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初无定法，写的人多了，渐渐就生出许多法来。例如在律诗写作方面，有“起承转合”，有炼意，有炼字；在古文写作方面，有关于如何立意、如何转笔的各种操作手册，总而言之就是令人眼花繚乱。
　　诗文写作有法，这不是一件坏事，起码能够方便初学者避走弯路。比如“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两句诗里面，“万里”与“百年”对仗，就暗含了这样一个不成文的方法：撰写对仗的时候。最好要错开门类，让意脉延展开去。
　　这种思路，在具体写作上的表现就是：如非必要，尽量不要以时间对时间、地理对地理。像“年年”对“代代”、“四海”对“九州”，都不是高明的对仗。
　　不过，通行的蒙学书籍，所开示的对仗方法却与上述思路迥异，例如《声律启蒙》说：“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所列举的对仗，多是同门类里的词汇。
　　两种方法，哪个更好？这是不能遽尔断定的一件事，还得看作品具体是怎样表达的。
　　譬如老杜的诗句“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海”与“江”属同一门类，但是“海内”和“江干”在意思上差别很大，所以这个用法并不妨碍它们是好句。
　　另一方面，像“浮云”与“落日”这种对仗，尽管不是李白首创，但他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享有盛名，因此这一对仗不仅不能成为法式，后人更应尽量不用。然而在王安石的诗集里，却屡见这种对仗：“浮云带田野，落日抱汀洲”、“浮云堆白玉。落日泻黄金”、“浮云连海气，落日动湖光”……这些句子，不免为“行货”（次货）了。
　　总的来说，诗文不能无法，但不可有定法。然而偏偏有不少人，把先贤的作品当作定法，例如逢“年”就必以“里”对仗，其实能够与“年”对仗的字还有许多。至于逢“百年”就一定以“万里”对仗的，亦不在少数。对前人的作品舍神取貌，古人多有此举，例如在李白身后，不少文士提笔，不用上几个“君不见”，就简直不能写诗了。
　　至于在作品赏析方面，若是眼光细密，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史记》写战国四公子，信陵君在《魏公子列传》，其他三公子则在《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春申君列传》。对于司马迁的这个做法，清人何焯的《义门读书记》说：“于四君子之中独书之曰‘魏公子’，以为国之存亡所系也。”
　　此说不见得符合情实：信陵君固然身系魏国的存亡，但春申君何尝不是深切影响着楚国的命运？司马迁对四公子称呼的差异，只能说明他确实比较喜爱信陵君。何焯这个意见，求之过深，反而不太立得住。
　　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学作品有其偶然性以及不可复制性。《史记》里有这样一个片段：贯高设伏要谋杀刘邦，刘邦经过险地的时候突然“心动”，然后离去，得免一难。
　　刘邦为何会在危险降临的时候“心动”？司马迁不知道，恐怕刘邦也不知道。我相信世间的不少好文字，是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突然“心动”，忽然偏离原定思路而写出来的，就连作者本人，都极可能说不清楚这种情况。
　　所以对于前人的文字，分析得太细密，又或是据之以为写作成法，都是值得警惕的事。文法宜疏不宜密，毕竟每一个写作者，都需要“心动”的空间。