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还是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期的《读书》上，舒芜先生曾发表《才女的冤痛和才子的残酷》，通过分析清代江南才子史震林等一班文士与农家才女双卿的关系模式，揭示和批判了古代文化人在对待妇女问题中的不道德心态。而在一九九七年第三期《读书》中，舒芜先生发表的《伟大诗人的不伟大一面》，已经批判到白居易了。
　　读了舒芜先生这篇关于自居易的文章，说实话，很受刺激——不仅因为“老流氓”之类的用词太尖刻。说起来，人类的道德观念，社会生活的准则，从古到今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人们据此会觉得舒芜先生对于写下了《上阳白发人》、《陵园妾》、《琵琶行》等优秀“妇女问题作品”的伟大诗人过于苛责了。然而，如果我们因为诗人的伟大而宽容了蓄妓、“三嫌老丑换蛾眉”等不伟大的生活方式，那么，这种宽容，又怎么能“容”得下《上阳白发人》、《陵园妾》、《琵琶行》中所凝聚的诗人的伟大同情、伟大的道德关注，以及这些诗篇所逼近的伟大的人类道德关系准则呢？人类的道德观念和生活准则的确并非一成不变，但是人类在历史生活中通过伟大人物的精神活动毕竟不断逼近人类应有的精神准则和人类良心。白居易就是一位在自己的伟大诗篇中获得了高于时代良心的伟大人物。他的“不伟大的一面”，不在于他以所在时代的道德观念和生活准则过着一种在我们今天看来不道德的生活，而在于这种生活低于他在伟大诗篇中所达到的道德高度。“要历史地评价古人”——这个尺度一般不错，但我有时也会感到惶惑：我们应该用古代普遍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人物，还是用人物已经达到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他呢？
　　这个话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古人的标准如何，而在于我们而对古人的生活，是否可以放弃今天应有的道德反应？我们是否在宽容古人的同时可以放弃当代的道德批判？其实，即使是对于古人，也有一个以谁的角度作标准的问题。道德的标准虽然代有不同，但人心总不该有太大的不同吧，我们总可以想一想奴隶是否真心愿意被鞭打、妇女是否真心愿意被玩弄吧？把人当成人——包括把伟大诗人的家妓当成人，设身处地地从他(她)们的心理和生活的角度去判断。想一想，我们在反映历史生活的文艺作品中无批判地描写和欣赏古人生活方式的“风流韵致”的时候，多少次不知不觉地丢弃了这个角度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