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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改革的中国特色
分税制由最初提出，到提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也正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确立的过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1993年11月25日在财政部的讲话，最能体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深刻认识。
这13年的分税制改革之路，充分体现了渐进性、适度性和整体配合性的中国特色。分税制由最初提出，到提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也正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确立的过程。1 993年下半年．中央开始着手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研究、设计工作由此全面展开。这样一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体制改革，是在借鉴国际经验、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并得以顺利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 改革之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了共识，中央领导在“两个比重”处在历史低点的1 993年迅速做出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1993年11月25日在财政部的讲话，最能体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深刻认识。
分税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一种“双赢”制度安排。分税制的决策过程，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央各有关部委参与方案的调研和设计，各级地方政府、财税系统积极配合，是多方参与缜密研导，改革措施分步骤、有计划地推进。分税制改革在政府间事权尚未彻底明晰的情况下，对政府司支出划分格局没有进行实质性调整，避免了因调整支出责任而触及深层次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在收入分享中，上划收入比例逐步加大，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模式改革和所得税分享模式改革作为后续的补充性改革措施，使收入逐步向上集中，留给地方缓冲的余地。在税收返还的设计上以1993年为体制基期年，没有采取以上年为基数或以改革前2～3年的加权平均数为基数的通常做法，在牺牲前几年中央收入增量的基础上，充分照顾了地方的既得利益。保留了老体制上解和补助，新老体制双轨运行，既保证了中央的既得利益，又照顾地方的既得利益。为保证其他政策的连续性，对开发区优惠政策，减免税等进行了妥善处理：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在政府间收入划分方面，企业所得税仍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体现了适度改革的原则。分税制改革既考虑到中央集中财力的必要性，又充分考虑各地区对中央集中财力的承受能力，中央在集中财力上是取之有度的，在做法上是温和的，总体上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在收入划分上．把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最主要的税种增值税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在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分享比例的划分上选择“75:25”的适度模式，留一部分增值税收入给地方，调动他们的收入积极性。税收返还增量中的两税增长率采取与地方挂钩的模式，保护了地方增收的积极性。
分税制改革与税制改革同步进行体现了大局观的发展理念。税制改革力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为通过分税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司收入划分模式厘清了障碍，体现了税制改革与分税制改革的整体配合性。税制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补充的流转税体系，改革和完善了所得税制，扩大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开征了证券交易税，取消了集市交易税、奖金税，使整个税制体系更加完整、统一和规范。
分税制改革的新路向：财政共享与和谐社会
划分支出责任，规范地方收入 (“强县乡”)，完善转移支付，等等，是下一步改革完善的重点和关键。
分税制改革实行十几年，取得巨大的成效。如果从政府有关系入手，围绕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展开研究，努力解析分税制体制．会发现．已实行十几年的分税制，现在仍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建设和谐社会，中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机遇和挑战。财政要认真研究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并进行新的调整。中国的财政应从“共享财政，聚集民生”这一角度深化改革。而分税制体制作为共享财政的一个重要手段，更需要率先进行改革。
解决民生问题(“富农民”)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十几年来，分税制体制在协调政府间关系上，取得了伟大成就。但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农牧民的收入没能与改革同步，农牧民还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划分支出责任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重点放在“分税”上，对政府司的财权进行了比较规范的划分。对支出责任没有做大的调整。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使财政体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发起一场以“分事”为核心的体制改革，对政府间的支出责任进行进一步规范。
规范地方收入(“强县乡”)是分税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点领域。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其基本目标就是“提高两个比重”。它最终导致中央财力的不断增长和地方财力的相对减少，结果出现了政府层级越高，财政自给率越高的局面，地方财政，特别是县乡财政的自给率不断下降，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不断下降，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走出“提高两个比重”目标的约束，以提高县乡政府的行政能力为核心，化解县乡财政困难。
完善转移支付是深化分税制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转移支付制度，是分税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衡财权事权的核心工具。分税制改革初期，由于中央财力不足，转移支付制度，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规模上，都相对较低。十几年的发展，使中国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面临规模不断扩大，渠道不断增多，作用不断增强等可喜变化。
提高管理水平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必由之路。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都非常注重在机构设置及权责配置方面建立一种有效的制衡机制来提高资金分配的效率。目前，制约中国现行财政体制效率进一步提高，均等化能力进一步加强的首要因素是机构设置有待调整．机构能力需要加强，有必要建立专司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管理机构，直接隶属于同级政府，具一定行政职能而非纯粹咨询机构，由专家委员会和设在财政系统内部的执行机构组成。
加强监督力度是科学分配财政资金的根本措施。建立严格、严肃的财经纪律管理和监察机制是保证财政资金正确、高效使用的关键要素。资金的合规使用、合理投放，是政府取信于民，发挥服务职能的重要表现形式。财政监察体系的建设，从源头上打击、治理腐败 现象，保证国家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建立绩效评价是促进政府执政模式转型的有效手段。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安全性的同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责任、效率和效益。作为一项具体的预算编制模式创新，绩效预算是在现有的分税制改革的绩效
分税制财政体制已经运行13年，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体现了分税制之路正是强国之路。它的成功，既得益于分税制体制所形成的激励机制，得益于分税制财政体制建立起来的良好的政府间关系，更得益于中央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不断完善。
1 中央集中了增量。按照分税制改革“存量不动，增量调整”的基本思路，1994年分税制之初，中央从两税增量中仅拿25|7％，到2005年，所得增长比例上升到63.5％。中央所得增量总量从1994年的0.3万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97万亿元，增加了近56倍，11年年均增长率18.6％。
2 迅速提高了两个比重，提高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到18.5％，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上升到52.8％，分别比1993年上升了62个百分点和30.8个百分点。
3 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从实施分税制初1994年约5000亿元，到1999年突破l万亿元，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S年突破3万亿元，2006年3．87万亿元。尤其是2003－2006年，财政收入增加量一年多于一年，2003年比上年增加2812亿元，2004年增加4681亿元，2005年增加5253亿元，2C06年增加7081亿元，财政收入在四年内翻了一番。
4 税收收入增长迅速。从1994年的0.52万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3.87万亿元，增加了64倍，12年年均增长率182％，远高于改革前。
5 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从1994年的4.82万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20 94万亿元，增加了3.34倍。12年年均增长率13％，高于改革前。尤其是十六大以来，2002年突破lO万亿元，4年后，突破20万亿元，2036年总量在世界的位次由第6位跃居第4位，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6 中央财政支出高速增长。改革前1980年－1993年年均增长率5.3％，改革后1994年－2ED6年年均增长率为15.6％，高出改革前10.3个百分点。
7 加大了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规模。转移支付总量由1994年的548亿元，增长到2006年10464亿元，增加了18倍，年均增长率27.9％。
8 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发展，人民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增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就业规模日益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不断健全，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t994年到2005年，财政支农增长率14.9％，科教文卫支出增长率15.3％，国防支出增长率14.6％，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增长率20.1％。
9 城乡居民收入连年保持快速增长。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比改革前1993年2577元，增加了3.566倍，13年年均增长率12.4％；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比1993年的921.6元，增加了2.89倍，年均增长11％。
10 城乡居民享受到了更多的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等实惠。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初步建立，贫困人口基本生活得到保障。2006年底，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8766万人、15732万人、11187万人、10268万人和6459万人；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为5374万人，农村贫困人口2148万人……
11 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全部取消，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企业和金融、财税、投资、价格、科技等领域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市场体系不断健全，宏观调控继续改善，政府职能；时决转变，进出口总额大幅增长，实施走出去战略迈出坚实步伐，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
这一成功，是财政体制法制化、规范化的重要尝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起了相对规范的制度体系，为中央和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既避免了财政的中央高度集中，也避免了包干制财政体制下地方“诸侯”经济，使中国的改革从“放权让利”模式顺利地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模式。财政管理体制基础上，对财政管理部门行政模式的一次变革，是向管理要效益的具体尝试。目前，在中国部分地区试点开展的绩效预算实践已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在财政资金总体规模既定的前提下，真正实现了有先有后、有主有次。继续推广和创新绩效预算，列于全面提高中国的财政管理能力和水平具有现实意义。
加快法制建设是财政体制自我完善的重要保障。按照建立法制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的要求，政府要增强责任意识和法制意识，自觉地、主动地改进施政行为，提高执政水平。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保驾护航，健全中国的财政法律法规体系，推进体制的规范化进程已经摆上议事日程，需要在全面理解和把握现行体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生是根本。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关注民生问题、缩小地区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全社会的共同期待。
分税制由最初提出，到提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也正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确立的过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1993年11月25日在财政部的讲话，最能体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深刻认识。
这13年的分税制改革之路，充分体现了渐进性、适度性和整体配合性的中国特色。分税制由最初提出，到提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也正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确立的过程。1 993年下半年．中央开始着手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研究、设计工作由此全面展开。这样一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体制改革，是在借鉴国际经验、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并得以顺利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 改革之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了共识，中央领导在“两个比重”处在历史低点的1 993年迅速做出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1993年11月25日在财政部的讲话，最能体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深刻认识。
分税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一种“双赢”制度安排。分税制的决策过程，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央各有关部委参与方案的调研和设计，各级地方政府、财税系统积极配合，是多方参与缜密研导，改革措施分步骤、有计划地推进。分税制改革在政府间事权尚未彻底明晰的情况下，对政府司支出划分格局没有进行实质性调整，避免了因调整支出责任而触及深层次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在收入分享中，上划收入比例逐步加大，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模式改革和所得税分享模式改革作为后续的补充性改革措施，使收入逐步向上集中，留给地方缓冲的余地。在税收返还的设计上以1993年为体制基期年，没有采取以上年为基数或以改革前2～3年的加权平均数为基数的通常做法，在牺牲前几年中央收入增量的基础上，充分照顾了地方的既得利益。保留了老体制上解和补助，新老体制双轨运行，既保证了中央的既得利益，又照顾地方的既得利益。为保证其他政策的连续性，对开发区优惠政策，减免税等进行了妥善处理：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在政府间收入划分方面，企业所得税仍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体现了适度改革的原则。分税制改革既考虑到中央集中财力的必要性，又充分考虑各地区对中央集中财力的承受能力，中央在集中财力上是取之有度的，在做法上是温和的，总体上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在收入划分上．把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最主要的税种增值税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在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分享比例的划分上选择“75:25”的适度模式，留一部分增值税收入给地方，调动他们的收入积极性。税收返还增量中的两税增长率采取与地方挂钩的模式，保护了地方增收的积极性。
分税制改革与税制改革同步进行体现了大局观的发展理念。税制改革力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为通过分税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司收入划分模式厘清了障碍，体现了税制改革与分税制改革的整体配合性。税制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补充的流转税体系，改革和完善了所得税制，扩大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开征了证券交易税，取消了集市交易税、奖金税，使整个税制体系更加完整、统一和规范。
分税制改革的新路向：财政共享与和谐社会
划分支出责任，规范地方收入 (“强县乡”)，完善转移支付，等等，是下一步改革完善的重点和关键。
分税制改革实行十几年，取得巨大的成效。如果从政府有关系入手，围绕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展开研究，努力解析分税制体制．会发现．已实行十几年的分税制，现在仍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建设和谐社会，中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机遇和挑战。财政要认真研究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并进行新的调整。中国的财政应从“共享财政，聚集民生”这一角度深化改革。而分税制体制作为共享财政的一个重要手段，更需要率先进行改革。
解决民生问题(“富农民”)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十几年来，分税制体制在协调政府间关系上，取得了伟大成就。但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农牧民的收入没能与改革同步，农牧民还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划分支出责任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重点放在“分税”上，对政府司的财权进行了比较规范的划分。对支出责任没有做大的调整。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使财政体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发起一场以“分事”为核心的体制改革，对政府间的支出责任进行进一步规范。
规范地方收入(“强县乡”)是分税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点领域。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其基本目标就是“提高两个比重”。它最终导致中央财力的不断增长和地方财力的相对减少，结果出现了政府层级越高，财政自给率越高的局面，地方财政，特别是县乡财政的自给率不断下降，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不断下降，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走出“提高两个比重”目标的约束，以提高县乡政府的行政能力为核心，化解县乡财政困难。
完善转移支付是深化分税制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转移支付制度，是分税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衡财权事权的核心工具。分税制改革初期，由于中央财力不足，转移支付制度，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规模上，都相对较低。十几年的发展，使中国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面临规模不断扩大，渠道不断增多，作用不断增强等可喜变化。
提高管理水平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必由之路。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都非常注重在机构设置及权责配置方面建立一种有效的制衡机制来提高资金分配的效率。目前，制约中国现行财政体制效率进一步提高，均等化能力进一步加强的首要因素是机构设置有待调整．机构能力需要加强，有必要建立专司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管理机构，直接隶属于同级政府，具一定行政职能而非纯粹咨询机构，由专家委员会和设在财政系统内部的执行机构组成。
加强监督力度是科学分配财政资金的根本措施。建立严格、严肃的财经纪律管理和监察机制是保证财政资金正确、高效使用的关键要素。资金的合规使用、合理投放，是政府取信于民，发挥服务职能的重要表现形式。财政监察体系的建设，从源头上打击、治理腐败 现象，保证国家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建立绩效评价是促进政府执政模式转型的有效手段。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安全性的同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责任、效率和效益。作为一项具体的预算编制模式创新，绩效预算是在现有的分税制改革的绩效
分税制财政体制已经运行13年，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体现了分税制之路正是强国之路。它的成功，既得益于分税制体制所形成的激励机制，得益于分税制财政体制建立起来的良好的政府间关系，更得益于中央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不断完善。
1 中央集中了增量。按照分税制改革“存量不动，增量调整”的基本思路，1994年分税制之初，中央从两税增量中仅拿25|7％，到2005年，所得增长比例上升到63.5％。中央所得增量总量从1994年的0.3万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97万亿元，增加了近56倍，11年年均增长率18.6％。
2 迅速提高了两个比重，提高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到18.5％，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上升到52.8％，分别比1993年上升了62个百分点和30.8个百分点。
3 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从实施分税制初1994年约5000亿元，到1999年突破l万亿元，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S年突破3万亿元，2006年3．87万亿元。尤其是2003－2006年，财政收入增加量一年多于一年，2003年比上年增加2812亿元，2004年增加4681亿元，2005年增加5253亿元，2C06年增加7081亿元，财政收入在四年内翻了一番。
4 税收收入增长迅速。从1994年的0.52万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3.87万亿元，增加了64倍，12年年均增长率182％，远高于改革前。
5 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从1994年的4.82万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20 94万亿元，增加了3.34倍。12年年均增长率13％，高于改革前。尤其是十六大以来，2002年突破lO万亿元，4年后，突破20万亿元，2036年总量在世界的位次由第6位跃居第4位，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6 中央财政支出高速增长。改革前1980年－1993年年均增长率5.3％，改革后1994年－2ED6年年均增长率为15.6％，高出改革前10.3个百分点。
7 加大了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规模。转移支付总量由1994年的548亿元，增长到2006年10464亿元，增加了18倍，年均增长率27.9％。
8 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发展，人民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增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就业规模日益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不断健全，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t994年到2005年，财政支农增长率14.9％，科教文卫支出增长率15.3％，国防支出增长率14.6％，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增长率20.1％。
9 城乡居民收入连年保持快速增长。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比改革前1993年2577元，增加了3.566倍，13年年均增长率12.4％；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比1993年的921.6元，增加了2.89倍，年均增长11％。
10 城乡居民享受到了更多的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等实惠。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初步建立，贫困人口基本生活得到保障。2006年底，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8766万人、15732万人、11187万人、10268万人和6459万人；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为5374万人，农村贫困人口2148万人……
11 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全部取消，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企业和金融、财税、投资、价格、科技等领域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市场体系不断健全，宏观调控继续改善，政府职能；时决转变，进出口总额大幅增长，实施走出去战略迈出坚实步伐，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
这一成功，是财政体制法制化、规范化的重要尝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起了相对规范的制度体系，为中央和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既避免了财政的中央高度集中，也避免了包干制财政体制下地方“诸侯”经济，使中国的改革从“放权让利”模式顺利地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模式。财政管理体制基础上，对财政管理部门行政模式的一次变革，是向管理要效益的具体尝试。目前，在中国部分地区试点开展的绩效预算实践已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在财政资金总体规模既定的前提下，真正实现了有先有后、有主有次。继续推广和创新绩效预算，列于全面提高中国的财政管理能力和水平具有现实意义。
加快法制建设是财政体制自我完善的重要保障。按照建立法制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的要求，政府要增强责任意识和法制意识，自觉地、主动地改进施政行为，提高执政水平。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保驾护航，健全中国的财政法律法规体系，推进体制的规范化进程已经摆上议事日程，需要在全面理解和把握现行体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生是根本。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关注民生问题、缩小地区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全社会的共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