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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几大城市群中，京津冀城市群的行政区划沿革或许是最复杂的。特别是河北省的辖区，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变化过程，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攥紧的空心拳头”状。
昔日，他们原本是一母同胞，在烽火硝烟的革命岁月里，情同手足，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新中国成立后，曾几何时，通县从河北的版图中消失了，昌平也从河北“母亲”的怀抱中离开；接着，是顺义、良乡、大兴、房山。这些地方成就了现今北京六环边的第一圈卫星城。1958年10月20日，河北省的怀柔、密云、平谷、延庆“四兄弟”，也被分离了家乡，从而成就了今日北京的全部版图。与前面“兄弟”们不同的是，这些北部长城脚下的县域，每个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水库。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最大规模的一次扩界，也基本成就了北京现有的行政区划格局。如今，很多人似乎都已经记不起这一颗颗闪耀在北京版图中的璀璨明珠，昔日都曾经是河北“母亲”怀抱中所钟爱的稚子。
天津市曾是河北省省辖市、省会，新中国成立后履行省会职能长达8年之久。直到1966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河北省才将省会由天津市迁回保定市。翌年，天津市恢复中央直辖市。至此，京、津、冀三个独立的行政区划就此固定。然而，三个独立行政区划的形成，并没有改变河北行政区划不断被分割的情况。1973年7月16日，根据国务院关于“将河北省蓟县等五个县划归天津市”的批复，确定从当年8月1日起，将蓟县、宝坻、宁河、武清、静海5县划归天津市领导。其中，蓟县的于桥水库之于天津，类似密云水库之于北京。因此，不难看出，资源的重要性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河北行政区划屡次进行调整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979年6月，又将河北省遵化县的官场、出云岭、西龙虎峪3个公社及石门公社的西果各庄大队，小辛庄公社的景各庄、赵各庄等50个大队的101平方公里划归蓟县。至此，京津冀三省市的行政区划范围才就此确定。而行政区域的不断调整与变更，也使河北形成了中国最大的一块飞地——河北省廊坊市的北三县（三河、香河、大厂）。北京和天津共同把这块属于河北的区域包围了起来，在那里的燕郊镇距离天安门只有30公里。这个距离远远小于密云、怀柔、延庆等北部郊县到城里的距离，经济也比那里更为发达；同样，胜芳到天津的距离也只有30公里左右，远远小于蓟县到天津的距离。
改革开放后，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GDP锦标赛”不断在各地上演。京津冀也未能例外。三地为了各自独立利益的最大化，一度激烈竞争。其中，北京凭借“首都优势”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权，对周边区域产生了强烈的“虹吸效应”。利益的争夺使得三地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化”，北京斥巨资与河北共建京唐港（这也是唐山港改名为京唐港的原因所在），而不用当时距离更近且尚未饱和的天津港，就是三地之间错综复杂利益关系的真实反映。然而，过度的竞争、盲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体系、只顾自己“一亩三分地”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视周边地区发展的狭隘理念，使得三地的发展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举步维艰。北京“摊大饼”式的发展使自己的“大城市病”日渐严重；河北大量的资源和人才源源不断流向北京，导致河北在生存、发展与转型的多重压力下不堪重负；天津亦在转型与发展的路上艰难探索。
究其根本，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多年来一直踯躅不前的原因，就在于各地更关注自己“一亩三分地”利益的最大化，对“得”想得太多，而对“舍”想得太少，没能真正走出“小我”，融入“大我”。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重大国家战略，这一区域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实质是城市群的协同发展；京津冀的深度融合，实质是城市群的深度融合。城市群作為区域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与发展质量。时代在变迁，改革在深化，京津冀三地各自发展中遭遇的瓶颈与困境使彼此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当前京津冀三地改革发展的共同机遇，深刻影响着这一区域在今后一段时期攻坚克难、跨越式赶超的历史进程，也决定着这一区域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更加自觉地把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来实施，涉及到产业、交通、生态等诸多领域。其中，加快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进程，应该成为积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向纵深开展的“牛鼻子”。
构建协同发展战略下的京津冀城市群，要充分认识到相互扶持的重要性。要齐心协力，以“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理念，尊重各自的发展诉求，尊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与要素流动中的根本性作用。只有在协同利益最大化而非个体利益最大化上取得共识，京津冀协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开启“破冰”之旅。
构建协同发展战略下的京津冀城市群，要充分尊重城市发展的自身规律。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构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中小城市的合理体系。统筹京津冀的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群发展的全局性；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群发展的系统性；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群发展的持续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群发展的宜居性；统筹政府、社会、民众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
构建协同发展战略下的京津冀城市群，要以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为突破口。要改变不同层级城市之间发展定位衔接不够、城市群规划结构存在明显断层、京津部分功能交叉、京津冀存在一定程度同质竞争的旧有局面，变革京津两极过于“肥胖”、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的两极化状态，深化三地的联动与全方位合作，加快实现同城化发展。通过对北京、天津、石家庄沿线中小城市的改造和建设，提升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培育一批集聚能力强的重要节点城市，发挥对周边地区的高端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发展壮大石家庄、唐山和保定城市规模，推动区域内城镇、交通、产业的合理布局，促进城镇体系结构的均衡化，实现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形成合理分工和分布布局，打造现代化的京津冀城市群。 构建协同发展战略下的京津冀城市群，要深刻认识到，河北在京津冀格局中所处的虽然是相对弱势，但却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京津冀三地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公共服务水平落差大。2014年，河北人均GDP仅为北京的40%，天津的38%，人均财政收入只有北京的1/6，天津的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北京的55%和50%，分别为天津的77%和60%。同时，河北2014年的人均财政支出只有北京的30%，天津的33%。辖区内没有一所“211工程”高校，2014年每千人口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和职业医师数分别约为北京的1/3和2/3，平均受教育年限比京津落后2～3年。客观分析河北发展的相对弱势，这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诸多现实的因素。按照“木桶原理”，决定一只木桶容积大小的，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河北作为“木桶”中最短的这块板，它的发展程度与高度直接决定了京津冀这个“木桶”的最大容积。因此，按照补齐最短板，谋求协同效应最大化的理念，缩小河北与京津之间的发展差距，除了需要河北自身努力加快发展以外，更重要的，还必须减少京津对河北的“虹吸效应”，实现京津对河北的“虹吸效应”向“辐射外溢效应”的根本性轉变。这就需要通过改革提高经济要素的流动性，促使要素资源在三地间多向流动。尤其需要加快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布局，深化京津对河北贫困县的结对援助，提高其自我发展的能力，推动京津的发展模式从过去的资源积聚型向适当扩散型转变。
今日的京津冀，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历史同源、文化同脉、渊源深厚。同呼吸、共命运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京津冀区域在自然生态、资源供应、经济发展等方面形成了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在经历了不断的困境与反思之后，三地均深刻认识到，京津冀三地就像三个亲兄弟一般，谁也离不开谁，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任何一方无视他方存在价值与发展利益诉求的行为与理念都是画地为牢、自我孤立，注定是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只有打破故步自封的传统模式，以区域利益的协同化、协同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兼顾各地的发展方向与利益诉求，统筹区域的产业布局与城市功能分工，才能构筑新常态下的同生共荣、和谐共进的世界级城市群。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2016年新年贺词一样：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京津冀三地，血浓于水的历史情缘，斩不断的家园情怀，在渐行渐近、渐行渐深化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将更加紧密地团结为一体，坚定协同发展的理念不放松，坚持携手共进、风雨同行，不让任何一方掉队。我们相信，不远的未来，这里将成为崛起于中国乃至世界区域版图中的新的增长极。这里是新希望的沃土，更是新动力的源泉。
（责编 / 傅建芬）
昔日，他们原本是一母同胞，在烽火硝烟的革命岁月里，情同手足，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新中国成立后，曾几何时，通县从河北的版图中消失了，昌平也从河北“母亲”的怀抱中离开；接着，是顺义、良乡、大兴、房山。这些地方成就了现今北京六环边的第一圈卫星城。1958年10月20日，河北省的怀柔、密云、平谷、延庆“四兄弟”，也被分离了家乡，从而成就了今日北京的全部版图。与前面“兄弟”们不同的是，这些北部长城脚下的县域，每个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水库。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最大规模的一次扩界，也基本成就了北京现有的行政区划格局。如今，很多人似乎都已经记不起这一颗颗闪耀在北京版图中的璀璨明珠，昔日都曾经是河北“母亲”怀抱中所钟爱的稚子。
天津市曾是河北省省辖市、省会，新中国成立后履行省会职能长达8年之久。直到1966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河北省才将省会由天津市迁回保定市。翌年，天津市恢复中央直辖市。至此，京、津、冀三个独立的行政区划就此固定。然而，三个独立行政区划的形成，并没有改变河北行政区划不断被分割的情况。1973年7月16日，根据国务院关于“将河北省蓟县等五个县划归天津市”的批复，确定从当年8月1日起，将蓟县、宝坻、宁河、武清、静海5县划归天津市领导。其中，蓟县的于桥水库之于天津，类似密云水库之于北京。因此，不难看出，资源的重要性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河北行政区划屡次进行调整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979年6月，又将河北省遵化县的官场、出云岭、西龙虎峪3个公社及石门公社的西果各庄大队，小辛庄公社的景各庄、赵各庄等50个大队的101平方公里划归蓟县。至此，京津冀三省市的行政区划范围才就此确定。而行政区域的不断调整与变更，也使河北形成了中国最大的一块飞地——河北省廊坊市的北三县（三河、香河、大厂）。北京和天津共同把这块属于河北的区域包围了起来，在那里的燕郊镇距离天安门只有30公里。这个距离远远小于密云、怀柔、延庆等北部郊县到城里的距离，经济也比那里更为发达；同样，胜芳到天津的距离也只有30公里左右，远远小于蓟县到天津的距离。
改革开放后，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GDP锦标赛”不断在各地上演。京津冀也未能例外。三地为了各自独立利益的最大化，一度激烈竞争。其中，北京凭借“首都优势”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权，对周边区域产生了强烈的“虹吸效应”。利益的争夺使得三地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化”，北京斥巨资与河北共建京唐港（这也是唐山港改名为京唐港的原因所在），而不用当时距离更近且尚未饱和的天津港，就是三地之间错综复杂利益关系的真实反映。然而，过度的竞争、盲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体系、只顾自己“一亩三分地”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视周边地区发展的狭隘理念，使得三地的发展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举步维艰。北京“摊大饼”式的发展使自己的“大城市病”日渐严重；河北大量的资源和人才源源不断流向北京，导致河北在生存、发展与转型的多重压力下不堪重负；天津亦在转型与发展的路上艰难探索。
究其根本，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多年来一直踯躅不前的原因，就在于各地更关注自己“一亩三分地”利益的最大化，对“得”想得太多，而对“舍”想得太少，没能真正走出“小我”，融入“大我”。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重大国家战略，这一区域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实质是城市群的协同发展；京津冀的深度融合，实质是城市群的深度融合。城市群作為区域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与发展质量。时代在变迁，改革在深化，京津冀三地各自发展中遭遇的瓶颈与困境使彼此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当前京津冀三地改革发展的共同机遇，深刻影响着这一区域在今后一段时期攻坚克难、跨越式赶超的历史进程，也决定着这一区域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更加自觉地把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来实施，涉及到产业、交通、生态等诸多领域。其中，加快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进程，应该成为积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向纵深开展的“牛鼻子”。
构建协同发展战略下的京津冀城市群，要充分认识到相互扶持的重要性。要齐心协力，以“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理念，尊重各自的发展诉求，尊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与要素流动中的根本性作用。只有在协同利益最大化而非个体利益最大化上取得共识，京津冀协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开启“破冰”之旅。
构建协同发展战略下的京津冀城市群，要充分尊重城市发展的自身规律。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构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中小城市的合理体系。统筹京津冀的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群发展的全局性；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群发展的系统性；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群发展的持续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群发展的宜居性；统筹政府、社会、民众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
构建协同发展战略下的京津冀城市群，要以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为突破口。要改变不同层级城市之间发展定位衔接不够、城市群规划结构存在明显断层、京津部分功能交叉、京津冀存在一定程度同质竞争的旧有局面，变革京津两极过于“肥胖”、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的两极化状态，深化三地的联动与全方位合作，加快实现同城化发展。通过对北京、天津、石家庄沿线中小城市的改造和建设，提升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培育一批集聚能力强的重要节点城市，发挥对周边地区的高端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发展壮大石家庄、唐山和保定城市规模，推动区域内城镇、交通、产业的合理布局，促进城镇体系结构的均衡化，实现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形成合理分工和分布布局，打造现代化的京津冀城市群。 构建协同发展战略下的京津冀城市群，要深刻认识到，河北在京津冀格局中所处的虽然是相对弱势，但却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京津冀三地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公共服务水平落差大。2014年，河北人均GDP仅为北京的40%，天津的38%，人均财政收入只有北京的1/6，天津的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北京的55%和50%，分别为天津的77%和60%。同时，河北2014年的人均财政支出只有北京的30%，天津的33%。辖区内没有一所“211工程”高校，2014年每千人口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和职业医师数分别约为北京的1/3和2/3，平均受教育年限比京津落后2～3年。客观分析河北发展的相对弱势，这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诸多现实的因素。按照“木桶原理”，决定一只木桶容积大小的，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河北作为“木桶”中最短的这块板，它的发展程度与高度直接决定了京津冀这个“木桶”的最大容积。因此，按照补齐最短板，谋求协同效应最大化的理念，缩小河北与京津之间的发展差距，除了需要河北自身努力加快发展以外，更重要的，还必须减少京津对河北的“虹吸效应”，实现京津对河北的“虹吸效应”向“辐射外溢效应”的根本性轉变。这就需要通过改革提高经济要素的流动性，促使要素资源在三地间多向流动。尤其需要加快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布局，深化京津对河北贫困县的结对援助，提高其自我发展的能力，推动京津的发展模式从过去的资源积聚型向适当扩散型转变。
今日的京津冀，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历史同源、文化同脉、渊源深厚。同呼吸、共命运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京津冀区域在自然生态、资源供应、经济发展等方面形成了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在经历了不断的困境与反思之后，三地均深刻认识到，京津冀三地就像三个亲兄弟一般，谁也离不开谁，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任何一方无视他方存在价值与发展利益诉求的行为与理念都是画地为牢、自我孤立，注定是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只有打破故步自封的传统模式，以区域利益的协同化、协同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兼顾各地的发展方向与利益诉求，统筹区域的产业布局与城市功能分工，才能构筑新常态下的同生共荣、和谐共进的世界级城市群。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2016年新年贺词一样：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京津冀三地，血浓于水的历史情缘，斩不断的家园情怀，在渐行渐近、渐行渐深化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将更加紧密地团结为一体，坚定协同发展的理念不放松，坚持携手共进、风雨同行，不让任何一方掉队。我们相信，不远的未来，这里将成为崛起于中国乃至世界区域版图中的新的增长极。这里是新希望的沃土，更是新动力的源泉。
（责编 / 傅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