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15日，原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罹患重病逝世，永远离开了同他血肉相连的江淮儿女。时光已流逝了32年，他的音容笑貌，他对党对人民的一片忠心，他那奋不顾身的工作精神，他严于律己，在一度执行极左路线后彻底醒悟，主动自责，勇于自我批评的共产党人风格，至今仍深深印刻在安徽许多干部和群众心里。他在安徽战斗22年的业绩和宝贵工作经验教训，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曾希圣于1904年生于湖南省资兴县。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投身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后，曾担任过长江局军委秘书长、红军总司令部侦查科长、中央军委二局局长、新四军第七师政治委员、皖江区党委书记、华东野战军纵队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部长、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豫西军区司令员、皖北区党委书记、安徽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二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

　　曾希圣是我军情报工作的创始人。在红军时代，担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期间，他破译敌人密电码，为党立了奇功。毛泽东对他领导的军委二局工作，曾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像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周恩来也称曾希圣是“总参三部的创业人”。

　　曾希圣又是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开创者。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受党中央委派，奔赴战火纷飞的皖江地区，担任新四军第七师政治委员和皖江区党委书记，领导全体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敌伪顽统治的夹缝中开辟了一小块根据地，并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部队由2000多人发展到30000多人。

　　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工农业生产，加强文、教、科、体、卫建设等方面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60年代勇闯禁区，推行责任田

　　

　　1961年2月，曾希圣大胆地闯入当时的禁区，在安徽农村全面推行责任田，亦即包产到户责任制。这是他为安徽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虽然后来夭折了，这件事仍值得名垂青史。

　　曾希圣在50年代后期曾经忠实地执行了“左”倾路线，给安徽人民带来惨重的灾难性后果。1959年至1960年，安徽农村出现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问题，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当然负有严重的责任。那么，他怎样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从大量事实看，这既是出自他对极左路线的醒悟，又是出自对安徽人民的忏悔和负疚心理；也可以说他是孤注一掷地奋力进行一搏。1961年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期间，陶铸曾经生动地讲过，曾希圣在做一副大牌，可能赢得满贯，也可能输个精光。到底是输还是赢呢？在当时是输，在今天是赢。他在那个特殊年代积极倡导并大力推行责任田，为自己在安徽的工作画了一个句号，也可以说是画了一个感叹号。这一重大的改革举措，是曾希圣在安徽的政治历史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富有悲壮色彩的喜剧。80年代初，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皖时，曾同有关领导同志说：“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债。曾希圣同志搞责任田，我来调查过，我持不同意见。”接着，他满怀深情地说：“曾希圣同志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

　　曾希圣冷静地认真地总结分析农业合作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意识到扭转危局，复兴农村经济，光靠反“五风”是不够的，不行的，必须彻底改革农村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解决“一大二公”问题，才能让农民“松绑”，放开手脚，充分发挥被压抑了的积极性。为此，他苦苦思索着这着棋怎么走？正当他开始探索这一可能震动全局的重大问题时，党中央决定：让他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尽快解决比安徽情况还要严重的山东问题。这样，他的探索暂时被打断了。

　　曾希圣坐镇山东，却从未忘怀安徽。他一边夜以继日地解决山东问题，一边从解决山东问题的实践中反思近几年来农业方面的经验教训。他在深刻反省中敏锐地意识到，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除了天灾人祸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经营管理体制，不适应农村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村干部的管理水平和农民的觉悟水平。经过日思夜想，他从工业生产计件工资制和高级社时期有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中得到启迪，于是，决心从农业生产责任制入手，闯出一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路。

　　1960年12月，安徽省省长黄岩，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省委常委、省委农工部部长张世荣等到山东向曾希圣汇报工作。曾希圣提出了大胆的设想，要他们在偏僻的山区搞一个包产到户的试点。黄岩等从山东回来后，立即根据曾希圣的意见布置舒城县委在晓天公社选择一个大队进行包产到户的试点。1961年1月，省委常委郑锐、张祚荫到山东向曾希圣汇报安徽省在1960年冬天出现了更为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问题，这使曾希圣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他再一次指示要毫不动摇地搞包产到户的试点。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安徽问题我应负主要责任，我对人民犯了罪，我要戴罪立功。”因此，他毅然向华东局、党中央、毛泽东写报告，要求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回安徽同干部、群众一起同生死、共患难，战胜饥荒，扭转危局。在得到党中央、毛泽东同意后，他怀着对安徽人民深厚的骨肉之情，于1961年2月6日，匆匆登程，2月7日，曾希圣到达蚌埠。事先得到通知的各地、市委书记几乎同时到达。在蚌埠，他召开了几天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与会者向他汇报了各地出现的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情况，他心情十分沉重。会上，曾希圣部署采取一切措施调粮救灾，不准许再饿死一个人。

　　接着，他正式提出了他思索已久的无论是形式和实质内容都同包产到户基本相似的责任制。他说：“工业上的责任制是非常严格的。工厂是把生产任务分配到车间，车间又把任务分配到每一台机床，实行按件计酬，超产奖励。工业上的责任制办法为什么不能够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呢？我想完全可以。”“如果把生产队的生产任务落实到每一块田地，那么，每一块田地就成了工厂里的车床。再把这些‘车床’按劳动底分分给每一个社员去使用，明确任务和责任，最后按实产粮食的多少计算报酬，这不就把工业生产中的责任制移植到农业生产上来了吗？既然工业上这样做不是单干、复辟、倒退，那么农业上这样做，单干、复辟、倒退的帽子也不能扣到我们的头上。”就这么几句话，曾希圣就把他所设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根据、道理和方法说得一清二楚了。

　　会上，在淮北蹲点的省委常委张祚荫介绍：宿县褚兰公社苗光大队王庄生产队，有一位73岁的名叫刘庆兰的老社员，儿子有肺病，不能做事。别人劝他到敬老院，他不愿去，而向公社党委提出上山开荒，不吃公家的饭。他带着儿子住在山里，一面让儿子养病，一面开荒种庄稼。他没有牛，也没有犁耙，仅靠一把锹和一把四齿扒，开了16亩荒地。第二年收了3300斤粮食，除留下口粮、种子、饲料1500斤外，交给公社1800斤，还交了60元现金（养猪养鸡所得）。他还向公社党委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耕种，统一分配，超产奖励。像现在这样干，社员只混工分，没有责任心，生产是搞不好的。曾希圣听后非常高兴，他说：“这个人到底是一个走社会主义路线的，还是走单干路线的？我肯定，这个人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为什么？因为自己生产3300斤粮食就交了1800斤给集体，这是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这位老农民的实践和建议，与曾希圣设想的农业包产责任制不谋而合，他兴奋异常。

　　蚌埠会议结束后，曾希圣于2月14日上午回到合肥。当天下午，他就召开了省委书记处会议。曾希圣在发言中说：“我们必须研究、制定和推行适合我省农村生产状况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说到底，有了能够发展生产的责任制，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顺利发展，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应该允许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实践，选择一个能发展生产的办法来。把工业生产中的责任制引进到农业生产中来，这是一个方向，是一个原则。具体怎么搞，要迅速深入群众，与群众商量，抓好试点，逐步推广，以求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接着，他详细地叙述了如何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办法，把农业包产责任制具体化。他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一致支持。

　　2月15日是农历大年初一，曾希圣放了身边工作人员一天假，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进一步考虑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决战。他必须更加周密细致地考虑作战方案。

　　次日，曾希圣把张立治、赵岭峻、陆德生、周曰礼4人召集在一起，决定由他们先去搞一个包产责任制的试点。张立治等人为了对曾希圣负责，把过去有关批判包产到户的社论、文章找出来，送给曾希圣过目。他一一看过后说：“这些文章、社论可以作为我们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参考，使我们多考虑一些问题，多想一些办法，减少一些矛盾和困难。”接着，他重新阐述了他设计的农业包产责任制的具体做法，并掷地有声地说：“你们不要担心，一切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

　　经过几天准备，在曾希圣直接领导下，张立治等4人于2月下旬，选择了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岗山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试点。工作组进村后，首先召开干部会议，说明来意。开始，大、小队干部思想顾虑很多，经过反复算账对比，认真研究，逐步统一了认识。在此基础上，对包产办法逐条研究讨论，然后又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宣布了包产责任制的具体做法：在五统一（即计划统一、包产部分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的前提下，对定产、划分责任田、定工、记工、耕畜农具的管理使用，肥料、种子、打场、奖赔、照顾困难户、作业组的规模和任务等一系列问题，研究了具体措施。归纳起来，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包产到队，定产到田，以产计工，大农活包到组，小农活包到人，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简称为“责任田”。这一方案一宣布，立即得到群众的拥护。

　　南新庄队实施这一办法后，短短几天就取得明显成效：1.包产比较落实。2.包产指标增加，粮食包产指标由原来的8.7万斤增加到10.7万斤，增加23％。3.出勤率大大提高，过去出勤人数只有50％，包产后，整半劳力及辅助劳力全部出勤，这是从未有过的。4.家家户户盖厕所，男女老少忙积肥。邻队有4户社员要求到南新庄队去落户。试点过程中，曾希圣两次亲自到南新庄队指导，听取汇报，帮助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同时对这样做会不会使社员私心发展起来，会不会成为单干，会不会产生两极分化等重大问题，向农民求教，农民们对他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明确回答：不会！

　　1961年3月6日，曾希圣主持召开了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南新庄队试行责任田办法。会议取得一致意见，决定扩大试行责任田。会后，根据曾希圣亲笔写的提纲和书记处的讨论意见，连夜写出了《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草稿）》，3月7日上午，省委书记处又开会，决定由省委书记处的同志携带这个“草稿”（不是正式文件），分头下去传达，组织试点工作。几天后，根据曾希圣的意见，省委对这个草稿进行第一次修改，定名为《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草案（第一次修改稿）》，《草案》的出台，使责任田从试点进入到推行阶段。这对曾希圣来说，标志着他迈出了决定他命运的一步。

　　

　　毛泽东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

　　

　　1961年3月7日，曾希圣赴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他把这个办法向华东小组作了汇报，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是“组织起来的单干”，有的说，这是“农民向国家交地租”，有的说，“这是回到土改分田的时候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通天”了。3月15日，他把试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明确答复道：“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毛泽东的这些话，对曾希圣推行责任田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支持。曾希圣立即打电话告诉省委，兴奋地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

　　省委接到曾希圣电话的当天晚上，把《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草案》修改为《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第二次修改稿）》并连同省委给各地市县委第一书记的信下发。信中说，关于责任田“希望你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行。”

　　省委这封信，对以后全省推行责任田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当全省各地广泛试行责任田的时候，在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又经由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由于柯庆施传达的毛泽东这个指示与原来毛泽东直接对曾希圣说的话含意有所不同，后者限制了试验面，因此，曾希圣于1961年3月20日广州会议期间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写了一信，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责任田的做法和积极作用，也指出了这一办法的缺陷和克服这些缺陷的措施。毛泽东对这封信未予明确答复。

　　3月28日，曾希圣回到合肥。当晚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在简要传达广州会议精神的同时，他说：“这个办法（指责任田），现在看来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能够增产，我们就今年试验一年，如果实践证明是好的就继续搞，实践证明不好，以后不搞就是了。”但他又不敢违背毛泽东关于责任田只能“在小范围内试验”的话，便叫省委办公厅电话通知下面停止推广。由于责任田一出世就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迸发出巨大的优越性，立即为广大群众所拥护，所以，从3月15日省委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行责任田”到3月28日仅仅13天时间，全省已有39.2％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而且还在继续迅速发展。

　　为了继续取得毛泽东、党中央的支持，曾希圣更加精心地指导责任田的推行。5月上旬，他亲自带领调查组到肥西县合巢公社蹲点，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他把调查组的同志分工到各个大队驻点搞调查，并亲自撰写一个与责任田有关的10个调查题目，即新老包产办法对比调查、水利调查、耕牛调查，种子调查、食堂调查、困难户调查、三包一奖调查、分配调查、粮食购销调查、商品流通调查等，后来写出了10个专题调查报告。他的这一做法，既为各级领导干部蹲点调查带了好头，又取得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为指导全省责任田的试点工作进一步展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这次蹲点调查前的十天，4月20日，省委召开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曾希圣对这次会议总结报告中“以产计工”的提法有些犹豫，因为群众直接向他说：“这是六个指头挠痒——多一个道道。”为了拿准这一问题，他向一直在基层搞试点的周曰礼征求意见。周曰礼根据群众的意见和在基层实践的经验提出了三条理由：一是以产计工很难避免吃亏讨巧的问题；二是现在干部管理水平低，工分管理很乱，尤其是非生产性用工，很难掌握，群众不放心；三是包工包产，以及大小农活的分配比例已经定死，再搞以产计工，确实是人为地增加了一道麻烦。周曰礼陈述三点意见，曾希圣认为很有道理，就决定把“以产计工”的提法从总结报告中删掉。这一决定，实际上形成了80年代初“大包干”的雏形。




　　为了认真研究、及时解决推行责任田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总结新经验，5月23日，曾希圣又主持撰写省委《关于认真调查和全面总结“包工包产责任制”的通知》，由此，调查研究之风在全省兴起。每天都有一些调查报告、情况简报、人民来信反映到省委。曾希圣对这些材料，一般都要亲自过目，亲自提出解决办法，亲自答复各地请示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从1961年的3月到12月的10个月中，曾希圣亲自主持以省委名义发出的通知、批复和指示等就有100多件。如1961年10月19日，曾希圣对北京市刘年的来信（支持责任田）和胡耀邦写给中央的报告（对责任田持不同意见）专门写了批语，并把这两份材料作为196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的文件发给到会同志。他在批语中指出：“对实行田间管理责任田办法有不少来信和调查报告，多数是赞成的，也有怀疑的，为了继续总结经验，提议省委办公厅把这方面的文件都印发给同志们研究讨论。”这一批语，充分体现了曾希圣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从而更好地指导责任田的健康发展。

　　由于曾希圣的精心指导，责任田在安徽的推行十分顺利，成效显著。1961年7月12日，毛泽东从南方视察回北京路过蚌埠时，召见了曾希圣。曾希圣再一次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的有关情况。他在汇报时把责任田和评工记分两种办法作了鲜明的对比，强调责任田较之评工记分更能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能增加粮食产量。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中，还对自己和安徽的工作作了深刻的检查，他说：“我们省委有两个错误是方向问题，一是把减产当成增产，二是把农村里本来是‘左’倾当成右倾来反。”毛泽东听了曾希圣的汇报后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曾希圣当着毛泽东的面，坦率而诚恳地指出三年困难时期发生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左”倾路线，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识！

　　送走了毛泽东，曾希圣立即赶赴岳西县石关，全省三级干部会正在那里召开。他向出席会议的全体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可以全面推广”责任田的指示，并部署各地普遍推广责任田的办法。从此，责任田推行速度大大加快了。到这年的8月中旬，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猛增到70.8％，10月中旬又增加到84.4％，12月底达到90.1％。

　　责任田这种办法，虽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但广大群众并不知道）和绝大多数农民的拥护，但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激烈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是：这种做法是不是单干？会不会形成“两极分化”？会不会加重社员私心？一句话，它是否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面对争论，曾希圣在7月12日向毛泽东作了口头汇报之后，同省委常委们反复讨论，对上述质疑作了针对性的分析，力排异议。这见于1961年7月24日省委向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报告》写道：

　　“第一，这个办法不是单干，它只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办法，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土地、耕畜、农具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并没有改变产品收入的分配办法，包产以内的产品收入仍然由大队统一分配，社员仍是按劳取酬。”

　　“第二，这个办法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社员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别不会因为实行这个办法而扩大。因为劳力多劳力强的户虽然工分会做得多些，超产也可能多些，但不可能无限度地增加。劳力少劳力弱的困难户，他们的收入比劳力多劳力强的户要少一些，但不会少于他们的以往收入。原因是田间管理工分都是按他们自己的劳动能力所承包的，又有许多照顾”，“在照顾以后还不足维持生活的困难户，则从公益金中予以补贴，从救济款中给予救济，他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

　　“第三，这个办法不会加重社员的私心。社员的私心，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对收益的私心，二是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关于对收益的私心问题，社员的回答很清楚，他们说：这种私心过去有，现在也还有，所不同的是过去的私心是暗的，如许多人混工、争工分，不关心农活质量，不关心庄稼生产的好坏，这种私心对生产危害最大。现在私心是明的，大家想种好责任田，争取多得超产粮，这种私心和责任心是分不开的，对生产有很大的好处。对于这种明的私心，只要加以正确引导，经常加强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就能使大家把生产积极性和社会主义积极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并能增加农民对承包土地的爱护心理，而不会导致对土地的私有观念。”

　　这个报告在上报党中央时，曾希圣请求中央向邻省说明这些观点，并在全省广大干部、大专院校师生、工矿企业及驻军中作了广泛的传达，起到澄清认识、统一思想的作用。

　　由于责任田符合客观实际，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因而仅仅试行一年就大见成效。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实际上达到了180多亿斤。由于粮食丰收，征购任务超额完成，农民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农村非正常死亡现象得到了制止，群众称赞责任田为“救命田”，农村市场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粮食多了，价格也下降了。鲜山芋的价格低于稻草，许多农民把山芋掺到稻草里当柴火卖。河南、山东、江苏等邻省灾区农民纷纷到安徽购买粮食。据河南省的干部介绍，从1961年冬到1962年春，河南省从安徽淮北地区购买了5亿多斤山芋干。陶铸、刘建勋等人，曾专程到宿县地区，对安徽干部群众的支持表示感谢。一时间，责任田大有冲破省界、席卷全国之势。

　　

　　犯了“方向性错误”

　　

　　1961年12月，毛泽东在江苏无锡把曾希圣找去，用商量的口吻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曾希圣回答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当时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露不同意搞责任田的意思，所以以曾希圣为首的安徽省委决定1962年继续干下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2月，在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试行责任田被指责为犯了“方向性错误”。尽管责任田只是试行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尽管实践证明责任田确实收到了立竿见影之效，千百万农民称之为“救命田”并全力拥护，但终归由于党的指导思想是“左”倾占着统治地位，因而责任田仍未能免遭厄运，刚刚试行了一年就被当做“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加以扼杀了。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调离安徽，标志着责任田的夭折。

　　但是，由于责任田以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显示了它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的优越性，为改革旧的农业经济体制闯出了一条新路，在短短的一年中，安徽几千万农民深受其惠，因而它虽然夭折了，但生命力依然存在。它在农民们心田中已经燃起了希望的火花。它是几千万农民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对“左”倾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是农民经济体制改革大规模的演习和练兵。它的试行又在实践中造就了一大批勇于探索、敢于改革的干部。正是由于这个深刻的历史原因，到70年代末期，安徽人民沐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又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中国农村改革大潮的潮头从安徽卷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责任田的夭折，并不是悲剧的结束，而是带有悲壮色彩的喜剧的开端。今天，当人们欢快地享受着改革的丰收喜悦的时候，怎么也不会忘记，40多年前点燃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把火的先驱——曾希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