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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扎实的工作,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前进”,这再次彰显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为深入贯彻胡锦涛同志讲话精神,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廉政教育体系,2010年4月2日,本刊与国家行政学院纪委、政治学教研部、国际部联合召开了“行政伦理与中国廉政教育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分别从廉政教育的体制创新与制度建设、行政伦理与廉洁政府、行政伦理立法、公务员行政伦理培训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代表了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本专题集纳了会上部分专家的精彩发言和论文,以使读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我国廉政教育的研究和实践现状。
构筑反腐倡廉的道德底线
杨文明(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廉政建设的任务是长期的,急躁是廉政的敌人。
从本质上来讲,好的行政必须有好的道德来维系。伦理学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德哲学,作为道德,它有不同的层面,有可以作为追求目标的高层次的境界,也就是可以从上线形容它,也有起码必须遵循的下线或底线。所谓底线就是最低的限度,是为人处事最起码的准则、最基本的要求,是确定是与非、对与错、道德与不道德的分界线。道德底线时时刻刻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
当前之所以要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道德底线问题,一是由于现实中道德底线的缺失,主要表现为各种制度体系当中道德底线的内容缺失;在行政活动中,道德底线的规范严重缺失;在选拔干部中,道德状况很难量化、把握,也很难落到实处。二是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个角度来看,高度重视领导干部道德底线的问题也特别重要。领导干部的道德实际上是执政道德,直接关系到执政稳定问题。伦理道德是软件,制度是硬件,伦理道德问题与制度相辅相成。一句话,研究、解决道德底线问题既有利于解决或者防控干部腐败问题,也有利于从长远着手解决腐败问题。
领导干部道德底线有着丰富内容,包括人生观的底线、政治底线、道德底线等。作为领导干部,党的干部一定要解决为谁活着的问题,就是为自己活着、为家庭活着,还是为社会活着的问题。如果把家庭和个人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这样的人不合适当官。因为公仆是为公民谋福利的,太过于考虑个人和家庭,最好不要当官。政治底线则有两层意思:一是对社会公认的发展方向和道路是不是尊重,比如说我们现在选的社会主义道路,你尊重还是不尊重。我们现在讲科学发展,你是不是尊重?如果你站在一个位置,不谋其政,没有作为或者作为不了,那就是不道德的。二是用权的底线。民主集中制是我们根本的制度,是用权必须遵从的底线。
筑牢领导干部的道德底线。首先应该明确领导干部道德底线到底在哪。要明确道德底线的边界,它应该就像高压线一样非常醒目,让人一目了然。其次,要加强道德底线教育的力度,除了从小要进行教育,还要抓住适当时机进行教育,如任职、特别是到重要岗位任职时,要加强教育。另外,要设置道德体制的屏障,加强道德风险管理,尤其要发挥家庭在道德底线守护当中的作用。好多领导干部出问题都是因为家庭出问题、家里人出问题了,所以要教育好家人,也教育好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時也让家人成为我们灵魂和行为的第一监督者。
中国廉政教育的体制创新与制度建设
李永忠(中纪委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廉政教育是廉政建设的重要环节。廉政教育的最大失误是缺乏制度这一载体。因此从形势到内容,从对象到目标都需要从载体上进行认真反思。
当前廉政教育既非应试教育,也非素质教育,而是应景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廉政教育基本上是重普及,轻提高;重条例,轻案例;重灌输,轻讨论;重知识,轻能力;重自律,轻他律。廉政教育培训与岗位需求相脱节,廉政教育有对象无重点,常常是领导生病群众吃药。30年来反腐倡廉从侧重惩治,再到注重预防,廉政教育纳入到反腐倡廉的主题当中,但对象设置不科学、重点不突出,导致仆人生病主人吃药。我国现阶段的廉政教育的重点对象常常被冲淡和掩盖,沦落为普通对象,有的甚至以普通对象代替重点对象。另外,廉政教育还缺少教材,现有教材不规范、不系统,甚至有的教材之间观点相左,内容冲突;缺少教员,基本上是临时拼凑而成,缺乏师资体系支撑;没有学习体系,廉政教育无学科支撑。
借鉴国内外廉政教育制度化的历史经验,中国廉政教育的未来发展应当做到内容集约化、方法灵活化、对象重点化、目标导向化、发展科学化,整体上提高廉政教育的科学化水平,空间上由更新个人自律转向更新组织。
领导科学视野下的公仆意识
刘 峰(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导):领导科学应该在廉政教育发挥它特有的作用。领导科学主要研究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是领导者。领导者的角色就是公仆,是服务者,因此要更谦恭、更听话,要守规矩,理解主人的意愿。要有意识地把公仆意识植入到领导科学的教学当中。公仆意识还要和公民意识联系在一起。领导学就是研究如何当好公仆的学问。公仆跟私仆不一样,私仆只要听一个人的就可以了,而公仆要为多个老百姓、多个主人服务,得让主人有尊严,不光让自己有尊严。第二个重点是领导观。强调领导观,要与公仆意识结合在一起。第三个重点是领导力。要把领导能力建设跟作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领导者能力要超过别人,还要到群众中去,得谦虚、低调、公仆、讲伦理。总而言之,领导学有三个重点,一是研究新的领导观,强调公仆意识、世界观、人生观;第二是研究领导力,怎么当好公仆;第三是做一个新的领导者,定位公仆的角色。所谓领导学就是当好公仆的学问。
廉洁政府的伦理原则
李成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导):廉洁政府的伦理思想主要有精神传承性、民族地域差异性、内在进化性、时代创新性等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结合廉政伦理的这些特点,廉政伦理应坚持如下原则:第一,廉政信仰,动力在于和谐理想。理想、信念是人类奋斗的精神动力。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人民英雄就是凭着对理想和信念的坚持才造就了新中国。当前,腐败分子们就是因为丧失了对生活、事业的理想和追求,才逐步走向腐化堕落的深渊。第二,廉政修养,基础在于为政节俭。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政治活动方面,节俭是廉政伦理的基本要求。这是因为,节俭本身会让人造就一种习惯,那就是对于国家资财的重视与珍惜。而这种与铺张浪费相对立的习惯一旦建立,就会成为对腐败强大的精神遏制力量。第三,廉政道德,风气在于善政垂范。廉政伦理建设是国家政治建设的一个组成方面,它属于政治伦理的范畴。政治伦理本质上是强调“善”的政治,是能够充分实现和维护全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政治。对于廉政伦理来说,作为领导者和管理者的率先垂范,是将廉政伦理落实的重要环节。第四,廉政精神,关键在于行政透明。公开透明,是指政治活动在进行过程中要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从制度层面上分析,只有建立有效的让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实行“阳光操作”的制度和机制,才能够让政府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治民者才不敢滥用权力;在伦理层面上进行分析,强调公开、透明应该成为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政务工作的一种习惯性作为,无论是何时何地,凡是对待公共事务时候,就能够自然地对相关利益人、相关协作人等从伦理上应该知情的人进行公开和透明的表示。第五,廉政方向,精髓在于法制约束。要达到对腐败治理的有效效果,伦理和法律是相互支持、互为表里、缺一不可的。而且需要强调的是,法律规约为有效的伦理规约准备了重要的条件。有效的伦理规约无论是在结果上还是程序上,都是需要法律规约作为前提条件的。
政治社会化视角下的廉政教育机制
时和兴(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研究员):廉政教育是惩治和预防腐败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认为,最根本的腐败是金钱的腐败,最要害的腐败是权力腐败,最可怕的腐败是心灵的腐败。
从中央方针看,反腐倡廉的基本框架、廉政体系是教育、制度、监督、改革。廉政教育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我们探索了“六进”的教育机制,即“進机关、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并已经创造出不少好的经验。“六进”考虑到了政治社会化几个主要方面的媒介,但要想让廉政教育真正起到作用,还离不开廉政文化进脑入心的接受机制。从建立健全政治社会化接受机制的角度出发,廉政教育实际上还是一个“五化”的进程,即濡化、教化、内化、强化和涵化所构成的廉政文化社会化过程。濡化机制代表了文化的获取和传承过程,本质上是世代之间的文化遗传;教化机制即教育感化,这是中国特有的教育机制或者政治教育;内化机制是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落实环节,这种机制让政治文化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强化在政治社会化机制中担负矫正功能,主要通过外部因素或环境刺激来引导或改变人们的行为;涵化机制是指文化交往与互动带来的相互适应、相互借鉴效用,是我国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向前推进的重要机制之一。
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看,廉政教育要确实见到成效,就应当在“六进”的同时实现“五化”,即建立起廉政教育的涵化机制以弘扬优秀廉政传统,建立廉洁观念的教化机制以彰显核心价值,建立从政道德的内化机制以净化人们心灵,建立廉洁从政的强化机制以规范政治实践,建立廉政理念的涵化机制以保持廉政文化的先进性。只有这样,让廉政文化真正进脑入心,才能真正建立起廉政教育的长效机制。
廉政制度设计中的人性论假设
靳凤林(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导): 围绕人性和制度伦理关系问题研究成果来看,有代表性的问题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传统伦理当中人性伦理假设,和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的假设之间的关系怎么看。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文化自先秦儒家开始,性善论的立场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成为影响中国制度伦理模式的主要文化理念,但这一文化理念实际上在历史的现实表现中是不成功的。中国历朝历代官员品德有严重的问题,这是导致历朝历代覆灭的重要原因,所以这种人性善的假设存在着根本的问题。
二是西方的人性论设计。西方文化自基督教伊始,就强调人性本恶。从罗马帝国开始,基督徒逐步形成了一种极端消极的世俗国家观,认为世俗国家是人性恶的产物,国家官员皆“无赖之徒”,政府机构是以恶制恶的工具,上帝设立国家的目的是遏止人的罪性,帮助人类获得救赎,从而达到理想的彼岸世界。到了近现代社会,西方政治自由主义完全继承了基督教的上述国家观,同时赋予其全新的内容,将上帝约束国家的使命转换为民意和代表民意的法律约束国家,将教会对国家的外部监督转换为公民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并发展出国家内部权力的分割、制约和均衡理论。
三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主张。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性是具体的、现实的,而不是固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的制度下,塑造出不同的人性来。制度也改变人性、塑造人性,制度和人性是双重关系。所以制度就不能从人性假设角度出发,还是要从现实利益关系出发。
就当代中国来说,在复杂矛盾当中,我认为首先对资本阶层怎么规范,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才是制约资本阶层的重要方面。第二怎么制约权力阶层,就是宪政制度、党政制度和行政制度,关键是民主制度,这是最根本的出路。然后是公民社会制度,真正让老百姓,让大量民间组织发展起来,建立发达的中国公民社会制度,让公民自己站起来、组织起来,参与到反腐倡廉中去。通过公民社会的建立,有序参与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去,这恐怕是制约腐败的最根本的途径。
“廉为法,勤为道”
毛昭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廉政教育的内容可以用六个字表达,就是“廉为法,勤为道”。
廉为法是说廉政教育必须以法律路径解决问题,具体来说有两个内容:一是廉政教育中的廉政实际上是对我们领导干部的最低要求或者最刚性的要求;二是廉政教育过程中我们始终遇到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很多领导干部在权力不大、地位不高的时候廉洁,权大越大、地位越高可能就腐败了。这涉及信仰问题。因此,廉政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廉政的规则作为最低要求。
勤为道就是我们说的廉政。在廉政教育中,不光谈廉,还要谈勤。我们有很多领导干部很清廉,但是仗着自己清廉可能刚愎自用,所以我认为廉政教育不能忽略勤政。廉政教育还需要良好的制度作为资本,或者作为根本,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体系,廉政教育是取不了实效的。比如中央经常谈反腐倡廉存在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实际上这三个概念反映了三个制度存在问题。为什么出现长期性?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叫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最核心的是党的建设,或者党内的民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在我们廉政教育中怎么梳理清楚。反腐倡廉的复杂性,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存在着强势利益集团,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交易。怎么使强势利益集团能量得到衰减,真正构成中国的利益集团的均衡化?我们现在是不均衡的,权力集团掌握公共资源再分配,资本集团通过权力集团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我们的知识集团、劳动集团被俘获和边缘化了。我们经常谈反腐倡廉建设是艰巨的,为什么艰巨就是我们的监督体制出现两难。一方面给我们纪检监察机关权力越大,反过来纪检监察机关可能查出腐败,但纪检监察自身会不会出现腐败?这也是我们在廉政教育中值得思考的问题。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现行制度存在着一些刚性的缺陷,从而导致了廉政教育功能衰减的问题。
但同时,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廉政教育的作用,这基于廉政教育本身的特点:第一,廉政教育没有强制性,更多的是引导,而作为人、群体来说是理性的。我们的教育缺乏强制力、诱导性,使一部分人不能通过教育方式解决思想问题。第二,我们的廉政教育某种意义上是抽象的,但利益是现实的。利益冲动可能会使教育失去作用。第三,我们现在的廉政教育还是权力本位主义的教育,社会民主监督机制、社会民主教育机制被边缘化,这样权力教育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内耗问题。
构筑反腐倡廉的道德底线
杨文明(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廉政建设的任务是长期的,急躁是廉政的敌人。
从本质上来讲,好的行政必须有好的道德来维系。伦理学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德哲学,作为道德,它有不同的层面,有可以作为追求目标的高层次的境界,也就是可以从上线形容它,也有起码必须遵循的下线或底线。所谓底线就是最低的限度,是为人处事最起码的准则、最基本的要求,是确定是与非、对与错、道德与不道德的分界线。道德底线时时刻刻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
当前之所以要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道德底线问题,一是由于现实中道德底线的缺失,主要表现为各种制度体系当中道德底线的内容缺失;在行政活动中,道德底线的规范严重缺失;在选拔干部中,道德状况很难量化、把握,也很难落到实处。二是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个角度来看,高度重视领导干部道德底线的问题也特别重要。领导干部的道德实际上是执政道德,直接关系到执政稳定问题。伦理道德是软件,制度是硬件,伦理道德问题与制度相辅相成。一句话,研究、解决道德底线问题既有利于解决或者防控干部腐败问题,也有利于从长远着手解决腐败问题。
领导干部道德底线有着丰富内容,包括人生观的底线、政治底线、道德底线等。作为领导干部,党的干部一定要解决为谁活着的问题,就是为自己活着、为家庭活着,还是为社会活着的问题。如果把家庭和个人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这样的人不合适当官。因为公仆是为公民谋福利的,太过于考虑个人和家庭,最好不要当官。政治底线则有两层意思:一是对社会公认的发展方向和道路是不是尊重,比如说我们现在选的社会主义道路,你尊重还是不尊重。我们现在讲科学发展,你是不是尊重?如果你站在一个位置,不谋其政,没有作为或者作为不了,那就是不道德的。二是用权的底线。民主集中制是我们根本的制度,是用权必须遵从的底线。
筑牢领导干部的道德底线。首先应该明确领导干部道德底线到底在哪。要明确道德底线的边界,它应该就像高压线一样非常醒目,让人一目了然。其次,要加强道德底线教育的力度,除了从小要进行教育,还要抓住适当时机进行教育,如任职、特别是到重要岗位任职时,要加强教育。另外,要设置道德体制的屏障,加强道德风险管理,尤其要发挥家庭在道德底线守护当中的作用。好多领导干部出问题都是因为家庭出问题、家里人出问题了,所以要教育好家人,也教育好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時也让家人成为我们灵魂和行为的第一监督者。
中国廉政教育的体制创新与制度建设
李永忠(中纪委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廉政教育是廉政建设的重要环节。廉政教育的最大失误是缺乏制度这一载体。因此从形势到内容,从对象到目标都需要从载体上进行认真反思。
当前廉政教育既非应试教育,也非素质教育,而是应景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廉政教育基本上是重普及,轻提高;重条例,轻案例;重灌输,轻讨论;重知识,轻能力;重自律,轻他律。廉政教育培训与岗位需求相脱节,廉政教育有对象无重点,常常是领导生病群众吃药。30年来反腐倡廉从侧重惩治,再到注重预防,廉政教育纳入到反腐倡廉的主题当中,但对象设置不科学、重点不突出,导致仆人生病主人吃药。我国现阶段的廉政教育的重点对象常常被冲淡和掩盖,沦落为普通对象,有的甚至以普通对象代替重点对象。另外,廉政教育还缺少教材,现有教材不规范、不系统,甚至有的教材之间观点相左,内容冲突;缺少教员,基本上是临时拼凑而成,缺乏师资体系支撑;没有学习体系,廉政教育无学科支撑。
借鉴国内外廉政教育制度化的历史经验,中国廉政教育的未来发展应当做到内容集约化、方法灵活化、对象重点化、目标导向化、发展科学化,整体上提高廉政教育的科学化水平,空间上由更新个人自律转向更新组织。
领导科学视野下的公仆意识
刘 峰(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导):领导科学应该在廉政教育发挥它特有的作用。领导科学主要研究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是领导者。领导者的角色就是公仆,是服务者,因此要更谦恭、更听话,要守规矩,理解主人的意愿。要有意识地把公仆意识植入到领导科学的教学当中。公仆意识还要和公民意识联系在一起。领导学就是研究如何当好公仆的学问。公仆跟私仆不一样,私仆只要听一个人的就可以了,而公仆要为多个老百姓、多个主人服务,得让主人有尊严,不光让自己有尊严。第二个重点是领导观。强调领导观,要与公仆意识结合在一起。第三个重点是领导力。要把领导能力建设跟作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领导者能力要超过别人,还要到群众中去,得谦虚、低调、公仆、讲伦理。总而言之,领导学有三个重点,一是研究新的领导观,强调公仆意识、世界观、人生观;第二是研究领导力,怎么当好公仆;第三是做一个新的领导者,定位公仆的角色。所谓领导学就是当好公仆的学问。
廉洁政府的伦理原则
李成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导):廉洁政府的伦理思想主要有精神传承性、民族地域差异性、内在进化性、时代创新性等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结合廉政伦理的这些特点,廉政伦理应坚持如下原则:第一,廉政信仰,动力在于和谐理想。理想、信念是人类奋斗的精神动力。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人民英雄就是凭着对理想和信念的坚持才造就了新中国。当前,腐败分子们就是因为丧失了对生活、事业的理想和追求,才逐步走向腐化堕落的深渊。第二,廉政修养,基础在于为政节俭。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政治活动方面,节俭是廉政伦理的基本要求。这是因为,节俭本身会让人造就一种习惯,那就是对于国家资财的重视与珍惜。而这种与铺张浪费相对立的习惯一旦建立,就会成为对腐败强大的精神遏制力量。第三,廉政道德,风气在于善政垂范。廉政伦理建设是国家政治建设的一个组成方面,它属于政治伦理的范畴。政治伦理本质上是强调“善”的政治,是能够充分实现和维护全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政治。对于廉政伦理来说,作为领导者和管理者的率先垂范,是将廉政伦理落实的重要环节。第四,廉政精神,关键在于行政透明。公开透明,是指政治活动在进行过程中要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从制度层面上分析,只有建立有效的让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实行“阳光操作”的制度和机制,才能够让政府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治民者才不敢滥用权力;在伦理层面上进行分析,强调公开、透明应该成为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政务工作的一种习惯性作为,无论是何时何地,凡是对待公共事务时候,就能够自然地对相关利益人、相关协作人等从伦理上应该知情的人进行公开和透明的表示。第五,廉政方向,精髓在于法制约束。要达到对腐败治理的有效效果,伦理和法律是相互支持、互为表里、缺一不可的。而且需要强调的是,法律规约为有效的伦理规约准备了重要的条件。有效的伦理规约无论是在结果上还是程序上,都是需要法律规约作为前提条件的。
政治社会化视角下的廉政教育机制
时和兴(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研究员):廉政教育是惩治和预防腐败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认为,最根本的腐败是金钱的腐败,最要害的腐败是权力腐败,最可怕的腐败是心灵的腐败。
从中央方针看,反腐倡廉的基本框架、廉政体系是教育、制度、监督、改革。廉政教育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我们探索了“六进”的教育机制,即“進机关、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并已经创造出不少好的经验。“六进”考虑到了政治社会化几个主要方面的媒介,但要想让廉政教育真正起到作用,还离不开廉政文化进脑入心的接受机制。从建立健全政治社会化接受机制的角度出发,廉政教育实际上还是一个“五化”的进程,即濡化、教化、内化、强化和涵化所构成的廉政文化社会化过程。濡化机制代表了文化的获取和传承过程,本质上是世代之间的文化遗传;教化机制即教育感化,这是中国特有的教育机制或者政治教育;内化机制是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落实环节,这种机制让政治文化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强化在政治社会化机制中担负矫正功能,主要通过外部因素或环境刺激来引导或改变人们的行为;涵化机制是指文化交往与互动带来的相互适应、相互借鉴效用,是我国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向前推进的重要机制之一。
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看,廉政教育要确实见到成效,就应当在“六进”的同时实现“五化”,即建立起廉政教育的涵化机制以弘扬优秀廉政传统,建立廉洁观念的教化机制以彰显核心价值,建立从政道德的内化机制以净化人们心灵,建立廉洁从政的强化机制以规范政治实践,建立廉政理念的涵化机制以保持廉政文化的先进性。只有这样,让廉政文化真正进脑入心,才能真正建立起廉政教育的长效机制。
廉政制度设计中的人性论假设
靳凤林(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导): 围绕人性和制度伦理关系问题研究成果来看,有代表性的问题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传统伦理当中人性伦理假设,和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的假设之间的关系怎么看。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文化自先秦儒家开始,性善论的立场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成为影响中国制度伦理模式的主要文化理念,但这一文化理念实际上在历史的现实表现中是不成功的。中国历朝历代官员品德有严重的问题,这是导致历朝历代覆灭的重要原因,所以这种人性善的假设存在着根本的问题。
二是西方的人性论设计。西方文化自基督教伊始,就强调人性本恶。从罗马帝国开始,基督徒逐步形成了一种极端消极的世俗国家观,认为世俗国家是人性恶的产物,国家官员皆“无赖之徒”,政府机构是以恶制恶的工具,上帝设立国家的目的是遏止人的罪性,帮助人类获得救赎,从而达到理想的彼岸世界。到了近现代社会,西方政治自由主义完全继承了基督教的上述国家观,同时赋予其全新的内容,将上帝约束国家的使命转换为民意和代表民意的法律约束国家,将教会对国家的外部监督转换为公民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并发展出国家内部权力的分割、制约和均衡理论。
三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主张。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性是具体的、现实的,而不是固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的制度下,塑造出不同的人性来。制度也改变人性、塑造人性,制度和人性是双重关系。所以制度就不能从人性假设角度出发,还是要从现实利益关系出发。
就当代中国来说,在复杂矛盾当中,我认为首先对资本阶层怎么规范,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才是制约资本阶层的重要方面。第二怎么制约权力阶层,就是宪政制度、党政制度和行政制度,关键是民主制度,这是最根本的出路。然后是公民社会制度,真正让老百姓,让大量民间组织发展起来,建立发达的中国公民社会制度,让公民自己站起来、组织起来,参与到反腐倡廉中去。通过公民社会的建立,有序参与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去,这恐怕是制约腐败的最根本的途径。
“廉为法,勤为道”
毛昭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廉政教育的内容可以用六个字表达,就是“廉为法,勤为道”。
廉为法是说廉政教育必须以法律路径解决问题,具体来说有两个内容:一是廉政教育中的廉政实际上是对我们领导干部的最低要求或者最刚性的要求;二是廉政教育过程中我们始终遇到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很多领导干部在权力不大、地位不高的时候廉洁,权大越大、地位越高可能就腐败了。这涉及信仰问题。因此,廉政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廉政的规则作为最低要求。
勤为道就是我们说的廉政。在廉政教育中,不光谈廉,还要谈勤。我们有很多领导干部很清廉,但是仗着自己清廉可能刚愎自用,所以我认为廉政教育不能忽略勤政。廉政教育还需要良好的制度作为资本,或者作为根本,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体系,廉政教育是取不了实效的。比如中央经常谈反腐倡廉存在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实际上这三个概念反映了三个制度存在问题。为什么出现长期性?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叫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最核心的是党的建设,或者党内的民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在我们廉政教育中怎么梳理清楚。反腐倡廉的复杂性,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存在着强势利益集团,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交易。怎么使强势利益集团能量得到衰减,真正构成中国的利益集团的均衡化?我们现在是不均衡的,权力集团掌握公共资源再分配,资本集团通过权力集团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我们的知识集团、劳动集团被俘获和边缘化了。我们经常谈反腐倡廉建设是艰巨的,为什么艰巨就是我们的监督体制出现两难。一方面给我们纪检监察机关权力越大,反过来纪检监察机关可能查出腐败,但纪检监察自身会不会出现腐败?这也是我们在廉政教育中值得思考的问题。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现行制度存在着一些刚性的缺陷,从而导致了廉政教育功能衰减的问题。
但同时,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廉政教育的作用,这基于廉政教育本身的特点:第一,廉政教育没有强制性,更多的是引导,而作为人、群体来说是理性的。我们的教育缺乏强制力、诱导性,使一部分人不能通过教育方式解决思想问题。第二,我们的廉政教育某种意义上是抽象的,但利益是现实的。利益冲动可能会使教育失去作用。第三,我们现在的廉政教育还是权力本位主义的教育,社会民主监督机制、社会民主教育机制被边缘化,这样权力教育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内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