湘潭杨钧，29岁；茶陵谭延闿，30岁。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老中青结合的聚会，以湘潭、湘乡人居多。尽管王铭忠是湖北江夏人，但因其兄王祖荫长期在湖南任官，他早已融入湖南官绅的圈子。

各领风骚的人物

　　参加雅集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或为亲戚，或为挚友，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以出身而言，曾广钧、谭延闿是进士，周大烈、梁焕奎、胡子清、龙璋、杨度是举人。此外，周大烈、梁焕奎、胡元倓、胡子清、杨度、杨钧、黄忠绩等7人曾经先后留学日本。他们分属实业、教育、政治等不同的领域。
　　负责题名的谭延闿在题记的几位当中年纪最小。他是中国最后一次科举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的进士，也是清朝200余年间湖南唯一的会元（即会试第一名贡士）。谭延闿会同梁焕奎、胡元倓等10余人于清光绪三十年，创建了湖南图书馆。1909年出任湖南咨议局局长。
　　负责作记的王闿运年纪最大。他是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是清廷权臣肃顺的幕客。同治元年（1862），王闿运入曾国藩幕，所议多不合，不久离去。自此专门从事讲学，一生得弟子数千人，有门生满天下之誉，除杨度兄妹外，杨锐、刘光第等戊戌变法积极分子也出其门下。
　　王闿运和廖树蘅都是郭园兴衰的见证者。除发慨叹，他没有自比为名流之会，只是提醒大家“要宜各有表见，不随时盛衰”。但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却如此写道：“周大烈、曾广钧公请名士，实则卝痞耳。”很多人对这个“卝”字不甚了了，这其实就是“矿”字，廖树蘅父子、梁焕奎兄弟、王铭忠、龙璋、黄忠绩、谢钟枏等人，当时分别在湖南常宁水口山、新化锡矿山、湘西等地，开采和冶炼锡矿、锑矿，都是有名的矿老板，一時巨富。王闿运用“矿痞”这个词，可能有掩饰这次聚会的用意。

作为主角的杨度

　　廖树蘅在第二帧照片上这样写道：“宙合群贤，会集一亭；兰幽竹修，觞咏极欣。于以契今昔之情。”作为王闿运、梁焕奎等人的多年知交，功成名就的矿业前辈，他表达的意涵比较单纯。
　　杨度写下的大段文字，则是另一种心态。他先是提及8年前在长沙碧浪湖（今长沙开福寺一带）与黄笃恭、梁焕奎、罗正钧、黄忠浩、周大烈等人的一场聚会，当时也有合影。那次聚会之后，黄笃恭在上海病逝，他为之殓葬；黄忠浩赴四川，进入了军界；梁焕奎、周大烈则去往日本留学，又先后回国。罗正钧则已经成为保守派的代表。
　　杨度之所以对这次聚会格外感慨，一是因为郭园是他儿时的嬉游之所，触景伤怀。二是年届不惑，历经友朋聚散，物是人非，叹人生未免无常。最后他说出了重点：时局纷扰，人事喧嚣，湖山文酒之胜，不可常得。余以京朝敦促，今日当行，倚舟书此，以志踪迹。
　　所谓“时局纷扰”，是杨度对自己8年来的经历作的深刻总结。他中举后，经受过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之变等大事件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第一次出国，自费留学日本弘文学院，与杨笃恭创办《游学译编》。次年，与梁焕奎一起受保荐参加经济特科考试，获一等第二名，但因被怀疑是康党，未被录取。只得再次前往日本，进入法政大学速成班，与黄兴、汪精卫同学，并结识了梁启超、孙中山、秋瑾等人，有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写出了闻名一时的《湖南少年歌》。
　　日本法政大学是当时中国留学生最为集中的地方，成分复杂，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杨度都不以为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写出了十余万字的《金铁主义说》，公开提倡君主立宪制。尽管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直到晚年，他在上海跟夏衍谈及往事时，才坦陈自己走了长长的弯路。
　　光绪三十三年（1907），湖南成立宪政公会，推举杨度为会长。他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并联络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 　　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拟调其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京卿。这就是杨度在雅集题照中“京朝敦促”之原因所在。

求同存异的相聚

　　不过，也许杨度并没有在这次雅集时多谈自己的政见。因为在场的龙璋，是一个非常坚定的革命派，如果两个政见迥异的人在这个场合公开辩论，定会破坏友善的氛围。
　　龙璋也是世家子弟，叔父龙湛霖为晚清翰林、刑部侍郎。他自己则是郭嵩焘、陆润庠的门生，陶澍孙女婿（左宗棠外孙女婿），谭嗣同亲家。他之前在江苏任官时结识了黄兴、蔡锷、宋教仁、章士钊等人。庚子国难时，龙璋积极推动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实行“东南自保”。光绪三十三年辞官回乡后，兴办了多种实业，成立商会，并出资建立长沙明德学堂、湖南高等铁路学堂等。他还是黄兴的坚定支持者，华兴会即在他的西园寓所成立。加入同盟会后，又不断对孙中山、黄兴助以巨款支援革命。
　　第二帧照片另一段文字由周大烈撰。他认为“时局之变迁益亟，一切人事遂心不可以故常推测”，因而“追维畴曩，俯念将来，益滋恐惧”，其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是非常强烈的。杨度此去正值时局变幻莫测之际，所谓“碧湖后之日月往矣，郭园后之日月方来”，他希望杨度好自为之的用意不言自明。
　　第三帧照片的正中上有曾广钧的一首回文诗，写于雅集的当天。他既然已经不关心时政，因此诗文里并没有太复杂的用意。
　　梁焕奎的赞文及胡子清的跋文在该照片的左侧。梁焕奎以“主宾杂裙屐，谐谈脱尘塧”来形容这次嘉会之“雅”，又以“况有上智人，悠悠群物外”来意有所指。梁焕奎举人出身，曾任湖南矿务总局文案，又于益阳板溪成立久通公司，冶炼锑矿。后调学务处文案。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任湖南留日学生监督，同年5月改任湖南矿务总局提调。光绪三十四年（1908），梁焕奎改久通公司为华昌炼锑公司，自任董事长，杨度在其中拥有股份。厂设长沙南门外西湖桥，采用法国赫伦士米氏方法冶锑矿，产品质量超过英国。
　　胡子清在人群中显得低调。光绪戊戌和庚子之变，促使他写成《历代政要表》，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中湖南乡试第三名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胡子清以“绩学之士”由湖南官费选派日本留学，与夏同和、杨度及同县老乡萧仲祁交好，与秋瑾也有往还。留日期间，他编译《财政学》一书，纳入杨度主编的“法政萃编”丛书出版，最早为中国引入了财政学这门学科，成为中国财政学科第一人。光绪三十二年 （1906）回国后，胡子清主持湖南法政学堂。他的题照跋文形容“园林之胜，仿佛辋墅；宾朋之盛，无谢应刘”。并特别表達了对王闿运的尊重，赞其“灵光岿然”，而“微言庄论，杂以谐谑”，“卝痞”之语，或缘于此。
　　胡元倓也是当年湖南官费留日学生之一，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回国后，在表兄龙璋的资助下，创办明德学堂。他提出办教育“是磨血之人”，不惜用毕生精力“磨血”，培养出众多救国人才。
　　廖树蘅早年入湘军周达武军幕，回湘后出任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总办，为提高开采效率，创造露天采矿法，成效卓著，赢利达600万两白银。
　　谢钟枏出自书香门第，以岁贡生由训导捐升至道员衔。与同县著名茶商朱紫桂合资经营新化锡矿山锑矿，先后达13处之多，后又发起成立了湖南实业银行。
　　黄忠绩于光绪二十八年赴日本弘文学院，与杨度同学。回国后与其兄黄忠浩在湘西多地开办金矿和铅矿。
　　由此可见，廖树蘅、梁焕奎、谢钟枏、黄忠绩等人并不是王闿运笔下所谓的“矿痞”，而是湖南矿业领域的先驱，他们先后走上以文人投身实业的救国之路，是近代最杰出的湘商代表。

后会无期终有期

　　郭园雅集之后，诸人各奔西东，再未相聚。那年7月，17岁的韶山青年毛泽东，前往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他对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探索就是从那里开始起步的。稍后不久，他还将在长沙与龙璋的堂侄龙伯坚相识。
　　民国八年（1919）底，毛泽东与杨度在北京相遇，进而成为同志。他最终成了杨度在自挽联中所期待出现的那个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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