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勒的故事是让我感受到最长久痛苦的一部作品
　　编者按：82岁的托马斯·基尼利是澳大利亚国宝级作家，除了在澳大利亚本土获得无数奖项之外，他还三度入围英语文学界最高奖——“布克奖”最终名单，1982年凭借《辛德勒名单》一书折桂。《辛德勒名单》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荣获当年七项奥斯卡奖。本文基于他2017年5月在上海“澳大利亚文学周”期间的演讲和采访。
　　
　　1980年，我在美国参加一个电影节，结束后要回澳大利亚去。当时从美国飞澳大利亚的航班一周只有三班，所以我只好在洛杉矶等飞机。
　　这期间，我的箱子坏了，于是我就去了比弗利山庄的一家皮具店买新的箱子。在那里，我和店主攀谈起来，听说他曾在一个名叫辛德勒的劳工营里呆过。
　　交谈久了，他发现我是一名作家，就把我带到后面的皮具修理房去。在那里，我见到了他的妻子和两只柜子，里面塞满了用各种语言写成的关于辛德勒的各种文件。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辛德勒名单的副本，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恐惧——为什么欧洲人当时会觉得犹太人像病毒一样，必须被赶尽杀绝？
　　后来我去采访了一些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大屠杀幸存者，慢慢地被这些故事迷住了。让我最感兴趣的是，我们所看到的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暴行，并不是由一些很坏的人，而是有理智的人来执行的。这是整个故事中让我觉得最恐惧的部分。
　　我写作这本书是在悉尼海滨，距离当时可怕的罪行发生地非常遥远。但即便如此，这些故事仍然会给我带来噩梦，哪怕我在理智上已经停止了写作。这个恐怖的过程，一天24小时都伴随着我。这就是为什么这部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生了一场危机——我感到没有信心把这部小说写完，而且对人性非常绝望。
　　我在一生当中写过很多痛苦的小说，但辛德勒的故事是让我感受到最长久痛苦的那一个。
　　当然，作者所经历的噩梦，比起当事者来说根本不值一提。我曾经遇见一位富裕的猶太女士，她说自己从来都不敢不带着面包出门。虽然她在理智上知道党卫军已经不再存在，再也不会有人把她从交通工具上拦截下来，强迫她下车铲雪，但是她仍然不敢不带面包就出门。
　　现在世界上仍然有1600万难民，而且还在增加。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被重读，并且带来新的意义。我们常常会因为陌生人跟我们表面上的不同而去憎恶他们，但却很少会想到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人”，应该为这种共同性感到开心。当今这个时代，很多方面似乎又在接近二战时期那种人与人互相憎恨的情景，我希望我们不会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