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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运用1985～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负相关，且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耕地的流失；农业劳动生产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名义而非实际的正效应；城乡收入差别预期、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正相关。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互动的农村经济发展长效机制，并从政府、市场、农村金融层面对其政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劳务经济；资源经济；农村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3-0074-04
1. 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村劳动力十分丰富的国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既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经济繁荣，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途径。但由于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具有内在的、强烈的流动倾向和基本的流动能力，导致农业骨干、青壮年劳动力过多流走，使农村地区出现严重的家庭“空巢”、农业“空壳”、农村“空心”化，造成农地撂荒和农业粗放经营。农村人口结构的不合理，不仅使留守老人的赡养缺位，留守孩子的亲情、教育缺失，而且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新农村建设及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分析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并制定相关政策，既让过剩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又让农业部门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确保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剩余劳动力规模(林毅夫,2003;侯风云,200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劳动力转移动因:(W.A.Lewis,1954［1］;G.Ranis and J.H.Fei,1961;M.L.Lee,1966;D.J.Bogen,1972; J.R.Harris and M.P.Todaro,蔡昉,都阳,2001,2003;朱农,2005;蒲艳萍等,2005);劳动力转移的障碍(Solinger,1999;Roberts,2000;牛叔文、曲玮,2005,程名望等,2006,陈永正,韩银娥,2007); 劳动力转移机制(陈吉元、胡必亮,1994;ILO,1998; 张智勇、梅建明,2002［2］;程世勇、张克听,2005［3］;刘丽、任保平,2007;程宏伟、张永海,2007［4］); 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对策(周天勇,2001;王珏,2004;罗亚萍、姜红星,2005;徐平华,2006;张雅丽,2007);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李实,1997;Sala•i•Martin & Subramanian,2003;高迎斌,贺一耕,2005;李文武,2006;龚晓莺、王朝科,2007); 劳动力转移面临的新问题(宋林飞,2002;韩俊,尹成杰,崔传义,曾家洪,2007)等。国内研究侧重考虑劳动力如何转移出去，忽视劳动力过度转移对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特别是没有强调农业劳动力转移必须与农业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因而在价值层面不同程度地背离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国家战略。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提取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并采集1985～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协整分析、误差向量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技术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工具，检验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劳动力有序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同步的政策建议。
2. 研究假设与数据采集说明
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主要有四个：①人均耕地面积（X1）。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单位面积可容纳的农村劳动力越少。因此，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负相关。
②农业劳动生产率（X2）。农业劳动生产率用第一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的比值来表示。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面积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就越少。因此，本文假设在耕地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
③城乡收入差别预期（X3）。城乡收入差别预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决定因素。该预期与城乡收入实际差别、城镇新增岗位的数量和城镇失业率有关。城乡收入实际差别（A）=（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二、三产业收入）/农村第一产业收入，城乡收入实际差别越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由于很难收集数据，本文用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B）来表示城镇新增岗位数量。因为二、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对就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二、三产业中有很多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其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对农村劳动力形成巨大的“拉力”，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空间。所以，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越大，新增岗位越多，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城镇失业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C）来表示，城镇失业人数越多，农村转移进入城镇的劳动力越难找到工作，其就业的概率越低。所以，城乡收入差别预期为：
X3=A*BC
因此，本文假设，城乡收入差别预期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
④农村人力资本状况（X4）。本文借鉴了李勋来、李国平（2005）［5］的计算方法。其中，1985～2002年的数据来源于李勋来、李国平（2005），2003～2005年的数据为作者根据李勋来、李国平（2005）的方法和相关统计年鉴整理补充。农村劳动力素质越高，越容易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因此，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
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06》及《中国统计年鉴2006》。
3.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3.1 回归分析
利用相关数据和Eviews5.0统计软件，我们得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Y)与各因素关系的回归方程：
Y=3753.476－1421.134X1+3.026X2+38.806X3
+0.3709X4+ε
（0.7016） （-4.432） （14.76） （2.382） （5.972）
Adjusted R2=0.986 Durbin-Watson＝1.846
从统计学角度看，该模型的R2为0.989，说明多元回归方程解释了总变差的98.9%，拟合程度相当高，且各变量的t值均比较理想。从回归结果看，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与农业劳动生产率（X2）、城乡收入差别预期（X3）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X4）正相关，与人均耕地面积（X1）负相关。即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城乡收入差别预期越大，农村人力资本素质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从经济学角度看，回归结果与我们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
3.2 协整分析
3.2.1 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首先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我们对人均耕地面积X1，农业劳动生产率X2，城乡收入差别预期X3，农村人力资本状况X4取对数，其一阶差分分别表示各变量的增长率，用△lnX1，△lnX2，△lnX3，△lnX4表示。（表1）是其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3.2.2 协整检验。
由于上述变量都是单整的，我们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由AIC和SC最小原则确定该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表2）为协整检验结果。
（表2）的检验结果表明，1985～2005年，Y，X1，X2，X3和X4这五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致协整的向量或长期均衡关系。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得到均衡向量如下：
β=（1.000000，997.1874，-2.992283，-117.4563，
-0.345567）
五个变量间的协整方程为：
Y=-997.1847X1+2.992283X2+117.4563X3
+0.345567X4
（228.124） （0.14582） （9.66666） （0.03685）
由协整方程可知，1985～2005年，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存在反向作用关系；农业劳动生产率、城乡收入差别预期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存在正向作用关系。这说明，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从总体上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的扩大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的提升，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
该协整方程还说明，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越高，越会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虽然高素质人才向外转移，加快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新农村建设提倡的现代化农业也必须建立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留守农村的低素质劳动力，没有能力获取和使用先进的技术和信息，也没有能力推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
3.3格朗杰因果检验
（表3）是利用格朗杰因果检验考察的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结果。
（表3）显示：①在最优滞后期时，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增多的格朗杰原因，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引致的。②在最优滞后期时，城乡收入差别预期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在10%的置信度下，互为格朗杰原因，即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的提高，会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越多，城乡预期收入差别越大。③在最优滞后期时，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不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格朗杰原因，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长期协整关系并没有形成因果关系。即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是名义的而非实际的，这是因为经过20多年的劳动力持续转移，越来越多的地区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存量正在被吸纳殆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已经处于边际状态，农村劳动力的供给进入年轻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转移能力已经很弱。因此，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否不会对劳动力转移规模产生太大影响。④在最优滞后期时，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格朗杰原因。这与农民工合法的经济权益、分享政府公共服务的权利和一些基本社会权利仍然受到严重歧视与侵害，以及城市排斥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迁移定居，改变户口身份，变为享有平等权利和安居乐业的市民，使得他们向城市的根本性转移受到制度阻塞有关。
3.4 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格朗杰因果检验证实了人均耕地面积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呈单向因果关系；而城乡收入差别预期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为双向因果关系。本文采用Sims（1980）提出的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技术的脉冲响应（Impulse-Response）分析和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进一步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图2）是变量对相关冲击的动态反应（表4）是变量滞后10期的方差分解结果。
从（图2）及（表4）可见：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正向自冲击总体上有利于自身的改善，这种冲击效应在滞后两期时达到最低点，之后平稳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方差自冲击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90%左右。②在城乡收入差距预期的冲击下，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在第一至第三期呈现负向响应，第三期后有幅度相当的正向响应，第六期后逐渐回落。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预测误差的比例，由第一期的2.71%上升到第十期的33.77%。③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对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的冲击则表现为波浪式正反向显著反应，波峰和波谷出现在第二期和第四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正向冲击，在短期内将扩大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稍长一点就会缩小这种预期，在滞后陆期时又重新扩大预期。但这种影响在第八期达到顶点后，呈现向零效应收敛的迹象。④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对人均耕地面积的冲击，在第一至第五期呈现正向响应，但波动比较剧烈。滞后五期后呈现负向响应，且这种影响逐渐变小，在第十期时基本消失。总体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对人均耕地面积的影响逐渐降低，其占人均耕地面积预测误差的比例由滞后两期的7.03%逐步下降到滞后10期的3.27%。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城乡收入差距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关重要的因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增加在较长时间里会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但这种影响不显著。
4. 结论与启示
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与人均耕地面积负相关，并且由于转移数量的不断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耕地流失的问题；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具备长期的正向的协整关系；城乡收入差别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的因素，差别预期越大，转移数量越多；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缺失制约了劳动力转移的层次和效果，使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不显著。
由于城乡收入差别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长期以来，学术界特别强调劳务经济的重要性，认为通过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可以提高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别，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但相对于资本获得，劳务收入要低得多，而且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单纯的劳动力转移解决不了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趋势。并且，由于要素性资源单向流动，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要素多路径单向流出，使农村经济发展“漏出”大于“注入”，由此导致农业的系统发展能力日益低下，内在动力不断弱化，进而影响农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资源经济对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经济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农村“资本稀缺型”的发展模式，使农村丰富的资源开发利用比较滞后。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脱节发展使劳务收入资本化进程缓慢，资源禀赋较好却依然陷入资源诅咒困境。本文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与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同步，其实现途径是充分整合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建立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相结合的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长效机制。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同步的出路是形成以资本为纽带，以农民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劳动力转移为基础的劳务经济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基础，资源经济为劳务经济的深入发展提供了载体，如果将劳务经济所带来的收入转化为资本，投入到资源经济中，通过自然资源、知识和资本的充分整合，农民可以通过劳务收入与资本收入提高收入水平。劳务经济的资本化过程是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源经济的发展将会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反过来促进劳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可以形成良性互动。
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的互动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得以实现：政府、市场与农村金融。①政府应大力开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务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使其有能力在高端劳务市场获取更高的劳务收入；同时，通过改善当地投资环境、出台相关产业政策，积极引导劳务收入流向资源类产业，实现劳务收入的资本化。②将当地农民看作平等的市场主体，给予本地资金和外来资金同等的政策待遇，在充分利用本地资金的基础上引入外资，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资源收益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③通过发展农村金融，打通劳务收入资本化的渠道。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农村中小企业贷款，还应发展资源产业投资基金。依托其强大的网点分布和专业的投资能力，解决劳务收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的问题，实现劳务收入的保值增值，同时解决资源开发过程中大量资金需求问题。
参考文献：
［1］ Lewis, W Arthur. A Model of Dualistic Economic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4,（36）：46-51.
［2］张智勇，梅建明.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产业选择［J］.上海经济研究,2002,(11).
［3］程世勇，张克听.经济转型中城乡劳动力转移机制分析［J］.经济学动态,2005,(6).
［4］陈宏伟，张永海.基于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互动的农村经济发展机制研究［J］.农业问题研究,2007,(3).
［5］李勋来，李国平.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及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5,(6).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劳务经济；资源经济；农村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3-0074-04
1. 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村劳动力十分丰富的国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既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经济繁荣，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途径。但由于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具有内在的、强烈的流动倾向和基本的流动能力，导致农业骨干、青壮年劳动力过多流走，使农村地区出现严重的家庭“空巢”、农业“空壳”、农村“空心”化，造成农地撂荒和农业粗放经营。农村人口结构的不合理，不仅使留守老人的赡养缺位，留守孩子的亲情、教育缺失，而且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新农村建设及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分析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并制定相关政策，既让过剩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又让农业部门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确保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剩余劳动力规模(林毅夫,2003;侯风云,200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劳动力转移动因:(W.A.Lewis,1954［1］;G.Ranis and J.H.Fei,1961;M.L.Lee,1966;D.J.Bogen,1972; J.R.Harris and M.P.Todaro,蔡昉,都阳,2001,2003;朱农,2005;蒲艳萍等,2005);劳动力转移的障碍(Solinger,1999;Roberts,2000;牛叔文、曲玮,2005,程名望等,2006,陈永正,韩银娥,2007); 劳动力转移机制(陈吉元、胡必亮,1994;ILO,1998; 张智勇、梅建明,2002［2］;程世勇、张克听,2005［3］;刘丽、任保平,2007;程宏伟、张永海,2007［4］); 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对策(周天勇,2001;王珏,2004;罗亚萍、姜红星,2005;徐平华,2006;张雅丽,2007);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李实,1997;Sala•i•Martin & Subramanian,2003;高迎斌,贺一耕,2005;李文武,2006;龚晓莺、王朝科,2007); 劳动力转移面临的新问题(宋林飞,2002;韩俊,尹成杰,崔传义,曾家洪,2007)等。国内研究侧重考虑劳动力如何转移出去，忽视劳动力过度转移对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特别是没有强调农业劳动力转移必须与农业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因而在价值层面不同程度地背离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国家战略。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提取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并采集1985～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协整分析、误差向量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技术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工具，检验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劳动力有序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同步的政策建议。
2. 研究假设与数据采集说明
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主要有四个：①人均耕地面积（X1）。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单位面积可容纳的农村劳动力越少。因此，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负相关。
②农业劳动生产率（X2）。农业劳动生产率用第一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的比值来表示。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面积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就越少。因此，本文假设在耕地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
③城乡收入差别预期（X3）。城乡收入差别预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决定因素。该预期与城乡收入实际差别、城镇新增岗位的数量和城镇失业率有关。城乡收入实际差别（A）=（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二、三产业收入）/农村第一产业收入，城乡收入实际差别越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由于很难收集数据，本文用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B）来表示城镇新增岗位数量。因为二、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对就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二、三产业中有很多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其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对农村劳动力形成巨大的“拉力”，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空间。所以，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越大，新增岗位越多，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城镇失业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C）来表示，城镇失业人数越多，农村转移进入城镇的劳动力越难找到工作，其就业的概率越低。所以，城乡收入差别预期为：
X3=A*BC
因此，本文假设，城乡收入差别预期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
④农村人力资本状况（X4）。本文借鉴了李勋来、李国平（2005）［5］的计算方法。其中，1985～2002年的数据来源于李勋来、李国平（2005），2003～2005年的数据为作者根据李勋来、李国平（2005）的方法和相关统计年鉴整理补充。农村劳动力素质越高，越容易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因此，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
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06》及《中国统计年鉴2006》。
3.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3.1 回归分析
利用相关数据和Eviews5.0统计软件，我们得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Y)与各因素关系的回归方程：
Y=3753.476－1421.134X1+3.026X2+38.806X3
+0.3709X4+ε
（0.7016） （-4.432） （14.76） （2.382） （5.972）
Adjusted R2=0.986 Durbin-Watson＝1.846
从统计学角度看，该模型的R2为0.989，说明多元回归方程解释了总变差的98.9%，拟合程度相当高，且各变量的t值均比较理想。从回归结果看，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与农业劳动生产率（X2）、城乡收入差别预期（X3）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X4）正相关，与人均耕地面积（X1）负相关。即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城乡收入差别预期越大，农村人力资本素质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从经济学角度看，回归结果与我们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
3.2 协整分析
3.2.1 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首先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我们对人均耕地面积X1，农业劳动生产率X2，城乡收入差别预期X3，农村人力资本状况X4取对数，其一阶差分分别表示各变量的增长率，用△lnX1，△lnX2，△lnX3，△lnX4表示。（表1）是其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3.2.2 协整检验。
由于上述变量都是单整的，我们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由AIC和SC最小原则确定该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表2）为协整检验结果。
（表2）的检验结果表明，1985～2005年，Y，X1，X2，X3和X4这五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致协整的向量或长期均衡关系。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得到均衡向量如下：
β=（1.000000，997.1874，-2.992283，-117.4563，
-0.345567）
五个变量间的协整方程为：
Y=-997.1847X1+2.992283X2+117.4563X3
+0.345567X4
（228.124） （0.14582） （9.66666） （0.03685）
由协整方程可知，1985～2005年，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存在反向作用关系；农业劳动生产率、城乡收入差别预期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存在正向作用关系。这说明，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从总体上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的扩大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的提升，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
该协整方程还说明，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越高，越会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虽然高素质人才向外转移，加快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新农村建设提倡的现代化农业也必须建立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留守农村的低素质劳动力，没有能力获取和使用先进的技术和信息，也没有能力推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
3.3格朗杰因果检验
（表3）是利用格朗杰因果检验考察的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结果。
（表3）显示：①在最优滞后期时，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增多的格朗杰原因，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引致的。②在最优滞后期时，城乡收入差别预期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在10%的置信度下，互为格朗杰原因，即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的提高，会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越多，城乡预期收入差别越大。③在最优滞后期时，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不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格朗杰原因，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长期协整关系并没有形成因果关系。即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是名义的而非实际的，这是因为经过20多年的劳动力持续转移，越来越多的地区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存量正在被吸纳殆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已经处于边际状态，农村劳动力的供给进入年轻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转移能力已经很弱。因此，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否不会对劳动力转移规模产生太大影响。④在最优滞后期时，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格朗杰原因。这与农民工合法的经济权益、分享政府公共服务的权利和一些基本社会权利仍然受到严重歧视与侵害，以及城市排斥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迁移定居，改变户口身份，变为享有平等权利和安居乐业的市民，使得他们向城市的根本性转移受到制度阻塞有关。
3.4 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格朗杰因果检验证实了人均耕地面积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呈单向因果关系；而城乡收入差别预期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为双向因果关系。本文采用Sims（1980）提出的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技术的脉冲响应（Impulse-Response）分析和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进一步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图2）是变量对相关冲击的动态反应（表4）是变量滞后10期的方差分解结果。
从（图2）及（表4）可见：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正向自冲击总体上有利于自身的改善，这种冲击效应在滞后两期时达到最低点，之后平稳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方差自冲击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90%左右。②在城乡收入差距预期的冲击下，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在第一至第三期呈现负向响应，第三期后有幅度相当的正向响应，第六期后逐渐回落。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预测误差的比例，由第一期的2.71%上升到第十期的33.77%。③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对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的冲击则表现为波浪式正反向显著反应，波峰和波谷出现在第二期和第四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正向冲击，在短期内将扩大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稍长一点就会缩小这种预期，在滞后陆期时又重新扩大预期。但这种影响在第八期达到顶点后，呈现向零效应收敛的迹象。④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对人均耕地面积的冲击，在第一至第五期呈现正向响应，但波动比较剧烈。滞后五期后呈现负向响应，且这种影响逐渐变小，在第十期时基本消失。总体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对人均耕地面积的影响逐渐降低，其占人均耕地面积预测误差的比例由滞后两期的7.03%逐步下降到滞后10期的3.27%。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城乡收入差距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关重要的因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增加在较长时间里会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但这种影响不显著。
4. 结论与启示
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与人均耕地面积负相关，并且由于转移数量的不断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耕地流失的问题；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具备长期的正向的协整关系；城乡收入差别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的因素，差别预期越大，转移数量越多；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缺失制约了劳动力转移的层次和效果，使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不显著。
由于城乡收入差别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长期以来，学术界特别强调劳务经济的重要性，认为通过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可以提高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别，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但相对于资本获得，劳务收入要低得多，而且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单纯的劳动力转移解决不了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趋势。并且，由于要素性资源单向流动，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要素多路径单向流出，使农村经济发展“漏出”大于“注入”，由此导致农业的系统发展能力日益低下，内在动力不断弱化，进而影响农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资源经济对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经济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农村“资本稀缺型”的发展模式，使农村丰富的资源开发利用比较滞后。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脱节发展使劳务收入资本化进程缓慢，资源禀赋较好却依然陷入资源诅咒困境。本文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与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同步，其实现途径是充分整合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建立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相结合的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长效机制。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同步的出路是形成以资本为纽带，以农民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劳动力转移为基础的劳务经济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基础，资源经济为劳务经济的深入发展提供了载体，如果将劳务经济所带来的收入转化为资本，投入到资源经济中，通过自然资源、知识和资本的充分整合，农民可以通过劳务收入与资本收入提高收入水平。劳务经济的资本化过程是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源经济的发展将会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反过来促进劳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可以形成良性互动。
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的互动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得以实现：政府、市场与农村金融。①政府应大力开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务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使其有能力在高端劳务市场获取更高的劳务收入；同时，通过改善当地投资环境、出台相关产业政策，积极引导劳务收入流向资源类产业，实现劳务收入的资本化。②将当地农民看作平等的市场主体，给予本地资金和外来资金同等的政策待遇，在充分利用本地资金的基础上引入外资，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资源收益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③通过发展农村金融，打通劳务收入资本化的渠道。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农村中小企业贷款，还应发展资源产业投资基金。依托其强大的网点分布和专业的投资能力，解决劳务收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的问题，实现劳务收入的保值增值，同时解决资源开发过程中大量资金需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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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