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1823—1882），广东丰顺县汤坑乡人，字雨生，号持静，历任江西万安、庐陵县令，苏松太道（即上海道）道员，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抚，总督衔会办海防、节制沿海水师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丁日昌既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走改革自强道路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也是历来饱受争议的一个人。

《能静居日记》中的丁日昌

　　先后做过江苏布政使和巡抚的丁日昌，最初以被革知县的身份，在曾国藩手下征收厘金，地位很低，到上海后，极受李鸿章赏识和重用，数年之间飞黄腾达，官至巡抚。但丁日昌在江苏的名声并不好，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为其所作）是江苏本地人，又长期在曾国藩幕府工作，所以对他的所作所为非常了解，不仅多次在曾国藩面前反映他的问题，认为整顿江南吏治，非首先拿丁日昌开刀不可，而且在日记中记录了不少对丁日昌颇为负面的评价。同治六年（1867）九月十七日他与曾国藩的聊天内容，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这天是曾国藩主动提到丁日昌：“丁日昌在江苏，官场上的人没有不怨恨他的，恐怕难以做下去了。”
　　赵烈文说：“想要整顿官场作风，为官者首先必须以身作则，丁日昌爬到今天这个位置，不是凭实力业绩，而是靠关系门路。一旦攫取权位，就会马上标榜风节，做出一些违反常情以求美誉的事情来，而以往的所作所为，早已被人看得一清二楚，怎么能够欺骗所有人？”
　　曾国藩说：“是这样。他还需要磨练二十年，或许可以成为清流派人物。”
　　赵烈文说：“看丁日昌今天的表现，老师真以为他会洁身自好吗？烈文看来，他是想得到江苏巡抚一职（当年十二月，丁日昌果然被提升为江苏巡抚），才故意树立自己的声望。如果真以为他会改变自己的操行，那就正好中了他的奸计。况且整顿吏治，必须刚正无私，不怕得罪有权势的人。若上司认为某个人贤能，就把他当贤能之士信任和重用，而不顾百姓一直在唾骂他，如此用人不出问题，烈文孤陋寡闻，以前实在没有听说过啊。老师一直强调吏治清明，如果让丁日昌这种人占据高位，吏治不江河日下才怪呢！”
　　曾国藩极为感叹说：“足下也知道我的苦心吗？连丁日昌这种人都是李鸿章最好的朋友，我与李鸿章如同一家，他又在前线风餐露宿，身负国家重任，丁日昌虽然是个小人，但为李鸿章的部队筹措钱粮无不迅速精当，我怎么能和他过不去呢？又怎么忍心不宽慰李鸿章呢？”

　　赵烈文说：“是的。老师的一片苦心，不仅我早知道，有识之士也都清清楚楚。并不是要老师罢免丁日昌，而是希望老师对他小人得志的嘴脸和急功近利的行为，时时予以敲打，让他明白究竟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这就可以了。”
　　曾国藩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见即使是用人明显偏重德行的曾国藩，在亟须用人之际，也是不能不用的。

《见闻琐录》中的丁日昌

　　丁日昌名声不好，不仅在江苏官场如此，而且由来已久，一些士大夫早就在社会上散布对他不利的流言，有的甚至极尽丑化之能事。晚清欧阳昱的《见闻琐录》、刘体仁的《异辞录》等野史笔记，都记载了这方面的故事。在这些书里，丁日昌简直就是投机逢迎、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十恶不赦的小人。
　　如《见闻琐录》记载说：
　　潮州人丁日昌做庐陵知县时，太平军来进攻，城破后，丁逃至省城南昌。在一家旧货铺中，有无名氏兵法一本，丁日昌用四十枚钱买下来，然后颠倒其辞，窃为己著。当时李鸿章在南昌，丁日昌就把这本书当作见面礼送给他，李鸿章阅后，视丁日昌为异才。丁日昌后来回到广东，认识一位叫陈国雄的铁匠，有巧思，会制造开花炮，丁日昌就把他带到江苏，推荐给李鸿章，并献上自制的火炮。李鸿章也极力向朝廷推荐丁日昌，说他的才能胜过自己十倍，不几年丁日昌就成为封疆大吏。
　　丁日昌当上江苏巡抚后，裁尽官场陋规，以博时誉，绅民都称颂他。其实他是表面上廉正，暗地里贪婪，有了官位空缺，不拿钱购买，下属别想得到提升。他又怕丑闻暴露，所以行贿者必须当面亲手交钱，银票也必由上海、扬州、浙江汇来，外面稍有传闻，他就拒收贿赂，立即弹劾行贿者。
　　刚开始时，人们见丁日昌道貌岸然，以为他真是个刚正廉洁的官员，等到有了肥美官位空出，丁日昌发布选贤任能告示后，几个月却不见动静，这才有一班阴险小人窥破此意，當面向他进贿，或借送笔为名，将银票夹在笔管内；或借送书为名，将银票夹在书页间；或借送花为名，将金叶埋在花盆里；或借送药为名，将金叶包在药物中，动辄数万、数千、数百两。丁日昌收到贿赂后，即按贿金多少安排行贿者职务。
　　因为丁日昌任免官员都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大家都觉得他用人高深莫测。比如上海道道员职位空缺后，按资格勋阶，某候补道应得到这一职位，面谈时，丁日昌索要端砚二方，此人却不懂“砚”为银，“方”为万，就送了两方砚台来，结果大拂其意，另一候补道杜某窥破其中秘密后，马上从广东汇银二万两过来，杜某因此当上了上海道代理道员。上海道职位最肥，一年可入银三十万两，杜某从此成了富翁。

《水窗春呓》中的丁日昌

　　如果单看这些记载，读者对丁日昌肯定没有好印象。其实丁日昌非常复杂，并不像以上说的那样坏。且不说丁日昌为人精明、能力很强且很懂洋务，就是为人处世方面，也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欧阳兆熊《水窗春呓》写到的一件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欧阳兆熊说：巡抚丁日昌这个人，不仅“吏治精敏，综核名实，为近日督抚之冠”，而且“虚怀纳谏，能受尽言，尤不可及”。他举了一个事例说：丁日昌担任两淮盐运使时，我受命办理湖南、湖北招商公事，与他交涉甚多，发现只要与我约定时限必须办完的事情，没有一件拖延过，所以他那里从来没有公文积压不能处理的现象。丁日昌手下的官员，对他也非常敬畏，办事无不争先恐后。后来丁日昌奉命回广东办理洋务，来向我告别。我送他出门，正要登轿，他却突然回过头握住我的手说：“先生会客之所，窗间有所见否？”我愕然看过去，才发现窗纸上有“丁成亡八蛋”五个字。丁成是我的看门家丁，显然是某个仆人写来开他玩笑的，丁日昌却误以为是骂自己，所以才有这一突然诘问。后来，我把窗纸撕下来，另附上一封信说明原因，一并寄给他看。我在信中说：“家人小子之言，何必认真计较呢。况且阁下不久就要当上督抚大臣，肩负重大责任，处理天下之事，而大凡任事者难免被人埋怨和诽谤，古代贤臣如子产为政，也有人说谁要杀死子产，我将助他一臂之力，所以我担心从此以后，天下人以‘亡八蛋’三字加到你头上的，恐怕不在少数啊，你又何足介意呢？！”很快丁日昌便回信说：“得到你的来信，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已完全释然了。你信中提到的难免被人埋怨和诽谤一语，可谓千古至论，敬当牢记在心并严格约束自己。”欧阳兆熊于是发出感叹说：“中丞（巡抚的尊称）非仅以才胜，其器量亦非时流所及也。”
　　欧阳兆熊笔下的丁日昌，与曾、赵口中尤其是欧阳昱等人笔下的丁日昌，显然大不一样。可见，深具知人之明的曾国藩，不仅看人有走眼的时候，而且对丁日昌的看法明显带有偏激情绪。

《清史稿》中的丁日昌

　　《清史稿·曾国藩传》写到的一件事，则可发现丁日昌不仅有着不一般的见识，而且是一个敢于担当、对国家和百姓抱有责任心的人。
　　同治九年（1870）五月发生的天津教案，造成法国领事丰大业等数十人伤亡，焚毁教堂和仁慈堂等多处。事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极力主张严惩天津地方官员和闹事者，以讨好外国人。曾国藩奉命赴天津办理此案后，天津市民以为他能伸张正义，替本国人民说话，后来发现他跟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一个鼻孔出气，用委曲求全的方式处理此案，结果受到清议派人士猛烈攻击，一时间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
　　就在曾国藩受到举国声讨之际，江苏巡抚丁日昌奉命赶赴天津协办此案，他马上呈上一折，不仅从道义上给予曾国藩巨大声援和支持，而且对只知沽名钓誉唱高调、无视国力强弱和百姓死活的清议派人士予以痛斥，其中很有分量的几句话是这么说的：“自古局外议论，不谅局中艰苦，一唱百和，亦足以荧上听，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实痛之！”
　　不难想象，处在极端困境中的曾国藩看到丁日昌的奏折后，心中该有多么温暖，对丁日昌的感激该有多深。

曾国藩彻底改变了对丁日昌的看法

　　可能正因如此，笔者阅读《曾国藩全集》中的日记和书信时，才会特别感觉到，在曾国藩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对丁日昌的看法有了彻底改变，不仅常说丁的好话，而且在同治九年寒冬，丁日昌乘船护送母亲的灵柩回广东老家，曾国藩冒着风霜雨雪，于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二十三日上午和晚上、二十四日早上，连续四次到金陵下关江面吊唁并与丁日昌话别。两人握手言谈之际，悲不能已，最后在漫天风雪中依依惜别。此次分别之后，他们便再也没有见过面。
　　曾国藩当时已是风烛残年，且身患重病，双眼视力更是几近失明，对丁日昌如果不是有着特别不一般的感情，显然不会也不需要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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