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历来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儒家入世的背景中，隐者代表了中国文人的至高境界，他看似是站在儒家的对立面，实则是儒家的他者，是自我观照的意象。
　　孔子视野的隐者符号
　　子路跟随孔子出行，落在后面，遇上一个老者，用拐杖扛着除草器具。子路问他：“您看见我的老师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说着把拐杖插在地上，开始锄他的地。子路很尴尬，拱手站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老人留子路到他家里过夜，杀鸡做饭招待他，还让他的两个儿子拜见子路。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告诉孔子他的奇遇。孔子说：“这是个隐士呀！”急忙叫子路转回去看他。子路返回老者家时，他已经出门去了。
　　我们不知道孔子为什么要让子路返回，他似乎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一个隐者交流。他同样也被另一位隐士拒绝。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在《论语》中孔子还遇到另外的隐者：长沮和桀溺。长沮和桀溺两人正一起用犁耕田，孔子经过，让子路去问渡口所在。长沮问子路说：“驾车子的那个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他该知道渡口在哪儿。”子路只好又去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是仲由。”桀溺说：“你是孔丘的学生？”子路回答说：“是的。”桀溺说：“社会纷乱如洪水弥漫，天下皆如此，谁能改变得了呢？你与其跟着孔丘那样避人的人，是不是还不如跟着我们这些避世的人呢？”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往种子上盖土，很忙的样子。子路回来把这些告诉孔子。孔子怅然若失，叹息说：“我们既然无法跟鸟兽同群，若不跟天下人待在一起又跟谁在一起呢？天下有道的话，我就不会和你们一起从事改变现实的事情了。”孔子列举历代隐者说明自己的心志：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以上故事见于《论语·微子第十八》）
　　“我和他们不一样，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孔子此言也就是说，我有我选择。但中国的文化是儒释道合一的，诚如韦尔斯在《人类的命运》中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隐逸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合乎解释的行为。老子的隐逸使得“老子出关”和“子见老子”一样成为著名的文化符号，在艺术和器物的创作中被无数次表现。孔子拜见老子，请教周礼，老子对他说了另一番话：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我能告诉你的就只有这些了。”就这些，令老子在孔子的眼中是神一样的存在，当弟子问起他对老子的感觉时，孔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归去来：“文人之隐”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隐者是陶渊明。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高吟：“归去来，田园将芜胡不归？”这内心的召唤，在中国人的心底回荡了几千年。“归去来”就像中国人的一个精神图腾，永远悬挂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归去来，是对世俗永不妥协的抵抗，是对精神的追求，对自然的热爱，对自由的憧憬。陶渊明以一篇不朽的名作表达出了中国人特有的精神情怀，隐逸文化不仅是一种处世的哲学，它还是一种生命的观念，是天人合一在人的社会中的显现。
　　中国有士大夫的传统，有文人风骨，每个时代，读书人都是受人尊敬的，人们通过读书致仕，改变命运。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不断向现实妥协，接受被同化的命运，他们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体系中扼杀自己的个性，谨小慎微，卑躬屈膝，牺牲掉生命的自由烂漫，用尊严换取世俗的远大前程。每个人的内心大抵都经过这样的炼狱，极少的人能够不屈服，不为五斗米折腰，选择离开，即使贫苦，也会回到自己的田野中，在田亩中与自然为伍，释放天性，重拾生命的自由和精神的奔放——一如渊明。但于大部分人而言，他必定在煎熬中沉沦，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的一分子，随波逐流。自然的召唤，内心的挣扎，让很多人无法释怀，他们在功成名就之后会愈发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感召，甚至在他炼狱的每时每刻，他都听到这召唤，只是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离开，或者还舍不得离开。
　　汉代东方朔的《据地歌》云：“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提出了“大隐”的思想，隐于山林是避世，隐于俗世亦可避世。晋代王康琚也有《反招隐诗》云：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
　　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
　　明确提出了“大隐隐于朝”的观念。隐逸甚至被中国的文人发展成一种策略和游戏，隐逸为征召，避世为入世。直到唐代，白居易才在《中隐》诗中概括出真正的“文人之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
　　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歡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
　　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隐于山野，隐于市，隐于器，隐于艺”：文化乌托邦
　　在山野与庙堂之间，在穷通之间，在丰约之间，有所事，有所爱，有所得，有闲暇，中隐是真正的文人之隐。将隐逸和物质文化结合起来。晚明一代文人实现了这种隐遁，这种隐遁体现在对于器的偏好。器是自然的象征。晚明文人沉溺于器，身处俗世又能远离喧嚣，身处乱世又能安身立命。
　　晚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物质文化的高潮。其集中体现，就是对物的迷恋，也就是对艺术的泛化，艺术开始由艺术品本体转向审美的日常化。
　　园林作为一种文人生活空间，成为一种重要的标志。尤其苏州，自宋以降，就成为“江南”的核心地域，其园林营造以中国山水花鸟的情趣，寓唐诗宋词的意境，在有限的空间内点缀假山、树木，安排亭台楼阁、池塘小桥，蕴含浓厚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内涵，成为东方文明的造园艺术典范。宋代即有沧浪亭、网师园，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达到鼎盛，造园艺术趋于成熟，出现了一批园林艺术家，使造园活动达到高潮。如果说建筑是艺术及手艺的集大成者，那么，中国的园林则是建筑、景观与器物的集大成者，它是自然与人居结合的典范，它的景观是人的创造，但皆取之于自然，而且其目的就是展现自然的，它所展现的，是自然的精神。其中的器物，大至亭台楼阁，小至文房雅玩，则体现了人的精神。园林既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尊崇，又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巧妙利用。
　　苏州著名的园林艺圃，皆与晚明士人有关，我们能够从中看到明代文人的隐逸精神。
　　艺圃是明式小园林的代表，始建于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全园有地仅为五亩，以约占五分之一的池水为中心。艺圃初为袁祖庚醉颖堂。袁祖庚是明代辛丑年（1541年）进士、学宪，雅洁自好，见官场腐败，强仕之年（40岁）就弃官归隐，还放下斯文，公然经营为主流社会所不齿的“田业”，在当时“吴中士大夫往往不乐居此”的地方，草创了艺圃（时名“醉颖堂”），过隐士生活。
　　艺圃的第二任主人是文震孟。文震孟曾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徵明，祖父文彭、父亲文元发也是著名书画家。文震孟状元出身，官至大学士。他与兄弟文震亨（即《长物志》作者），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中，立场坚定，不屈不挠，始终站在东林党人一边，受到朝野不少人的拥戴。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文震孟购得艺圃时，还是个秀才，他对已经废圮的艺圃只是略加修葺，改“醉颖堂”名为“药圃”。其后几十年，尽管文震孟的地位愈来愈高，对自己的这所宅园，却从未扩充过一分土地、加建过一楹房屋，基本上保存了“醉颖堂”时期“写意山水园”的特色。文震孟于崇祯九年（1636年）罢官返苏，当年秋天逝世于药圃。8年后，即1644年，明亡，文震孟兄弟文震亨忧愤而死。之后，药圃就日趋荒芜。
　　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园归山东莱阳人姜埰。姜埰是明末大臣，因直言政治，触怒崇祯皇帝，谪戍宣州卫（今安徽省），未至戍所而明亡，于是辗转寓居苏州。成了艺圃的第三任主人，他改药圃名为颐圃、敬亭山房，1673年，姜埰逝世，姜埰次子姜实节又将敬亭山房改名为艺圃。作为明王朝的遗老遗少，姜埰父子传奇式的经历及誓不事清的刚烈风范，为艺圃带来了更多的荣譽。正因为园主的高风亮节，致使小小的艺圃“马蹄车辙，日夜到门，高贤胜景，交相为重”，成为当时著名的文人活动中心，清初风标劲节的名士大多光顾过艺圃，并为艺圃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和书画作品，极大地提高了艺圃的品位及其价值取向。后来此园又数易其主，但园名仍叫艺圃。
　　晚明士人隐于艺圃，犹如隐于山野。袁祖庚就曾于园中悬匾额“城市山林”。但园林是人的生活空间，人之居，日常之用，皆是器物构成其文化内涵。晚明可以从张岱对自己生活的描述中看到晚明士人对物质生活的极致追求，“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这种对物质生活的沉溺其实有着深重的末世情结，后来张岱“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张岱《自为墓志铭》）他在其《陶庵梦忆》中所述更加令人唏嘘：“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
　　明末物质文化追求高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其一是艺术积淀，这个阶段的到来其实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间的铺垫，我们耳熟能详的明四家、吴门四家、江南四大才子等人，都是明初到明中期的赫赫有名的人物，经过了几代的艺术家的积淀，同时也推动了一个以艺术为核心的民间文人集团的形成。其二是社会基础。就是当时的文人阶层、士绅阶层对于艺术品的追求到了一个极致。这种极致和宋代很不一样，在宋代的时候这种收藏是书画为主，到了明代，是对于器物的追求，审美融入到园林及吃穿住用行等日常生活当中。这种氛围的出现，一是江浙一带是自古富庶之地，产生了很多的名门望族，二是因为政治气氛的森严使得文人阶层对政治产生了疏离，然后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在日常生活中追求一种极致乃至于奢侈，在器物当中寻求精神的慰藉，也就是转向器物及艺术以求诸于自身。
　　隐于山野，隐于市，隐于器，隐于艺，往往是中国人在文化中所寻找到的避风港和乌托邦。但于今天，无论隐于何处，都成为一种对理想生活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